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APEC上海会议的成就及对上海的积极影响

上海晨景。（新华社发 刘德功 摄）

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产业与城市规划研究所所长 彭坚 ；执行所长 谢海；副所长 单梦霖；研究员 吕孟竹；研究员 陈紫烨

2001年在上海举办的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下简称APEC上海会议），是在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激烈碰撞的困难环境下，所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是我国首次主办的APEC领导人峰会和首次主办的高规格国际经济论坛，恰逢我国加入WTO前夕，处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转折点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APEC上海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亚太地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推动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方向指引和机制探索，更为我国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作为会议承办地，城市能级和国际化水平随之实现新一轮提升，既归因于APEC上海会议的溢出带动效应，也源自于我国成功入世红利和上海“一个龙头、四个中心”战略实施的共振效应。

一、APEC上海会议的举办背景

国际层面：全球经贸发展和全球化进程面临重大挑战

新世纪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亚太地区多数成员经济下滑，“9・11”事件冲击全球信心和政治格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启动困难，我国入世仍有障碍。APEC所倡导的“开放的地区主义”遇到严峻挑战，成员间贸易摩擦增多，尽管成员关税显著下降，但是非关税壁垒、制度差异、执行不力等问题依然突出，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在自由化节奏、范围上分歧加大。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以信息技术和生物科技为核心的新经济快速发展，孕育着新的产业变革，除了降低关税等传统措施以外，急需新的便利化举措、规则与能力建设等加以推动。

我国层面：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从APEC规则的“学习者”逐步转变为“贡献者”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地位、国际影响有了很大的提高。2000年，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超越意大利，排名世界第六，在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取得了明显进展，正按照党的十五大要求，努力在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争取新的重大进展。

加入APEC以来，我国平均关税从39.5%降至15.3%；1992-2001年，中国与APEC成员间的贸易总额从1277亿美元增至约3668亿美元，累计增长1.9倍，为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更是成为亚太经济增长和东亚货币体系的稳定器。

上海层面：成为中国展示改革开放决心和成果，展现城市与国民开放、包容、自信的重要窗口

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城市之一，从“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到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正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进入第二个十年，GDP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高桥保税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标志性区域建设发展日新月异，浦东国际机场（一期）等基础设施布局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决策、高水平举办APEC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先行成果基础和物质保障基础。

二、APEC上海会议的成就贡献

围绕着共商确立的“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会议主题，2001年经过高官会、部长级会议等预备会议后（年度会议体系和中国筹备组织机制见附件），在10月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领导人宣言》，将1994年的“茂物目标”和1995年的《大阪行动议程》进一步深化为“上海共识”，为APEC在第二个十年及以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在合作理念上，坚持多边合作方向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强调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致力扭转发展中成员边缘化倾向，缩小发展差距。会议支持WTO多哈回合谈判，强调多边贸易体制在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和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敦促完成中国入世进程，使WTO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性组织。我国领导人提出“只有使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都受益，经济全球化才能顺利地推进，世界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成为APEC上海会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与核心理念。

在合作原则上，拓展和更新《大阪行动议程》，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并行，号召将经济技术合作纳入APEC各项优先领域，推动各项倡议有效实施，以持续解决只重开放、不重发展的失衡问题，更加积极的响应发展中成员的呼声。

在数字经济上，在2000年文莱会议基础上前瞻性启动《数字APEC战略》，在APEC地区创建数字化社会，共同分享社会进步成果。会议肯定了在北京举办的APEC电子商务和无纸贸易研讨会成果，批准了无纸贸易行动计划，推动信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应用。会议鼓励各成员加入《信息技术协定》，削减信息技术产品关税，让各国信息尽可能互联共通。为地区数字经济前沿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合作重点上，一是将APEC贸易便利化原则付诸实施，明确未来5年内将地区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促进实施面向新经济（如生物科技、服务业、知识产权等）的合理贸易政策，推动亚太地区从传统贸易自由化向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新领域拓展。二是加强专业领域和跨领域能力建设，强调在新经济发展大势下合作开展人力资源（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级别会议发布《北京倡议》）、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鼓励将其纳入APEC各优先领域，作为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先行重点。三是首次将反恐合作纳入APEC议程，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开创了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相结合的“上海模式”。

在实施执行上，在遵循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原则的基础上，以“探路者”方式推进APEC倡议，改变地区合作仅有政治和道德约束而缺乏机制约束的局面。会议决定加强单边行动计划同行审议机制，保持实施透明度，对进展进行中期审评。会议鼓励一些成员先行实施某些倡议，尊重成员多样性和差异化推进时间表，增强凝聚力执行力，为通过能力建设项目鼓励更广泛的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实施框架。

