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批评 | 樊迎春：“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流派观察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6年4月号
“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
——流派观察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
樊迎春
一九三四年，当鲁迅发出一句“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处于论争漩涡之中的京派、海派被各打了五十大板。尽管多年后我们已经可以公正地给予京派、海派以文学史的流派定义与研究，但鲁迅当年的批评依然振聋发聩。一九三五年，鲁迅又写下《“京派”和“海派”》一文，并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前一篇文章中的核心论点，而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直接表示，“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底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鲁迅全集》第六卷）鲁迅的批判意识十分鲜明，如丁帆所说，“这俨然是对两派文人的之所以合流的本质特征——政治与商业媾和——作出的文化批判。‘合流’其实就是消弭了文化在地域和空间的距离，使得文化的负效应朝着一个‘大一统’的方向下滑。”①重读鲁迅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所忧虑的“‘大一统’的方向”在中国文学的“当代时间”中，恰恰被奉为某种“理想”，即“中国当代文学信奉的是‘普遍的空间’和‘进步的时间’”，这“普遍”和“进步”正是现代化进程高速推进所塑造的统一标准。然而，“一九九〇年代以来所信奉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的和平叙事被竞争、排斥甚至是斗争叙事取代，在这一空间的坍塌中，时间也戛然而止，好像从某一个高点突然降落，‘变得更好’的想法正在被‘变得不要那么差’慢慢取代”，杨庆祥认为，“自二〇一九年以来的新一轮地方性写作的命名、倡导和讨论，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普遍性空间’坍塌和‘进化论时间’停滞的应激性文化反应。在这一反应中，地方性承接了双重进路受挫后的可能。通过地方性的路径，找到正视、理解并处理剧烈变化的现实的方式和方法，或许能够重建一种文化—社会—历史依然不可摧毁的信念。”②杨庆祥对于地方性写作的这一最新论述立足于视野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分析，他认为这一次的地方写作讨论正是以地方抵抗/重塑“一统”的路径尝试。时移世易，借镜九十年前的论争，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今天的地方性写作热潮：在政治、商业因素都无法完全被规避的年代，在各个具体的地方从事写作的作家是否可以得到审美意义上的“京派”“海派”式的理解和阅读？他们完成的作品是否还可以被单纯看作是地域与空间差异于文学中的表现？
在杨庆祥所说的“自二〇一九年以来的新一轮地方性写作的命名、倡导和讨论”之前，“新东北文学”的概念已经广为人知，“铁西三剑客”各自以代表性的小说作品给予沉寂多年的当代文坛一剂强心针，而他们对于一九九〇年代国企改革历史的回溯，对于这段历史给予普通个体尊严践踏的记录，又极为巧合地契合了一九三〇年代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组成的“东北作家群”的“左翼”表达。彼时的“左翼”作家们大多身处上海，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与追求时尚摩登、颓废唯美的海派/新感觉派同处一城，虽然也没有抵达亲密无间的程度，但他们——包括“京派”——确实在不同的观念与审美层面丰富了特殊年代的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文学生活。如果“新东北文学”是今天的我们正在面对的“左翼”诉求，那么，“京派”“海派”们今安在？
