陈宝良：明代工匠知识人及其知识世界

工匠位居“四民”之一，是一种专业人员。尽管匠艺属于专业知识，但就工匠整体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仍未接受过初步的人文教育，不可一概将其归入知识人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工匠群体中的一些名匠，他们不但拥有精湛的职业技能，而且具有很高的人文知识水平，甚至可以吟诗作赋。随着工匠与士大夫的互动，名匠或出仕做官，跻身于士大夫的行列；或与士大夫交游，模仿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进而成为职业知识人。这可以称为“工匠知识人”。

工匠与士大夫之互动

明代有一个现象颇有意思。一方面，文人学士为人龌龊鄙诈，如同驵侩；另一方面，技艺之人却为人精雅淳朴，反而具有士人之风。这无疑是经社会互动之后开始出现的社会群体分化现象。

按照传统的观念，工匠通常会被士大夫鄙视，甚至称为“贱工”。然从明代的实际来看，有些工匠不再安于原本的贱者身份，而是凭借自己的技艺，主动与公卿大夫交往，甚至不惜谄事权势太监。这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作为佐证。如正统年间，宦官王振得到明英宗的宠幸，专擅威福。有一位工匠，谄事王振，“与为赂阶”。于是，前往这位工匠之门的人犹如市朝。自爵位公以下的官员，大多折节与这位工匠相交。后土木之变，导致英宗北狩，王振伏诛，戮及其党。这位工匠因为所交者仍然在位，最终得以免除处死。这位工匠曾刊行过《怡寿堂诗集》。诗集所收，均为一时名卿、才士、大夫所作之诗，大多讳言工匠之贱，甚至“妄称其贤”。按照传统的四民观念，工匠不过是“民之役”，“士且不与之齿也，况大夫卿乎？”这显然很让杨守陈感到疑惑，但确实是明代的一种实况，即士大夫与工匠交游成风。

工匠凭借自己的技艺而与士大夫交游，固然是出于好名的心态，但确实也是因为他们精巧的技艺而引得士大夫的尊重。据篆籀刻印艺人李根的揭示，自嘉靖、隆庆以后，刻印的工匠趋于好名，通常假造数方古代的印章，首列“诸巨公数章”，再索取“李大泌、王太原一叙”，即可刊刻成印谱，且以作者自命。可见，工匠成名，显然很难离开“巨公”的揄扬。事实确实如此。如石工章文，即借助文徵明的名声而得以闻名。文徵明所书小楷，极其精妙。在正德、嘉靖年间，士大夫凡是有阡表墓铭，必定乞求文徵明手书，而后镌石以行。当时有一位石工章文，即章田、章藻的祖先，凭借与文徵明的交往，而得以“售其技”。换言之，凡是文徵明手书的阡表墓铭，必定由石工章文镌刻。正德三年（1508），苏州人卢雍作诗赠予章文，从中可知，章家世代从事镌勒之业，以铁笔当畲菑。章文的祖父，专工“松雪体”，即赵孟頫体。到了章文之父，名气更大，甚至为邻近之府所推崇。章文在成童之时，就学习并掌握了刻石巧技，进而受到文徵明的器重。每当文徵明应客人之请，被索求手书阡表墓铭，必先问刻者为谁。一旦客人说将交给章文镌刻，文徵明方答应手书。诗中最后云：“文书亦文刻，姓名雅相宜。附丽用不朽，百世允为期。”石工章文借重文徵明之名而得以闻名，堪称一诗定谳。

技艺之人与文人士大夫之间，多有书信往来。据李日华载，他曾收到过昊十九寄来的书柬。工匠在与士大夫的交往过程中，有时又充当传递书信的使者。冯梦祯曾有如下记载：“八月初三，卧中闻雨滴。得莫廷韩六月书，笔公某赍至。”可见，这位笔工就是莫廷韩与冯梦祯之间传递书信的媒介。

