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者之影：在场的缺席
最近半年关于照护者题材的影视作品代表（2025.12-2026.5）
最近半年关于照护者题材的影视作品代表（2025.12-2026.5）
长期以来，聚焦照护者群体的影视创作整体产出较为有限，市场常态基本是一年仅有1-2部作品问世。即便此前已有像《爱在记忆消逝前》（2017.9，意大利）《困在时间里的父亲》（2020.1，美国）《人生大事》（2022.5）《妈妈！》（2022.9）《我爱你！》（2023.6）《不虚此行》（2023.9）《姥姥的外孙》（2024.8，泰国）等中外电影出圈作品，能让观众被触动甚至广泛共情，但还是没能改变该题材作品数量匮乏的现状。
直到最近2年，照护者题材影片才初见增长，先后上映《我们一起摇太阳》（2024.3）《816》（2024.10）《好孩子》（2025.11，新加坡）《比如父子》（2025.12）等作品。真正从2026年开始，这类题材迎来数量上的大幅上映，《菜肉馄饨》（2026.1）《翠湖》（2026.1）《马腾，你别走！》（2026.1）《当我老去的时候》（2026.1，B站纪录片）《长夜将尽》（2026.4）等多部影片集中出现，与前几年低迷的创作态势形成明显对比。这或许也是全球正在加快进入老龄化之后，影像作品对现实世界的反应。
这些影像在反映不同照护者群体的生存困境时，形成了一道道丰富的光谱，既有被突然卷入的少年照护者，也有三明治一代的中年照护者，还有同处病患中彼此照护的老年人，他们大多都将主要视角集中在临终关怀和濒死体验上。
直到今年五一上映陈思诚导演的《10间敢死队》，通过喜剧的方式拓宽了该主题的表现方式，并且加入戏中戏（play in play），让同样是绝症患者贾岛的纪录片《当我们知道离去的时间》形成叙事嵌套。这些作品都在传递一个理念，照护并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施与行为，也不仅限于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还是更加需要被关照的社会性问题。而且也正是在《10间敢死队》里，章小兵（蒋龙饰）这样的照护者被更多人看见，他和贾岛一样，都成为不只是在镜头外/课题外的记录者，而是同样身处生离死别境遇中的具体的人。这也是陈思诚在电影外一定要选用蒋龙、张驰、杨超越这样的演员，让他们也被观众看见，由此形成内外的呼应。
涉及照护者题材的部分学术作品
缺席的在场者
“纪录片是票房毒药，老人是票房毒药，疾病也是票房毒药，你有三个毒药”。导演杨立州在2010年拍《被遗忘的时光》时曾被这样告诫，所幸的是这部纪录片当时还是攀上了中国台湾电影票房前十。当然，后续围绕这三个毒药的失能者电影还是没能打破这些票房魔咒，即便陈思诚执导电影依然难以回天，就算是上线流媒体的纪录片在同期视频里播放量也非常匮乏。但无论如何，依然有很多导演在越来越多地关注到照护者/失能者题材的作品。
毕竟纪录片被院线体系所排斥，市场对非虚构作品天然是抗拒的；核心观影人群即便逐渐高龄化，也依然是以18——35岁为主体，年轻观众认为衰老距离自己尚远，或者说我们害怕的不是老本身，而是衰老带来的失控；疾病则是被认为是有人格审判色彩，是被赋予惩罚与审判的受难性观点。早在十九世纪，就有“疾病之适于患者人格如同惩罚之适于罪犯”[1]的非理性恐惧，这在当下社会依然如此，患病者会被认为是有罪者，癌瘤等疾病意象也会被认定为对社会规训之外的偏离。
不管是哪种毒药，其实都是围绕对死亡的恐惧。拉斯莱特将这段不断靠近死亡的事件称为第四龄（the Fourth Age），是“一个衰弱、失能，逐渐迈向生命终点的阶段”[2]即薄暮时分。
但从这部《被遗忘的时光》电影开始，开始有更多关于失能者的影像登上大银幕。
如今，全球老龄化现象已经越来越严峻，根据联合国预测，2026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15%，预计年底将达到14.2亿人。到2050年，这个数据将会超过总人口比例的20%。而对中国来说，情况更加紧迫。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一组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3.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突破23%，这意味着平均每4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老年人。
波伏娃在《老年》中提出了一个相当危险的命题，即老年是一种无法实现（irréalisable）的范畴[3]，因为我们无法从内部感受到自己的衰老，只能“试图透过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来呈现我们自己”。这种从外部界定的衰老，导致了双重自我意识的脱嵌：一是，失能者自我主体性的瓦解，他们的身体不再听从于精神/意志，生理技能的衰退和自我认知的退行都会让他们不愿也不能识别镜中陌生的自己；二是，变老/失能的现象并不是“由任何渐进的恶化或缓慢的改变组成的”[4]，而是一系列突发事件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骤然降临的。
