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原创学术理论兴于史思互鉴、成于现实沃土、盛于中西交融
【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兴未艾，却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何为真正的学术原创？如何跳出“照搬西方”与“以中释中”的二元误区？在新质生产力勃兴、人工智能重塑知识生产的当下，哲学该如何走出书斋，回应现实之问？
原创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的孤芳自赏，它既需要深植民族思想的历史根脉，也离不开鲜活社会实践的滋养。为探索有中国立场的原创学术理论如何产生，3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对话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杨国荣教授长期深耕中国哲学史与中西哲学比较，持续思考形而上学、伦理学及实践哲学等领域的理论建构。2011年，他提出“具体形上学”，目前围绕该理论已经出版了《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以人观之：走向人性化的存在》等一系列原创性著作。2023年，他提出的“以事观之”成为学界热词，为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开辟了重要路径。2025年该理论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
“哲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事’的土壤；所有深刻的理论，都源于对现实‘事’的观察、反思与提炼。”杨国荣提到，要让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同频共振，共同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时代议题；而在“自主”与“开放”的平衡中，需摒弃“以中释中”的狭隘，积极吸纳西方哲学的优长，弥补自身理论短板。他所主张的“史与思统一”“学无中西”的治学路径，正是要让理论思考扎根历史积累，让历史研究具备理论深度，在多元互鉴中打造经得起检验的学术成果。
杨国荣也希望，更多青年学者能够脚踏实地追求智慧，以开阔的视野、历史的观照和对现实问题的敏锐关切，投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他认为，从学术史的大视野看，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真正的原创成果，必将是既有中国底色，又具世界视野，能与全球学术对话、为人类思想赋能的厚重突破。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以“史思统一”为治学进路
澎湃新闻：您的学术生涯贡献了诸多原创性研究成果，请问这些原创理论的产生契机是什么？您从最初的思想萌芽到形成系统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探索过程？
杨国荣：我的学术生涯一直以“史思统一”作为基本进路。最开始我专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的是“史”的路子，到本世纪初，才正式转向系统的哲学理论思考。
之所以会从哲学史研究转向理论建构，核心原因很简单：仅仅停留在哲学史的梳理层面，不足以对现实与思想领域的各类现象做出深刻分析。哲学研究既要回溯历史脉络，更要直面时代问题、做出理论回应，这也是“史思统一”的核心要义——让理论思考扎根历史材料，让历史研究具备理论深度。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开始系统推进理论建构工作，到目前为止，围绕“具体形上学”已经出版了六部著作。整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并非刻意“造体系”，而是在史思互鉴、持续思考中自然成型的，是一步步从思想萌芽走向系统完善的过程。
澎湃新闻：您将治学路径概括为“史与思统一”，从198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转向21世纪“具体形上学”建构，完成了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转向。这种转变源于怎样的学术自觉？是什么契机推动您开启原创理论构建？
杨国荣：从历史研究到理论建构的转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非刻意为之。在我看来，“史”和“思”从来不是割裂的：研究哲学史的过程中，我从未脱离理论思考；做理论建构时，也始终带着历史的观照。
这种学术自觉，根源在于我的学术传统传承。从金岳霖先生到冯契先生，都秉持着“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建构相统一”的治学思路——冯契先生先是做哲学理论研究，再深耕哲学史，最后又回归哲学史的理论反思，我基本沿袭了这一治学路径。
我从来没有抱着“要创造一个理论体系”的功利心态去做研究，原创理论的萌发，是学术传统浸润、史思融合思考、现实问题倒逼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学术探索，而非刻意设计的目标。
澎湃新闻：您年轻时有多样职业实践经历，也提出“哲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事’的土壤”，您的“以事观之”还成为2023年学术热词。这些现实实践对您的原创理论建构有哪些具体影响？实践是否是原创学术理论产生的必要路径？
杨国荣：实践对我的理论思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的理论从来不是空洞的书斋空谈。我年轻时经历过各类基层实践，这些看似与哲学无关的生活历练，恰恰成为我理论思考的重要根基。
在我看来，现代人的理论思考，必须依托实践的土壤。哲学研究绝不能走“从理论到理论”的封闭路径，必须扎根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我之所以提出“哲学扎根于‘事’的土壤”，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让我明白：所有深刻的理论，都源于对现实“事”的观察、反思与提炼。
可以说，实践不是原创理论的“可选选项”，而是不可或缺的根基。脱离实践的理论，注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谈不上真正的原创。
澎湃新闻：您始终坚持“史思互鉴”，既回溯中国哲学历史脉络，又深耕自身理论思考，这种路径对“具体形上学”“以事观之”等原创观点有怎样的支撑？原创理论中，“史”的积累与“思”的突破如何实现统一？
