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合规不应是中企出海的“高墙”，而是有胜算的“赛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净零产业政策实验室（NZIPL）发布的《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出海：海外建厂投资扩张之路》（China’s Green Leap Outward: The rapid scaleup of overseas Chinese clean-tech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绿色制造业海外投资规模已达2500亿美元，光伏、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的出海足迹遍及全球54个国家，投资或承诺投资项目达到461个。

然而，规模迅速扩张的另一面，是合规压力的不断加码。例如，美国《涉疆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的适用范围已从光伏延伸至电池，欧盟《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要求企业对全价值链责任进行追溯，《外国补贴条例》（FSR）则将企业在国内获得的普通政策支持和补贴也纳入审查范围。

面对这一局面，许多出海企业最关心的是，这些合规要求究竟是可以应对的规则，还是难以跨越的高墙？

围绕这一问题，2026年3月13日，澎湃城市报告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聘教授沈伟。沈伟长期深耕国际经济法、制裁与反制裁、供应链合规与跨国投资规制研究，参与过国内多项涉外立法论证，也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法律顾问。他的回答，比我们预期的更有层次，也更令人清醒：“合规不是终点，而是赛场；规则未必公平，但赛场之内仍有路径，有工具，有胜算。”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凯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沈伟

欧美规则收紧，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中国新能源企业当下面临的合规压力，首先要看清这些规则从何而来，又为何会在近几年密集收紧。

在沈伟看来，新能源供应链国际规则的演变，始终有明暗两条主线并行。明线是气候变化，暗线是产业竞争。“欧盟一开始是想在碳排放、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成为规则制定者，这在学界被称为‘布鲁塞尔效应’（The Brussels Effect）。”他说。欧盟依托27个成员国和庞大统一市场形成的制度外溢能力，将内部规则不断向外推展，进而塑造事实上的国际标准。

然而，随着产业竞争格局变化，规则的功能也在发生偏移。欧盟原本希望同时成为规则制定者和产业领跑者，但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率先实现产业规模化突破的却是中国。于是，原本以气候治理为名义推进的制度安排，开始越来越多地承载产业防御色彩。美国的路径则更为直接，将供应链安全、制造业回流与国家安全叙事直接绑定，通过《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IRA）等立法，推动全球产业链和竞争格局重组。

沈伟指出，当前欧美围绕供应链构建的相关立法，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以军事和国防安全为目标，一类以关键行业和核心技术安全为导向，一类以人权与可持续发展为名义，还有一类以反制裁、反胁迫为取向。前三类更具进攻性，第四类则更多带有被动防御色彩。不同类别的规则，背后的政策逻辑、执法方式和风险性质并不相同，企业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寄望于用同一套方法应对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