所以波伏娃说衰老就是一束意向性光线，指向一个缺席的对象，那个对象就是“我”，是年事已高的，对自己不再有把握的人。当然，老年人只是失能者的一部分，虽然是大部分。但无论是哪种失能者，他们身边都存在另一群人，照护者。这些照护者的处境同样应该被观照到，他们也是缺席的对象。
失能者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被褫夺了主体性，照护者又当如何呢？他们正在经历的，是另一种反向他者化的过程。失能者被当作次等人（subhuman），照护者也同样被社会“主流群体”劳动者视为外来他者。围绕这些失能者进行照护的人们，虽然是健全的劳动者，却在长期照护中，发现自己的时间早已不属于自己的主体性规划，而是被另一个甚至几个人的生理需要所萦绕。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功能性的，必须在场却不可见的照护之手。他们当然被需要，但他们的需要被迫让位于失能者的需要，他们必须陪伴在被照护者身边，而且由于失能伴随的失控、失智与失忆，这些照护者亦无法从被照护者身上真正得到正反馈。
如果说在15年前照护者群体或许还是少数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就不再是如此。按照京东健康2026年4月的一项调研报告，就显示大量照护者面临体力、经济、技能和心理四重交织的困境，“81.6%的照护者自己的工作与照护需要严重冲突，78.5%的照护者处于长期体力不支，77.8%的照护者亦承受着高强度心理压力” [5]。
前文所说的健全人与老年人3:1人员组成，正好与三明治世代的家庭人口组成方式相吻合。所以，在今后可见的时日里，几乎每个中年人都会面对胡泳教授2024年伊始就直面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现在是、即将是和需要被照护的人[6]。
“这既是一个身体疲惫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理很容易失控（的过程）。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记忆的人对你造成（的心理打击）。照护老人的心理过程就像鸡蛋从生到被煮到全熟的过程。一开始是生的，一碰就碎，一塌糊涂；后来是煮鸡蛋，充满考验，还得不停地在各方面维持自我运转，才能维持照护工作。” [7]
胡泳教授依然在更新《照护者说》系列文章，从他的文章所讲述的自己照护母亲生命最后旅途的经历，以及从各文学家、影视作品中得以共情而来的感喟，这些文字共同串联起的就是一组三角关系：失能、照护与死亡。这组关系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多有感触。我的外婆今年已经94岁了，我年过66岁的母亲每周要去外婆家2天进行照护，日积月累如此已经将近20年，可以说比《被遗忘的时光》还要早。
照护关系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它看似构筑一个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共同面对衰老与依赖的叙事，但叙事的的重量却几乎完全压在了照护者单方面的肩上。日本在亚洲国家中最早面临老龄化社会，围绕照护主题出版不少图书，《是家人，也是凶手：绝望照护者的自白》里，NHK节目组调查了2010-2015年的138起照护杀人案，接受采访的当事人几乎都表达过相似的观点“照护是一场没有终点线的马拉松，照护者必须持续忍受着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艰辛生活。无论男女，在这个过程中都很难找到任何希望” [8]。
如果用当下年轻人流行的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叙事来看，反而更适合这些照护者不是吗？很多年轻人身处的是被悬置/迷茫，这是该概念提出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说的流动性，也是当下年轻人在如此不确定的社会现状下的无力感。
但奥德赛的核心是回归（νόστος），不是漂泊，是历经漫长的照护体验的回归。奥德修斯在海上经过10年的颠沛流离，他到达国土后变形为乞丐，他在冥府遇到早已亡故的母亲，最后才成为国王。在这个过程中，重返故土的意念何其坚韧，他也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抱持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
