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晓：战略自主与多元秩序竞争是理解全球南方的关键
【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全球南方”越发频繁地在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的讨论中出现。它正在成为一股重塑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制度安排与全球发展议程的重要力量，而不再仅指向传统意义上发展中经济体的集合。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阵营化压力上升、技术革命与绿色转型同步推进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历史记忆与现实选择，成为把握当代世界格局变化的一条关键线索。
近年来，作为长期密切关注中国外交、中美关系、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发展的国际关系专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也持续将全球南方国家崛起作为重要的背景，去探讨中国的全球角色、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改革等具体问题，并围绕多边合作、可持续发展治理等议题搭建全球研究和对话平台。4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就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秩序重构等问题对话陈东晓。
陈东晓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是政治、经济、科技与文明多重力量交汇之下的历史性变化。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争取更大代表性与话语权，也普遍将发展作为国家议程的重中之重，而不愿轻易卷入新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阵营化之中。因此，“战略自主”是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未来一段时间，世界未必会由单一秩序取代另外的单一秩序，可能进入多元秩序并存、竞争与重组并行阶段。这在事实上，也对大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把全球南方国家拉近，绝不能用强力威胁，而是要提出符合共同利益的方案。
由此，值得关注的是“全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国通过和平发展、制度探索和文化自觉等，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走出了不同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这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参照和鼓励，为世界注入了更大的稳定性和丰富性。
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改变世界格局
澎湃新闻：近年来，从“全球南方”去理解世界政治与全球治理的论述越来越多。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全球南方？
陈东晓：我印象里，多年前提的是“南方国家”。当时的概念是，南方国家有很多经济上的困难，总体处于较贫穷的状态；而北方国家则是我们所讲的发达经济体。1981年，我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最先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所讨论的话题就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对于现在“全球南方”的概念，中方学者也有一些共识。其一，从历史上讲，全球南方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甚至被奴役的经历，包括中国在内，中国一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些国家曾是完全的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欺压，有共通的集体记忆，也有纠正这种历史不公的共同愿望。也即，现在所讲的全球南方国家，超越了原先的经济概念，而是综合的政治经济概念。
其二，从现实来讲，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其代表性和话语权都不充分，这同其历史遭遇有着密切关联。
全球南方国家涵盖范围较广，其中包含经济发展较快、已取得突出成果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但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如非洲、南美洲的很多国家，以及南亚的很多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当下的国际政治金融体系当中，以及如联合国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多边机制中，总体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这些国家强烈希望提高自己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对历史原因造成的自身代表性未能充分体现而感到不满，因此对改革现有国际体系有比较强的愿望。
其三，从发展的角度讲，全球南方国家，目前将产业、科技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它们希望：能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中，不断提高自身位阶；能创造更多现代科技，应用更多创新技术，并形成自主的现代化产业；能在自己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由初级的现代化逐步走向高级的现代化。全球南方国家都在面对这类任务，相应也将自身发展作为重点。
这与全球北方国家有很大差别。大部分全球北方国家，自身已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后工业化、后城镇化阶段。面对所在阶段的新问题，全球北方国家提出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之下出现的全球治理议题，如多元性与保守主义之争、全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全球南方国家虽然也存在，但并不被特别看重，因为对自身发展而言并非当务之急。在此，可对照中国的情况。我们从1970年代末起，强调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也即，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只有物质生产力提高，老百姓整体生活水平提升，才能真正开始探讨那些更高阶的诉求。
其四，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当今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中，是不愿选边站队的。比如，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当时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以为全球南方国家会站在美国和欧洲一边，会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多边场合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在此，我们暂且搁置俄乌冲突本身如何定性不谈，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同西方国家一起来对抗甚至谴责俄罗斯。
