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蔡筱琳 ：评《坠落的审判》：在真实与真实之间
评《坠落的审判》：在真实与真实之间
作者：蔡筱琳
“其实，当我们缺乏某个要件来评判，而这个要件又十分重要时，我们只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想要摆脱疑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决定偏向其中的某一方。当你需要相信一件事，但存在两种选择时，你必须做出选择。”
《坠落的审判》围绕着一起离奇的坠亡事件展开。主角桑德拉是有名的作家，出版了多本书籍，名利双收。她的丈夫萨穆埃尔曾经是老师，兼有写作的爱好。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丹尼尔。在旁人眼中，两人是模范夫妻和灵魂伴侣。三人选择搬到萨穆埃尔的家乡——法国的一处偏远山区生活。一天，萨穆埃尔在自家屋外被发现死亡。警方在调查时发现，事实和证词之间存在不少矛盾，这场事件似乎并不能被简单定性为一场事故，桑德拉也因此被控故意杀人。
庭审中，家庭内部的琐事被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公众面前，夫妻二人之间曾经发生的冲突、纠纷、矛盾，甚至一方出轨这样的隐私，都成为了这场审判的重要证据。主观视角如心理咨询师、桑德拉等人的证词，和客观证据如争吵录音之间的错位，使得案件真相愈发扑朔迷离。当自杀或他杀的逻辑都成立时，当真相不可获知、无从还原时，主动权便落入了每一位观众手中。在真实与真实之间，选择即成为真相。
一、视听语言
（一）“核心观众”丹尼尔
本片中，代替陪审员率先一步作出抉择的，是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的一员——儿子丹尼尔。表面上，电影围绕着一场法庭审判展开，实则是在借法庭审判的发展，描绘丹尼尔对这场事件的观感和态度的变化。丹尼尔对这场事件的审判，决定了案件的结局，决定了亲子关系的走向，也决定了这个家庭的未来。
导演用了大量的视听语言暗示观众这一点。影片以丹尼尔弹奏的钢琴曲《阿斯图里亚斯传奇》（Asturias (Leyenda)）作为剧情的分界线。导演首次运用这一配乐，是在丹尼尔发现萨穆埃尔的死亡现场之后。此时，画面呈现大量的主角照片，从两人的童年照到青年照，再到两人相识、相爱、结婚生子的照片，直观且快速地向观众呈现了本片简单的人物关系。随后，在桑德拉和律师分析案件时，律师给出了唯一可行的辩护策略，即萨穆埃尔是跳楼自尽。纠结中，伴着儿子的钢琴声，桑德拉向律师讲述了萨穆埃尔曾经服药自尽未遂的事情。桑德拉的这一证言为日后庭审上讲述的“真相”之一奠定了基础。丹尼尔第三次弹奏本曲目，是在他发现现场实验的不合理性从而修改证词之后。曲目象征着记忆的不可靠和他内心对真相的迷茫。
这支曲目在前34分钟三次出现，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却在随后两小时内仅仅出现了一次。影片第51分钟，随着“一年后”的字幕闪现，观众发现，丹尼尔对钢琴曲的熟悉程度明显增加，演奏的节奏较之前更快，传递出的情绪也更加激昂。曲声持续一段时间后渐渐淡出，庭审声音随之增强——导演通过使用音桥转场，让观众陷入了庭审戏之中。而在第2小时第17分钟时，导演再次使用音桥转场，以记者报道声的淡出和钢琴曲尾音落下、家中环境音的渐显，将视角由庭审转回至坐在钢琴凳上的丹尼尔。此时他身上穿着的，还是影片第51分钟他在演奏钢琴曲时穿着的红毛衣。导演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暗示时间的闭环，意味着影片中的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丹尼尔在这一年中的回忆。
曲目是电影的线索，将电影切割成为四个部分，即，发现案发现场、塑造第一种真实、庭审确定“真相”、庭审后的重建。其中，最为重要的第三部分，是以丹尼尔为核心，甚至是以他的视角展开的。丹尼尔“核心观众”的身份，也因此显而易见。
（二）重塑真相
导演的镜头语言处处暗示着真相的不可知。例如，在第一次庭审中，控辩双方询问丹尼尔时，镜头从他的右脸平移到左脸，再平移回右脸。而丹尼尔不知道应当看向何处，只是茫然地跟着声音的方向转头。这暗示着他被迫在短时内接受大量的信息，对双方不同的观点感到迷茫，也对不同视角的问题感到不安。又如，庭审戏中，导演常将摄像头架在观众席和法官位置，从这两种“上帝”视角拍摄了大量镜头，暗示着庭审这只是一场公众对证言证物的听取，而最终的真相取决于他们的判断。
此外，影片大量运用视听分离的方式向观众传达信息。第一场庭审中，丹尼尔和众人一起听取了控辩双方专家证人对真相的推导，他根据他们的话想象着案发当时的情境。之所以称其为“丹尼尔的想象”，是因为在重演真相的画面前后，导演的镜头始终聚焦在丹尼尔的脸上。随后，他听取了母亲对父亲试图服药自尽的陈述，并再次展开想象。导演以低矮的视角快速略过家中地毯上的呕吐物，聚焦在垃圾桶里的空药板之上，明示这是丹尼尔的想象世界。三次聚焦于丹尼尔，他的神态始终不安、压抑，显露出他在两种叙述逻辑中的纠结和矛盾。第二场庭审中，法官当庭播放了一段萨穆埃尔录下的录音，记录了他身亡前一天夫妻二人的一场争执。录音长达十分半，前九分钟都有画面作为配合，而最后一分半夫妻双方发生肢体争执时，却将镜头转回了法庭现场，聚焦在了观众的表情上，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在这段混乱中，谁打了谁、打了什么部位，均无法考证，观众可以对此自由地猜测和想象，但是，录音传递出的愤怒情绪却清晰可见。相反的是，在第三场庭审中，丹尼尔在作证时想象了父亲开车和自己一起送小狗史努卜去医院的场景。他向法庭转述了父亲在路上和他讨论史努卜时说的话，“也许它累了，它总是在照顾别人，也许有一天，它会死去”。随着画面的闪回，萨穆埃尔的声音并未出现，导演是在以丹尼尔的声音为两人对话的影像做配音。
