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谈中国公益基金会现状：宏观政策环境利于其发展
4月12日，由天津市社会组织管理局主办的“天津基金会沙龙启动仪式暨首期沙龙”在天津市社会组织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举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作为战略合作单位参与天津基金会沙龙，是基金会论坛继此前参与广州、湖南、成都、武汉等地推动不同地区基金会行业生态建设之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指导下，首次与天津的基金会一起共同推动行业生态建设的重要实践。基金会论坛会一直愿意和公益行业的各位同仁一道，积极支持各地区行业平台建立，增进行业交流，促进各地区基金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基金会行业发展和公益慈善行业建设。
在沙龙的主旨演讲环节，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从中国基金会的现状数据出发，分析了基金会发展的历程与条件，并特别谈到了天津基金会在北京的吸纳与辐射下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这里将贾西津老师的演讲全文整理如下，与各位分享。
我今天从几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基金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先看看基金会的发展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再看基金会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会有基金会？最后，在中国，发展基金会有哪些条件，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我国基金会发展现状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基金会发展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民政部统计数据及基金会中心网的最新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基金会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一是数量非常少。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经有82.6万家了，但是这80多万家里面，基金会的数量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仅仅只有7169个。说明中国基金会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第二个特点是规模小。2018年底，全国基金会总资产1527亿元，虽然看上去好像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只要略一做比较就发现了，去年同年，国家电网营业收入3489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中国银行年利润1770亿美元，而中国所有基金会的总资产，还不到一个大企业年利润的八分之一；再跟美国相比，美国180万家免税组织，私人基金会近十万家，2015年美国国税局统计，全美基金会净资产总额8600亿美元，年度公益支出630亿美元，单一个盖茨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就404亿美元，年度公益支出38.6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家最大的基金会的净资产就大大超过了中国所有基金会的总和。虽然我们自己比起来，觉得这个数字不小了，跟自己的历史比较的话也不小了，但是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就中国经济的全球的地位而言，中国的基金会便显出非常弱小；就国际上基金会的发展水平而言，也相当薄弱。这是数字显示出的现状。
我们可以看到基金会数量天津市排名23，只有不到100家。就自身而言，几十家基金会其实也已经有发展的累积。但是就津京冀的社会地位、经济发展以及北京周边带动作用相比而言，它还有非常大的潜力没有发展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基金会的数量并不高，未来可能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基金会的独特作用
以上是基金会发展的数量，我们说中国基金会比较少，资金量比较低，那么这就涉及到基金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如果政府可以满足各种社会需求，是不是还需要基金会？是不是一定要有基金会？其实，基金会有自己独特的作用。
首先，就社会组织发展而言，基金会是社会组织发展资源的提供者，它是一个资源池。所以，如果资源丰富，它会促生组织能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资源的提供者，那么前端的服务者会成为无源之水。所以需要有一个资源库在后面促动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基金会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虽然基金会不像社团和民非直接提供服务，但它们恰恰有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让这些提供服务的、互益的、公益的社会组织有活力，有资源，才能去活动。所以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基金会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在观察国际社会组织的时候也是，不光要看总数，也一定要看结构。那么在社会组织的结构之中，这种组织的再组织、支持类的组织、基金会，其实起到了一个支柱的作用。
