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拉·克里斯蒂：对我而言，家即等同于流放 | 纯粹现场
诗人奥拉·克里斯蒂（左）与翻译家高兴（右）
奥拉·克里斯蒂，罗马尼亚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生于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基希讷乌。自1983年开始发表诗作，至今已出版的诗集：《悲剧梦想者》（2013）《寒冷球体》（2011）《质朴的花园》（2010）《诱惑之书》（2003）等；散文集《尼采和伟大的正午》（2011）《狂野的圆圈》（2010）《黑暗中的房屋》（2008）《生者宗教》（2007）等；长篇小说《羊羔之雪》（2007）《夜鹰》（2001）《雕刻家》（2004）《异乡人之夜》（2004）等。奥拉曾获罗马尼亚科学院诗歌奖、罗马尼亚作家联合会诗歌奖、摩尔多瓦作家联合会诗歌奖等诗歌奖项，现为罗马尼亚著名文化杂志《当代人》主编。
在2025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现场，奥拉以她的母语朗诵。灯光暗下时，她的声音回响在礼堂上方。在罗马尼亚语极富音乐性的韵律中，诗句递进回旋，低语与呼吸，泣诉与追问，共同雕塑了诗中的每一个词。如唱诗，与心灵的母亲在黑暗中对话。
本文为奥拉应2025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与《今天》的邀约所写，讲述了她成长于东欧，在战乱、离散的时代中，以诗艺建造人生避难所的经历。我们问到，国境之间的距离、语言的更替、时代的创痛如何塑造你对诗的想象？你是如何找到自己作为诗人的声音，而她是如何流动，在世上产生共鸣、回响的？诗人的回答以她的一首诗开始：
一次呼吸，音节般短促，
我们就能触摸到天空。
我对生命
那神圣的幽灵
说过是。
——《波菲里· 彼得洛维奇的教训》（高兴 译）
来自贝壳的奇妙时光
作者: [罗马尼亚]奥拉·克里斯蒂 著 丁超 译
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09
诗歌：流亡，故土，抑或命运？
文/奥拉·克里斯蒂
译/奕奕
我曾以悲伤、苦涩之情写过：对我而言，家即等同于流放。是的，家意味着流放。由于这个真相显得奇异，本质上难以理解，我试图解释这种处境——它在我眼中往往缺乏真实依据，对不甚了解罗马尼亚现实的人而言，甚至可能显得荒诞。然而，我对荒诞之事并无兴致。
何处是我的祖国？是那个我在学校、后来在大学里读到的，其历史、地理、语言与文学皆遭篡改与严重扭曲的国度吗？我对此深表怀疑。我的故乡意味着什么？历史、大国的野心、人生——这些因素将一个简单的问题转化为无解的难题。显然，我归属于拥有多重故乡的人群。
我的祖国原属奥匈帝国，据说我父亲的祖先随塞米昂一脉的犹太民族诞生并生活于此。我的祖国亦是马其顿，那是我母亲的祖先的出生地。我的祖国曾是大罗马尼亚，我的祖父母诞生于此。我的祖国是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那里出生、成长并度过青春岁月。我第一本护照的出生地一栏，写着苏联。
我的祖国也是摩尔多瓦共和国，现时，它已摆脱苏联占领的枷锁。数十年前，罗马尼亚曾是东西方的分界线。对某些人而言，苏联的疆域由此展开。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个帝国的边界正止于此处。如今，我的国家被历史撕裂成两部分：摩尔多瓦共和国与罗马尼亚，成为了欧洲的新边界。
“当大帝国解体却未放弃扩张野心时，受害者永远只是‘附带损害’——此言确凿无疑。然而在整个欧洲，没有哪个民族比那些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人承受更多考验，因为苏联的起始与终结皆在此处。”换言之，在名为罗马尼亚的地缘政治空间里，过去数十年间逾五百万罗马尼亚人离乡别井，而他们也因此拥有了多重故土。
因此，在我宣告和揭露这些戏剧性现实的声音之外，还有数百万渴望被听见的声音。我思索着：一个人怎能拥有不止一个国度？这该是恩赐、诅咒、重担，抑或抗争的理由与途径？还是对生命的鞭策？对身份认同的迷惘，是否正是那股恶的根源——它碾压着那些面临相同困境的人们，那些因流离失所而挣扎的灵魂，而我，正置身于这片绝望的空气之中？
在追溯流离与恶的根源的过程中，我亦追寻着自我的归属。我逐渐于书页间、于文学里、于诗行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归属与故土，从而拯救了自己。或许吧……凭借这把名为诗歌的知识之钥，我获得了理解的力量。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竟在诗歌中逐渐、缓缓地发现了自己的天职与命运。此刻，若迟迟未提及“诗”的词源及其衍生之意，从我指尖流淌出的话语，恐怕只会显得唐突。
在古希腊语中，阴性名词“诗歌”（poetry）的词根源于poieo，意为“我制作、我生产、我创造”，其衍生词包括：poiema（作品、创作）、poietes（制作者、工人、作者、诗人）以及poietikos（富有生产力，这也是诗意的一部分）。这片词源学迷宫，当我们回望古希腊人的文明时显得愈发生动，逐渐拓宽着名为诗歌的疆域。正如V. 马科维（V.Macovei）所言：“对他们而言，诗作是存在的根源，诗人则是广义上的创造者。”因此在古希腊人眼中，诗歌在成为认知工具、作为“从不存在状态转向存在状态”的媒介之前，首先创造了生命，诗歌重塑了生命。
这正是狄奥蒂玛向苏格拉底阐明的道理：“因此，诗作正是促使事物从非存在状态转化为存在状态的根本原因。由此，任何技艺所创造之物皆为诗作，而其创造者，无论其身份为何，皆被称为诗人。”（柏拉图，《会饮篇》）因此，诗歌始终是那份恩赐，因此，是重焕生机、唤醒存在（ontos）的馈赠。正因如此，对希腊人而言，诗歌自某个临界点起便与生命同在。承袭古希腊传统，我习惯将诗歌与我们的内在生命画上等号，这正是与神对话的状态。古希腊哲人透过对诗歌的态度，实则阐述了对生命的态度，亦即对存在、对所谓“活着”的态度——这个究极之谜在《圣经》中比比皆是。