五次回顾，回顾案发现场也好，案发前的事件也罢，影像和音像之间的错位始终存在。客观分析影像和音像的特点，我们能够发现，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想象出一幅画面，但若没有亲临现场，缺失真实的体验和真实的情绪，就很难想象画中人说话的语音、语调、停顿，与声音中蕴含的情感。丹尼尔虽有视觉障碍，但是却能仅凭言语想象场景，且细节清晰可见，暗示着影像的可伪造和易伪造；冲突录音中影像的缺失，暗示着音频的客观真实与影像的可虚构和可阐释；丹尼尔作证时音像的缺失，暗示着这段对话可能只是丹尼尔的选择——对话可能并不存在，而只是他为拯救母亲和家庭编织而成的谎言。
二、选择背后
（一）真相：不可知性
“你说的只不过是整件事的一小部分而已。有时候夫妻就是混乱的，大家都迷失了。我们有时共同作战，有时单打独斗，有时我们和彼此较劲。如果我在看心理医生，他可能也会站在这里控诉萨穆埃尔有多不堪，但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阿莱达在《回忆空间》中提出，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召回，我们会按照当下的理解、洞察和反思，来重新塑造它。回忆可能会造假，而感受也可能被放大、被扭曲。记忆天然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个人的价值观、对事情的态度，或者为维护自身形象或尊严的努力，都会让记忆蒙上一层面纱。
因此，专家也好，朋友也罢，证人席上的每个人都和桑德拉夫妇有着密切的接触，但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立场去讲述事实，将局部的解释当作全部的真相。然而，每个人看到的都不是事情的全貌，甚至可能不是事件的经历者，而只是听闻了某人对事情的转述。这让证言不像证物一样非黑即白，而是充满偏倚的、主观的和不可靠的。当事人离世后，真相只存在于人的心中。选择相信什么，什么便是真相。不论是检察官还是律师，都只是在试图去证实他们心中的猜想，这点在检察官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选择相信谋杀的真相，而后不断地寻找蛛丝马迹，放大一切“证据”进行论证。但重要的从来不只是真相，而偏见却一定恐怖。
（二）司法系统：二元判定的权威性失效
美国的传统法庭电影通过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和陪审员集体讨论的体系化流程推导真相，尤其将重点聚焦于陪审团的讨论过程。陪审团通过梳理凶器、尸检和不在场证明这一系列物理性的证据链，从中推导得出可信的结论。也就是说，最终推导而出的真相，是建立在客观多元的证据、缜密的逻辑思考和理性的价值判断之上的。这种电影赞扬多人陪审的客观性和逻辑性，通过认同集体理性，来肯定司法理性和司法的权威性。观众在此过程中，和陪审员共享理性同谋的位置，观看着控辩双方对于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辩论，并以此为根据，积极地审视证据和裁定事实，作出道德判断，还将依据朴素的法感情预测法院的判决。观众在观看传统法庭电影时获得的情绪价值，既源自于对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司法实践的参与感，又来源于对自我理性符合集体理性的验证。当自我判断和法庭判断之间产生偏差，观众便会以本案为锚点反思法庭程序的弊端和实体公正的缺失，这也是影片的现实意义所在。
这部影片却偏离了传统法庭电影的推导逻辑。影片的确是以法庭电影的叙述结构展开的。从活着的萨穆埃尔播放音乐试图破坏妻子的采访，到到丹尼尔发现萨穆埃尔的死亡，影片向观众呈现了案件的基本事实；从警察调查开始，设置案件的悬念，即自杀还是他杀；三次庭审和最终的无罪判决，呈现被确认的真相版本。但本片重塑的真相版本更多是依靠证人的主观证词而建构的，尤其是关键证人丹尼尔的主观选择和叙事。
导演选择让三人生活着偏僻且隐蔽的高山之上，并刻意减少客观证据，这的确是导致庭审中主观因素发挥更大作用的原因。但这种偏差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传统法庭电影和本片案件性质之间的差异。传统法庭电影在案件的选择上，往往重点考虑两个因素。其一是案件本身的冲击力。表现在镜头语言中，则可能是通过拍摄血腥和复杂的案发现场，直接刺激观众的感官。表现在思考深度层面，则是将案件社会影响扩展而引发的严重后果扩大化、直观化，意在直接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这种案件更容易引发观众对公平正义的情感追求，促使他们积极地在非黑即白的二元逻辑中作出确定的选择。其二是案件的公共性质。为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共情力，法庭影片往往会选择具有公共议题辐射力的案件，通过个案赋予种族歧视、权力腐败和性别气质等社会议题公共讨论的空间。此时，个案的判决超越了对个体命运的审判，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集体价值判断，反映着时代的症结。无论审判结果是符合陈旧的价值观，还是进步的价值观，都将在人们的批判或赞美中最终形成一种集体推论，并服务于司法程序和实体的改革，与社会意识和观念的进步。