事实上，东北作家们面对的改革创伤史并不是东北这一地域独有的，但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的废墟感与无力感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诚如黄平所说，“东北是一个比喻”③。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东北文学”的地方色彩被普遍接受，非东北的读者也能够与这“比喻”共情，感受历史的阵痛与挫败，也发现其中与自己（或自己的父辈）相关的生活与情感困境。尽管双雪涛、班宇等作家近些年都在努力摆脱“东北”的标签，“新东北文学”带给文坛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气质却是真实地留下了痕迹，这种影响由具体的作家带来，却并不以具体作家观念的变化而转移。出生、成长于南方，却被认为和“班宇等东北作家的‘子一代’视角相似”，“也是在共同体内部展开叙述”④的，是更为年轻的王占黑。在她的笔下，浙江嘉兴老社区里的工人、老人、外来者类似东北作家们笔下失败的父辈，但王占黑正是“站在失败者中间，并且并不认为这是失败，写出他们生命中的活力与尊严”，或如其描述，他们是“街道英雄”，王占黑用两本小说集的篇幅为他们“作传”，展现出青年作家难得的生活观察与人文关切。自第三部小说集开始，王占黑的目光发生了转移，“作为人物的小花旦离开嘉兴老社区的熟悉世界，来到上海展开陌生探险”⑤。
针对王占黑的创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写有论文《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详细阐释王占黑创作中的空间感受与观念表达，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即为“从高圆寺到定海桥”，不禁让专业读者想起王晓明发表于二〇〇二年的那篇著名的《从“淮海路”到“梅家桥”》，而王晓明书写的对象正是王占黑求学、生活、职业多重意义上的前辈王安忆。在这篇论文中，王晓明直言，“王安忆就更要用浓墨和重彩，更加用力地去刻划那‘生活’的本相。”“对于那总要用概述来遮蔽现实的意识形态，多样的细节是最有破坏力的。这是一种重压下的反拨，一种堪称是自觉的对抗，它既是针对身外的恶劣和麻木，也是针对心内的沮丧和悲哀。”“她的上海故事里的‘梅家桥’却清楚地显示了，她对现实变化的敏感、她因此而生的悲哀、她对这悲哀的反抗、她这反抗的‘浪漫主义’的情味，都已经远远超出上海，超出城市，也超出了中国广阔的大陆。”⑥王晓明认为，深入书写底层人群聚居的“梅家桥”的王安忆“真是有一点大作家的气象了”，他高度赞扬王安忆的深入生活与有意识的对于某种刻板的“上海故事”的抵抗。十多年后，年轻的王占黑不仅在小说创作中深入具体的街巷生活，更在现实生活中深度参与“定海桥互助社”的创建与维护，王占黑笔内与笔外的双重行动践行着“平民主义文学”。历史似乎实现了某种有趣的循环往复，上海和东北跨越时空再次“牵手”，和八十多年前一样，他们依然共同关心着“无数的人们”“生的苦难，死的挣扎”。在这样的意义上，“地方”似乎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文学分类标准。
在此次关于地方性写作命名的热潮中，上海这一特别的地方一直声量微弱，这当然是一种实力过硬不必争抢的自信，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波的热闹之前，“海派”的文学形象实在太过深入人心。从鸳鸯蝴蝶派、早期海派、“新感觉派”再到影响深远的张爱玲，以及新时期以来，王安忆、孙甘露等作家多年的精耕细作、新世纪后现象级的《繁花》，“海派”的荣光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的强调和捍卫，也一直并无多少更新形象或必须声明存在感的焦虑。类似路内、张怡微、周嘉宁、王占黑这样青年一代的“新上海人”，正在不断强健着上海的筋骨，也在验证着“守业更比创业难”的真理。上海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加入这次讨论的热潮，恐怕也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
当然，尽管求学、生活于上海，王占黑因为出生、成长于浙江嘉兴，也被纳入了“文学新浙派”的范畴。梳理浙江的地方文脉当然是另一个需要花费众多篇幅的话题，仅仅是鲁迅、郁达夫、茅盾等名字就足够惊人，新时期以来的余华、麦家、艾伟等人也如雷贯耳，但在“文学新浙派”概念的具体阐释中，作家、批评家们似乎也有些无所适从，除了梳理传统，大多只是从江南文化的传统、浙江地区的风物出发，找寻可以孕育这一“流派”的基础与土壤。始终在江南文化氛围中生活的王尧甚至指出，“江南文脉延续的关键是海派文化的介入，始终保持与世界的对话和新的创造精神，是海派文化的特点”⑦。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当然不能等同论之，但二者之间的联系显然又是无法否认的，相邻的地理环境和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造就了有诸多关联的文化环境与审美征候，王占黑的跨越浙沪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在王占黑的“英雄主义”之外，“文学新浙派”也有其别样风格。
同样来自浙江的薛超伟因为小说集《隐语》被读者熟知，在那篇同名小说中，薛超伟描写了一个年轻人在浙江一个小城“无用而庄重”的灯谜馆工作的故事，南方温润的气质在小说中化作街巷里的丁丁之声，敲打着一个女孩隐秘的心事。年轻的薛超伟写出了主人公性格中的沉静、悠远之感，“用一物去镌记另一物”的“隐语”使得小说浸润古意，面对锋利尖锐的当代情绪，扎进古书畅游也并不仅仅是逃避。“隐语”隐藏了古人的巧思与趣味，当然也可以藏匿这人世间所有的不安与卑怯。“隐”与“藏”指向收敛而博大的蕴藉，也指向默然而有能量的纾解。和王占黑喧嚣的“街道江湖”相比，薛超伟的世界沉寂却有深意，如白日的梦一场，似真似幻，蛊惑人心。