心灵的守护神
作者: [罗马尼亚]奥拉·克里斯蒂著 苏文静 译
出版社: 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11
若论对生活与诗歌的态度，我追随着古希腊人，尤其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的脚步；然而，我与他们对命运三女神[1]的信仰分道扬镳。阿特洛珀斯、克洛索与拉刻西斯，这三位连宙斯都必须屈膝的女神，主宰着人类命运。这也是长久以来在教育、习俗、文化传统中根植的命运观：命运乃是注定的、由他人编织的、自诞生便强加于身的宿命（fatum）。但浪漫主义者则坚信人类能塑造命运、主宰未来，这一信念与我的心灵产生的共鸣远胜前者。尽管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2]认为此念头是可怕的，“万物竟尽显如此病态”。
因此，正如作品与命运需由我们创造，生命本身是座建筑。确然，是座神殿。在这宏伟壮丽、不可思议，因而变得真实的穹顶之下，我与尼采共享信念：生命的唯一正当性在于其美学价值。美学、美感、艺术，总而言之，绝非如托尔斯泰伯爵（最后的托尔斯泰）所言，仅是“对生命的粉饰，对生命的诱惑”。在他眼里，存在象征着可怕的荒谬性，无法容纳美好的事物。但更确切地说，美绝不能仅止于此！艺术、美学、美本身即构成了生命——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积极的、活生生的生命”。这生命透过娜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3]之死——这位被米什金王子与凶手罗戈津争夺的圣彼得堡安提戈涅——昭示着：美无法被掌控。
我在追寻自己摇摇欲坠的根脉时，将诗歌视为我正在成形的命运，以此为自己构筑身份。或许也正因如此，我将诗歌称为命运，是我选择的故乡。是的，诗是神圣之地，因它修复并重塑了生命，塑造着你。在日渐被异化的世界里，它是支点。然而，我该如何解释自己常深陷的迷惘？那已被书写成卷的“世纪病”？我该怎样更深入地挖掘“多余人”的本质？挖掘那些同样深陷厌世之感、潜伏于地底的地下室[4]的本质。
我重读伟大俄罗斯作家笔下那些令人钟爱的著作，试图理解那无名的恶的根源。这份恶纠缠着那些辉煌而著名的人物形象，是可亲却常抱怨的佩乔林[5]，还是浪子奥涅金[6]？近两世纪的外族占领，在名为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土地上竟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吗？而当今罗马尼亚的疆域，连同其美好的人民——土耳其人、鞑靼人、匈牙利人或苏维埃人留下的岁月痕迹，都无法弥补吗？一直以来纠缠罗马尼亚的恶该如何命名？这种恶似乎永无解药。而那份幸运（有时亦会被称为奇迹）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正是它让这片土地仍以某种方式完整存在，仍由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土地联结起来。所幸，这份奇迹常与罗马尼亚民族的使命混为一谈，甚至被等同到难以区分的地步。盖塔人与达契亚人曾为欧洲孕育出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这份奇迹，就是今天罗马尼亚民族赠予世界的文学。
注释：
[1]命运三女神，亦称摩伊赖（Moirai），是由三位织布女神组成的神祇，她们在凡人诞生之时便为其编织个人命运。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克罗托（纺织者）、拉刻西斯（分配者）与阿特罗波斯（不可抗拒者）。
[2]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年2月3日—1914年11月3日，20世纪奥地利著名诗人。
[3]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中的女主人公。
[4]俄国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居住于地下室的退休公务员。
[5]俄国作家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创作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6]《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小说，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主角叶甫盖尼·奥涅金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多余人一词最早源于1850年屠格涅夫的小说《一个多余人的日记》，后来赫尔岑把奥涅金称为“多余人”。
（本文原题为《奥拉·克里斯蒂<诗歌：流亡，故土，抑或命运？>｜2025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选自《今天》148期，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今天文学）
原标题：《奥拉·克里斯蒂：对我而言，家即等同于流放 | 纯粹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