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童年：城乡之间的流动与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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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是指12周岁以下、处于学前及小学阶段，随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离开户籍所在地，在流入地居住生活并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
他们是中国家庭化城镇化进程中数量庞大的未成年群体，在进入少年期之前，便已完成故土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切换。
在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青壮年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逐渐从个体外出转向家庭化随行，低龄儿童的童年轨迹也随之在故土与城市之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记者丨余俪言 赵荣翠 沈利平 谭小青
编辑丨赖长兰 杨艺 张梓霖 黄鸿毅
01
故土的留守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中西部乡村的清晨，大多由祖辈的劳作声开启。天刚亮，爷爷奶奶便要下地干活、操持家务，年幼的孩子或被托付给邻居，或被留在家里，稍大些的，便跟着祖辈一起出门。对于12岁以下的孩子而言，父母不在身边，不过是日常的一部分。
嘉仪的童年记忆，始终和爷爷奶奶绑定，她在瑞林老家的自建屋里长大，屋子挨着乡间小路，出门便是田地。
爷爷每天骑着一辆后座绑着简易座椅的老式自行车，接送她上下幼儿园。奶奶操持三餐与家务，管教比较严格，嘉仪调皮犯错时，难免会有训斥，爷爷总是从中调和，护着她。
家里陈设简单，客厅只有一张掉漆的方桌，几把木椅靠墙摆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常年开着，声音忽大忽小。嘉仪写作业时，奶奶在灶台前炒菜，油烟顺着门口往外飘。
与父母的联络，是童年里稀缺的片段。小时候，嘉仪和父母几乎没有相处的机会，那时农村家庭的通讯工具以固定电话为主，父母在外务工，大多使用公共电话，但“公共电话要花钱”，嘉仪说，只有逢年过节他们才会和家里通话。
后来家里条件好转，有一年春节，父母和家里视频通话，“因为网不好，画面很模糊，声音也断断续续的。我知道屏幕里的两个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我就是无法自然地喊出称呼”，嘉仪说，“我发现人和人之间不喊称呼也能沟通”，她不在意地笑了笑。在后来的成长里，她和父母沟通都是直接对话，从没喊过“爸爸妈妈”。
这种亲子间的疏离，在当时的留守家庭中并不少见。
江西南昌市南昌县的乡村，是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区域，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小橘子曾参与当地留守儿童评估项目，入户走访了数个12岁以下的留守家庭。
据她回忆，大部分孩子由祖辈照料，祖辈的精力主要放在满足孩子的温饱、接送上下学等基础生活上，对于孩子的心理情绪、学习状态很难持续关注。
▲小橘子在南昌县走访留守儿童家庭
有一户家庭让小橘子印象深刻：家里有两个女儿，大的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小的三岁，还未进入幼儿园。孩子的母亲有精神障碍，无法承担照料责任，父亲常年在广东务工，一年只回来一次。爷爷奶奶白天大多时间在田里，姐姐便成了妹妹的“家长”。
走访人员上门时，妹妹在院子里的三轮车上睡着了，额头冒着细汗，手里攥着一个已经起毛的布娃娃；姐姐蹲在地上，一手摇蒲扇一手扶车沿。面对陌生人的询问，姐姐只是低着头，偶尔小声回应一两个字。
这一时期，孩子留守在乡村，背后是许多家庭难以突破的现实限制。
2001年之前，城市公办学校的入学资格与户籍高度绑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无法直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部分城市虽有打工子弟学校，但办学条件有限且不稳定，高额的借读费更是普通务工家庭难以承担的开支。
早期务工家庭收入微薄，仅能维持个人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若携带年幼的孩子一同生活，托管、医疗、教育等支出会让家庭经济瞬间陷入紧绷。“打工在城市，生活在乡村”的二元模式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当时的育儿观念更侧重“养活”而非“养好”。父母外出赚钱，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就是多数家庭履行责任的核心方式。
孩子有饭吃、有衣穿、有人照看，已经满足了成长的基本要求，至于童年阶段的亲子陪伴、情感建立、性格培养，尚未成为家庭关注的重点。亲情分隔带来的心理影响，被视作外出谋生的必然代价，很少被家庭与社会正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低龄留守儿童成为乡村的普遍群体，他们的童年缺少父母的日常陪伴，情感表达内敛，学习缺乏有效辅导。
隔代照料的局限、亲子沟通的缺失，成为这一代孩子成长中共同的印记。这些经历是城镇化初级阶段的普遍社会现象。
02
随迁入城
改变始于政策的逐步调整。