明代工匠技艺之流与士大夫交游，蔚然已成一时风气。据李日华记载，当时苏州有一位擅长酿酒的张翁，住在虎丘傍。家中所酿之酒，行销大江南北数十府州。张翁好雅，家中庭院，遍植名卉。每次遇到高流胜士，“即衣逢迎，留饮竟日”，且以山海珍品招待。李日华两次醉饮其家，并以诗相赠。王世贞收藏古迹最多，尤其看重装潢。有一位姓强的工匠，精于装潢之艺，王世贞将他延为上宾，让他居住在自己的家里。又有一位汤姓的工匠，同样擅长装潢之艺。汪景纯在南京得到王羲之的真迹，就聘请汤氏加以装潢，甚至“厚遣仪币，张筵下拜”。又苏州有一位装潢工匠庄希乔，寓居在南京，名声与汤、强相埒，为人慷慨诚笃，“士大夫多与之游”。从冯梦祯的日记可知，冯氏交往的刻工有一位朱生，冯氏曾托他刊刻佛教典籍，包括《中峰广录》《成唯识论》《大慧年谱》《宗门武库》等。宜兴茶壶制作名家时大彬，不仅所制砂壶极其精工，而且时常穿着“巾服”，“游士夫间”。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江西景德镇瓷器制作名家昊十九。此人“文雅好吟”，喜欢绘画，书法摹仿赵孟頫，甚至得到不少文人士大夫的赠诗。御史樊玉衡赠诗云：“宣窑莹薄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小诗清动人，匡庐山下时回首。”李日华赠诗云：“一室萧然隐市廛，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新会人陈孟长，不仅制作器皿巧妙绝伦，精益求精，而且“深湛好书，工吟咏，妙于集古”，匠艺与吟咏，被黎遂球誉为“双绝”，巨公贵豪“多思与孟长游，而得其绝伎以为快者”。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像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篃箓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均凭借刻竹、髹漆、冶铜、窑器诸技，“名家起家”，甚至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由此足以证明以下事实：天下不论何物，都可以“贵人”，只是人难脱“自贱”的自卑意识而已。工匠作为“贱工”，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即为典型的例证。

一方面，工匠凭借自己出色的职业技能与业余的诗文爱好，得以与士大夫交游；另一方面，士大夫却在修齐治平之外，致力于诸多技艺的探究，由此导致士大夫业余精神的勃兴。这就引发了关于士人“本业”的讨论。元朝人赵孟頫在给他人的书信中，自述自己的爱好泛滥，且颇有自悔之意。换言之，赵氏除“读书属文”之外，不免又有诸多的“杂好”。这些其他爱好，包括弹琴、绘画、吹箫之类。众所周知，赵孟頫以临池之长而为人所称道，但赵氏未及书法一事。可见，在赵孟頫的眼里，书法与“读书属文”一样，属于“士人本业”。

明人沈德符以“缙绅余技”概括士大夫业余精神之勃兴。所谓“缙绅余技”，大抵是指士大夫安享太平之乐，纷纷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寄之剩技”，即各自有业余爱好，甚至达到专精的境界。如吴国伦擅长击鼓，技艺高超，甚至到了渊渊有金石声的境界；苏州一带的士大夫，大多留意声律，如太仓人张新、吴江人沈璟、无锡人吴澄时，无不工于度曲。每次广坐命妓之时，即使老优名娼，亦多皇遽失措，真可谓不减江东公瑾。在京城，驸马王昺、锦衣卫指挥张懋忠等人，亦是擅长蹴鞠，堪称精绝。

仔细考察明代士大夫的业余精神，大抵集中于书画、文具、器械诸方面，甚至不乏精于卜筮、禄命之学的例子。

清人钱泳有言：“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抛开“直声廷杖”不言，所谓“以书画名家”，显已一语道破了明代士大夫业余精神之勃兴。钱氏之论的依据，显然是指如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吴宽、李贞伯、陆子传、王雅宜、张东海、娄孟坚、陈鲁南、王百谷、周公瑕之流，无不以善书著称一时，且所书成为当时案头的珍玩。事实确乎如此。明代苏州善于书画的名流，如文彭、王宠，都是精通画学，显然是受到了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传习熏陶。此外，如刘基之精于山水，酷似李营邱；岳正之精于蒲桃，几同温日观；王直工于绘事，尤非后生所知。又据董其昌的说法，当时以山水画著称的士大夫，分别有邹迪光、郝敬、米万钟、李日华等，无不是“寄尚清远，登高能赋，不落画工蹊径”。

