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更多国家的社媒管制思路向“数字禁酒令”偏移，保护孩子还是制造新风险？
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频繁为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高调背书。4月16日，他在一场欧洲领导人视频会议上呼吁欧盟应就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而采取共同措施，并提出青少年应“关掉手机多看书”、每月设立“无屏幕日”等略带爹味的提议。马克龙的呼吁及担忧不仅体现了法国惯于在欧盟内扮演“大厂管制先锋”“数字战略自主旗手”的左派，也是欧洲乃至全球“青少年社媒使用管制”浪潮的缩影，折射出全球青少年社交媒体问题复杂性和治理模式多元化的复杂图景。
法国“举旗”，欧洲多国纷纷响应跟进
法国对于社交媒体影响青少年的警惕及防范可谓酝酿已久。早在2023年7月，法国国民议会就通过名为“确立数字成年年龄和打击网络仇恨”法案，要求平台主动阻止15岁以下用户注册，但因欧盟委员会认定该法与《数字服务法》的相关理念冲突而未能施行。
2026年1月，法国国民议会推动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法案，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媒是其核心内容。3月31日，该法案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但提出修订意见，使该法案的立法过程进入协调阶段。参议院认为，落实法案应由法国视听和数字通信管理局（Arcom）拟定一份高风险社交媒体清单并加以落实，但不应推行全面、绝对的禁令。
马克龙近期的相应表态既是在立法关键时刻增加政治动力，亦是回应法国各界就应对青少年社交媒体问题的广泛关切。在当前法国政治高度撕裂和极化的背景下，各方却对青少年使用社媒的问题具有高度共识——国民议会以130票赞成、21票反对的大比分推进社媒禁令法案；法国民调机构Odoxa曾于2025年8月进行民调，结果显示79% 的家长支持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67% 的初高中学生认为该措施是合理的，76%青少年愿意删除让他们焦虑的社交媒体。
从全球范围来看，法国并非第一个推进“社媒禁令”的国家，澳大利亚早在2025年12月就已推动相关法律生效落地。然而，法国积极推进相关立法进程却在欧洲地区产生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欧盟及多个欧洲国家普遍“跟进”法国的立场。4月15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库宁发布由欧盟开发的年龄验证程序，从而为成员国提供社交媒体监管的方法；希腊、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波兰等多国宣布准备推进或已经制定社媒年龄限制的相关立法；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召集数家社媒巨头的代表，声称平台若不能“为儿童提供全面保障”，则英国政府将实施全面青少年禁令。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9日，英国巴斯，一名14岁男孩看着iPhone屏幕，屏幕上显示着各种社交媒体和消息应用。视觉中国 资料图
社交媒体渗透青少年已成全球性难题
随着社交媒体对全球各群体的数字生活的渗透，以及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等技术不断对社交媒体潮流迭代升级，数字巨头追求流量和盈利亦不断重塑社交媒体的运行机制，使得心智和社会认知尚属塑造期的青少年群体极易受到相关负面影响，并造成全球性难题。
首先，社交媒体运行特性与青少年特征叠加引发心理问题。青春期是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青少年对于某一群体身份的认同和情感支持、外界的刺激和诱惑，放大了社交媒体的“点赞”机制、自动播放视频、算法驱动个性化推荐等运营方法对人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进而造成全方位的成瘾性问题。短视频和生活分享、朋友动态、融入社群的需求等已然成为青少年的“多巴胺陷阱”。
2023年5月，时任美国医务总监维韦克·默西（Vivek Murthy）发布报告显示，95%的美国13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其中多数人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超过7个小时。维韦克·默西曾严肃地警告，“美国正处于一场全国性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中，社交媒体则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推手。”法国教育部门研究显示，过度沉溺于短视频已显著导致学龄儿童注意力丧失和认知能力下降。
其二，霸凌等社会现象被社交媒体放大。社交网络的群体身份效应和病毒式传播特性，把传统的校园霸凌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这些现象还往往与网暴、造黄谣、匿名辱骂等恶劣网络现象伴生。与此同时，青少年由于心志相对脆弱，面对社交媒体上他人的评价与互动更为敏感和焦虑，进而放大其面临的霸凌压力。美国网络安全研究机构Security.Org指出，YouTube、Snapchat、脸书上儿童遭遇网络霸凌的比重分别达79%、69%和49%。法国在2021年发生的几起震惊全国的青少年自杀案，均与社交媒体霸凌有关。法国政府认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应对复杂的网络社交环境时缺乏足够的防御机制。
