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法｜自动扶梯上，“左行右立”错了吗？

2026-04-27 14:56

上海

特约评论员｜彭辉

“本案最值得关注之处，不仅在于法院厘清了具体的侵权责任归属，更在于它以个案裁判，有效校正了长期根植于公众认知中的‘文明误区’。”

“扶梯之上，习惯让位于安全，认知适配于规则。”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一起自动扶梯碰撞担责案引发舆论关注。早高峰时段，一名女子在上海地铁自动扶梯上快速赶路，与站在右侧的乘客发生碰撞，致对方手机脱手摔碎。法院审理认定，该女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未尽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判决其赔偿手机维修费。

“左行右立”到底错了吗？这起判决不仅对社会行为习惯的一次法治校准，更是对公共安全治理、规则普及与司法引导的深刻考验。

“约定俗成”不能免责

长期以来，“左行右立”被视为一种体现城市文明的行为准则，甚至在不少人的认知中，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然而，本案判决给出了明确的司法回答：“习惯”不能取代“规则”，“文明误区”不是免责理由。

事实上，上海地铁早在2012年就已取消“左行右立”的规定，2019年新版乘梯须知更是明确规定“禁止行走或者奔跑”。2023年施行的《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禁止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行为。从规范层级来看，这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倡议”，而是具有规范约束力的安全准则。

不仅如此，法律层面的判断也逐渐趋同——若违反相关安全须知，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在公共空间，真正应当遵循的是明文规定的安全规范，而非基于惯性思维的“道德自律”。

法院的判决犹如一声法治警钟：在法律面前，“我以为”不能代替“应当遵守”。所谓的“文明习惯”，一旦与明文规则相悖并造成损害，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不为任何基于信息滞后或惯性思维而产生的“文明误区”买单。

“左行右立”为何叫停？

很多人觉得电梯“左行右立”是给赶时间的人行方便，好像很公平，其实这道理经不起细想。把避免碰撞的责任交给在电梯上走路的人，才是成本最低、最安全的办法。要是反过来，让站着不动的人承担主要避让义务，那在电梯上跑动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大家撞伤、摔倒的风险反而随之增加。

从安全性来看，自动扶梯的设计与普通楼梯截然不同。按照国家标准，电动扶梯的梯级高度远高于普通楼梯；梯级深度也远超普通楼梯。案件承办法官梁峙涛表示，在此条件下行走或奔跑“难以稳妥扶握扶手，容易发生摔倒、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安全风险”。有数据显示，约四分之三的扶梯事故正是由于人们走动导致的。

从通行效率来看，有研究表明，“左行右立”模式下扶梯每分钟可运送约81名乘客，而当两侧同时站人，每分钟运送量可达113名。“为了方便少数乘客赶时间，让更多乘客堵在了扶梯入口处”——这是对“左行右立”最辛辣却也最真实的注脚。

从设备维护来看，长期单侧承重会导致扶梯受力不均，加速磨损，95%的电梯损坏是由受力不均衡导致的。电梯行业专家邹志文指出，长期单侧乘梯会造成梯路单边磨耗增加，“如滚轮磨损、梯级链伸长等等，造成左右梯路出现不同步现象，损害扶梯的安全运行。”

真正的“文明出行”是让能以最低成本避免事故的一方承担起注意义务，这既是法律正义，也是经济理性。

个案裁判校正“文明误区”

本案最值得关注之处，不仅在于法院厘清了具体的侵权责任归属，更在于它以个案裁判之力，有效校正了长期根植于公众认知中的“文明误区”。

事实上，这一效应早已走出上海：北京地铁在扶梯上设置“小脚印”标识，提醒乘客可并排站立；成都地铁明确回应“不提倡‘左行右立’，建议保持静立”；广州地铁更直接指出“左行右立既不安全也不高效”。本案判决的意义，正在于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城市治理共识。

然而，改变一个习惯远比培养一个习惯更难，仅靠张贴提示和播放广播远不够用。司法机关通过个案裁判将抽象规范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责任，传递清晰的行为预期，这种示范效应固然极具穿透力，但要让“静止站立”真正成为社会自觉，还需配套发力——普法要精准化，针对不同年龄层和出行场景投放差异化内容，让规则入眼入心；设施要合理化，在人流密集站点增设地面引导标识和语音提醒；监管要常态化，将禁止扶梯行走纳入日常巡查范畴，形成持续约束。

唯有司法校正与社会治理同频共振，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左行右立”的惯性依赖，让安全乘梯从外部约束内化为全民习惯。

扶梯之上，习惯让位于安全，认知适配于规则。从认知层面来看，公众需打破惯性思维，明确“左行右立”并非文明准则，静止站立才是安全乘梯的核心要求；从司法层面来看，需进一步完善裁判标准，强化个案的引领作用，让司法判决成为规则普及的重要载体；从治理层面来看，政府、地铁运营企业等相关主体需协同发力，补齐规则普及、设施配套、监管引导的短板，让安全规则真正深入人心、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