士大夫精于文具制作，则可以沈炼、周岐凤两人为例加以说明。史称沈炼因得罪权臣严嵩，系狱长达18年。在狱期间，读书之暇，旁攻匠艺，不用斧锯，仅以片铁日夕磨琢。沈炼曾以尺许香楠为材料，雕琢文具，制成三个大匣、七个小匣、二个壁锁；又用棕竹数片，制成扇子一把。其制作之精好，巧匠都叹为弗如。此外，沈炼以粥炼土，经过数年之久，制为两只铜鼓，可以声闻里许，品质远胜暹罗铜鼓。周岐凤不但能诗，而且深具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屦悉自制，良工莫及”。此外，陈子升“善篆刻”，曾有《四面石章赋》。从中可知，其篆刻之艺，“祖述秦汉，旁搜书契”。陈氏对篆刻有一套精湛的理论。一方面，他最为看重的还是“披文游艺”，而不是“刻意龟驼，殚精绾纽，不解六书，徒作矫揉”；另一方面，他又无取于“玩物丧志”，仅仅将篆刻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而已。

士大夫深具巧思，精于器械制作，则以黄子复、严宾为典型。史称黄子复，擅长巧思，所制木偶，凭借机关运作，无异于活人。他曾用木头制作一个美女，手捧茶橐，可以自行移步供客。客人举瓯啜茗，即站立以侍，茶瓯返于橐，即转过其身，仍内向而入。又制作了一个小木偶，在席间以木偶传觞。其行止一视觞之举否，周旋向背，不借人力。此外，他还用木头制成一犬，上面蒙上真皮，犬口可以自行开合。在牙端攒聚小针，可以衔人衣裔，挂齿不脱，与真犬一般无异。严宾在正德、嘉靖年间曾为府学生员，后因哄闹提学御史，被褫夺生员科名。史称其字法米帖，粗能写诗及画兰竹，收藏古法书名画颇多。严宾又精于制作，所制藤床、藤椅，均以藤制成，不加寸木。他还制作了枣根香几，天然为之，不加凿削，最称奇品。此外，他又精于煮茶，所用茶具，无不佳妙。星相、堪舆，均可归于术数之学，非儒家倡导的正学。反观明代的士大夫，却对这些术数之学，“人人能讲，日日去讲”。朱升、万祺的例子，已经足证此说不诬。史载朱升博综群书，即使是数学、卜筮，亦“靡不精究”。史称万祺少时曾遇到异人，传给他《禄命法》一书。经过钻研，万祺精通其学，“以卜公卿贵人，多奇中”。

工匠知识人化

揆诸明代史实，显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工匠不再是一种“贱工”，而是日趋知识人化。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由于科举仕途受堵，很多读书士子转向工匠技艺之学，借此糊口。读书士子加入工匠群体，无疑从整体上提升了工匠的知识水平。明代科举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取士有限额。当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转向科举一路时，再加之取士日隘，导致帖括不售，士人没有上升的阶梯。这些“失职之士”，再无务农的经验，为了糊口，只好抛弃经生之业，“不得不去而工艺”。他们所从事的工艺，以书画、图章、词赋居多，其中“托于印章以为业者十而九”。落魄士子大量加入工匠艺人的队伍，至少说明以下两点：一是这些人均属聪明颖异之士，被世人称为“有用才”。一旦不遇于时，只能凭借技艺糊口或者出名。这无疑是一个时代悲剧。二是以刻印一技而论，明代存在着这样一种风气，即很多人本身不能辨别古代的书帖、周秦的彝鼎，但是假充博雅，故意装作喜欢印章。这就导致刻印工匠可以借此糊口。史料称：“好者恃名，而习者恃糈；好者以耳食，而习者以目论。”随之而来者，则是有大量一丁不识之夫，从事刻印之业。数量不小的落第士子加入刻印行业，对于提升刻印艺人的知识水平大有裨益。