背后原因是，全球南方国家固然也是考虑到与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大都处在把国家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的阶段，绝不愿由于国际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让自身回到当年冷战时期曾被划分阵营的被动状态。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大都不愿参与到美西方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中。
总体上，以国际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去简单划分敌我阵营的这种倾向，全球南方国家是最不愿接受的。它们希望保持战略自主性，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希望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实际上，中国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去理解全球南方国家，以上几点是有帮助的。以前讲南方国家，更多从历史和经济去划分。现在讲“全球南方国家”时，我们更关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南方国家最大的诉求是什么；面对全球化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乃至种种反全球化逆流，全球南方国家都在努力思考，并开始更加自觉地探索一种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当下，全球南方国家把发展视为首要任务，这是大家的共同特点。总体上，它们希望能够继续很好地参与到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希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要受到国际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
尤其是，全球化也带来诸多全球性问题，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能力相对落后，也最容易受到损害。无论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还是面对数字革命和绿色转型的浪潮，这些国家都希望能够加强自身的国家能力建设，更有韧性地应对各种全球化的挑战。
总之，全球南方国家不愿轻易受制于新的国际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束缚。在这一点上，现代全球南方国家的国家议程，与历史上的南方国家有很大区别。
澎湃新闻：为何全球南方的崛起，正在成为理解当代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线索？
陈东晓：我们讲世界格局的变化，首先就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近几十年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多极化一面在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全球南方国家中有很多的新兴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特别快。比如，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970年代末的1.1%上升到如今的30%，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60%以上，该比例还在继续上升。因此，从国际力量对比看，可谓发生了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变化。这是世界格局变化的最主要动力。
第二个变化是，国际体系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说来，原先的国际体系，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少数国家，来决定多边机制中的规则和标准，并主导相应话题的讨论。但现在已不再是这样。这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结果。全球南方国家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愿望是最强的，也是国际秩序改革的先锋和主要力量。
第三个变化是，现代科技产业发生了巨大变革。现代科技，特别是颠覆性科技及产业，将塑造未来国际体系的前进方向。虽然发达经济体在现代技术革命中仍保持领先，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在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领域也发展得非常快。这事实上改变了传统上只有美国和欧洲少数国家决定全球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的局面。
我们可由此进一步去看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发展。现实中，面对数字革命和绿色革命，全球南方国家是技术应用潜力最大的市场。比如，发展人工智能过程中，需要大量电力和数据中心，很多相关产业的基础设施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布局。另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巨大人口和潜在的增长前景，也孕育着大量的应用场景。这都意味着，对于科技产业未来的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引领潜力。
最后一点是，国际政治社会思潮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年来，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背后是全球南方国家快速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多非西方国家，虽然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也在步入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当下的成就。这改变了原先认为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的一种叙事。
过往，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经济发展落后，甚至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造成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它们倾向于认为，源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思想概念等才是先进的，是唯一的代表现代化的未来。当下，很多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经由自身的现代化改造之后，焕发新的青春。这对全球南方国家起到很大的鼓励。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对自身道路、自身文化的自信，得到重新焕发。大家重新深入体会自己文化的特殊性，理解自身文明的优势。由此发生改变的国际政治社会思潮，也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重大影响因素。