这也正是照护者影像的价值，这些照护者们很难来到电影院，成为观众也成为被关注者，如果要说第四个毒药，那可能就是照护者们。但他们作为在场但不可见的人，并不是透明的。
涉及照护者题材的部分纪录片
被遮蔽的在场叙事
在这些照护者电影谱系中，不同风格作品对照护者形象塑造各有侧重，也在无形中折射出他们究竟是如何被看见/被遮蔽的现实状态。纵观照护者影像作品，大致可以归为三种不同情感的表达脉络：临终维度下的苦情叙事，精神耗竭下的异化悬疑和日常语境中的温情生活。当然，这些电影风格最开始优先还是呈现失能者的身心状态，而后才逐渐将视角转移到发现照护者身上。
首先是贴近生命终点的临终苦情叙事。这类作品以被照护者的濒死体验作为叙事核心，照护者更多是被赋予道德引导者身份，承担着疏导濒死者的死亡焦虑，以及完成心灵慰藉的叙事功能。在这些系列作品里，医院成为承载该叙事的重要阈限空间，也是福柯所说典型的异托邦空间之一。同时，死亡作为终极话题，会将同院病患的濒死场景弥散到其他被照护者身上。魏德圣导演的《816》就频繁出现同房病危事件，时刻营造出死亡随时可能降临每个816室少年群体身上的创伤氛围；《10间敢死队》同样聚焦临终悲情，也将10号房里随时可能出现的病危境况直白地呈现给病友和观众。
然后是聚焦照护困境的悬疑异化叙事。在这类叙事里，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很有可能陷入身份疏离，被照护者眼中（同时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影响）照护者会逐渐变成陌生的闯入者；照护者在长期照护中也难掩精神耗竭，并且可能会滋生绝望行动，家庭居所成为映照这一异化过程的核心场景。上野千鹤子就曾认为孤独死只是临终前误判的状态，如果老人能抱有完整的主体性，就能有尊严地告别人世。但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前提是需要晚年独居，一旦同住（无论是夫妻还是家人）形成照护关系，就会出现“代际摩擦、长照压力和被迫的相互捆绑” [9]。《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里父亲安东尼在自己家中生活就长期陷入时空叙事混乱的错愕之中。王通的《长夜将尽》也以大量家庭照护的镜头，刻画叶晓霖借药物终结老人生命的极端照护悲剧。
第三则是看似温和日常生活的叙事，照护自带的沉重悲情也被日常温情稀释。叙事虽然不刻意放大照护者的重压，但观众的关注点也跳出照护者本身，转向人物的个体性情。在此类叙事中，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的身份关系也逐渐消解，与养老院有关的空间成为代表性叙事空间。《被遗忘的时光》就是围绕中国台北失智老人养护中心里讲述六位失智老人的故事。刘博文导演的《来福大酒店》（2024.6）和周铨导演的《轻于鸿毛》（2025.9）也都打造出类似的康养场所作为失能者的生命归宿。徐童纪录片《他们是肉做的&肉是怎么做的》（2021）和《养老院》，以及2026年1月B站上线的5集纪录片《当我老去的时候》，也均有养老空间为依托，描摹出真实却不“完美”的照护日常。
但不管是哪种表现风格，都是照护者围绕失能者在生命不同体验阶段出现的情感反馈。这三种叙事风格的分野，其映射了现代性语境下失能者生命历程中不同阶段的递进性困境，即从衰老到失能，再到被照护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同性质的他者化与主体性危机。
首先是生物学意义的外在变化。外形开始无法维持健康时的容貌，虽然当事人并不会从内在意识到自己衰老。如果说死亡可以认为是在场的幽灵学（hauntology），衰老就是不在场的幽灵学。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里频繁援引哈姆雷特父亲亡魂的例子，就是在说死亡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完成进行式。在这一语境下，哈姆雷特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被倾诉的照护者[10]。死亡的幽灵会回来，它们会以失忆症的形式席卷人的身心，而且就像《过家家》里所展示的那样，是不可逆的，是混乱的，是侵蚀（erode）的。
临终苦情叙事就是对现代性死亡回避的影像投射，也是失能者被他者化的符号性遮蔽。这也是社会对老年与失能者最表层、最符合主流规训的认识。