在经验积累上，探索了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边界开放措施和边界内制度创新路径，以会议期间密集的双边会晤来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双边关系，以领导人集体身着“新唐装”来彰显“和而不同”的理念智慧与中国文化的自信开放，以会议的成功举办探索全方位的城市涉外服务能力，积累了我国举办重大国际性会议与活动的宝贵经验，为之后举办的各类重要国际会议和主题活动提供了有益的模式参考。

图1 APEC 2001年系列会议及上海会议的举办体系与成果

三、APEC上海会议对上海的积极影响

APEC上海会议是上海市提升城市能级和迈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推进器和压力测试。对于上海这样级别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全球性城市而言，不仅面临着APEC会议带来的历史机遇，还面临着国家赋予“四个中心”定位和我国成功入世带来的先行先试机遇，其城市能级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是这些历史机遇同频共振的结果。与之有关的改革开放早期探索和主要举措，都为后来上海在更高历史起点承担重要使命打下了良好铺垫。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

一是会议直接推动了APEC能力建设重要项目和平台落地，形成上海提升开放能级的“项目承接”路径。上海以会议主办地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优势为依托，成为APEC上海会议合作成果①的承载地，并逐步拓展、升级打造为亚太财经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平台，呼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和发展目标。

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AFDP）是我国落实“上海共识”，倡议设立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重要项目，世界银行为联合主办方，我国提供200万美元项目启动资金，APEC教育基金加以支持。AFDP包含高级金融与发展人才培训、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年度研究报告和APEC金融与发展论坛，秘书处设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一体化运行）。项目成功试运行三年后，我国领导人在APEC智利会议上宣布在AFDP基础上成立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FDC），拓展财经与发展领域能力建设的平台功能，并于2014年进一步升级为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AFDI）。

图2 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AFDP）功能及平台升级历程

二是会议间接推动了一系列首创性改革和开放制度创新，形成上海提升开放能级的“改革试验”路径。上海抢抓中国担当APEC“探路者”、履行入世承诺和自身建设“四个中心”的综合机遇，发挥先行先试优势，通过地方主动作为和中央授权支持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一系列有利于提升国际化水平的首创性改革和开放制度创新试验。

在贸易便利化领域，上海率先落实数字APEC战略，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大通关”改革，成立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上海大口岸物流信息系统（“大通关平台”），并以此为依托，于2004年承建由上海市与海关总署共建的全国第一个地方“电子口岸”，率先实施“提前报关、货到放行”模式，2005年成立上海口岸工作领导小组，为2014年启动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奠定了先行基础。2003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全国首个“区港联动”的保税物流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入区退税”。2001-2004年，上海市进出口总额从609亿美元增至1600亿美元，占全国比重由11.9%提升至13.9%，创历史巅峰；三年累计增长1.63倍，年均增长38.0%，其中与APEC成员贸易总额年均增长36.8%。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当时统计口径中的APEC成员仅覆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共计13个成员。

图3 2001-2004年上海及浦东新区进出口总额规模及增速、占比情况

在投资便利化领域，上海于2002年在全国率先出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政策，推动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与外资研发中心快速集聚，为上海打造“四个中心”以及后来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基础。2001-2004年，上海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量从10家增至86家，累计增长近8倍；外资研发中心数量从42家增至140家，累计增长233.33%。截至2024年底，上海累计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950家（浦东新区达350家，占比36.8%），外资研发中心超560家，均居全国第一。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2002年外资研发中心数量为截至2002年2月底的数据。

图4 2001-2004年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规模及增速

从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看，2001-2004年，上海FDI实际到位资金从43.9亿美元增至65.4亿美元，年均增长13.1%，占全国比重由9.4%提升至10.8%。其中，2001年增速高达39%，大幅扭转1998-2000年的负增长态势。来自APEC成员的FDI实际到位资金由30.8亿美元增至42.3亿美元，年均增长11.1%。其中，2001年同比增长44.26%，占上海FDI实际到位资金的比重为70%，其后三年均保持在60%以上。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当时统计口径中的APEC成员仅覆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共计9个成员。

图5 2001-2004年上海及浦东新区FDI规模及增速、占比情况

在金融开放领域，为落实APEC关于提高金融效率的倡议和履行加入WTO后的金融市场开放承诺，针对上海总部经济体量大、外资外贸运行活跃的特点，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按照小步稳跑的原则，2004年推出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政策，2005年由上海浦东新区开展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浦东九条”），为后续跨国公司总部本外币资金池政策的迭代升级和扩围推广提供了初步模型。此外，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扩大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我国承诺的金融开放举措也在上海率先落地试验。

三是会议间接推动了上海国际会展业的变革与跨越发展，形成上海提升开放能级的“以会促会”路径。上海利用APEC会议举办契机，强化规划和政策引导，率先探索国际会议市场化筹办模式，“以会促会、以会扩会、以会促游”，为打造与世界城市功能相配套的会展经济网络体系、进而建设国际会展之都奠定基础。