可是，本片没有引起相同的集体选择，人们观看本片后得出的结论因人而异，可谓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究其原因，其一，电影没有过多聚焦于萨穆埃尔的死亡场景，只是简单略过——一片雪地上趴着一个人，地上有一抹模糊的红。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暴露了导演的预设——不是为了以视觉刺激激发观众的强烈探索欲，也不是希望使犯罪现场成为法庭逻辑的中心，而只是希望镜头能够服务于推进剧情。其二，“弑夫”这一家庭暴力的预设，使得案件虽被定性为刑事案件，但始终逃不开对家长里短的探讨。从证据来看，录音和证言反映的夫妻间分工的不平衡、亲子关系的情感倾斜、对传统性别叙事的颠覆等婚姻关系内的私密往事和伤疤成为了审判的重点。但是，争吵和矛盾本就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那些话不是处于理性状态下的人能够说出的，也不能用客观逻辑去理解。正像桑德拉所言，“如果你只选取生活中的一个极端时刻，一个特别激动的瞬间，并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上面，就会扭曲现实。看似无可辩驳的铁证，实际上却歪曲了一切。那不是现实。那仅仅是我们的声音而已，不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录音中的每一句话的确客观存在，但在情感面前，客观存在却也不一定等同于真相。换句话说，家庭案件的私密性瓦解了刑事案件的公共性，有关家庭内部问题的探讨很难被放置在公共领域的范畴之内，引发观众对于公共问题的思索。观众在观看时只能将自己代入影片，基于自己对事件的认知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因此，对本片真相的探讨层出不穷，却也未曾统一，这恰恰消解了传统法庭片所追求的集体共识。
影片最终虽以疑罪从无而作结，但我们能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尽管法律能在程序上宣告无罪，却永远无法还原事实真相。当司法的权威性被消解，代替它发挥作用的，或许只能是每个人心中的忒弥斯之剑。
（三）根本原因：传统性别叙事的阻隔
在缺乏作案工具且作案手段的可能性存疑时，谋杀为什么能够成为一种可能的真实？正如检察官所言，“夫妇矛盾是案件的关键”，大概是主人公家庭内部模式的反常识性使然。
导演巧妙地将家庭内部的夫妻性别角色进行对调，由妻子桑德拉扮演家中的顶梁柱——她写作并接受采访，有自己全身心投入的职业，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而丈夫萨穆埃尔则更多地关注家庭，他修理房屋，在家教育孩子，辞掉了自己大学老师的工作，甚至搁置了自己热爱的写作事业。影片中，男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了对调，这是对主流性别观念的颠覆。社会对于家庭中成功男人的定义时时刻刻伤害着萨穆埃尔的自尊心。因此，萨穆埃尔才会感到如此不甘、压抑，甚至将一切过错归咎于妻子。
导演甚至反转了双方角色的性别气质。从争吵录音中能看出，桑德拉理性且富有逻辑，习惯切实地思考问题，而很少给予丈夫情绪价值，更难以与丈夫共情。相反，萨穆埃尔感性且情绪化，渴望得到妻子的肯定，不断提出抗议但却最终屈从。而且，在丹尼尔车祸的悲剧发生后，桑德拉选择主动向外求得安慰，甚至以出轨的方式发泄情绪，而萨穆埃尔却久久陷在愧疚感中无法自拔。此处值得思考的是，家庭中，丈夫们之间和妻子们之间性格的同一性，究竟是来源于他们的性别，还是源自于他们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家庭中丈夫出门工作养家，比妻子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其自我价值也能更好地在社会中彰显，也因此感受着家庭和社会给予的双重正反馈，在正反馈的基础上不断加深着自我肯定。其身份认同是，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份子。这种底气构成了“丈夫气质”的基础。相反，传统家庭中的妻子以家庭作为生活的重心，她们的个人爱好、个人追求逐渐被忽视，成为了维系家庭运转的符号。这种“不被看到”的压抑感，也可能是其性别气质的重要成因。