照护者在医院进行照护行为，让医院作为生死边界的阈限空间而运行，同时这种生死边界也被医学专业话语所管理。失能者伴随的疾病让他在入院的时候就被患者化。苦情叙事也是对医院的依赖，让医院把死亡隔离在日常生活之外：死亡大多数时候发生在急救室和病房中，而不是社会/家庭里。在这里照护者也被阈限化，他既不是医疗者也不是患者，而是被悬置在家属/护工/陪伴者等模糊身份之间。《10间敢死队》的章小兵一开始就是以这样的三重身份进入10号病房，他既是二姨的病人家属，又是其他病人的“医托”，同时还承担起易主任的科研课题任务。戏谑的是，他被人称作天煞孤星，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幽灵，不过这种不对称凝视的面甲效果（visière），同时也是照护者作为不可哀悼（deuil）丧失而存在。
随之而来是行动力的逐渐减弱。悬疑异化叙事触及到的就是失能者无法行动带来的他者感。前文已经说过，失能者从自我和外在角度都很容易变成悬疑叙事，一是来自社会整体的拒斥，诸如浅野一二O的2018年的漫画《Tempest》，就是用一种极其科幻的方式描绘了已经进入老龄化的日本，面对老害（ろうがい）如何处理的命题。二是来自阿尔兹海默症这一内在性不可逆的疾病，哪怕是第一视角失能者都会把自己变成陌生人，更毋宁说照护者。
所以家虽然可以是亲密空间的最后场所，但在经历长照关系之后，就会变成被暗恐（uncanny）化的场域，这也是悬疑异化叙事生长的场域。从失智症（Dementia）病人视角出发的图书《想带你看看失智症病人的世界》里，画出了失智症导致的44种身心功能障碍。而且，如果说医院和养老场所本来就是陌生的地方，那家这种在陌生与熟悉之间叠加的空间，反而会更加重失智者的悬疑性：“其一，因为当事人回想起了曾经住过的老家的记忆，并且这段记忆覆盖了他对现在正住着的新家的记忆。其二，因为当事人识别空间和人脸的功能出现了障碍，不知道现在待的地方就是自己家” [11]。
我以前也玩过不少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独立游戏，诸如《阿尔兹海默：守护》（2021.7）《长梦》（2022.9）《只愿有你》（As Long As You're Here，2025.12），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腾讯参与推广的《6栋301房》（2022.9）。这些作品大多也都在悬疑异化叙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游戏性，其中失忆和画面重建成为他们的共有主题。
而照护者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又何尝不是被剥夺了行动力，与失能者不同的是，照护者的异化感是漫长的而不是骤然的，直到照护者无法在逐渐失忆的失能者身上得到正向情感反馈，于是他们就如胡泳所说，无助是诞生在失能者身上的，但同时也是诞生在照护者身上的：
“无助总是在别人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发生。它在细小的缝隙里生长：它不是轰然倒塌，而是日常的慢性侵蚀；不是某个决定性的瞬间，而是由无数不起眼的时刻叠加而成；甚至也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被迫独自承受的方式。” [12]
不只是三明治一代，少年照护者们也会在漫长的照护过程中逐渐丧失自己的生活、社交与个体意志。可以说“过度的照护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少年照护者的身心健康。照护家人导致少年照护者上学迟到、旷课的次数增加，学习成绩下降，与同学关系疏远” [13]，这些异化本身也会一步一步把照护者变成“绝望的照护杀人者”，他们会陷入一种巨大的道德纠缠，因为“逃避照护家人的责任并不会被判刑，反而是哪些没法狠下心撒手不管又无力继续照护下去的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4]。
最后，失能者的主体性也不得不让位于生存这一概念，这也是照护关系中日常并不美好的关键。到这一步，照护者就是必须介入的群体关系，同时观众也终于能看到照护者日常所看到的场景。
仅仅像《长夜将尽》《10间敢死队》那样将失能者部分需要被照护的过程放出来一点场景，呈现在银幕上就是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部分。更别说徐童的《养老院》纪录片，更是难以直视。但失禁、呕吐物、衰老的皱皮都是照护者进行照护工作的常态：“粪便及其等同物（腐烂物、感染物、疾病、尸体等）代表了来自身体外部的危险：自我受到非自我（non-moi）的威胁，社会受到其外部的威胁，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 [15]。衰老而不是死亡，就是在逐渐走向“卑贱物赖以生存的那个人是被抛弃者”的过程。
薛舒在《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里讲自己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的父亲在临终医院的五年光阴，开头第一篇就谈到这种强烈的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污秽感，也是我的外公外婆在过往几年里躺在床上的真实模样：