这种美学观念在被纳入“新南方写作”的福建作家陈春成的作品里早有呈现，在那本引起广泛讨论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陈春成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典雅俊逸的文笔建构了独特的奇幻世界，为文坛带来另一种清新之风。值得注意的是，陈春成的奇幻世界是诸多人、事藏匿的载体，这里有“藏起自己想象力的少年，藏起伟大作品的作家，藏起秘方的酿酒师，藏起乐谱的音乐家，还有隐藏在梦境中的工艺秘诀，隐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红楼梦》，神秘不可知的要素形塑了文艺奇幻的叙事动力，也构成了小说新鲜而陌生化的特质，但也使这些故事始终氤氲着一种感伤而落寞的基调”。然而，“它们的‘过去时态’并不是‘完成时态’，它们在我们未知的平行或不平行的空间中自有运行的逻辑与轨迹，偶然投影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波心，又悄无声息地藏匿和消散：‘无’是最充实的‘有’，彻底的‘藏匿’是最永恒的‘存在’⑧。”在这两个年轻的南方作家笔下，“隐”与“藏”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他们于书写过程中创造的美学特征，来自浙江与福建的他们距离“上海”“东北”已然有了相当的距离。
如果我们将目光继续南移，不能不注意到葛亮的创作。他出生于南京，求学、工作于香港，他的创作也总是勾连着两地的历史与现实。或许是因为家学渊源，或许是因为长期寓居港地，他的作品行文流露出上世纪上半叶的遗风，内敛、典雅、含蓄却又内核坚硬，也总是在字里行间潜藏丰饶的细节，常常让读者会心一笑。发表于二〇二一年的《燕食记》虽然饱含着关于革命、家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但小说中更迷人的部分可能还是贯穿全书的对于“燕食”的描写。葛亮对于岭南的美食以及与美食有关的人、事都极尽描摹之极致，一碗一碟、一羹一饭，以及寺庙中、街巷里、月夜下对食物的眷恋与对食物的记忆，形塑了整本小说的独特气质。家国革命与历史创伤如水溶于水一般溶于日常生活，溶于柴米油盐。他对宏大历史有着恳切的关注，却在以浙派、海派的风格特征予以文学形式层面的表现。
葛亮之外，出生于“北方”而在“南方”默默耕耘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山东人蔡东在深圳对于“文学如何想象城市以及如何想象城市与人的关系”⑨的“新城市文学”的不断探索，比如青海人王威廉在广州常年致力于独具个性的科幻文学的创作……当然，“纯南方血统”的南方作家仍然是多数，我们自然可以罗列出一大串名单，林白、林森、陈崇正、朱山坡、林棹等等，不拘一格，在南方的山川河流、湿润气候与异质方言中自由穿梭，“新南方的一大特点是文化的杂糅性，因此新南方写作也就要处理不同的文化生态”⑩，甚至要走向“南方之南”，走向港澳台、马来西亚、新加坡，“南方之南，潮汐起落，山海撞击，华夷夹杂，正统消散，扑面而来的是新世界、新发现、新风险⑪。”
一路从“新东北”走到“新南方”，如果我们稍稍浏览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便不难发现，“中国关于文学地理、地方性、南北分野的说法一直兴盛”，“南北分野的地理学一直在政治学和风格学的双重意义上被置换，而风格学总是能在文人学士的诗学语境中获得最终的意义”，“以地理大势来论民族性格、文化文学风格，根本上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南北分野之说乃是中国传统深层的顽强的文化记忆，它建构起有效的地理叙事范畴，构成中国古典乃至现代经典性的文学理论范式”⑫，对“地方性写作”进行命名是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动力机制，只是在近些年的社会发展中，我们总是需要一些“新”的概念去解释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生活。
在“解释新生活”这一问题上，恐怕没有比聚焦于“北京”这座核心城市更合适的了。在这波地方性写作命名的热潮中，“新北京作家群”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主要由《北京文学》杂志推动。《北京文学》主编师力斌直言，“‘新北京作家群’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又大于这个空间，有鲜明的地域性指向，又大于这个指向。它总是大于我们的言说和想象。复杂性、开放性、流动性，反倒是新北京作家群的特色。与老舍、沈从文、汪曾祺、王朔等京派、京味儿作家相较，他们置身于新北京复杂、开放、流动之中”⑬，这其实是在将京派、京味作家“一网打尽”，将“新北京作家群”置于新文学传统以来北京文学时间的延长线上，如杨庆祥所提醒的，“将历时性置于共时性之前，同时也就有了以历时性取消当下性的危险⑭”，“新北京作家群”显然更侧重于对“新北京”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捕捉，而究竟什么地理范围是“新北京”的空间？什么时候开始是“新北京”的时间纪年？作家、批评家可以简单回答的，或许就是：当下此刻，每一个个体身处的北京就是“新北京”。
