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的，“奥德赛时期”而已
《巴黎夏日》
最近，“奥德赛时期”成为年轻人用来表达迷茫与焦虑的一个概念。
所谓“奥德赛时期”，指的是人在20至30岁之间经历的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一方面，人生仍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与延展空间；另一方面，情感、事业与自我认同却常常处于摇摆与重建之中，焦虑与迷茫的情绪也因此尤为浓烈。
这几乎是每一代人在成长途中都会面对的共同课题。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被看见和被理解。
下面，我们整理了沈从文、陈冲等人在20至30岁之间写下的文字片段，他们之中有作家、教授、综艺导演和演员。这些文字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奥德赛时期”，那些关于彷徨、挣扎、探索与自我对话的瞬间。愿你能在这些真实而动人的表达中，找到某种回应，获得一丝安慰，重新积蓄前行的力量。
01
沈从文：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
调进报馆后，我同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房子里。房中只有一个窗口，门小小的。隔壁是两架手摇平板印刷机，终日叽叽格格大声响着。
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
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悉。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
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可是我完全想不到我原来知道比他们更多，过一些日子我并且会比他们写得更好。
沈从文
那时皮工厂，帽工厂，被服厂，修械厂，组织就绪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规模的标准出品。第一班师范讲习所已将近毕业，中学校，女学校，模范学校，全已在极有条理情形中上课。
我一面在校对职务上作我的事情，一面向那印刷工人问些下面的情形，一面就常常到各处去欣赏那些我从不见到过的东西。
修械处的长大车床，与各种大小轮轴，被一条在空中的皮带拖着飞跃活动，从我眼中看来实在是一种壮观。其他各个工厂亦无事不触目惊人。
尚有学校，那些从各处派来的青年学生，在一般年轻教师指导下，在无事无物不新的情形中，那分活动实在使我十分羡慕。
我无事情可作时，总常常去看他们上课，看他们打球。学生中有些原来和我在小学时节一堆玩过闹过的，把我请到他们宿舍去，看看他们那样过日子，我便有点难受。
因为部中的文件缮写，需要我处似乎比报纸较多，我不久又被调了回去，仍然作我的书记。过了不久，一场热病袭到了身上，在高热糊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的流。
我支持了四十天。感谢一切过去的生活，造就我这个结实的体魄，没有被这场大病把生命取去。
但危险期刚过不久，平时结实得同一只猛虎一样的老同学陆弢，为了同一个朋友争口气，泅过宽约一里的河中，却在小小疏忽中被洄流卷下淹死了。
第四天后把他死尸从水面拖起，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
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
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我闷闷沉沉的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的想了四天。
到后得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作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
当我把这点意见，这样打算，怯怯地同我上司说及时，感谢他，尽我拿了三个月的薪水以外，还给了我一种鼓励。
临走时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我于是就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二十七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分勇气，离开了我那个学校，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
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老，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
沈从文
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选摘自《沈从文经典名作》，张新颖 著
02
凯莉·麦克马斯特斯：
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但已经不想待在这里
我第一次见“无畏号”，是在1999年。
那时我对它的历史一无所知，只知道当晚公司的派对在那里举行。前一年我大学毕业，随后便搬来了这座城市，原计划是去加利福尼亚，却没能成行，因为接到了华尔街附近一家律所的企业法律助理职位。
我自十四岁起便开始打暑期工与各种零工，可全职工作是头一遭，伴随新职位而来的，是一种终于成年的滋味。
录用信寄到了学校的信箱，信上印着长春花蓝色的抬头：温思罗普—史汀生—帕特南—罗伯茨律师事务所。起薪25000美元。
那一年，我每周工作90小时，困了就睡在办公桌的下面，回布鲁克林的公寓则乘坐公司安排的专车；因为无暇消费，加班费在银行账户里越积越多，于是生出了一种自己相当富有的错觉。
当晚“无畏号”的派对，是为了欢迎刚从法学院招募的一批暑期实习生。我与同事安妮特满心期待，想看看其中有无养眼才俊。派对上灯火通明，河面吹来的风撩动女士的裙摆，并将男士的领带掀到肩头。
然而，当我踩着室友的细带高跟鞋，哐当哐当爬上摇摇晃晃的金属楼梯时，心中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愁绪。大家越是纵情跳舞、开怀饮酒，我就越是惆怅。
