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收藏㊳｜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时代运气的产物

【编者按】2023年3月10日，福建省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到了2025年6月，它获批成为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团体会员单位（编号：186929），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摄影为主题的非国有博物馆。同时，它也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成员，填补了中国摄影类博物馆在国际组织里的空白。

这座博物馆在福建省泉州市，坐落在洛阳桥边上的泉州华光职业学院校园里。它有一栋独立的五层展馆，占地面积大约5000平方米，集影像展览、国际学术交流、历史影像收藏、公共美育、东南亚影像研究（比如南侨机工）、中国红色影像研究中心、辜鸿铭研究院、学术期刊《海峡影艺》，以及公共教育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再加上早些年已经建好的郎静山、吴印咸、陈复礼三位大师的独立纪念馆，馆藏相当丰富，总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

2026年4月25日，澎湃新闻采访了馆长崔波，他聊了聊博物馆的收藏方向、个人收藏和公共收藏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思路。他坦言，华光摄影博物馆能走到今天，在国内几乎不具备可复制性，里面有挺大的时代运气成分。

展厅一角。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 供图

澎湃新闻：你们的馆藏体系主要聚焦哪些方向？

崔波： 我一直想多收一些1900年前后的中国影像资料，比如约翰·汤姆逊、菲利斯·比托这些人拍的。在没有建博物馆之前，我就关注民国时期和1900年前后中国的老照片了，前前后后有三四年。但那会儿我是个人，没法系统性地收。现在有了博物馆这个平台，就想着能慢慢地把这块体系建起来。可真一动手，才发现比不过那些早就开始做的机构。说实话，我们对1900年前后中国的视觉记录，缺口非常大。

2024年，我们团队有机会去了一趟纽约。那边有一个人，收藏了八万多张跟中国题材有关的照片，非常系统，光慈禧和清宫的照片就有三百多张，还有不少干版、湿版的底片，以及摄影师的书信这些文献。他愿意低价卖给中国人，就是希望这批东西能回到中国。我们看了四五天都没看完，但如果全部买下来，得上亿的资金。钱出不去，所以一直没能实现。现在看来，宁可让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也不能把它们拆得零零碎碎。那个藏家是一位老先生，身体不太好，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民国时期的《中国摄影》杂志。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摄影作品《苗女弄杯》。民国时期的摄影期刊套色彩印涤纶片，展现了当时的印刷工艺和技术。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后来我们暂时把这事情放下了，开始把重心转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影像上。我们成立了中国红色影像研究中心，也有人建议叫中国革命影像研究中心。我们的收藏是从吴印咸拍延安时期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

都知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视觉宣传主要靠照片和版画两种形式。版画属于大美术，我们不熟，所以就从影像入手。《晋察冀画报》是1942年创办的，我们就从这个画报开始，把里面所有成员的影像资料都整理出来，也办过不少展览。现在我们把资源都集中到这儿，成立了中国红色影像研究中心。博物馆一楼有中国红色历史影像史的试验性板块，还有《晋察冀画报》的原件。国内很多学者也在研究这个，我们资源共享。

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原作和底片。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侧面像原作和底片。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吴印咸拍摄的日常生活照片。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当年办《晋察冀画报》的那些人，解放后分散到了各地，大部分去了北京的新华社、解放军画报、电影局，还有各大区的画报，以及国家体委、军科院等等。我现在想补上从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空白，感觉研究这个时期的影像的人不多。今年春节后，我在北京找了一些资源，发现体量其实很大，就是没人整理研究。所以我就启动了这方面的收藏。

华光学校早些年分别为郎静山、吴印咸、陈复礼三位大师建了纪念馆，里面有不少他们生前用的器材、遗物，甚至还有一件吴印咸的棉大衣。从延安时期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吴印咸拍了《白求恩》这些经典影片和照片，后来又参与创办北京电影学院，这些资料我都在系统性地整理，也想尽量把他散落在其他地方的东西补全。

从一个摄影博物馆的角度来说，如果不研究个案，整个体系就是空的。我们想抓住几个典型的案例，一个个梳理。我自己列了一个名单，大概二十个人，如果能收藏和研究其中的七八个，就很不错了。目前我们已经系统性地收了四五个人，还有几个也在计划里，今年下半年就能启动，像华国璋、翁乃强、郎静山这些人。我们不只要他们的照片，还有书信、文献、生活用品等等。吴印咸先生有一万多张底片和电影小样片，我觉得这种研究应该叫“系统性地打捞”。

澎湃新闻：福建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的硬件设施是怎么保障摄影收藏的？

崔波： 我们的功能布局和空间使用全是按专业博物馆的标准来设计的，不少人参观完都觉得挺科学合理的。我以前研究过很多国外博物馆的案例，该有的功能我们都有了，恒温收藏室、传统暗房、数码暗房、数据存储这些房间，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考虑进去了。