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确立“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明确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保障范围。
2003年，全国范围内取消流动儿童入学借读费，城市公办学校的大门，正式向外来务工子女敞开。2006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保障流动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户籍与教育捆绑的坚冰逐渐融化。
政策的松动的同时，务工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步提升，就业稳定性增强，部分家庭逐渐有能力承担全家在城镇的基本生活开支。
更关键的是，新一代父母的育儿观念发生了明显转变，意识到童年阶段的亲子陪伴不可替代，即便在城市生活辛苦，也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
越来越多低龄儿童开始跟随父母离开故土，进入务工城市生活，从留守儿童变为流动儿童。这一转变，更像是缓慢的渗透，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贵州锦屏县的小七，是较早一批跟随父母流动的孩子。她六岁随父母来到江苏扬州广陵区的小镇。父母在当地工厂务工，母亲是机械装配员，父亲是技术岗，收入不算高，刚好够支撑起一家三口的生活。
小镇不大，基础设施却很完善，超市、公园、学校一应俱全，从出租屋走到学校不过十几分钟。小七每天自己上下学，有时会和附近几户人家的孩子一起。放学后，她常常在楼下等父母下班，厂区附近的空地上，总有几拨孩子在追逐打闹。“我那时候可喜欢和比别人一起跳房子”，小七回忆道。
▲孩子们结伴玩耍 图源百度百科
整个小学阶段，她都在当地公办学校就读，未因外地户口遇到入学阻碍，老师和同学也从不对她区别对待。放学回家就有热乎的饭菜，遇到学习上的问题随时问父母，周末一家人会一起在小镇周边逛逛，虽然一直租房住，生活不算宽裕，但好在安稳。
即便后来为了中考不得不返回贵州老家，在扬州的日子，依然成为她成长中重要的支撑，“现在不时就会想起，总觉得虽然稀疏平常，却是童年里很美好的回忆”，小七朝记者笑道。
▲cici父母曾务工的木材加工厂
福建漳州市诏安县的木材加工厂聚集区，是另一群流动儿童的成长地。锯木与刨板的声响从早到晚不曾停歇，厂区边缘一排排蓝白活动房挤挤挨挨，cici的童年便是在这片烟火气里度过。
cici两岁多时随父母来到诏安，父母在当地刨板厂务工，一家人挤在工厂提供的活动房里。一间小屋勉强容纳全家四口，床铺、炊具、衣物堆叠在一起，空间略显狭小局促。“其实小时候还真没觉得有这么小，只觉得还挺温馨的”，cici向记者展示从前活动房的照片。
▲cici曾和父母居住的活动房
四岁时，因祖辈生病无人照料，cici随父母回到贵州老家，在村小读至三年级；几年后，父母再次前往诏安务工，她也随之转入大布村的公办小学。
转学过程中，教材版本的差异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老家的小学未开设英语课，转学后也未同步教学，直到返回贵州读五年级，她才正式接触英语。薄弱的基础让她的英语成绩长期落后，每每提起，父母总觉得是早年的流动耽误了她。
但在诏安与父母朝夕相伴的日子里，这些波折与遗憾都显得微不足道。每天放学后，cici和厂区里其他孩子结伴玩耍，等父母下班。傍晚机器声渐渐平息，父母带着一身木屑与疲惫从车间走出，她总能第一时间奔向他们。
回望这段辗转的童年，cici坦言：“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跟着父母一起外出。”比起留在老家，和父母在一起，是更自然而然的选择。
与早年的留守儿童相比，这一批流动儿童拥有更加完整的亲子关系。他们不再需要通过远距离通话维系亲情，也不必承受长期的情感空缺，城市的校园接纳了他们，日常的三餐、睡前的陪伴、情绪的安抚，这些最朴素的生活细节，重新回到了他们的童年。
流动不再是被动的漂泊，而是家庭追求更好生活、守护孩子成长做出的主动选择。
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部分家庭因工作变动频繁更换居住城市，孩子随之转学，适应新的环境与人际关系；异地升学的政策尚未完全放开，多数孩子小学毕业后仍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读，成长轨迹再次被打断......但至少，他们不用再独自长大。
03
在城里扎根
随着居住证制度全面推行、异地升学政策逐步优化、积分入学体系逐渐完善，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进入了更加稳定的阶段。
在上海、广州、南昌等不同层级的城市，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保障、社会服务也不断完善，部分孩子从出生起便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全程未经历过留守，拥有了连续、稳定的童年。
上海金山区亭林镇的小畅便是典型代表。
傍晚五点，亭林小学放学，小畅找到在树下等待的父亲，把书包放进电瓶车车筐，侧身坐上后座。车子沿着熟悉的路线行驶：经过幼儿园的围墙，穿过广场的入口，路过几栋居民楼，穿过两个红绿灯，几分钟后回到租住的小区。
▲家长骑电瓶车接送孩子 图源“骑迹管家”
从幼儿园到六年级，这条路，他走了整整六年。户籍在安徽合肥的他，在上海出生，父母在亭林镇从事个体经营，他一直在当地公办学校就读，从未离开过父母身边。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父亲送他上学，“我坐在后座，会把书包压在膝盖上，这样坐得更稳”他说。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傍晚放学，他和父亲约好在学校对面的某棵树下见，等回到家，母亲已经将饭菜做好，一家人慢慢吃，聊一天发生的趣事；晚饭后，他跟着父母去店里写作业，“有时候我爸妈也不会，就会喊店里的其他哥哥姐姐来教我”，说到这里，小畅有些不好意思，冲记者笑了一下。
