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四川历史发展与生态地理环境（三）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今日起，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四川历史发展与生态地理环境（三）

四川“天府之国”的由来

以及“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四川“天府之国”的由来

巴蜀山水瑰丽多姿，神奇神妙，剑门关之雄奇，夔门之激越， 江汉之炳灵，岷峨之俊秀，是陆游眼中“天下之绝观”的胜景。巴蜀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特别是秦朝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成都平原成了“水旱 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土”与“陆海之乡”，成为秦汉大一统的后方基地。 “天府”一词本指掌管国家府库财宝的官名，最早见于《周礼》。纵横家苏秦游说秦惠王时， 曾借用“天府”之名称赞秦国的强盛与富庶，汉初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认为关中“金城千里，乃天府之国也”。可以说，“天府之国”最早指的是关中平原的富庶之地。四川被称之为“天府”则源自蜀汉丞相诸葛亮，他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 以成帝业”。“天府之国”于是成为对自然环境条件优厚、富庶美丽的蜀地的专称。蜀地沃野千里，号称“陆海”，随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与完善，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历经文人、史家的不断传颂，“天府之国”最终成为四川盆地的代名词，为天下后世所接纳与承认。

图源：成都发布

“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四川建置，代有废兴。有关“四川”得名的由来，据谭继和先生研究， 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源于政区建制

在“四川”作为行政区划正式命名之前，历代对这一区域曾有“蜀川”“两川”“三川”等说法。贞观元年（627 年）， 唐太宗按大唐王朝山川地形分其地为十道，其中 ，剑门关以南地区称作“剑南道 ”，剑南道以东区域称“ 山南道 ”，以剑南道、山南道统辖四川地区。武周圣历元年（698 年）五月， 蜀人陈子昂（661—702）向武则天呈《上蜀川安危事》，把“四川”之境称作“蜀川”。南宋李公麟（1049—1106）曾作《蜀川胜概图》。陈、李二人所云“蜀川”一词，显然仅是从文化角度对蜀地的概称。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唐玄宗调整全国为“十五道 ”，将剑南道所辖区域分为剑南东道、剑南西道，人们习惯称“两川”，即“东川”和“西川”。“两川”即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再加上山南西道，一般称作唐人所谓的“剑南三川”。

北宋平定蜀地后，按照路、州（府、州、军）、县（监）三级行政管理体系管辖巴蜀之地。咸平四年（1001 年），宋真宗分川峡路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政和元年（1111 年）元月，宋徽宗在《诏四川羡余钱物归左藏库》中，首次使用“四川”这一概念，这是“四川”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的开始。据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五年（1135 年），开始由南省（尚书省）组织进士考试， 唯有四川改由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组织进士考试，七年之后，又移交给制置司组织考试。宋高宗除将尚书省组织的进士考试特权先后下放给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制置司外，还因担心地处偏远的巴蜀举子来不及参加朝廷中秋日的殿试，将其殿试的时间推迟到次年的“三月十五日”。“类省试”制度在“川峡四路”的保留，一方面表明宋高宗对巴蜀文化区域内士子的特殊照顾，另一方面表明他已将“川峡四路”所辖行政区看作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了。宋高宗此举，对四川文化发展及四川学子促进影响较大。

源于经济管理区域管理

政和元年（1111 年），宋徽宗在诏书中正式使用“四川”一词，赋予了“四川”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管理区域的性质。靖康末，朝廷开始设置“总领措置财用”这一专门机构，但它还不是官名。直到建炎末年，朝廷在四川设置“总领四川财赋”这一行政机构 ，专门负责“川峡四路”的赋税事宜，“总领”才正式成为官名。在“四川总领官”之下，分别设有“总论蜀酒”“总论蜀盐”“总论四川茶马”“总论四路定差”等， 以负责四川境内盐、茶、酒诸税的征收及茶马贸易的管理。其中，“总论蜀酒”管理“四川酒课”达 410 万缗，“总论蜀盐”管理盐法达 400 余万缗，“总论四川茶马”管理茶马贸易每年多达百万缗。这充分说明，“四川”在宋代最早是作为“川峡四路”这一经济管理区域的简称来使用的。后来，“四川”一词的使用，还扩大到政治、民政和军事等领域，朝廷先后在四川设置“四川宣抚司”“四川制置司”“四川提举茶马司”“行四川民事”等行政管理机构 ，它们作为中央政府派驻“川峡四路”的行政管理机构，均以“四川”这一简称代替“川峡四路”。