“他在老年病房里住了整整五年，他失智、失能、丑陋、萎靡……他以一具不断散发出败坏气息的躯体的形式存在，像一头受伤的劳动物，浑身破碎，奄奄一息。五年中，他的身躯从未离开过床，他全身的肌肤与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床紧密接触，白色的床单，以及床单上加铺的一层尿垫，成为他的第二或第三层皮肤，属于他自己的原生皮肤不断起屑、糜烂、生出脓疮、结痂、鱼鳞般脱落，然后，竭尽所能地重新生长，机体愈新的能力远远赶不上溃败的速度。” [16]
这种描述在2016年NHK特别节目《我杀死了我的家人：“照护杀人”当事者的自白》里得到呼应，选择的11个案例里有不少当事人的心声也是如此：“那时候，我觉得她是个披着我妈妈外皮的怪物”“妈妈太可怜了，所以我动了杀心”“我觉得照护母亲之前的那个我已经死了”。
照护失能者被认为是肮脏工作，这些失能者被叫做肮脏人群（dirty people）。于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式捆绑不断加深。吴心越即便是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没能“克服主动学习或尝试为老人清理大小便、擦洗身体”。但如果不及时清理，缠绕在失能者身上的所谓老人味（old people smell）就会越来越重，有实验表明是叫做2-壬烯醛的物质。而它们会被不断认为是污秽、堕落、死亡的他者身体和隐喻[17]。
养老空间在这里就成为管理/被管理的阈限空间，所谓“肮脏的老人必须被排除在城市空间之外，至少得与自己的生活空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但照护行为又必须在亲密的身体接触下完成。如果要专业行为对待，失能者就很有可能成为活着的非人（nonperson）或被去人化（dehumanization），照护者对他们就可能存在潜藏的伤害；但如果要强调人文关怀，照护者又被外界认为是沾染污秽的肮脏工作。
而这所有一切，无论是悲情叙事、异化悬疑还是日常真实的情感方式，失能者的足迹从医院、家再到养老空间，他们一直都是在被看见的，是在被照护者群体所看见。
有朋友可能会说并非如此，毕竟很多讨论失能者的作品都如纪录片《陪你老》（2026.1）《亲爱的请别忘记我》（2024.12）或《前浪》（2024.6）那样，以一种温情且诗意的方式用媒介去记录临终的最后时光。
在这里，媒介本身成为带有延续生命痕迹的怀旧载体，它既能让人感到温暖，又让人感到惆怅。胡泳就认为这些摄影和诗歌一样，“代表着人在日常生活的有限存在中，对必死侵蚀力量的抵抗” [18]。它充满情动的力量，可以把一切时光丈量。
确实在很多电影里，观众都会看到视听画面用这种方式来缅怀或哀悼亡者，他们仿佛就是这么温和地走进这个凉夜，最近几年的电影里也有太多熟悉的形象：《爱情神话》（2021.12）的老乌、《轻于鸿毛》（2025.9）的婆婆李海琴、《浪浪人生》（2025.10）里的奶奶黄学娣，乃至今年五一档里《给阿嬷的情书》（2026.5）里的南枝阿嬷都是如此。
但是我想说，这并不是以照护者之眼去看到失能者，而是以哲学家之眼去讨论死亡，以及不断步入死亡的轨迹。
哲学家朱锐在去世前的《哲学家的最后一课》里，作为癌症终末期患者只有数日可活，但依然坚持在最后的时光里通过对话这一“最好的告别方式”来进行。这是一种本真的此在（authentic Dasein）：
“真正的向死而在是真切地知道，在一个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时间维度内，生命即将结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必然性，是一种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宇宙的残酷。” [19]
这样的思路也贯穿在《10间敢死队》的宣发中。出品方壹同制作就和知乎电影共同发起“生命六问”问答活动，里面涉及的6个问题都是从生活哲学层面去反思应该如何与生命进行告别，诸如“不顾一切去完成心愿，还是回归日常，平静接受结局”“坦然赴死和认真活着，哪一个更需要勇气”。
但我还是想说，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哲学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哲学之眼。照护者们所看到的并不只是诗性，依然还是交织着悲情、异化与日常的场景。