2001年，全国范围共召开了18场APEC相关会议（主要包括高官级、部长级、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部分核心配套会议），上海承办了其中的8场，占比达44%，参与规模创下历次APEC会议之最，境内外宾客游客累计过万人，430多个新闻组织的3000多名记者参与报道。市政府出资成立了上海国际会议展览公司，探索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运作方式组织会议，全面掌管办会购置的国有资产，改变以往大型会议举办的政府包办模式。会议结束后，会展公司再投标承办新的会议进行创收，进一步办大上海的会展经济。

2003年，上海发布《关于本市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和《上海市旅游业发展三年（2003-2005年）行动计划》，前者要求把会展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与都市型旅游业等市场需求潜力大的服务行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重点发展，后者提出力争2005年国际展览会扩大到400个左右，其中重要的国际展达到100个左右。

从国际会展发展情况看，上海2003年国际会展数量达到348个，比2000年的50个累计增长约6倍。国际会展的展陈面积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04年国际会展数量虽然较2003年大幅下降，但展陈面积增长36.6%，单场展会展陈面积大幅提升。从入境游客数量情况看，2001-2004年迎来高速增长，接待入境游客从204.3万人增至491.92万人，年均增速超34.0%，尤其是，2004年上海入境游客占全国年入境游客4.51%，较2001年提升2.22个百分点。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年国际会展数量为“国内+国际”会展数量的合计值，国际会展展出面积自2003年开始统计。

图7 2001-2004年上海国际会展数量及展出面积规模、增速情况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图8 2001-2004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增速情况

四是会议直接推动了城市设施、面貌和涉外服务水平升级，形成上海提升开放能级的“保障驱动”路径。上海围绕会议保障需要实施攻坚决战，“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并举，新建与改造并举，推动城市重大战略设施、市容市貌、国际化语言环境、文化氛围、涉外管理服务能力等领域的全方位跨越升级。

重要场馆设施和通道设施投入超20亿元，其中上海科技馆作为APEC主会场，新建投资达17.55亿元，成为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综合性科技馆。

表1 重要场馆设施和通道设施建设改造情况

通信保障投入约60亿元，展现数字APEC战略的软硬件早期样本。上海移动作为工程总承包方，联合上海电信、东方通信等多家公司开展“网络大决战”，全市网络容量实现翻番，解决了室内通信、地铁隧道通信、高架路通信三大难题，无线接通率达99.82%。由上海电信世纪新元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承建的“82001 APEC会议服务热线”及大会“82860秘书服务热线”，是APEC会议首次采用专业呼叫中心的服务形式，提供24小时全天候相关信息服务，设计容量为每小时处理1300个电话，会议期间日均话务量突破1000个，改变了大型会议信息服务多依赖临时机构、一对一通信的传统模式。

城市基础设施和市容面貌改造方面，投入2.7亿元整治提升126条道路，新增公共绿地800公顷，高水平完成交通优化和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程。

涉外服务能力提升方面，多频次开展会议接待全流程实地演练，建立万人志愿者队伍，开展市民素质提升活动。自2000年起对超15万名服务人员进行英语和APEC基础知识培训，是当时全国罕见的大规模外语能力提升行动，系统性提升了城市涉外管理服务能力。

# APEC年度会议体系

APEC年度会议体系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系列预备会议，其中系列预备会议又包括部长级会议、高官会、专家级/活动级会议三个层级，具体功能定位及举办机制见下表。

表2 APEC年度会议体系

# APEC上海会议的中国筹备组织机制

图9 APEC上海会议的中国筹备组织架构

在党中央领导下，构建了中央统筹、地方落实、部门协同的机制，形成高效的APEC会议筹备组织体系。

中央层面，提前两年、于1999年10月成立2001年APEC会议中国筹备领导小组和中国筹备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负责APEC会议各项重大事项的决策，领导APEC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中国筹委会由外交部部长担任主任。在APEC上海会议之前，筹备领导小组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共召开了4次会议。

上海层面，根据1999年11月召开的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于2000年2月成立APEC会议上海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APEC会议上海筹备工作组（下设常设的筹备工作办公室），领导小组由上海市市长担任组长，筹备工作组由常务副市长担任组长，负责整合全市资源，全面领导和协调APEC会议的后勤服务工作。

①除了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AFDP）以外，APEC上海会议一是通过成立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的倡议，该联盟2003年11月在宁波成立，为APEC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人才培训、产品展示、互派团组、信息交流提供服务。二是推动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长期落地中国，从2004年起，每两年一届在中国举办。三是通过电子商务工商联盟的倡议，该联盟是中国推动设立的APEC第13个国际合作机制，致力于缩小成员在电子商务应用方面的“数字鸿沟”，总部设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