双方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的对调象征着桑德拉成为了家庭中的“丈夫”，萨穆埃尔则是“妻子”。当“受害者”变成男性时，人们似乎能够将他在录音中的痛苦和迷茫情绪具像化，并自然而然地将其转化为对他的同情和对桑德拉的谴责。桑德拉的独立、能力和魅力，则成为她冷酷、自私的佐证。这反映着大众潜意识中对传统价值的认同，在传统观念中，桑德拉更应当成为“萨穆埃尔”，为家庭烦恼、担忧，甚至成为家庭的牺牲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观众选择性地忽视了桑德拉的付出——她为了家庭搬到了陌生的环境即丈夫的家乡中，这是巨大的让步；丹尼尔一周上三天学，夫妻二人一人接送一天，时间分配很平等；她也始终支持丈夫的事业，鼓励丈夫写作，也在意丈夫的感受，希望能够帮他走出懊悔、自责的情绪，重拾对生活的热爱和掌控感。她所做的，不过只是将自己的感受放置在首位。而萨穆埃尔看到的，则是否定性的——她没有像其他妻子一样，将家庭置于首位。两人在价值选择和思考方式上的不同注定了双方不能相互理解。或许人们总会同情家庭中的“受害者”，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另一方，却忘了磨合和差异也会带来矛盾。而这种矛盾，或许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任何一方的问题。
对桑德拉家庭非正常化的定义，是一种遵从刻板印象的选择。若桑德拉的家庭内部遵从传统家庭结构，两人之间的矛盾、争吵，甚至欺骗、出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都可以被解释为家庭琐事。因此，桑德拉完全没有杀害丈夫的动机和理由，发生在萨穆埃尔身上的事件，大概也就只能成为一场意外。性别倒置的情节设置，是引起警察和观众注意的缘由，也是庭审审判发生的根源。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角色倒置引发了观众对萨穆埃尔的同情，但影片的初衷绝非比较刻板印象中两种性别气质的优劣。女主桑德拉处于关系中的优位，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家庭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另一半的付出与牺牲。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性别主义，只不过对家庭的支配权从男性转移到了女性手中，叙述逻辑由男权家庭变成了女权家庭。这样畸形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分工导致萨穆埃尔产生情绪问题，也应当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因此，导演只是希望通过反传统而引发观众的思考。其一，意在通过刻画角色反转后男性的无助和绝望，呼吁人们关注婚姻中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下，可能产生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并否定大众将这些情绪作污名化处理的惯常做法。其二，也希望通过公众探讨，探索出成熟的家庭性别分工和平衡事业和家庭的机制。这种机制取决于家庭成员的性格等个人因素，但也一定具有普遍特征，值得探究。
三、结语
在真实和真实之间，选择即构筑了真相。
在最后一次庭审中，丹尼尔说道，“当我们缺乏证据来确定一件事真的发生时，我们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如果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仍然无法理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想想它为什么会发生”。丹尼尔用他对事件原因的主观解释定义了关于如何发生的客观真相，而他心中的真相，成为了庭审认可的真相，但也可能，没有成为我们心中的真相。
参考文献
[1]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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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宋秉冰.《身份置换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坠落的审判>中的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J].《嘉应文学》，2023 (24).
[4] 刘佳.《无法言说的“事件”：<坠落的审判>叙事策略分析》[J].《影剧新作》，2024 (04).
[5] 刘维娜.《论美国法庭电影中的话语叙事机制》[J].《名作欣赏》，2012 (30).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5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5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刘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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