杨国荣：“史思互鉴”或者说“史与思的统一”，是我提出“具体形上学”“以事观之”等原创理论最核心的治学根基，为整个理论建构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
一方面，“史”的积累是理论建构的基础。中国哲学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蕴含着取之不竭的智慧资源，从先秦的孔孟老庄，到宋明的王阳明等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果，都是我理论思考的重要源头。如果没有对中国哲学史脉络的深耕与把握，理论建构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自身的学术根基。
另一方面，“思”的突破是让传统资源焕发新生的关键。如果只有“史”的梳理，没有理论层面的深层思考，就只能停留在“照着讲”的层面，无法实现“接着讲”的理论创新。无论是“具体形上学”还是“以事观之”，都是在对中国哲学史的深层把握之上，通过现代哲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对传统哲学智慧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而“史”的积累与“思”的突破的有机统一，核心就在于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在研究哲学史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理论的视野与反思的自觉，不做纯粹的史料梳理；在展开理论思考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历史的观照，不做脱离思想史脉络的空洞思辨。二者不是先后割裂的两个阶段，而是相互交融、彼此成就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以贯之的治学传统，更是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的核心路径。
摒弃“以中释中”，融汇中西哲学思想丰富资源
澎湃新闻：您主张“学无中西”，提出将中国哲学纳入世界哲学视野，在中西互鉴中推进创新。原创理论构建中，该如何把握“自主”与“开放”的平衡，既不照搬西方，也不局限于单一传统？
杨国荣：“学无中西”的理念，我是从冯契先生那里继承的。冯契先生以会通中西、融贯古今的方法建构“智慧说”体系。王国维曾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这句话的核心，是世界哲学的视野，也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相契合——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哲学发展也走向中西互动、全球融合。
在近代之前，中西哲学各自独立发展，各有长短：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高度重视形式逻辑，分析方法严谨，但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容易出现体用分离、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的问题；中国哲学自古强调“体用一源”，注重形上与形下的贯通，这是核心优势，但在形式逻辑等方面存在短板。
把握自主与开放的平衡，关键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一方面，要把握学术主体性、坚守中国哲学的自主根脉，不盲目崇拜西方，摒弃其形式主义、体用分离的缺陷；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的视野，不局限于单一的中国哲学传统，积极吸纳西方哲学的优秀经验，弥补自身的理论短板，在多元互鉴中打造更经得起检验的学术成果。
澎湃新闻：您批判“以中释中”的狭隘视野，那么如何通过中西互动实现超越地域性的理论创造？
杨国荣：我始终不认同“以中释中”的观念，这种思潮在当下尤其在青年学者中有一定市场，本质是随着中国哲学地位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产生的盲目乐观。
但是不管我们如何长进，西方哲学还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哲学的发展需要多种资源，既需要西方哲学的资源，也需要中国哲学的资源。仅把关注点放在中国哲学的单一传统，就会忽视更为丰富的智慧资源。现代西方哲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它忽视东方哲学的源头，所以现在面临枯竭的困境。如果我们走“以中释中”的路，就是变相地重蹈覆辙。哲学发展只有打破地域壁垒，融合中西智慧，才能创造出超越地域性、属于全人类的哲学理论，这才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真正目标。
澎湃新闻：您强调理解古人需要“开阔的视野”和“理论积累”，否则无法读出经典的深层哲学意义。在对庄子、王阳明等历史人物的研究中，您是如何通过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激活传统资源并使其成为原创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的？
杨国荣：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除了对文本本身的深入梳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层的理论思考和开阔的理论视野。
从中国哲学的诠释史来看，从先秦到现代，对中国哲学经典的诠释历经了一代又一代的更迭，每一代的诠释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开始用佛教的理论视野去诠释中国哲学，为传统哲学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到了今天，我们更需要用一种融合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开阔理论视野，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反观中国传统哲学，才能真正挖掘出经典中蕴含的、跨越时空的哲学智慧。
在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中，始终坚持的就是这样的路径。在研究过程中，我从来不是只做简单的文本校注与思想梳理，而是带着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去挖掘他们思想中能够回应现代问题的哲学智慧。比如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其核心是对人的良知的唤醒，对道德麻木现象的批判与否定，也能帮助当下社会走出所面临的某些道德困境。