每周三晚上是固定的网课时间，家里会将晚饭时间推迟等他。每周六上午补习英语和数学，下午上编程课，周末空下来，他会和同学在小区附近的空地踢球、打羽毛球。
▲小畅居住的亭林镇街景
班里本地学生不多，大部分同学和他一样，父母来自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大家说着差不多的普通话，一起上课、做作业和玩耍，很少有人刻意提起“是不是本地人”。
对小畅而言，安徽只是寒暑假短暂停留的地方，他在上海长大，熟悉这里的环境，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我就是在这边读书、在这边长大的”他说。
为了让他能在上海继续读下去，母亲从他上幼儿园起就开始规划居住证和积分。上海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实行积分入学政策，家庭的相应积分达到120分，孩子才可以在当地参加中考、高考。小畅的母亲提前数年准备，一点点攒社保、算分数，只为了确保在他进入初中前，积分能够达标。
在她看来，把孩子带在身边，比多挣钱更重要。
在二线城市南昌，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南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当地专注于儿童保护的专业机构，2022年起以新建区为核心开展流动儿童服务项目，覆盖0-3岁的婴幼儿早教、3-6岁亲子互动活动、6-12岁的生活技能培养，并为家长开设正向管教课堂，专注提升隔代照料与亲子沟通的能力。
机构在社区打造了“福娃之家”“蒲公英成长驿站”等免费儿童活动空间，还定期组织户外研学活动，带孩子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等科普场馆。
▲南昌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流动儿童搭建的活动中心
对于困难家庭，社工们还会协助链接救助资源，帮助符合条件的家庭申请补贴。
据负责人郑甜回忆，有一个来自赣州的流动儿童，父母残疾，家庭经济困难，随姑姑在南昌生活，因户籍问题无法顺利入学。
社工入户了解情况后，联系了赣州当地的民政社工，协助申请“事实无人抚养”补贴，每月可领取1650元生活补助，极大减轻了家庭负担。
起初，孩子性格腼腆、缺乏自信，很少主动与人交流，经过一年多的陪伴与活动参与，变得开朗外向，还结交了不少朋友，这让郑甜很是欣慰。
▲南昌太阳花社会服务工作中心的社工在流动儿童家庭走访
她介绍道，近些年接触的流动儿童里，从小在城市稳定生活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些孩子没有留守经历，亲子关系融洽、性格开朗，与本地孩子无明显差异。
流动儿童的群体形象，已经从早年“需要被救助”的刻板印象，转变为普通的城市未成年群体。家庭的重视、政策的保障、社会的补位，让他们的成长不再需要被动“补救”，而是拥有了正常的成长环境，许多流动的孩子也能“向阳生长”。
租房而居的生活或许不算宽裕，户籍差异也依然存在，但稳定的校园生活、完整的家庭陪伴和可预期的成长路径，让流动的童年有了踏实的落脚之处。
城市不再只是父母们务工的场所，也成为了低龄流动儿童成长的家园。
04
流动的归处
近三十年间，从嘉仪到小畅，低龄儿童的成长轨迹，在乡与城之间悄然改变。
曾经，很多孩子在老家与父母分离；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童年不再只是等待与通话，而是和父母一起，在不同城市之间辗转落脚。
2001年“两为主”政策提出后，公办学校接纳流动儿童入学比例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务工收入也趋于稳定，越来越多家庭有能力承担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把“带孩子进城”变成一种可以实现的选择。
▲孩子们在志愿者的辅导下写作业
父母的观念从“外出赚钱就是尽责”转变为“宁愿压缩开支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社会关注也从单纯的救助转向平等的权利保障与服务支持。
这场变迁缓慢而坚定，并非所有问题都已解决：一线城市的积分、社保、房产等入学门槛依然存在，部分孩子仍需小学毕业后返回原籍；随父母工作变动频繁转学的孩子，仍面临教材衔接、同伴关系重建等难题；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教育资源差异依然存在。
即便如此，某些细微的东西也已经改变——孩子们不再只是被动地跟随，而是在新的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节奏。有人在城市里读完整个小学，有人在厂区附近结交玩伴，也有人在反复迁移中逐渐习惯告别与重来。
他们的童年，仍然带着流动的痕迹，但不再只有不稳定，更多的是夹杂着奔波与陪伴的日常。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cici回忆起那段跟着父母辗转的日子时说，“就是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流动的最终意义，是为了更好的落脚。
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流动不再只是离开与抵达，也慢慢变成了他们长大的方式，他们的童年，因家庭的陪伴而完整，也因时代的进步而安稳，这是属于他们的成长日常，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无数普通家庭迁徙和落脚最真实、最具体的片段。
原标题：《迁徙的童年：城乡之间的流动与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