在关于“新北京”的认知和描摹中，来自江苏的徐则臣和出生成长于北京的石一枫都是具体而典型的“个体”，同为一九七○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他们或许代表了“新北京作家群”两个重要的前进方向。徐则臣的“中关村系列”开创了新世纪以来“京漂文学”的全新面貌，他笔下那些办假证的、卖盗版光碟的、推销电脑配件的以“底层”的形象诠释着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也奠基了“新北京”的城市形象与文化气质。对于这个超大型的国际都市来说，这些“外省人”构成了北京人口的“多元”，而“本地人”石一枫则代表了北京内核稳定的另一面，石一枫充满京味儿的文字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作为“地方”的北京依然在将其底蕴和积淀与所有人共享。石一枫以看起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北京小爷儿”的状态真实记录着在当下的北京生活可能会遭遇的诸多问题。在那篇荣膺鲁迅文学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石一枫以失败的北京青年的视角观察奋发图强的外省女青年的人生故事，扼腕之中却也饱含着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关切。到了《漂洋过海来送你》等长篇小说中，石一枫更是以宏阔的视野考察着“世界中”的中国青年、北京青年面对的生活难题与精神困境。石一枫笔耕勤劳，近年产量极高，《逍遥仙儿》《一日顶流》等作品更是关注到了教培行业、儿童心理以及时刻发生变化的媒介环境，石一枫的责任担当可能也无愧孟繁华所说的“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⑮。
刚刚斩获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的青年作家辽京，近些年的作品都致力于对家庭故事的抽丝剥茧。长篇小说《白露春分》书写了在北京生活的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呈现了社会养老问题的艰难，也提示着独生子女一代正在经历的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困境。辽京的可贵在于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又新又旧”的家庭模式的把握，社会的结构性难题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危机猛烈冲撞，挑拨着在北京/大城市艰难打拼的年轻人的敏感神经。和徐则臣的“京漂一代”和石一枫的原住民身份相比，辽京属于“京二代/京三代”，她身上具有“历史中间物”的性质，既要承接父辈/祖辈的历史难题，也要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寻找路径。当下的北京对她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可能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新北京作家群”容量极大，但在我们列举的几位相对重要的作家身上，我们好像可以看到《北京文学》副主编张颐雯在讨论文章的标题中的概括，“北京的巴尔扎克们”，“希望这些北京作家，能够和二百年前的巴尔扎克一样，通过书写北京这座城市和与它相关的一切，让读者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⑯。”他们正在用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笔触记录着新时代的北京，描写着新北京的人、事、物，以及人、事、物与持续更新的“北京”的关系，“作为北京加速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代人对之进行同时性的书写和记录，并在这一书写和记录的过程中建构新的现实感、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⑰。”
面对今天的“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文学新浙派”“新北京作家群”，即便有“地方”这一共同特征，我们也可以明确感受到它们的核心特征与创作诉求南辕北辙，“新东北文学”以共同的“历史”和“诉求”为创作资源，“新北京作家群”侧重“时间”意义上的新的社会状况”，“新海派”或“文学新浙派”关联着风物、气质、美学的整体呈现，“新南方写作”则指向更为广阔的南方、海洋、边地，以及流动的边界。如果我们再次遥想九十年前乃至百年前的现代文坛，我们会看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等社团百花齐放，也会看到京派、海派、“左翼”等多种流派群峰并置，或者仅仅回到三四十年前，我们恐怕也欣然得见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现代派、新生代、新写实等概念风起云涌，它们都并没有“大一统”的追求，只是短暂却也深刻地回应着彼时彼地的困惑。