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简史｜以青铜为标记：从巴比伦到帕米尔高原

唐代文学家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中有段话，“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异德卓绝之迹，必有奇能博辩之士，为时而生，持简操笔，从而写之。各有品章条贯，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满天地。”并且，“碑石所刻，流动亿年”。

现代历史学将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视为青铜时代中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顶峰，上承苏美尔文明，下启阿卡德、亚述、波斯和伊斯兰文明，所凭依据即幸得留存的《汉谟拉比法典》石刻。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所刻法律条款立意崇高，规模峻伟，关切民生，足证古巴比伦文明并非虚言传说，正可谓“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

2023年，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发表经济制度史著作《古代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Antiquity）。他认为，早期文明非常稳定，国家由国王和神庙共同统治。根据《汉谟拉比法典》和古埃及和近东其他各王国的法律，国王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平衡，组织修建基础设施、城墙和运河，维持军队。国王会定期勾销平民所欠的债务，并重新给他们分配土地，作为交换，平民要随时响应国家的征召。

哈德森的著作《古代的崩溃：作为文明史上寡头转折点的希腊与罗马》，Islet出版社，2023年出版。

这表明，青铜时代的国家完全理解保护平民权利的重要性。哈德森认为，它们有意识地通过立法取消债务，以防平民被寡头和债主所控制。《圣经》中的摩西（Moses）、古代斯巴达国王莱克古斯（Lycurgus）也都曾取消过平民的债务。古希腊雅典曾请梭伦（Solon，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60年）制定法律，有沿袭《汉谟拉比法典》古代传统定期取消平民债务的条款，但遭到寡头们的强烈抵制，梭伦为免遭谋杀而逃亡海外。此后，西方的法律中再无定期取消债务的记录。

在希腊城邦国家，通行的是地方性黑手党式贵族寡头政治。寡头是债权人，他们视自身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国家生存的利益。哈德森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从汉谟拉比、摩西、莱克古斯到梭伦，反映了古代文明的政治传统。而“梭伦改革”的失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西方文明正是从那时开始与古代文明分道扬镳。自希腊、罗马以来，由贵族寡头统治的政治机构制定和实行偏重寡头和债权人利益的法律，始终是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法律体系的核心，这是西方文明有别于古今其他各伟大文明的一个最具本质性的特征。

历史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种连续性，每一个时代都与最遥远的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本质上也是一种统一性，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在不知不觉中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世界上每个人的存在，都与其他所有人，现在活着的人和曾经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断取得的技术成就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但人性和道德价值并不会改变，仍然能够理解过去的一切。历史研究的目的，正是尝试把历史上诸多伟大的民族和文明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无数线索重新连接起来，更清楚地研究和理解民族、国家和社会起源、巅峰和衰落的进化周期，从而揭示出至今仍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潮流的深刻意义。

将青铜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记，可上溯至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他和古希腊第一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一样，都不是希腊本土人，而是来自小亚细亚，即现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半岛。赫西俄德被认为是第一个以金、银、铜、铁定义历史时代的人，他的诗文与荷马史诗一样，讲述的是很久以前的荣光岁月，诸神的族谱和英雄豪杰的事迹。赫西俄德认为，人类的历史最初是一个“黄金时代”（the Gold Age），然后退化为“白银时代”（the Silver Age），再退化为“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青铜时代是天父宙斯创造的，用铜制作的盔甲兵器武装了一个英雄民族，从事劫掠财物的勾当，到处征战杀伐，有些人为了金发碧眼的美女海伦，乘船渡海远征并摧毁了光荣的特洛伊城。

赫西俄德生平不详，大致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比荷马早一些。他和荷马都是怀旧文学作家，充满了对过往时代的怀念，认为他自己的时代越来越“粗糙”，各种器具都是用“黑铁”制作的，缺少金银铜的光泽。人们的品德坠落，专心追逐商业利益，不再拥有前几代人的英雄品质和崇高的声望。