长期以来，无论是社会讨论还是影像叙事，焦点也常集中于失能者本身，照护者退行为不可见的背景。而当下的影像实践正在逐渐扭转这一局面，首先就是叙事视角开始出现转向：让照护者从功能性角色（或许同时也是与摄像头形成同构性工具）转变为拥有独立情感、挣扎与生活轨迹的叙事主体。在这一基础上，不只是失能者的生死困境，照护者的身心耗竭也被不断具象化，照护当然是“没有胜利可言的战争”，这对照护者/失能者来说都是如此，“一种似曾相识，一种感同身受，关于照护者的那些心理崩溃和万念俱灰，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演绎” [20]。
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将这段关系游牧化的方式来重构，通过影像看见照护者，从单向的情感劳作付出变成双向甚至多重的情感互动与生命陪伴。
当然照护叙事可以不只是以上的几种，甚至还可以扩展到生命喜剧的情感表达。这就是陈思诚在今年五一上映的《10间敢死队》所想要去阐释的内容。
《10间敢死队》海报
失能之后，笑是残酷的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在人变老/失能之后，笑是残酷的。柏格森在论何为喜剧的时候，说根源是“镶嵌在生命中的机械性”（du mécanique plaqué sur le vivant）[21]，人的身体本来应该是灵活的、受精神驱动的，但当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变得僵硬、重复、机械化的时候，喜剧效果就产生了。健全者模仿僵硬行为会让人发笑，是因为行动迟缓、不协调带来的滑稽，是身体拖累了灵魂。但这不就是失能者的现状吗？一个人失能之后的笨拙让笑产生，于是柏格森警告到，这“表示一种个人的或集体的缺陷，一种需要马上纠正的缺陷”，由此笑对于被笑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羞辱和社会的指责。[22]喜剧从阿里斯托芬开始，亦是开启了之后文学常见的主题，“被嘲笑和殴打的老年人”。
波伏娃继续发展了这种观点。她在《老年》中几乎是重复了柏格森的观点。但更进一步的是，她指出喜剧化是一种回避策略，把老人（失能者）变成丑角之后，似乎就不需要认真面对他们的处境。而且笑还是一种比厌恶更隐蔽的排斥，厌恶至少承认对方困境的存在，笑则把对方降格到无足轻重。
如果我们笑完了，这些失能者和照护者的处境有任何改善吗？当然不能，但可以无视这种即将变老的恐惧：“在老年人身上，年轻人憎恨的是自己的将来，于是试图通过谑笑驱散这一恐惧” [23]。喜剧也拒绝将老人塑造为正面形象，而是把这些失能者“当作他者，一个纯粹的客体，观众通过笑来不认同他们”。
在传统喜剧叙事里，这部分就成为最残酷的地方。
在现代社会，我们当然不应该笑失能者的身体，那么一个真正观照生命的喜剧片要怎么拍，就变得相当困难，而且还是顶着纪录片、老人和疾病三重票房毒药的作品。之前《马腾，你别走》和《过家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去展开喜剧感，它们都是通过身份错位的方式来进行，无论是突然成为林庆祥照护者的马腾，还是扮演任继青儿子的钟不凡，都是如此。由此形成的拟亲家庭关系，在这种冲突中完成喜剧。
《10间敢死队》则尝试提供一个破局之道，虽然它在五一档票房排名靠后，但在照护者题材电影里票房已经可以算名列前茅。它通过视角反转的方式来完成喜剧构筑，不是让观众坐在镜头外去笑失能者的笨拙不堪，而是让所有人，无论是绝症患者还是求死不得的章小兵（护工）都重新抛入同一个生命不确定性的未来里，让他们共同组建挑战“时间”的“敢死队”。
“喜剧表现了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的生命力节奏，悲剧则表现了自我完结（self-consummation）的生命力节奏” [24]。章小兵的身份就是重构照护关系的本质，他是以求死未遂者的身份去照顾病房内的绝症患者，这本身就是对生命力的一次反讽，他同时还是照顾已经癌症晚期的二姨的家属。于是单向的给予/接受的照护关系，可能带来巨大创伤的过程，转变成多向的、互为镜像的救赎。
在这一过程中，喜剧生命感（sense of life）的符号大部分都转移到章小兵身上。他必须要完成易主任给的课题，于是与病房患者僵硬的交流问答成为一个滑稽点；他要记录内容，于是鼓动贾岛通过摄影机拍摄下患者的日常画面，虽然前期有不少偷拍感，但偷拍本身就是另一个滑稽；贾岛本人似乎具有哲学之眼，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口中总有是枝裕和、黑泽明、塔可夫斯基等大师语录，这又是一个滑稽点。
而这些角色本身还有演员各自所在影视作品的情感连续。我在观影过程里总是会看到熟人面孔。蔡明饰演的马美丽很难不让人想到《闲人马大姐》的后续生活境遇，倪大红饰演的老刘则会让人想起《老去的家》《祝你幸福！》里的老年人；曹炳琨饰演的老刘儿子又会让我回想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里的曹德望。