库房。新到一批资料。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馆里日常有几位工作人员？怎么分工？

崔波： 五六个员工，人少事多。收来的资料要清洁、归档，做展览执行，控制色彩管理，照片输出和装裱，还有社交媒体的互动，接待工作经常就一个人全包了。我主要负责展览内容策划、摄影作品的收藏、杂志出版，以及对藏品的进一步研究，还有馆里的展览策划。我们有一本《海峡影艺》杂志，这是博物馆的学术期刊。

最近我们正在收藏和研究一批华国璋老先生的作品。他拍的黄山照片，格调很高，当年制作得非常讲究。现在市场价我还看到过一万元一张在卖。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库房里老先生的作品地上、椅子上堆了不少，还没腾出手来整理。我觉得他是被摄影界低估了，甚至可以说是被遗忘了。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研究他，他是上海的摄影人，跟着作品一起收进来的还有他大量的文献资料。

华国璋摄影集。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华国璋摄影作品卷轴。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华国璋作品。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华国璋的摄影作品和一些资料。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华国璋的省摄影家协会证件，发证日期1983年7月，时年50岁。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你以前是新闻工作者，是怎么转型到博物馆领域的？

崔波： 我做了很多年图片编辑，最大的资源就是整合图片资源，以及跟国外图片交流的资源，这一块我干了三十年。从图片编辑转型，契机是策展。2008年离开媒体之前，我一直在平遥用图片编辑的资源给摄影节服务。从图片编辑到策展，我觉得没什么门槛，道理是相通的。但转到博物馆领域，门槛就高了不少。对一个媒体从业者来说，博物馆是完全陌生的行业。

好在我之前有过上海世博会工作的经历。我们做了十个馆，比如欧洲联合馆、土耳其馆这些，从深化设计开始，一直到图纸阶段，再到世博会期间的场馆运维管理，全是我带团队完成的。那段时间让我跟博物馆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包括对空间的理解、运营模式、设计思路，都给我积累了很多东西，提升也很大。

2007年我在北京做图片产业基地，就是竞园。在园区规划设计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真正有了“空间”的概念。以前做图片编辑，在媒体里空间是抽象的，后来变成了实实在在、能感知的空间。再后来上海世博会给我的全新认知，跟外国馆长们交流时，他们在空间设计和展览策划上给了我很多宝贵的经验。现在我把这些理念都融入到我们博物馆的设计里了。

福建省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馆长崔波。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个人审美、收藏趣味和场馆之间怎么融合发展？

崔波： 我其实很少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以前那些零零散散的收藏，已经完全跟这个馆融合在一起了。我就想用自己的能力为这个摄影博物馆多做点事。别人问我每年的策展计划和作品收藏，我都把精力给了这个馆，自己也乐在其中。一个博物馆的方向和推进速度，一定是馆长个人的意识在前面，带着馆往前走。换句话讲，情感体验和公共价值，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澎湃新闻：摄影博物馆未来有什么规划？

崔波： 计划一直在变，没有特别固定的目标。第一，我们正在创建国家二级博物馆。下一步，我想带着博物馆的品牌走出去，把它发展成若干个分馆。因为我们馆名叫“福建省华光摄影艺术博物馆”，所以未来打算在福建省内设分馆，比如厦门。第一步走出去最重要。同时让博物馆从“摄影人的书房”扩展成“全民的客厅”。未来华光摄影馆依然是影像艺术扎实的学术阵地，但也要变成一个人人都能走进来、可以触摸、可以分享的文化场域。

澎湃新闻：建摄影博物馆需要钱，而摄影本身在今天很难盈利。我不清楚你们能不能做到收支平衡，目前的摊子铺得可不小。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分享？

崔波： 博物馆每年要“烧”掉五百万，这笔钱由华光教育基金会投入日常运营，主要用于展览、出版和影像活动。博物馆能顺利发展，得到了华光学院创始人吴其萃先生的大力支持。

华光摄影博物馆的基因，其实埋在泉州街头一家叫“华昇”的普通照相馆里。上世纪三十年代，那里不光是谋生的地方，更像是一个社区的情感枢纽。空气里弥漫着定影液的味道，背景布上画着有点呆板的园林景致。吴家前辈用笨重的大画幅相机，为即将远渡重洋的游子拍全家福。快门轻轻一响，凝固的不只是一家人的容貌，更是一段根植于地域文化和家族生存的视觉实践。这给华光学院创始人吴其萃的血液里，注入了最初的、关于影像的认知——它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艺术殿堂的东西，而是连接人与人、人与故土最朴素、最真诚的媒介。这是一种手艺人的自觉，关乎生计，更关乎情义。我们目前做到的这一点点成绩，我觉得更多是来自吴其萃和他家族对摄影的情怀。

郎静山摄影纪念馆一角。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郎静山在不同时期拍摄的身体CT报告，也一并被收藏在纪念馆。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