第二，在公益生态中，基金会是一个支持层。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部门看做一种公益生态，它不是扁平化的。就好像企业的发展不简单的是数量，经济发达意味着特定结构的出现，例如，有没有股份制公司、跨国公司、金融公司？银行体系怎么样？经营产业发不发达？仅仅是数量多并不意味着经济发达。在公益领域也是一样的。我们看数量只是一个方面，但是还要看这种特定机构的出现，就是支持类组织、基金会的出现，包括孵化器。这类组织就好像银行、金融系统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只有这样的结构构建起来，这个生态链才能接上。生态链的层次性决定了公益生态发展的程度。
第三个方面，基金会是一个对接财富部门和公益价值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基金会的所在。基金会的形式是一个一百年前的创新。那个时候以美国为起始，有很多大工厂有巨大的财富累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财富在不断地进行利润再累积和家族传承之外，会有一个必然的财富自身的需求——怎么让财富延续其所有者所要实现的目的？
基金会是让财富家和企业实现社会目标的一种手段。设立一个基金会可以把这些钱剥离开企业的各种风险，剥离开家族传承的这些纠结，永远地在价值目标上延续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百年历史的基金会至今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的法律形式保障了这笔资金的延续性。财富和原发的企业，原发的个人，甚至和他的家族都没有关系了，和经济危机没有关系，和企业破产也没关系，这个基金会的公益宗旨仍然存在。
其实一百年经典的公益模式就是三方——财富的创造者、公益目标的实现者、中间是基金会——链接起公益的纽带。通过这个链接，让资金有了宗旨的独立属性，才有可能持续的实现它的公益目标。否则，企业自己就随着经济变故造成财富的巨大损失，或者当这个财富拥有人不在的时候，下一个人会把这个钱用于什么就完全不知道了。只有基金会才能把这个公益目标固定下来。百年的公益精髓就在于基金会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创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所以基金会在衔接财富和社会部门的作用上是一个十分创新的工具。
当然，在中国，基金会还承担了一些特殊的角色。比如，由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基金会成为中国三类社会组织中发展最好的类型，而且相对超脱，可以不拘泥于任何具体服务对象，所以在理念引领、治理规范等方面，也起到了比较独特的促进性作用。这是中国转型时期基金会的特殊性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基金会起自于政府，最开始是由于政府缺钱但是想干事，所以成立一个组织募集社会资源，也是属于中国的特殊路径。这种属于中国的特殊路径的属性随着自身的发展也会发生转变。
设立基金会的核心精神
接下来的问题，基金会如何发生，为什么会有基金会？既然基金会这么重要，它怎么出现，资金来源于哪里，为什么会有钱要投入基金会，为什么会有人做这项事业呢？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有两大精神是最核心的：资本精神与社区精神。
资本精神，也就是人们对于资金的看法。你是认为财富是你自己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是认为财富是你的，但是你对于财富拥有的权利，也包含了让财富延续、发挥其价值的责任，或者说财富者作为财富神圣目标信托者的角色。这种基于新教伦理的资本精神，是基金会产生的一种精神来源。
这也是基金会在美国兴起的原由。美国在大工业时期创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基金会，卡耐基在其《财富的福音》里提到两点：首先财富是私有的并且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第二个方面同样重要，你对于自己的财富如何处理是明智的？你可以享有财富，但是让它在你死后灭迹、不负责任，对于企业家是有负罪感的；传给孩子又害了他们自己可以创造的人生，所以企业家需要寻找一种合适的路径实现他对财富的价值。这个理念是他自己选择的，比如认为自己能改善更好的教育，或者关心健康水平，或者其他愿投入的领域，总之企业家要把财富安置好，实现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资本的“精神”。换言之企业家或财富拥有者有一种内在需求：要给财富找一个合理且持续运营的路径。这是设立基金会的动力。
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基金会不是由企业家投入的，而是由公众参与的，特别是在社区里面，由大家共同来捐赠。那这个捐赠动机来自于哪里？广义说是对于本土社区的热爱。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更好，那么我们共同承担，共同寻找资源，一起做我们要做的事。社区基金会中的社区不是狭义的居委会、村委会，而是我们共同认同的社区，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城市，这是所谓的本土价值。由于大家认同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共同投入，就是广义上的社区基金会。
所以基金会资源来自于财富自身的动力或者是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愿景。这是最主要的两个来源。