观众的笑中带泪（bittersweet）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体僵硬，而是因为他们的鲜活与境遇之间的落差，影片也在尽力完成让这些失能者从被笑的他者到自己笑的主体的转变。也是在这里，医院这个生死交替的异托邦，也不再只是福柯笔下所说的规训与等待死亡的场所，而是转化为充满生命意义和重新缔结对抗时间共谋的反阈限空间。
《10间敢死队》相比今年的《过家家》和《马腾你别走》，尽量再次延长了喜剧在电影中的比例，通过10号病房病友们一行人去横店的方式完成了生命最后的梦想之旅。
但这并不是说《10间敢死队》就解决了喜剧与照护之间的张力。它选择癌症而不是慢性失能症或衰老作为叙事对象，其实是回避了更长时间、更没有终点的照护者困境。
毕竟癌症有倒计时，贾岛的纪录片还可以留下光影，而阿尔兹海默症没有，如果在临终之前还有漫长的慢性生存（chronic living）状态，那生命还是会变成病态而漫长的拖延死亡，可能是十余年，衰退的肉体会让人慢慢变得社会性死亡，在生理性到来之前[25]。
但《10间敢死队》还是指出了一种面向照护者敞开的可能，笑不是以失能者的身体为代价，喜剧的主题从健全者（观众）转移到失能者身上，照护叙事就有可能突破回避-暴露-再回避的恶性循环。而且在《10间敢死队》里，观众看到了照护群体不只是照护者自身的力量，还有科研课题的介入、社会力量的支持、影像作品的参与，甚至还可能有AI技术的辅助。
“不只被看见”
然而，影像中突破终究限于叙事之内。在题材上，仍有大量受慢性病困扰的失能者及其照护者的漫长困境未被充分言说；在现实里，照护者面临的系统性困境远非几部电影所能回应。所以影像让照护者被看见，现实也同样需要让照护者被看见，不是作为功能性的在场，而是作为有成长路径的劳动者。
现实中照护者作为职业劳动者的处境，也远非章小兵在电影最后能就读易主任的硕士研究生那么容易。波伏娃说社会总是把老年人当作“纯粹的物”，照护者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劳动被需要，但他们的群体却不被看见。这些人技能无认证、成长无通道、社会也不认可，照护者的未来也在呼唤一种更直接、更现实地被看见。
这种被看见，在制度层面意味着将照护从隐匿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庭劳务或低端服务，转变为一项被公开认可的、拥有专业标准和职业发展路径的社会工作。影像致力于让照护者从功能性角色转变为叙事主体，现实则呼唤他们从不可见的劳动力转变为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主体。
在这一层面上，成都市职工大学开展的“求学圆梦”[26]行动，恰好提供了一个微缩但重要的实践样本。该项目为这些日常叙事中最不被看见的照护者构建“岗前培训—技能提升—学历提升”的全周期成长路径。2024年迄今，有148人走进成都市职工大学，攻读家政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等专业课程，2026年7月他们即将迎来毕业。148人放在成都市30余万入户家政从业人员的基数里或许很少，但当他们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照护者的身份坐进教室，当养老照护从一份依靠经验支撑的工作变成一门可以被系统学习的专业，照护者就从不可见的背景走向可以被识别的职业身份。
因此，在现在影像作品逐渐通过更多元的方式看见照护者，不只是临终苦情、悬疑异化、日常生活，以及生命喜剧。此外，照护者的未来也在呼唤一种更直接、更现实的被看见，不是作为被叙事需要的角色，也不只是作为被影像观照的对象，而是作为有尊严、有路径、有未来的社会主体而被看见。
《照护》的作者凯博文就说“这样一个充满了歧义与矛盾的世界，关爱与照护是少数弥足珍贵的东西之一” [27]。只有让影像中的人文关怀，落地为现实里的制度支撑与成长路径，我们对照护者的观照才是完整的，才能既保有影像凝视的厚度，也有属于此在本真生命的、制度性的生长。
【本文作者但愿，系成都市职工大学讲师、文艺美学博士】
注释：
[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p40、76.
[2]吴心越.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3：p23.
[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老年[M].孟玉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p298.
[4]张容南.不惧老去：哲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老年关切[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5：p28.