概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80多年里，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有过三次“觉醒”。第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后冷战爆发，在冷战两极秩序下，世界范围内反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原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亚非拉的殖民地，开始大范围取得主权和政治独立，“第三世界”以及“非结盟运动”力量初步展现了独立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巨大的影响潜力。第二次是后冷战时期，在美国“一超”主导的所谓“超级全球化”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不仅国内经济得到发展，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日益扮演着活跃而重要的力量。第三次是在2020年后，随着美国主导的超级全球化秩序式微，世界进入了多极化加速和大国竞争秩序，在此背景下，以全球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第一阵营，不仅以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更是以自身的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走出一条同西方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走自身独立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和新的选择。
“全球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榜样，也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澎湃新闻：您提到，全球南方过往更多被视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或“被治理对象”，而如今正在逐渐成为规则共建者、公共品供给者与秩序稳定器。这背后存在怎样的契机和动力？
陈东晓：这同全球南方国家三次“觉醒”的历史进程密切关联。国际体系中，全球南方国家原先是被动接受的，或说是被治理的对象。现在，全球南方国家主动成为规则制定的共建者。未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全球南方国家也完全可能成为其中的主导者。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角色转变，背后有具体的历史契机。第一，大量的现存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主权和领土独立的政治实体。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之前作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一些国家，通过反殖运动和独立运动，获得主权独立，在政治上获得了自主性，进而成为联合国的成员，也即在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当中得到了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至少是名义上的平等。这是很重要的开始。否则，这些国家不可能在国际上代表自身去发声。
但政治上的自觉只是第一步。名义上的平等绝不代表真正的平等。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基本现实是，经济实力决定政治话语权。由于过往历史不公，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被之前的殖民国家作为原材料供应国或单一产品市场，在产业链上处于低阶，位于世界经济版图边缘。如果这些国家没有真正自主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很难真正实现经济生产力大幅提高，进而难以在国际的经济体系当中有发言权。
我们曾做过一个课题，发现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仍面临七大约束：一是社会动荡与治理能力不足；二是产业经济低端锁定；三是基础设施赤字，投资与管理缺失；四是科研能力不足，人才流失加剧；五是教育水平低，劳动力不匹配；六是资源开发低，能源转型挑战大；七是国际话语权代表性低。这些因素有些是内部的，有些是外部的。其共同点是，由于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受制于西方中心主导的现代化框架，导致国内治理能力不足和国际话语权滞后。全球南方国家能否克服这些困难，突破自己的发展瓶颈？这同样需要内外契机的结合。
历史上，第二个契机来自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开启。客观上，大量全球南方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新机会。全球南方国家起初大都被动参与其中，但得益于这一机会，其本国的生产力在全球化的体系中逐步提高。这就是从政治的契机到了经济的契机。
上述两个契机还不是全部。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通过自主的开放和改革，找到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体制和机制。也就是说，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找到自己正确的政治道路，也找到能够满足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并提升自身在科技等领域中的能力。在全球南方国家当中，这类国家比较成功地进行了真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是很好的代表，还包括越南等国家，也在快速发展。
做好这一点可能要比政治独立更难。被动参与全球化过程本身，并不代表一定能找到一条正确发展道路。如果只依靠外部市场，自身的产业和科技过度依赖其他国家，那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关键是，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通过自主的开放和改革，找到既符合自己特定的发展阶段，又和自身传统文化根基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
这20年来，中国因其发展成就，已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在如今不确定和动荡的世界中，中国代表一种最大的确定性。
实际上，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这给了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种信心。第一，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也鼓励其他发展中大国以及全球南方大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通过霸权和战争也能发展自身的道路。第二，对于当前的动荡世界，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个榜样，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使得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参与到当下全球经济、科技等体系之中，从被动跟随、接受和适应规则，转向主动提供规则的重要一环。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全球中国”的含义。可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维度来理解，相对于历史上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全球中国”即演变发展为“世界的或全球的中国”。