其二，工匠日趋文雅，进而成为“布衣雅宗”。明代工匠能诗，不乏其例。嘉定刻竹，最为闻名。有名的雕刻竹子的工匠，则为朱氏祖孙三代，分别为：朱鹤，号松邻；子朱缨，字清父，号小松；孙朱稚征，号三松。三人“皆读书识字”，雕刻仅仅是一种游戏之业。尤其是朱缨，为人有文采，有专门的诗稿传世。有人称其诗有“白香山遗风”，归庄称其诗“风流洒落，任意抒写，有自然之致”。京山人李东白，“隐于衣工”。东白能诗，尤以《登黄鹤楼》七律最佳。诗云：“西望家山一改容，白云飞尽楚江空。兴饶老子胡床上，秋在仙人铁笛中。鄂渚霜花沿岸白，汉阳枫树隔江红。倚阑拍手招黄鹤，千古登临感慨同。”其中“秋在”一句，被人称为“千古绝唱”。木匠萧诗，不但能诗，而且有诗集《释柯集》《南浦集》流传于世。萧诗，字中素，号芷崖，居住于松江府华亭县之壮行镇。萧诗以攻木为业，博学能文，尤长于诗。斤削之暇，间以吟咏，被人称为“盖吕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艺隐者也”。萧诗吟咏佳句，五言诗有“辽海吞边月，长城锁乱山”；七言诗有“山寺落梅伤别易，天涯芳草寄愁难”。尤其是墨工方于鲁，其人善诗，不可仅以墨工视之。据屠隆的记载，方于鲁集众艺于一身，分别为：一是制墨。屠隆称道：“足下墨远绝韦仲将、李廷珪，令千秋而下，得见方于鲁墨一枚，如古人不死。”二是刻《墨谱》。屠隆称道：“承惠《墨谱》，搜罗古今名相。精丽神秀，当是天壤间一种奇刻。”三是刻印。屠隆云：“又承为老母作寿章。”四是诗歌。屠隆称道：“足下诗品，的然晋唐。”五是云笺。屠隆云：“可能以自作云笺远寄不慧否？”方于鲁著有《佳日楼诗集》12卷、《续集》1卷、词1卷。梅季豹评论其诗，称有“唐人风”；屠隆称方于鲁之诗，模拟汪道昆，且并不尽似汪道昆，是“布衣一雅宗”。朱彝尊在《明诗综》中，选录方于鲁所作诗2首。一首是《送张山人归越》诗，云：“雉子班班麦正齐，黄梅四月雨凄凄。新安江上携尊酒，送汝看山到浙西。”另一首是《璞石席上作》诗，云：“十年不惯出家门，千里来逢故旧存。正值江干春未晚，蒌蒿荻笋煮河豚。”

其三，技艺之人冒称“山人”，且模仿文人生活样式，自取别号，以示雅致。以冒称山人为例，如有一位邓北峰，从洪朝选的赠诗中可知，他藏身于市肆，职业行医，稍通乡儒之书，且自称“山人”。这是医者冒称山人之例。又据钱澄之的记载，著名的造园垒山工匠张涟，亦冒称山人，被钱氏称为“张南垣山人”。以工匠取有别号为例，如前述东门王姓皮工，乞求丰坊替自己取别号，丰坊给他取别号“闌坡”。又太仓有一位王姓皮匠，凭借皮工起家为巨富。为此，建造一楼，乞求吴伟业题写榜额，吴氏题名为“闌玻楼”。这同样是皮匠取有斋室号的明证。