同样，庄子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智慧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层思考，这些思想都能与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形成深度的对话。通过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我们就能打破传统与现代的时空隔阂，让传统哲学资源成为我们原创性理论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澎湃新闻：结合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普及等时代背景，您认为这些新的时代议题，会为原创学术理论的产生提供哪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空间？学者应如何回应时代需求，推动原创理论与现实实践同频共振？
杨国荣：要让原创理论与现实实践同频共振，核心就在于要始终把握好哲学研究的“源”与“流”。所谓“流”，就是思想史的脉络，对思想史的梳理与研究，是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根基；而所谓“源”，就是现实问题，这是哲学理论发展最根本的源头活水。
中国哲学从诞生之初，就有着直面现实问题的传统：先秦的礼法之争，本质上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现实回应；明清之际黄宗羲口中“天崩地解”的时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催生了全新的哲学思考；近代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更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核心现实问题展开。到了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工智能普及，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现实议题。
如果学者对现实问题麻木不仁，那么他的研究就必然会失去源头活水，最终沦为空洞的思辨。只有走出书斋，直面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让理论思考扎根于现实实践的土壤，才能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同频共振，催生真正有生命力的原创性学术理论。
拒绝“伪创新”，脚踏实地追求智慧
澎湃新闻：您一直反对标语口号式的“伪创新”，结合您的原创理论经历，学术界该如何区分“伪创新”与“真原创”？一套理论要具备哪些品质，才能被世界学术共同体认可为“自主”成果？
杨国荣：区分“伪创新”与“真原创”的关键在于，伪创新是浮于表面的标新立异，只有概念炒作、口号呐喊，没有历史积累、现实根基与深度思考；真原创是扎根哲学史积累、直面现实真问题、经过长期独立思考形成的厚重突破，是能回应时代、解释现实、传承思想的理论成果。
至于被世界学术共同体认可的“自主”成果，核心有两点：一是扎根中国文化根脉，具备中国哲学的独特特质与思想底蕴，不是照搬西方理论的“山寨版”；二是具备人类文明普遍性，超越地域局限，能为世界哲学贡献中国智慧，吸纳人类文明共同财富，而非封闭在单一传统里。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是既有中国底色，又有世界视野，能与全球学术对话、为人类思想赋能的成果。
澎湃新闻：青年学者是理论创新的中坚力量，您认为青年学者追求原创理论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有哪些具体建议？
杨国荣：青年学者是学术发展的未来，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青年学者一是要真正静下心来，展开独立的、深入的理论思考。原创性理论不是喊出来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要脚踏实地地做好学术积累，直面真实的哲学问题，不要追求表面的、形式化的创新。
二是要坚持开阔的学术视野，不忽视现有理论，打破“中西之分”的壁垒，既要深耕中国哲学的自身传统，也要积极吸纳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人类文明共同财富，夯实自身的学术根基。
三是要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锐关切，让自己的学术研究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要始终记得，现实问题是理论创新最根本的源头，只有直面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才能让自己的研究有生命力，才能催生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性理论。
希望青年学者能够脚踏实地，深耕自己的学术领域，始终把追求智慧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目标。追求智慧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深入思考、探索真理，担负起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用真正的原创成果，为中国学术、为人类文明贡献力量。
澎湃新闻：构建原创性学术理论，除了学者自身努力，还需要社会、政府、媒体等哪些层面的协同推动？
杨国荣：原创学术的生长，需要良好的学术生态，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从社会层面看，要营造尊重真原创、摒弃伪创新的氛围，对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成果给予鼓励与肯定，不要只喊口号、漠视已有成果，批评也是一种关注，要让学界形成踏实研究的风气。
从政府层面看，政府支持是必要的，但支持方式需要优化。现在各类基金、项目的支持存在形式化、整齐划一的问题，未来要变革支持方式，切实、精准地支持真正的学术研究，摒弃形式主义的评价标准。
从媒体层面看，媒体要承担起甄别真伪创新的责任，不盲目追捧标新立异的表面成果，联合专家学者挖掘、宣传真正有价值的自主学术成果，让大众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成就，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