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山高水长——献给贝聿铭大师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二十周年（代序）之一

2006年10月，贝聿铭大师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转眼马上二十周年。春节前，时任馆长张欣偕夫人来看望我，之后又送来书稿《七彩五年——遇见贝聿铭》，嘱我作序。曾经不惑之年并肩奋斗的同事，如今已两鬓染白，从时间的耕耘者，变成时光的回忆者，意味深长，盛情难却，不敢辞也。令人想起庄子的名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苏州博物馆新馆

张欣书中一开头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深情地说：“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多色彩，但大抵年少时的最精彩。而我不是，恰好不是。……人生走过近一半的时候，触摸到了也许这一辈子最耀目的光华——新建一座馆，与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一起，去为苏州这座人文洋溢千年的城市，创作一件堪称艺术品的博物馆。”确实，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在美丽、古老、“双面绣”的苏州，作为一代人的我们，都没有虚度光阴。“白驹过隙”，最直接的当代启示，是告诉人们珍惜光阴，勤奋努力，把握机遇，多做有意义有成果的事情。

写什么好呢？从1995年至2007年，我有幸担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党委书记十二年（期间改称文广局，兼任文物局局长）。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刚开始时推动颜文樑纪念馆、吴作人艺术馆和苏州图书馆新馆的开馆和发展，文艺优秀作品、优秀人才大量涌现，之后聚焦并亲力亲为邀请贝聿铭大师主持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邀请白先勇先生合作创演青春版《牡丹亭》，世纪之交这几年被誉为“文化苏州”时期。我是聚精会神，圆满完成了苏州博物馆新馆开馆和开启青春版《牡丹亭》全国百所大学巡演之后，才调任苏州市政协，后又调任市属高校的。这两件事，对今天苏州文化仍有着深远影响，至今二十年来长盛不衰，值得总结。

游客在苏州博物馆新馆

张欣此书是与“80后”的年轻人张隽烨合著的，讲述苏州博物馆新馆基建工程中与贝聿铭合作的故事，这是“文化苏州”和邀请贝聿铭设计苏博过程中的重要章节。书是写给人们读的，因年纪大了，书稿我没改一字，就拾遗补阙，着重讲当初是怎么邀请贝聿铭大师的，以及相关内容。虽文字长一点，但与张欣先生所讲的故事“合璧”，成为了一个完整、有趣和圆满的故事。

“揖峰指柏”

丙午马年新春，顺着张欣先生书中的思路，我提笔时，恰巧文化朋友邀我与老伴，去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狮子林指柏轩欣赏暖锅展，暖锅是传统江南人家过年团圆、围炉而食的象征。摩肩接踵的市民游客观看历代百样暖锅陈列时，我的眼睛却盯着头顶悬挂的晚清学者王同愈题写的“揖峰指柏”匾额，思绪正追念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贝聿铭大师的情景。我保存的图片记录，1996年4月28日，与市园林局局长陪时任市委书记杨晓堂，市长章新胜，在这里祝贺贝聿铭八十寿诞。按苏州人风俗“做九不做十”，七十九岁时做，尊老敬贤。那时，我从平江区委副书记调任文化部门半年多，从市主要领导与贝聿铭夫妇交谈中得知，想请贝老为苏州古城设计一处文化标志性作品。作为文化局局长的我“顿悟”，铭记在心，但“慧眼”是领导，当然要归功于市委、市政府。

苏州市领导祝贺贝聿铭八十寿诞

“指柏轩”，狮子林主体厅堂之一，完整理解是“揖峰指柏”。轩前古柏缠枝与峰石嶙峋对景，一幅“山中有柏，柏下有石”的天然画卷。“揖峰”取自宋代大儒朱熹《游百丈山记》中“前揖庐山，一峰独秀”名句和大书画家“米癫”米芾见石峰作揖的典故，审美的含义“热爱”。“指柏”的含义比较深邃，源于禅宗“赵州指柏”典故，明代高启诗句“人来问不应，笑指庭前柏”。据载，唐代之赵州从谂禅师，在河北禅宗祖庭柏林寺，被问及“祖师西来意”时，手指“庭前柏树子”，意在引导学人通过日常事物体现禅理。表达“就在当下”，“把握当下”才能“把握未来”。狮子林原为元代禅宗园林，园中多处建筑皆取禅宗典故。指柏轩之名，让人感受到岁月沧桑与“即景悟禅”，“一步一洞天”“一匾两典故”是苏州古典园林寄情山水、参禅悟道的境界写照。