那么，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不再强调“地方”的地理特征，或者不仅仅强调地理命名，而是把它们看作一次以“地方”为媒介的“流派的发生学”？由此，我们可以在更为系统的流派研究的路径上进入这一次的地方性写作讨论，“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研究小说流派，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发现和总结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时期内横的分化，而且也能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再加上研究者对各个流派的文学价值的评价高低，组成一个三维的坐标系”（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新星出版社）。同时，因为流派中的作家通常来源广泛，且有较大的流动性，这种研究视角可能更符合文学发展更新的实际情况，使得我们在讨论地方性写作的同时不必纠结于作家身份或是生活地域，仅仅从作家生命经验与作品呈现的实际情况出发。
是的，就从此时此地出发，从作家关注的具体地方出发，从作家书写的具体内容、形式出发。作家由此出发去描绘故乡和他乡，批评家由此出发去理解问题与方法。我们共同能够做的，只是以真心写作，以真心阅读，以真心阐释，现象的观察与人心的把握、问题的提炼与理论的梳理永远来自具体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这“橄榄树”由怎样一方水土培育，或许影响它的根脉、枝叶以及花朵、果实，但“橄榄树”注定只能出现在每个作家、批评家乃至读者的梦中，诱惑着我们永远奋力追逐，这追逐的方向，或许才是永恒的“地方”，而这方向，是汇聚了多个群体的四面八方。
①丁帆：《对两种文化流派的深刻批判——重读鲁迅〈“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东吴学术》二○一二年第一期。
②杨庆祥：《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再谈地方性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二○二五年第六期。
③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二三年第十一期。
④黄平：《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小说评论》二○二○年第四期。
⑤李壮：《小城社区，或昨日的熟悉世界：论王占黑》，《小说评论》二○二五年第四期。
⑥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二○○二年第三期。
⑦见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在“长三角论坛：江南文脉何以蓬勃”（二○二一年一月八日）会议上的发言。
⑧参见拙作：《在黄昏与黑夜的缝隙中藏匿——陈春成的文艺奇幻与现代洞穴》，《长江文艺》二○二一年第五期。
⑨郭冰茹：《关于城市文学的一种解读》，《当代作家评论》二○一四年第四期。
⑩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二○二一年第三期。
⑪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南方文坛》二○二三年第一期。
⑫陈晓明：《南北分野的文学地理学与审美的文化记忆》，《中国社会科学》二○二五年第一期。
⑬师力斌：《〈北京文学〉：在笃定创新与敏锐开放中前行》，《文学报》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⑭杨庆祥：《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再谈地方性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二○二五年第六期。
⑮孟繁华：《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文学评论》二○一七年第四期。
⑯张颐雯：《北京的巴尔扎克们——北京作家及“新北京作家群”栏目浅谈》，“文艺报1949”公众号，二○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⑰杨庆祥：《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空间、视野和问题》，《北京文学》二○二三年第十一期。
原标题：《理论与批评 | 樊迎春：“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流派观察视域下的地方性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