工匠的知识世界

细究工匠的知识世界，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专业知识，即以各色匠艺为基础的经验性知识；二是业余知识，即工匠为了附和士大夫的情趣，泛读儒书，吟诗作赋。

明代工匠凭借其专业性的精湛技艺，已被士大夫视为一种“绝技”。此类绝艺，尤以苏州工匠居多。王世贞、张岱各自如数家珍，一一道出。王世贞所列苏州绝技，有陆子刚（或作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之治扇，周治之治商嵌，以及徽州歙县吕爱山之治金，王小溪之治玛瑙，蒋抱云之治铜。张岱所列苏州绝技，有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两者所列，人名、技艺或稍有差异，但基本代表了当时苏州工匠的绝技。至于姚旅所列“今世绝技”，则并不限于苏州，主要有胡长白、吴文中、胡可复之山水，丁南羽之白描佛像，何雪渔之石篆，时大彬之砂壶，胡竹亭之磁香炉。此外，尚有曾波臣之小像,洪仲韦之小楷,黄允修之篆石，亦均称于一时。

诸如此类的绝技，显然代表了明代工匠的专业知识。名匠凭借专业的知识技能，匠心独运，进而造就了天下闻名的物质文化。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良工苦心，应该说已经达臻技艺之能事。工匠制作的器物，其中的厚薄浅深，浓淡疏密，恰好与后世赏鉴家的心力、目力，针芥相对。这显然已经超出一个工匠的技能，不可轻易视为“技”，而是可以上升到“道”，此即“技也而进乎道”。换言之，工匠的绝技不只是一种专业的知识体系，同样也是一种可与儒家之道并行不悖的知识体系。二是工匠凭借精巧的技艺，使自己的产品价格大涨，甚至比“常价再倍”。随之而来者，则是工匠社会地位的提升，甚至有“与缙绅坐者”。

工匠的专业知识，经过他们的匠心独运，一旦成为物质产品，随即可以成为左右天下审美趋向的“时尚”。在明代，作为苏州工匠专业知识外在表现形式的物质文化，显然已经开始操持海内上下之权。随之形成这样一种风气：苏州人以为雅的，则“四方随而雅之”；苏州以为俗的，则四方“随而俗之”。这种风尚不仅流行于海内，甚至慢慢流入“宫掖”，使民间物质文化与宫廷物质文化出现一种互动的景象。

明代工匠的业余知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好儒、崇儒，甚至自称“儒匠”。如浙江平阳专出小木匠，其中有一位木匠陆大材，颇谙文墨。所运之斧，自称为“儒斧”，且自称“儒匠”。他曾替一所道院督工。道纪司都纪徐碧溪戏谑道：“手执儒斧，君子儒？小人儒？”陆大材随声应道：“身穿道衣，畜生道，饿鬼道？”反唇相讥，足见木匠有着很好的儒家人文知识底蕴。二是好风雅，吟诗作赋。如南京人邓元哲，是一位雕版印刷的雕工，曾替归庄刊刻《唱和集》，刻工精好，可见属于“技艺之人”。邓元哲为人淳谨，与各位名士及方外僧道交游，又粗能作诗，被归庄称为“有士人之风而超于伦辈者也”。

进而言之，一旦工匠的专业知识越发趋于精湛，并得到士大夫的认同，随之使“技”与“道”之间的界限得以打破，专业知识与儒家人文知识两种知识体系趋于合流。一方面，儒者之学，绝非自我设限的空虚之学，而是无往而不学。即使像象棋、双陆之类的“一艺”，若是存心究之，同样可以“推其术以应世”。换言之，所谓“技”，并非只是一个“俗”。如书、射，本来就是儒家的“正经学问”，属于儒家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即使像琴、弈之类，同样近于雅。若能精熟于此，从中可以获道。另一方面，“道”与“艺”并非畛域井然，而是两者可以混为一体，即道亦艺、艺亦道。道与艺，看似不同，有精粗、内外、大小、本末之辨，实则“视乎学者之所得而已”。

（本文摘自陈宝良著《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