源于“四大川”

有关四川源于巴蜀境内四条江河的观点，古已有之。《尚书 · 禹贡》中就有诸如“江、沱、潜、汉”四水的记载，它们都在古巴蜀之内。《新唐书 ·地理志》在介绍剑南道时，有岷江、涪江、雒水（今沱江）、西汉水（今嘉陵江）四条大川的记载，“四川”之名即源于此。清人李元（生卒年不详，字太初）在《蜀水经》中曾说“四川者， 四条水者”, 明确指出四川之名源于巴蜀境内的四条江河。刘沅（1767—1855）在《四川考》中也认为“四川”一名与川江有关。关于四川源于“四水”之说不乏其人，但“四川”中的“川”究竟是指巴蜀境内的哪四条江河，“四川”中除岷江、沱江、嘉陵江之外的另一条江，到底是雅砻江还是黔江（乌江）抑或是金沙江 ，学界至今都没有形成共识，但这恰好说明“四川”得名由来的复杂性以及多样性。

四川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

四川历史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古巴蜀农桑渔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古蜀城市初兴，经历了从宝 墩古城到三星堆古国王都再到十二桥干栏式宫殿建筑群的发展阶段。从大禹治水到杜宇“教民务农”再到开明治水使民“陆处”安居，开启了巴蜀农耕文明的发展序幕。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大型祭祀坑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贵重器物，可能都与祭祀活动有关，展现了敬天礼神、“绝地天通”为特征的古蜀国权力运行模式。

第二，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农桑文明发展到“优越秀冠”阶段。水利蓄殖其国，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造就了巴蜀“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生产与生活方式。文翁以儒化蜀，首开地方官学，传播儒学培养人才，史称“蜀学比于齐鲁”，为巴蜀注入儒学的精神内核，促进巴蜀融入中原主流文化圈的进程。秦汉移民实蜀，农桑经济快速发展，成都“列备五都”，成为全国一流的大都市。

第三，唐宋时期巴蜀农商经济大发展、文化大繁荣阶段。“文宗自古出巴蜀”，“蜀儒文章冠天下”，陈子昂、李白、“三苏”被称作天下文宗。“史学名邦”，范祖禹、李焘、李心传被称为一代良史。“扬一益二”，成都被称作“喧然名都会”，富甲西南。天府之藏，“可济中国”，巴蜀形成了最先进富庶的巴蜀城镇体系。波影光华满天下，蜀锦为“中国四大名锦”，卓筒井技术遥遥领先， 印行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刻行《大藏经》，巴蜀成为既崇且丽的西南文化重镇。

第四，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化由精英转型为城乡市民文化阶段。“湖广填四川”，外来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融合， 为巴蜀城乡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了市民

社会的发展。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讲求根柢之学，培养蜀中英才， 巴蜀成为继湖湘之后的“又一思想学术重镇”。艺术戏曲复兴，川剧、绘画、音乐、书法、雕刻艺术人才辈出，文人书画影响深远。

第五，近代巴蜀文化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化转型阶段。戊戌维新变法，蜀人踊跃，杨锐、刘光第位列“六君子”，启迪巴蜀人的现代思想。保路运动促使民众意识发生转变，加速了巴蜀市民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的巨变与文化心理的转型。“惟蜀有才”，刘光第、杨锐、邹容、彭家珍等巴蜀俊杰奋发踔厉，舍生忘死，投身辛亥革命，起到“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先锋模范作用。

巴蜀文化植根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史前文明精神沃土，发展、形成于文明时代，其特有的根核命脉和文化活态基因滋养并形成了巴蜀文化历史的诸多特质和形态，体现了巴蜀文化历久弥新的连续性与延续性特征，是引领巴蜀文化形态谱系精彩纷呈、永续向前的根本动力和生命源泉，是反映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的重要历史见证。从巴蜀文化的客体性特征而言，具有兼容并蓄，不断吐故纳新的文化“洄水沱”形象，具有建筑样式上的巢居 —— 干栏文化的文化基因，栈道与莋桥为特征的交通文化，梯田与林盘为特征的农耕人居文化。从巴蜀文化的主体性特征而言， 巴蜀人具有“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观，奇幻浪漫的球型思维模式，“水润天府”的丰富经验与治水利水的文化智慧，“引起中华革命先”的文化意识与后发赶超的精神气度。

天府之国农耕文明始源宝墩遗址（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