 贝聿铭夫妇欣赏昆曲

祝寿是一场小型文艺演出，贝老特别钟爱昆曲，与我交谈从昆曲延伸至建筑。说他家一位叔祖（祖父的弟弟）贝晋眉，“听说抢救过濒危的昆曲”，我答是的，贝晋眉先生是1921年桃花坞五亩园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创办人之一，培养了有名的“传字辈”，功莫大焉。我又顺着说，贝晋眉的哥哥贝季眉，名寿同，是中国近代最早赴德国学现代建筑设计的先驱，苏州至今还将他设计的作品，保护得好好的。贝老频频点头，很兴奋，其实我只不过接待之前备了点课，才对答如流。后来邀请贝老设计苏博，有一次他亲近地问“我们之前就认识了吧？”我说狮子林指柏轩您八十大寿！老人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是的，有缘分啊！怪不得我俩搭档这么默契，天作之合啊！”这就是耄耋之年的贝老，往事如昨，皆在心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二人选”

从“心想”到“事成”，期盼“贵人”出现。我在平江区委任职时未满四十岁，承蒙组织培养推荐，考入省委组织部与东南大学合办的首届半脱产研究生班读了五年。东南大学建筑学科很有名，我虽不是学建筑，但抱着浓厚兴趣抽空就往图书馆跑，业余研究贝聿铭。“吴中贝氏”家族在苏州绵延五百年，苏州望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藏有贝家的家谱，我拜读过。第十五代的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父亲贝祖贻是金融家，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曾在广州、香港分行，1927年贝聿铭随父母回到上海。“我的祖父坚持让我夏天去苏州，因为我是长孙”，“祖父为了让我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观念，每年特地接我到苏州住。”祖父贝理泰，曾任苏州总商会会长，家住西花桥巷，这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园林式四合院，曾作为贝祖贻的居所。1974年贝聿铭回苏州曾去看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成为红木雕刻厂、玉石雕刻厂，从此也就不提了。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只是退休后为研究贝聿铭去寻访多次，这是贝聿铭在苏州古城的“根”。离狮子林很近，中间隔一条临顿河（路）。狮子林是贝聿铭另一位叔祖、上海颜料巨商贝润生在1917年，也就是贝聿铭出生的那一年，购得的庭园，整修后恢复为名园。新中国初，贝氏后人捐赠给国家，苏州市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修缮后对公众开放。少年时代的贝聿铭，经常在庭园和迷宫似的假山中玩耍。

贝聿铭哈佛硕士毕业论文 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模型

十七岁赴美求学，父亲原来希望他留学英国学金融。1934年临行前见到上海南京路正在盖83.8米的亚洲第一高楼、24层的上海国际饭店，贝聿铭说过，是那幢摩天楼让他以后当建筑师的。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之后转至麻省理工。期间柯布西耶在MIT的演讲，被他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柯布西耶，瑞士人，最早随父做钟表匠，后来又是作家、画家、雕塑家，他是理想家，既是“功能主义之父”，又把房子从当作“机器”“手表”到“艺术品”，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奠基人之一。出于对德国包豪斯学派先驱格罗皮乌斯的敬仰及对哈佛大学的兴趣，进入哈佛设计学院成了格罗皮乌斯的研究生，“学霸”贝聿铭未毕业就被聘为讲师。其硕士毕业论文《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方案》，被格罗皮乌斯推荐发表。“包豪斯”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世界公认的三大建筑风格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包豪斯风格的三大核心特征是功能主义优先、几何抽象化设计和艺术与技术统一。柯布西耶和包豪斯的作品或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贝聿铭正是在这两大现代主义源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纯净几何、流动光影、钢石玻璃，同时越来越多地融合东方诗意，强化了他作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一位大师”的历史定位。