成为“全球中国”的核心动力在于，当代中国重新开启现代化进程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互竞争和交融，成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面貌的关键力量。也就是说，“全球中国”本质是，在推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体现自身的作用和价值。
“全球中国”影响和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包括器物层面深刻复杂的变化，如中国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从边缘到中心、从低层到高端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自觉和主动。中国在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初作为现代化的边缘和外围，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和制度互动中表现为“冲击—应对”模式，又通过艰苦探索，构建起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和制度。随着现代化建设成功、综合实力提升，中国更加自信和自觉地，把体现丰富实践场景、融合传统优秀文化和多元文明精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知识向外传播分享，成为世界现代化知识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能动性和自觉性进一步加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以全球南方国家一员的身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营造更加和平安全、公平公正、普惠包容、团结协作的环境，使全球南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国家的经济自主、政治独立、社会公平、文化自信，摆脱历史上长期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边缘而被剥削和依附的地位。
澎湃新闻：与过往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世界秩序变迁的理解相比，当下的现实存在哪些不同？
陈东晓：过去国际力量的变化，更多是在西方强国之间不断换手。也即，强国之间抢占殖民地。基于这些经验，西方得出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普世性的基本结论。其中包括“国强必霸”，也即，任何国家都离不开通过战争暴力的手段去调整国际秩序。
这其实是源自西方的经验归纳。现在所谓“东升西降”，事实上把原先西方范畴里的一些知识，扩展到非西方世界中，如中国和印度等。后者则以与西方世界不同的经验去回应。中国走过了一段被欺侮的历程，又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去复兴，这是基于现实的条件而来。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诸多对“和”的追求。种种因素都使得中国努力走和平发展道路。这的确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提供了一条更为清晰的道路。
当下，国际体制机制、国际规范越来越重要，要用更多的多边机制去调整利益，因为大家看到，原先的暴力道路形成多输格局，不得不进行改变。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人类的进步。
再从文明文化的视角做些补充。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并在世界上大力倡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全球倡议，都坚持以“天下为公”的理念，把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作为根本目标，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根本指导理念，坚持多边主义，强调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团结协作，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这些价值趋向和理念，正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遭遇和现实挑战形成强烈共鸣。
四大全球倡议中所倡导的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应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球南方国家随着经济实力和地位不断提升，文化主体意识也不断觉醒，更加珍视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在文明对话领域，无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还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些机制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大力推进的。在推动全球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中，全球南方国家已显现出强大的凝聚力，是一支关键力量。
我还要强调，四大全球倡议所倡导的文明多元进步与和合共生的理念，以及中国现代化正在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提升南方国家自信产生巨大激励效应。它激励全球南方国家内在的历史主动、文化自觉、道路自信和战略自信，将有助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丰富和发展世界现代化的文化版图。
帮助全球南方国家主动设置新的议程，使其获得实际的发展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当下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度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是大国竞争带来的阵营化压力？如果全球治理正在进入“再平衡”阶段，当下有哪些概念和原则是大家需要重视的？
陈东晓：全球南方国家战略自主的概念，是我们要重视的。
当下，大国竞争的阵营化压力在增强。全球南方国家面对这一挑战，存在一定压力。但总体上，它们并未像冷战时期的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去自动选边站队，而是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这有其历史渊源，作为被殖民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过去跟着宗主国，现在经过独立，更强调自己的发展自己做主，不简单跟从一个国家的号令。
很多西方国家也有不同想法。它们不满意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不希望回到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的状态之下，因此强调需要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2026年初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做了一次演讲。其中，他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等强国要团结自强，不要受大国竞争影响，还要更多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和它们进行更深的合作。这里，他所说的中等强国，指的是以欧洲为主的西方中等强国，可能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这种表态是说，以自身为代表的中等强国，和全球南方国家都是弱势群体，要更好地团结起来。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如何保持战略自主，的确是全球南方国家面对的新问题。实际上，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一些西方中等强国，都在采用对冲战略。比如，在经济利益方面，在产业、市场、科技、绿色、气候变化等领域，都与中国合作；而在安全等方面，又不得不依赖美国。它们要和中国合作还是和美国合作，不再以意识形态去简单划线，而是强调按照对自身最有利的方面进行选择。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而体现出最大的自主性。从外在表现看，这些国家做出的是对冲的选择。虽有一些自主能力较弱的小国，可能被迫选边站队，但强调战略自主、进行对冲的国家，还是占据多数。