我们常见的经典基金会有三类：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和社区基金会。在美国，家族基金会占据一半以上。所以大量的资产来自于家族财富传承。中国也有家族基金会，比如说马云基金会就可以称之为家族基金会。阿里巴巴可以称之为企业基金会，是企业家或者企业把财富用于传承的途径。另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社区基金会。像美国最早的社区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是世界最大的社区基金会，资金额非常高。硅谷基金会最初的关怀实际是硅谷地区的发展，但发展至今，硅谷基金会覆盖的领域已经是全美，甚至全球。并不是说社区基金会只能管社区，社区基金会是发源于一种对社区的关怀，但这个需求会扩展，可以扩展到全球，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基金会也是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社区基金会的接受度会更高一些。中国的有些基金会也有特殊的特色，但大多数的基金会不是典型的资助型基金会。如果是做项目的话其实就是服务机构了，但是中国很多基金会其实就是做项目，属于运作型基金会。比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做的非常成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基金会还是会朝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真正的基金会其实就是资助型基金会，运作型基金会其实就是服务机构，和服务机构的功能相比没有特殊性。所以资助型基金会是未来设立基金会的一种方向。
基金会发展的条件和挑战
最后两方面问题，基金会发展的条件和挑战。基金会在中国数量如此之小，但是有其自身的发展条件，这个条件来自于两处：历史与现状。
历史
历史就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它的出台标志着基金会在中国的三类社会组织之中，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私人、企业设立基金会有了可能性。自2004年开始，私人设立的基金会不断增加，直到2011年，非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在中国，公募基金会大多数是政府来设立，而非公募基金会多是企业设立，所以2011年标准企业、企业家及私人财富投入社会财富在基金会设立中占了主导。
在十多年的发展之中，基金会在三类组织中的发展是最为规范的。目前只有对于基金会财务公开的办法，有行为、交易的规范，所以管理是最规范的，也是自身发展最活跃的，能力最强的。比如说基金会的行业联盟，支持性的组织包括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这都意味着基金会内部有比较成熟的组织自律发展的行动。所以基金会发展有最好的历史发展条件。
现状
而就目前而言，2016年《慈善法》出台之后，基金会独特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呢？
首先是慈善法将慈善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公益慈善从来没有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之前只有专业从业者会关注，而慈善法是由全国人大立法的，把公益慈善需要发展的理念普及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个层面。虽然这个理念本身很初级，但是扩展性很高，这是基金会发展很大的机遇。
另一个方面在具体上也有挑战：比如基金会公募资质上而言，原来只有公募基金会能公募，但是现在其实公募资格和组织形态没有关系，所以原来为了筹款而办成基金会的组织就未必需要办成基金会，完全可以利用更为灵活的形式。那么为什么要设立基金会，基金会带来的好处是什么？设立者就会去权衡。
再有就是慈善法对于信托的设定。信托也是财富投入公益的另一个途径，通过信托，能够实现财富的公益目标。也是对基金会形式的一种替代。
总体上，2016年之后，在宏观政策环境上是有利于公益基金会发展的；在具体运作上仍存在挑战，基金会像原来那样特殊的政策优势可能会消失。
天津基金会的发展机遇
最后来看看天津的情况。天津的基金会数量还不是太多，是有很多原因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离北京太近了。要成立一个大的基金会，会受到北京的吸纳与辐射作用。这个吸纳和辐射是相对的，在北京周边会存在资源的吸纳性，但同时有潜在的成为一种政策洼地的可能。北京政治性强，在社会领域就一定是相对保守的地方，很多时候政策比较保守，创新性比较弱，条件不是那么好。如果天津的政策上更有吸引性和创新性，那么完全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个时候，天津可以利用优势走出政策阴影，成为一个政策洼地，吸纳和扩展北京资源。这是天津可能有优势的地方。
还有一个方面是基金会需要钱。目前经济情况和产业状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经济上有没有钱和会不会设立基金会还不是一回事，它还取决于如何认识财富，如何认知你想做的事情。一般性判断，恐怕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真差钱吧？或许发展理念才是更值得思考的。如果没有资本精神，资本不会成为基金会，如果没有社区的参与精神，那么社区不会成立基金会。所以，资源是一方面，但是理念可能更重要。我们怎么看待资本，怎么分配资本，如何配置资源，这些理念是需要重视的。
最后，就基金会管理人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作用，该怎么做才能运作好呢？很多人说我没有资金，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资金规模只是一个方面，很多时候也不是首要问题。比如，南都基金会资金额不大，但是其在社会组织发展中具有的引领性不容忽视，因为它不断提出创新理念，这种创新本身带来的附加值甚至大于投入一两个亿的资金。所以大家的资源差距问题没有那么大，关键还要看在理念上的模式创新有没有引领性。这种创新要重于资源的额度，创新能起到杠杆作用。基金会要会花钱，公益组织要有散财之道。
（本文原题为《贾西津：变“政策阴影”为“政策洼地”，基金会如何创造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