1929年意大利巴里（Bari）出版的《维柯自传》（Vico L'autobiografia），附有维柯的一幅画像。

17世纪末，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08年）写了一部艰深的历史哲学著作《新科学》，旨在探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起源。维科指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在其产生之时就确定的，本质是隐蔽的，只能通过特征部分地反映和表现出来，而任何事物只有在其发展至高级阶段达到成熟时，其特征才可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本质和起源是同一个问题，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的本质，必须从其起源处去寻找和探究，所谓“依源寻干，鑑必穷源。”维科认为，世界各民族的历史都可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the Age of Gods）、英雄的时代（the Age of Heroes）和人的时代（the Age of People），这三个时代的特征，表现为三种语言、三种权威和三种理性。维科的历史哲学继承和发挥了赫西俄德，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赫西俄德和荷马。

朱光潜先生翻译的维柯《新科学》，附有《维柯自传》，198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最后一部著作，他从1982年开始译，时年85岁。历时三个寒暑，1984年译毕，1986年去世。生前未能看到该书出版。

19世纪初，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重新回到了赫西俄德，再次提出了青铜时代这个概念。汤姆森认为，从文物的科学分类看，人类文明的技术进步确可明显划分为三个时代，即石器时代（the Stone Age）、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the Iron Age）。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几经讨论和修正，接受了这些术语，大致确定青铜时代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国家和城市出现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前后，为青铜时代中期，汉谟拉比的巴比伦正处于这个时期。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前后为青铜时代晚期，以特洛伊城的毁灭为标志，随后是铁器时代。

青铜时代中晚期，也就是从汉谟拉比到特洛伊毁灭，在西方历史学上也是一个晦暗不明的时期。近东地区这个历史阶段，相当于中国的整个殷商时期，从成王商汤到周武王。中国古代历史脉络相对清晰，史料丰富。西方学界近年来的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也使近东这一时期的历史清晰了许多。

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铁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发明和发现都显得无不足道，或至少退居到次要地位。”“有了铁，就产生了用金属制造的锤、錾、斧、凿、刀、剑、铧、犁。可以说，过去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从19世纪直到现在，人们通常认为铁器出现以后，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才开始明显加快的。但实际上，铁器时代的早期持续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是铁器与青铜器同存并用的时代，是青铜时代的延续。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浪潮，第一次重大的飞跃，无需等到铁器出现以后，而是在青铜出现之后就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之后，文明的道路便已打开，此后的一切便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2008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巴比伦之外》（Beyond Babylon），收录了多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展现了国际学术界关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近东地区的历史、贸易和外交等问题研究的一些新成果。现存的大量文献、文物及诸多新发现的论据足以证明，青铜时代的中后期阶段，即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200年前后，是古代近东和整个地中海地区文明发展的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这是早期的一个历史飞跃阶段，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文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地域广泛的国际贸易和外交网络，腓尼基、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岛、爱琴海岛屿和希腊本土等地区的一些民族，学习并掌握了文字书写技艺和国家政治技术，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跻身于近东最早一批文明民族的行列。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8年出版的考古学论文集《巴比伦之外—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的艺术、贸易及外交》（Beyond Babylon—Art, Trade, and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收录了50多篇考古学论文综述，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古代近东地区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由于金、银、铜、锡等金属的产地多在遥远的山区，金银是通用的交易货币，铜和锡用于制造青铜器具，各民族和城市国家对其有近乎无限的需求，从而驱动一些更遥远的地方，如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苏丹，伊朗高原东面的阿富汗、印度，黑海和里海周边诸多民族，也直接或间接地加入了广泛的国际贸易网络。在这个时期，近东的某些城市，特别是底格里斯河上的亚述（Ashur），叙利亚东部的马里（Mari），拥有面向地中海港口的乌加里特（Ugarit）和比布鲁斯（Byblos）等城市国家，得益于在贸易线路上的特殊位置，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成为贸易中心、制造加工中心和文化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