其三，社交媒体与青少年极端化的联动引发各国政府警惕。全球特别是欧美政治极端化、社会对立化趋势不断加剧，数字技术对极端主义的传播和驱动则不断放大相关担忧。与十多年前巴黎《查理周刊》恐袭案、“伊斯兰国”等极端暴恐组织借助网络宣传的时代相比，当前极端思想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已经形成更加隐蔽、更新颖的迭代趋势。比如，青少年可能首先接触愤怒叙事、性别仇恨等轻量级、娱乐化的视频内容，再被算法和极端传播逐步引导到“硬核内容”，电报等新兴社交媒体还通过封闭群组、加密聊天群和多平台跳转等构建“拼接式传播链”及隐秘的动员体系，极大提升线上冲浪转向线下行动的速度。
2024年12月英国执法和情报部门即警告，“青年激进化程度快速上升很大程度上由线上活动所驱动”，甚至专门针对年轻涉恐群体成立特殊部门来加以应对。近年来，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等国相继侦破青少年图谋袭击大型活动或宗教场所的大案，而这些案件均与青少年借助社交媒体接触极端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全球多元治理模式正向法国“年龄划线”方向偏移
法国推进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是全球治理趋势的缩影，自2024年以来，美国佛罗里达州、英国、澳大利亚、印尼、挪威、新西兰等国相继落地相应立法或启动了起草程序。放眼世界来看，以年龄划定“能不能用社媒”不是法国的专利，而各国在约束方式、管制领域等方面的差异，则凸显治理共同难题时全世界模式和理念的多元化。
澳大利亚推行“平台责任主体”的模式。根据2025年12月生效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法案》，澳要求平台负责落实“16岁以下不得拥有社媒账户”的指令，并因其强硬措辞而被称为“最严青少年社媒立法”。截至2026年1月，澳法律已推动平台停用470万个未满16岁账户。虽然澳政府试图将该法解释为“延缓使用”，但许多分析认为澳做法无法直击问题本质，且容易被虚拟网络等技术手段所绕开。挪威一定程度上与澳大利亚模式具有相似之处，亦支持更严格的“15岁绝对年龄下限”，但试图探索纳入关注个人数据保护、儿童数字成长环境和提升数字韧性的综合性政策框架。
印尼推出了“全链条管控”的治理模式。根据印尼2026年3月起实施的《2025年第17号政府条例：关于儿童保护中电子系统运营治理》，将儿童定义为“任何18岁以下的”人，构建平台风险划分、内容风险分级框架、技术控制要求的立体体系。在平台风险上，印尼政府将照片墙、X、脸书等明确定义为严禁未成年人访问的“高风险平台”，同时将青少年划分为三个年龄段，给予其访问风险程度不同平台的权限。在内容控制上，印尼要求平台应主动识别、过滤和删除暴力、性剥削、赌博等有害内容，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并为用户提供清晰可及的有害内容举报工具。在使用门槛上，印尼提出平台应实施有效年龄验证机制，为家长提供监控、限制或指导儿童在线活动的功能，设置默认隐私保护的儿童账户，并限制自动数据收集和用于商业目的的数据画像。
英国则试图推进聚焦约束“儿童内容接触”、更为灵活的监管模式。2025年4月，英国通信管理总局（Ofcom）确定面向儿童的保护规则，包括平台做“儿童接触评估”和“儿童风险评估”，再要求平台采取保护措施；阻止儿童接触最有害内容，并在必要时使用强年龄检查或高效年龄识别。高风险内容包括色情、自残、自杀、仇恨言论和暴力内容。
由此看，在面对共同的担忧和挑战时，各国监管的手段和模式差异也反映出各国对法律、个人权利、数字时代责任等方面认知和理念的区别。然而，在青少年社交媒体挑战逐步加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向法国为代表的“年龄划线”方向偏移，如西班牙社交媒体立法措施的政策倾向已经从“16岁以下注册账号需家长同意”转向“16岁以下禁止”，甚至英国也开始谋求以采取绝对性禁令的压力来倒逼平台负担相应责任。
保护与引导间如何平衡仍值得反思
“青少年社媒禁令”潮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针对“数字童年”的反思与重构。该浪潮表面是技术治理的创新，实则是人类面对数字文明时的集体焦虑投射——当算法穿透童年的最后防线，我们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守护下一代的认知健康？
法国方案的核心逻辑并不新鲜：将社交媒体类比烟草酒精，以国家强制力划定年龄红线。这种“数字禁酒令”思维正在全球蔓延。15岁以下大脑的抑制控制功能尚弱，确实无法抵御算法，但这种数字时代的教育和社会焦虑，正转化为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政治饥渴。禁止主义承诺保护，却制造新的脆弱，而更隐蔽的风险在于，当禁令将技术危害从公共视野中转移，青少年转向虚拟网络和暗网以逃避监管时，反而会进入更危险的监管真空地带。当我们试图用“一刀切”的禁令为孩子筑墙时，墙本身可能成为将孩子推向更危险境地的推手。
面对数字社会及人工智能不断重塑的世界，直接将青少年从数字世界中剥离，是否意味着使他们失去应对时代浪潮的能力和韧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确立的儿童参与权，在法国等国政策中几乎被完全让渡于保护原则。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类认知能力和素养发展的关键期，在数字时代简单隔绝社交媒体等同于削弱下一代的数字素养，与其他地区的儿童形成隔离，是否意味着剥离孩子自主思考的能力，以及面对算法推荐坚持正确选择的能力？
与此同时，无论各国是“一刀切”还是“灵活应对”，其仍然是将保护责任单方面推向家长、平台甚至青少年本身，与构建共同参与、共同构建的治理框架仍有较大距离。或许，更健康的路径应当是构建“三角责任”：平台承担算法透明与适龄设计的法定义务，而非仅靠年龄门槛免责；家长从“数字警察”转变为“引导者”，获得循证支持而非道德指责；国家投资于数字素养教育基础设施，而非仅立法禁止一刀切。只有各相关方走上协调合作的方向，才可能在守护青少年成长同时，帮助他们适应数字时代的未来。
（董一凡，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梁墨玉，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