研究贝聿铭传奇般的天才的建筑人生轨道。后来邀请成功时，他大概看我是肯学习、钻研的“料”，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希望我这个甲方代表看他五十个作品，我是当真的，也求之不得，但至今看了不少于三分之二，因为这五十个作品我是列好名单的。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好像知道此事，有一次坐在一起与我说，你等于读了贝老的研究生，我点头说是，“很幸运”“终身受益”。贝老的作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崭露头角。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步，完成众多商业和住宅群的设计。第二阶段，犹如攀越了三座高山，1964年开始，设计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一波三折，造了十五年之久，被公认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美国建筑界宣布1979年是贝聿铭年，授予年度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贝聿铭在典礼上说：“仅有的掌声要留给我的夫人，没有她，这个图书馆今天不能站在那里，而倒下的只能是我。”1974年，贝聿铭承接美国国家美术馆扩建项目，1978年东馆建设完成，1983年更被加冕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198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扩建工程，他将原来松散的宫殿部分整合起来，东方传统美学给了他赋能，结果这个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被一开始普遍反对的巴黎人誉为“卢浮宫院内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给贝聿铭笼罩了一层无往不胜的光环。

贝聿铭在肯尼迪图书馆典礼上

第三阶段，华丽转身，在更大跨度上对人类文化精髓的探索。贝聿铭说：“在像卢浮宫这样的项目中，我逐渐认识到，如果我不了解历史，我就不可能成功。”“从1990年起，我不那么在乎建筑的造型了，设计一种独特的建筑造型，对我不再是件难事。去了解认识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战，我开始研究各种文明。”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直至他逝世，屡屡被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游走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为寻根者，也作为更广泛意义上文化跨越者。比如1982年的香山饭店，1989年的香港中银大厦，2001年的北京中银大厦，还有建成于1997年的日本“桃花源”美秀美术馆，之后还有2008年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等，都是他的新创作道路。

在我心目中，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非他莫属，众望所归。2024年，香港西九龙M+博物馆举办的贝聿铭特展中的版面上，有他的一句话：“我不认为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贝聿铭在美国就读大学时致父亲的信 1939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唐代王维的诗句，也是贝聿铭文化基因中“根”与“魂”的真情表白。1971年当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传来，贝聿铭在工作室激动踱步，告诉同事，过几年后你们就能去中国啦！这份敏锐，源于他的一颗中国心。预言成真，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4年贝聿铭随美国建筑师协会踏上故土，距离他离别中国已经整整四十年。1980年，贝聿铭在纽约清华同学会为欢迎清华大学代表团访美的演讲，题目是《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和中国建筑民族化问题》，讲道：“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蓝的天空。但如果掉以轻心，不加慎重考虑，要不了五年十年，在故宫的屋顶上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这正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的视野、专业、审美及真知灼见，很快被采纳。还讲到“庭院”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真邃之一，将当时在世的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引为知己，1985年陈从周受聘为贝聿铭建筑设计事务所顾问。所有这些，正是我们保护具有两千五百年建城史的苏州古城整体风貌最需要的理念。

“邀请之谜”

2001年3月29日，至今我完整保存了这一天及之后几天的记录，邀请贝聿铭设计的突破口意外在成都，然后踏上了成功之路。真的是“成都成都，成功之都”，所谓“一邀请就来了”那是戏说。缘起2000年世纪之交，首届中国（苏州）昆剧节一举成功，海内外影响大，誉为“昆曲史上的里程碑”，翌年中国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遗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现代意义上非遗保护起步的标志，同年邀请白先勇合作青春版《牡丹亭》，“文化苏州”高潮迭起，受到文化部的高度评价。在这过程中，产生“蝴蝶效应”，国内许多城市文化部门成为好朋友。其中就有成都的文化局局长，她特地打电话给我，贝氏事务所承接的成都天府广场的博物馆设计搁浅。

苏州首次组团赴美邀请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

我放下电话立即安排，几位同事第一时间跟我上机场飞抵成都。原来成都发现并考古发掘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又根据天府广场实际，正考虑调整为建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市文化局局长是一位女局长，大我几岁，非常热情，她带川剧院来苏州时，听我说过，苏州想邀请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她陪我参观天府广场、金沙遗址，一路上指点我要做通贝老的工作，首先要做通贝夫人的工作，而贝老的侄女贝念岳与贝夫人最亲，并将联系方式给了我们。天赐良机，回到苏州按照她的指点，我们与苏州市规划局密切配合，果然奏效。前期工作与贝氏事务所的联系，以市规划局为主，2000年11月贝聿铭的小儿子贝礼中先生曾来苏州踏勘苏博太平天国忠王府和拙政园，我曾配合市规划局接待。