事实上，这对大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要吸引和争取这些国家，绝不能用强力来威胁，使用强力威胁是走不远也走不通的；需要提出一种符合共同利益的方案，才能把它们拉近。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概念，是多元秩序竞争。未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各种秩序在同步成长，相互也在进行竞争。
第一种秩序是所谓的“卡尼主义秩序”，正如前述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所表明的，中等国家相互抱团，继续维护一种基于后冷战时期规则的秩序。这是未来国际秩序的一种重要走向。相当一部分国家，包括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对此原则上是支持的。我们需要对此关注和重视。
第二种秩序是所谓“新势力范围秩序”，即大国各自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将重新主导西半球，俄罗斯势力范围在欧亚地区，中国的主要影响力限定在亚太地区；印度的势力范围在南亚，巴西以拉丁美洲为主；而地区强权国家，如以色列、土耳其等，各自在中东形成一定势力范围。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秩序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新势力范围”论的最大缺陷是，仍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视角看待关键国家的影响力，而没有看到当前科技和产业对“势力范围”的巨大影响，没有充分看到许多关键国家产生的影响都是由关键科技产业及其供应链的构建而来。
第三种秩序是现在受到不少关注的“世界减一”秩序。一方面，美国内部一些专家也在讨论，未来能否形成一个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把中国剔除出去，或者同时把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所谓“威权体制”剔除出去。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家由于质疑美国不顾规则、独断专行和恃强凌弱，特别是不满特朗普时期“美国唯一和美国优先”对当下国际秩序的破坏，也在讨论是否可以把美国剔除出去，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多边合作秩序。这类秩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第四种秩序就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而我们未来或许要探讨的是，各种秩序共同存在、相互竞争的格局，而非一种秩序简单替代另一种秩序。更大的可能是，按照自身能够实现的最大利益，各国之间形成新的利益合作。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关系，但必须和平共存。其间也会形成一种关系秩序。
我认为，基于强调规则的秩序、基于“新势力范围”的秩序、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等，不同秩序相互纠缠在一起，这种状态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
澎湃新闻：您此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议题设置、机制创新、能力建设与链路治理，是全球南方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变化的关键环节。其中有哪些抓手和需要重视的要点？
陈东晓：议题设置方面，很重要的是，如何从原来被动接受议程，转向主动设计议程。
比如，在撰写《全球南方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走向“平权之路”》这篇文章时，我与合作者在讨论中就说到，很多网络空间的概念得以提出的背景，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不匹配。总体上，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能力、治理能力都比较弱，进而难以借助这些概念实现自己的真正利益诉求。
在网络世界当中，需要形成有意义的链接（connectivity），否则对发展中国家无法起到帮助。
首先，需要考虑可负担性。比方说，西方的某个大公司，给全球南方国家铺了光缆电缆，后者似乎能够由此连通世界，但如果价格极其昂贵，当地老百姓用不起，那么也就没能实现有意义的链接。也就是说，全球南方国家在推动议程时，不应仅是表明，需要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需要进行相应援建。关键是，需要让老百姓用得起。否则，即便基础设施建了起来，对这个国家和该国百姓也没有意义。
其次，需要有实际性的应用。比如，对于一个农业国家，如果把网络基础设施连接起来，但只是让百姓看到西方世界的娱乐节目，那也没有意义。一个农业国家运用网络基础设施，更需要实现的是，为当地农民提供关于气象和水土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支持，让他们能够免费获得和使用。包括当地的教育、医疗、金融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乃至其他生产生活活动，都需要从网络基础设施中得到直接的帮助。
“有意义的链接”指的是，需要能够让当地用得起，也需要能够产生实际性应用。实际上，中国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说，真正提出好的议程，就是希望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把抽象的、宏大的概念，落实为一些真正对自身有帮助的概念。从一般性的“链接”，到“有意义的链接”，正是其中一例。这样，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才会真正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好处。
还有一个例子。债务问题是大量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比较大的现实问题。
中国过去也是债务国，这两年逐渐变成债权国。现在，中国也参与到债务减免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国家的债务，我们把还债时间进一步拉长，把利息减少，甚至有时会减免。但若是一直给这些国家减免，那么它们的债务信用就会成为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借了钱，还能通过自身的发展把钱还掉，则会成为很好的债务国，还有能力去借新的钱，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
对于如何偿还债务和提升信用，中国也向这些国家去传递自己的经验。同时，在债务减免过程中，中国也提出将其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内容结合起来。相比国际上原先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减债模式，中国所提出的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对全球南方国家形成很大的支持，也带来了一种进步。