凯莉·麦克马斯特斯
“无畏号”扛住了五次神风特攻队的袭击与一次鱼雷袭击，而我呢——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边摆弄荧光搅拌棒，一边大口喝酒，心里只盼着能跟谁到甲板上某架直升机的驾驶舱里亲热一番。
我环顾办公室的这群同事，大多数人再过几个月就会离开。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份工作本应是一块跳板，用来积累经验、获取推荐信，以便为申请法学院和商学院铺路。如今我已错过申请期限，甚至连法学院的入学考试都没有参加。
我想去读法学院，或者说，我以为自己想去。我在长岛南岸的一个蓝领小镇长大，“工作+正装=成功”这个简单的等式早早铭刻在我的脑中。
十几场面试下来，我在毕业后唯一得到的工作机会就是这家律所，于是我接受了它。薪水不错，而且十点才需到岗。当然，加班到深夜的情况除外。
我不介意这样的工作节奏，但开始对一些现象心生疑窦。例如，我发现，这家律所没有女性合伙人，女律师也寥寥无几。
双子塔倒塌后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人生的脚手架也已随之崩塌；跟许多人一样，我拼命想将它重建为某种可以辨认的形态。
我搬回了布鲁克林，申请了研究生学院。目睹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从高空坠落，让我更加确信律所早已教会我的那个道理：西装并非铠甲。
袭击过后，经济震荡，杂志社开始裁员。当发现自己的岗位未被裁撤时，我竟深感失望。这反应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
大多数时候，我就坐在十六楼的格子间里，望着窗外，想象不得不纵身一跃的场景。我原以为自己会失业，这种黑暗的设想却带来了一丝解脱之感，真叫人意外。
每天早晨，我必须用指甲狠掐手腕，才能逼自己走下地铁站的楼梯。到了办公楼，踏入旋转门的那刻，我只想一直旋转，直至被甩出大楼，而不是走进回声缭绕的大厅。
凯莉·麦克马斯特斯
一到工位，我就开始幻想推倒周围贴着墙布的隔板墙，直到它们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坍塌。东京那种日复一日的消沉鼓点再次敲打在我的心上，那时我总是盯着会议室窗外的停车场发呆，帕梅拉则在桌子对面摆弄文件，晃动肿胀的乳房。
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但已经不想待在这里。
选摘自《离开的季节》，凯莉·麦克马斯特斯 著
03
罗英石：20岁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喝酒
那时是大学一年级，是我不管做什么都不满意的时期。
不，应该要这样说，那是个我搞不清楚自己做的事，自己到底满不满意的时期；
是个明明辛辛苦苦才进入大学，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的时期；
是个再多跨出一步，会觉得未来像一片雾一样模糊不清，该要认真打拼，但却又觉得人生苦短，应该及时行乐的时期。
什么也做不了的我，就只是在下宿'的房间或酒馆里拼死喝酒。那是十八年前，1994年的事了。
我只要到学校去，就觉得很不自在。虽然那时是新生入学的四月，学校既吵闹又充满活力，却好像有哪里跟我想象的大学生活不太一样。虽然学校三天两头就办新生训练，加油活动，但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无法融入其中。
罗英石
当时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学着加油歌的旋律，不断高声喊着"延世"怎样怎样的口号，每天晚上还都会在新村开酒宴，酒宴最后还要用当天学到的加油口号作结。
"成为骄傲的延世人，大家都很开心吧?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来!大家一起搭肩共舞......"这种气氛，不知怎的总让我很不自在。
我才刚进这所大学，有什么好骄傲的?说什么第一次见面的人就要团结在一起啊，我实在无法理解。
就这样过了半年，最后，我的生活中剩下的只有戏剧社。我当时并不知道，原本只是想找些朋友一起喝酒才偶然踏人的戏剧社，竟成了我大学生活的全部。
某天我突然察觉，我自己一个人去慢跑，只要跑个30分钟就会疲累，但跟着大家一起排戏，却可以连排好几个小时都不腻，从此以后我便放下所有的烦恼，开始认真投入戏剧。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当时掳获我的并不是戏剧本身，而是一起演戏的"我们"这个群体。也许是大家一起做事的愉快和安定感，以及伙伴间的革命情感掳获了我。
我们选定剧本，练习发声，读剧本，练习走位，花费三个月像傻瓜一样用心练习，直到正式演出。
那段期间，有人会在剧团里谈恋爱，有人读社会科学相关书籍，有人批判社会，有人则批评别人的演技，然后大家吵架，和解，隔天又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聚在一起排戏。虽然过程总是闹哄哄，却也总是能顺利上台演出。
等到演出落幕，我们往往彻夜喝酒，为了各种表演上的不完美而惋惜大哭，也常抱怨因为排戏而无法兼顾学业，总是大声发誓下次绝对不要再参加演出了。然而一旦决定下次演出的日期，大家又会默默地聚集在一起。
对我来说，1994年，是很温暖的一年。我们这样一群性格差不多的人聚在一起，像在玩扮家家酒一样组成一个社群，做些想做的事情。我感到很快乐。
罗英石
但1994年并不是个像现在这么平静的时代。1994年是催泪弹的刺鼻气味尚未消失的年代。虽然我参加过几次示威，却没有很热情。
我第一次参加示威游行的时候，大家手勾着手一起并排前进，而我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推到最前面，还被掉在我面前的催泪弹呛得眼泪鼻涕流个不停，从那次之后我就不参加了。
虽然我认同他们想要改革社会的热情，但我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参加这类活动。
1996年我看着综合馆起火，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却不觉得很悲伤。以延大正门前的铁轨为界，其中一边的人正群情激昂地进行示威，但在铁轨另一侧的新村，却是天下太平，还不断举办酒宴。