贝夫人卢爱玲，英文名Eileen Loo，也有一些书籍和资料译成“陆书华”“卢淑华”。祖籍中国广东，同样出身名门，当年在哈佛设计研究院攻读景观学，与丈夫精神契合，丈夫建筑生涯的成就、成名离不开她的挺身而出，以优雅、智慧与坚韧著称。贝聿铭说过，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就是娶了Eileen Loo。1990年，七十三岁的贝聿铭退休之后，她不大主张再接大的设计项目，建筑师这个行业太辛苦，但丈夫的事业停不下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而未休，所以支持一如既往。每次陪同丈夫来苏州，悉心体贴，恩爱有加。他们有三子一女，三个儿子都是“子承父业”，长子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老二建中、老三礼中都是建筑师，参与过父亲的很多大项目，直到1992年兄弟相对“独立”创办事务所，但仍密切合作，主要想减轻父亲的工作量。女儿贝莲，在香港从事法律相关工作，贝念岳是贝聿铭弟弟的女儿，苏州博物馆新馆最早的文创就是她创办的。

作者与贝聿铭探讨设计

仅两个月，贝老那边就伸出了橄榄枝，2001年6月苏州市政府分管规划、城建的副市长和文化、规划部门负责人，应贝聿铭先生的邀请，赴北京参加长安街西侧中国银行总行大厦竣工落成典礼，我们受市政府委托，正式邀请贝聿铭先生和贝氏事务所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领导们无不关心、支持贝聿铭设计这件大事，不久，市政府分管文化的副市长访美，又顺路专程去纽约贝老处补送了一份邀请书，也是我们认真联系安排的。2002年2月20日，记得春节刚过，我与规划局局长谭颖受市政府委托，首次组团赴美，这次邀请进入实质性探讨设计。以当时在纽约贝氏事务所一桢合影为证，还有文广局分管文博的副局长、文物处长和一位兼任英文翻译的同事，与贝老及三个儿子一起，共九人，笑得很灿烂，背景墙面张挂、工作桌上摆放大幅选址航测图和规划图。贝老胸有成竹，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我们呢，真是心想事成，势如破竹。

苏州第二次组团赴美磋商

那么，贝老为什么八十五岁才决定做苏博呢？我研究了大量资料：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有人来找贝老，想请他在家乡苏州做些什么，来来去去也经历了好几任领导。贝老当时在接受采访时说：“你们不用来找我，你们重要的不是现代的高楼大厦，现在你们需要的是城市的保护方案，而且还必须把运河清理干净……如果你们不改善水质，这个城市就会衰败，他们对此也默认了。要真正改善河道水质其实很难——他们得从长江引水，于是我告诉他们，当苏州的水变干净了，我就会回来。”改革开放初，乡镇企业崛起，古城内一度也经历过“居委会破墙开店”阶段。贝老不是有意拒绝，旁观者清，在等“一城清水”，如果古城河道的水是黑色，建个新馆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一直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苏州古城的保护。先派大儿子定中去做平江路的规划勘探，1996年的“苏州，为新的中国塑造一座古城”项目，其中当然包括水质改善。在关于这个项目的一本书的“后记”中，贝老亲笔写道：“在新千年里，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现代工业浪潮里，如何保护中国的历史名城。而这也正是我请定中为老家苏州解决的问题。他和易道（EDAW）公司的同事一起，为苏州最敏感的区域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目标是保持和强调苏州历史特点的同时，找到古城区的保护和复兴之路。”（参考李菁、贾冬婷著《百年贝聿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北京）

随着新型工业化和苏州古城保护的同步推进，一面保护古城，一面发展新城，一体两翼、工业园区的理念和趋势呈现了。贝老惊喜地发现古城内一些工业搬迁，河道和环境污染明显改善，才正式答应设计苏博新馆。这就是邀请成功的偶然性存在于必然性之中，必然性是苏州经过发展阶段性的探索，开始高瞻远瞩地发展和城市治理及城市规划调整、加强，在发展中注重古城和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这样一种“双面绣”的宏伟、美丽的蓝图，可见苏州与贝聿铭是想到一起的。记得在纽约曼哈顿中城54街贝氏事务所，我们一起讨论新馆初步方案、讨论后在附近一家主厨来自“松鹤楼”的“山王酒家”，贝老请我们用餐时，一边讲一边在餐巾纸上给我写“古城”“环境”“水质”“叠石”一张张纸条，反复提醒。或许因为年纪大了，但欣喜感到古城面貌大为改观，自己与家乡的情感羁绊越来越深厚，“邀请”之事才会突然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越是爱得深，越是要把话讲明白，这正是“邀请”之谜的答案。

作者高福民系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原会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