另外，原先通常认为，主权债务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形成。而当下，很多债务发生在银行等私营部门与债务国之间。中国一直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其中，如果没有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债权国的积极作为，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也不会这么高。这也是中国的一个贡献。
当然，到了新的阶段，也有很多新的挑战需要回应。比如，我们自身还要不断改革，解决债务的透明度问题，等等。
澎湃新闻：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也会从对技术浪潮的响应中而来。如何对南方国家进行制度性赋能，使全球治理向更加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向演进？当下又有哪些机遇和障碍？
陈东晓：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都很实际。现在，同发展中国家谈AI治理，与同美国等发达国家谈AI治理，完全不在同一频道。发展中国家会感到，穷人根本还没能享受到AI，根本谈不上去如何约束、控制和管理。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更多是要考虑如何把AI的落地场景快速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去，使得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民众生活质量提高。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比如，2025年7月，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吉布提、蒙古两国捐赠了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MAZU-Urban。它们分别是典型的岛屿国家和内陆国家。通过这个智能体，两国能够为自己当地农业生产报送精确的气象数据，这可以在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中，对防灾减灾起到关键作用。面对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真实场景，把实际的产品送给它们，相应的手段才能真正管用。
中国的落地场景非常丰富，既有非常发达的地区，也有还在发展中的地区。中国在不同的地区和场景之中，创造出和落地运用的AI技术，转移到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会很有帮助。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总结起来，首先，是价值观的引领，中国坚持走和平包容平等的道路。其次，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多公共品，其实是要为其提供能力建设。最后，中国也在不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声平台，比如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这方面，我们采用增量渐进式改革的办法，通过这些平台，在原有的体系之外，改变过往西方主导的机制中，西方国家在结构和比例上占优的局面。以此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完整的生态体系。
希望有更多全球南方国家跟上
澎湃新闻：有哪些新的研究议题和方法，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未来应当特别关注的？
陈东晓：首先，需要研究新的历史周期。按照长周期的历史看，从二战结束后直到本世纪中叶，大概这一百年里，历史车轮转动的不同阶段，背后是经济周期、政治周期的共同推动。
比如，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周期是以石化工业为主的产业以及相应服务业来支撑，政治周期是以冷战为代表的对抗，以及反殖与独立运动为代表的革命，总体上是两极格局。而冷战结束后到2010年代的三十多年里，经济周期背后是信息革命推动的产业和服务，而政治周期对应的是美国单极主导的超级全球化，是单极格局。从现在到2050年左右，可视为一个新的周期，经济周期以数智和绿色产业为主导，政治周期则是大国竞争和治理，可能会变成新的多极格局。我们需要认真和深入研究，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如何相互连接起来，其背后有怎样的根本动力或主要动力。
也即，我们做战略研究时一定要看清楚，某个具体事件本身，可能是在历史长周期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必然现象。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但客观上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从两极到单极再到多极，这一历史周期背后是否有规律可循，或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在这个领域，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中，有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长周期理论，其理论仍然强调，世界大战是周期变化的重要动力。而未来的长周期交替，能否超越“世界大战”，形成世界力量和平共处与和平转移的新周期？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其次，我们需关注“全球中国”的概念。我觉得，全球南方也不会固定不动。甚至有些发达国家，如果衰落了，也会跌入南方的阵营中。而当下的全球南方国家，会不会在“毕业”之后，上升到一个真正的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之中，我们也要对此保持观察。
中国的确和普通全球南方国家不同，融入世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研究中国未来对全球现代化版图、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影响。最直观的是，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积累，我们强调文化自信，但又不固守在传统文化之中，而是把文化自信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这使我们找到一条自己真正的发展道路，也能够对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起到很大激励。
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凭借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可能进入全球化进程，但不具备文化上的自信。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觉得自己不过是照搬西方的经验模式，对于自身传统的经验、文化和知识能够形成的发展模式，并没有一种真正的自觉和自信。
我觉得中国未来贡献的意义也在这里。鼓励很多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既保留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走出一条真正的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一种“全球中国”的贡献。
我希望有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跟上。否则，只有中国能够成功，也是比较遗憾的。如果有更多的南方大国成功，才是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真正建立起来。这些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