时代，已经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变成什么有趣，什么无聊了。而我，就站在这股变迁潮流的中心。
选摘自《反正竞赛还很长》，罗英石 著
04
陈冲：第一次下赌场我临阵逃跑了
单娜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次在旷了两天课后，她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BessieLoo经纪公司的地址，她说，喏，这是好莱坞唯一代理亚裔演员的公司，我昨天在拍摄现场打听来的。
她拉着我到图书馆去打简历，我在作业本上打草稿，写下我受过的教育、工作的经验、得到的荣誉。单娜说，你别忘了最重要的，名字下面最瞩目的地方，左边应该是联系方式，右边应该是身高、体重和三围尺寸。
我十分惊讶，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三围是多少。单娜听了比我更惊讶，她瞪大眼睛问，你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三围？我说，我还没有在美国做过衣服，在中国的衣服都是很宽大的。
她说，这跟买衣服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是个演员，怎么对自己的身体那么无知？我给你猜个大概吧，我们要错也往性感的方向去错。
陈冲
第二天我花了近两个小时，换了几次公共汽车，从北岭到了好莱坞的BessieLoo经纪公司。
几年后，在跟其他亚裔老演员合作的时候，我才知道了这家公司的历史。一九三七年米高梅公司在拍摄赛珍珠的《大地》期间，需要大量的华裔演员。有双语能力的华裔演员BessieLoo因此成为《大地》的选角导演之一，她经纪人的生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据说，BessieLoo是个极具智慧和社交魅力的女人，在那个电影的“黄金时代”，在好莱坞这样一个男性俱乐部式的环境中，她与罗伯特·怀斯、格利高里·派克、霍华德·科赫和阿尔伯特·布罗科利等重要人物都是称兄道弟的。
BessieLoo经纪公司因为好莱坞对东方的猎奇和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曾一度兴旺过。但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我走进公司的那天，BessieLoo早已退休，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只坐着一位叫GuyLee的经纪人和一位秘书。
秘书问，你跟Guy有约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怎么没约就来了？Guy在一旁说，你把简历留下吧。
我递简历的时候他问没带头像照片吗？看我不懂，他给我看了其他演员10×8英寸的黑白头像，其中年轻东方女性一律黑色长发，齐刘海，细长的柳叶眉和丹凤眼，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的模样。
当时“冷战”刚结束不久，Guy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他从我的简历上抬眼看我，不能判断眼前这位扎着马尾的女孩，是无知还是精神病，写出这样天方夜谭的简历来给他。
Guy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给我，说，最佳女主角，你去这位摄影师那里照一组头像吧。
当年好莱坞电影里没有什么亚裔可以发挥的人物，但是无数亚裔女孩还是为了同一个小角色，坐在片场接待室里背词或者聊天，等待着副导演助理喊她们的名字，她们似乎对被拒绝这件事习以为常。
而我却永远无法习惯，也永远不想习惯，被拒绝的可能性让我心悸脉动——其实是被某种恐惧所擒，肾上腺素突然大量分泌，求生欲被激发出来。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拥有无穷财富的赌徒，赌博输了毫不在乎，所以赢了也没啥喜悦。为了有赌的刺激，他的赌注越下越大，但不管输了多少钱他都不觉疼痛，最后决定把自己的两条胳膊当赌注。
那天他时刻预期斩臂的剧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也许面试是我的赌场，“被拒绝”是我的赌注，输了，就证实我的确不值得爱，赢了，就从“不值得爱”的死刑得到了缓刑。
但是第一次下赌场我临阵逃跑了。一家广告公司为Popeyes炸鸡连锁店招收“新脸”，我剪了“黄柳霜刘海”前去应征。
记得我从公车走下来，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意识到自己早下了一站。离去的公车尾冒出一股青烟，南加州无情的炎日照在没有树荫的人行道上，廉价的新皮鞋把脚后跟磨出了泡，汗水把淡绿衣服的两腋染成了深绿。
我拿着地图寻找着公司的地址，看见马路对面出现了一群不同肤色的靓女，雀跃地等待在一栋小楼外面。这就是目的地。我隔着马路遥望这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好像隔着玻璃看橱窗里的展品，我掉头走回了巴士站。
晚上，我在脑海里一次次重演了白天被恐惧征服的一幕，像被某种潮汐或者地下的磁场所吸引，迎向生命中不可避免的失败。第二天Guy问我为什么没有去面试，我说，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我看见二十二岁的自己，去面试一场选美戏里的“台湾小姐”。当我出现在办公室时，那位已经疲劳的副导演眼睛亮了起来，我从她的瞳孔里看到自己——那个把胳膊放在刀下的赌徒。
也许那就是激情——近似绝望的激情，是动物分泌的信息素，同类闻到会兴奋。
陈冲（右二）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院的中国同学们首次驾车到旧金山
在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三年后，我穿上旗袍高跟鞋，斜挎写着“台湾小姐”的绶带，在一条全新的起跑线上跨出了第一步。
我曾经以为，我的青春被毫无意义的儿女情长燃烧掉了，但也许正是那些灰烬的记忆铸就了我，并仍然铸就着我。
选摘自《猫鱼》，陈冲 著
封面图：《伦敦生活》
原标题：《没事的，“奥德赛时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