[5]京东健康研究院.2026年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现状调研[OL].https://mp.weixin.qq.com/s/B0_SfABD_IoVEnK_556KWg有效样本576份到家护士专项调研、3000份子女调研。
[6]王之言.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OL].凤凰网：https://mp.weixin.qq.com/s/AalgxfED9Fp5vcmvApzLgg
[7]对话北大“24小时照护”教授：照护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心理就像鸡蛋被煮到全熟[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010915
[8][日]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是家人，也是凶手：绝望照护者的自白[M].丁丽阳译.中信出版社，2024.5：p103.
[9] [日]上野千鹤子.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告别[M].廖荣发译.译林出版社，2022.5：p23.
[10]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p9.
[11] [日]笕裕介.認知症世界の歩き方[M].王露萍译.北京科技技术出版社，2023.10：p38.
[12]胡泳.无助者的世界[OL].腾讯新闻大声思考：https://mp.weixin.qq.com/s/rcPTfMgCvrQIzk63eS0pag
[13] [日]日本每日新闻特别报道部采访组.少年照护者[M].阿夫译.中信出版社，2024.1：p44.
[14] [日]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著.是家人，也是凶手：绝望照护者的自白[M].丁丽阳译.中信出版社，2024.5：p39.
[15] [法]克里斯蒂娃.恐怖的权力：论卑贱[M].张新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p102.
[16]薛舒.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M].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1：p2.
[17]吴心越.薄暮时分：养老院里的日常与脆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3：p201.
[18]照护者说｜胡泳：相册[OL].澎湃新闻·思想市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453945
[19]朱锐.哲学家的最后一课[M].中信出版社.2025.5：p64.
[20] [美]凯博文.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M].2020.11（2026.1重印）：p204.
[21] [法]亨利·柏格森.笑与滑稽[M].乐爱国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8：p35.
[22] [法]亨利·柏格森.笑与滑稽[M].乐爱国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8：p95.
[23]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老年[M].孟玉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p111.
[24]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p406.
[25] [美]葛玫.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M].刘昱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6：p159.
[26]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起的，面向一线产业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劳模工匠等群体的学历和能力提升工程，旨在通过学历资助与专项培训双轮驱动，推动职工学历提升与能力拓展深度融合。
[27] [美]凯博文.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M].2020.11（2026.1重印）：p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