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走笔 | 吴浩然：一个秋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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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6年4月号
一个秋天的经验
吴浩然
二○一一年秋，我在福州。我对那个城市的印象，是云朵在天空整日怔忡不宁地迅速移动，空气里时常飘来似有若无的花香，还有水的气息。我不习惯这样的气候，经常感到后背粘湿，眉头疲倦。同学告诉我，秋天还不是这里最潮湿的时候，到了春天，墙壁甚至会渗出水来。我看了看背后墙壁往年春天留下的线条状掉粉的痕迹，感到自己离家太远了。
那一年九月，我来福建师范大学读文学专业研究生。我从合肥出发，坐卧铺火车一路南下。旅途的后半程，我坐在窗边发呆，发现列车一直在沿着一条江水行驶，远远近近总不离，很快意识到那就是闽江。铁道边的绿化带里，熟悉的樟树逐渐减少，笔直的棕榈与挂着黄色果实的龙眼越来越多。“到南洋了。”我在心里叹息。但这所学校确实是我自己选择报的，也努力地考上了，所以这种心境让我迷惑不已。
福师大研究生部在仓山老校区，绿树浓荫，有时间的滤镜。学校依山而建，没有太高大的建筑，宿舍房间却不小，只是旧一些。我中午抵达学校，提前打包寄来的行李在下午就到了。整个傍晚我搬行李、拆行李、收拾东西、做卫生，一身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到了天黑，终于收拾停当，和新室友聊了几句后，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开始打开笔记本看电影。还没有联网，我看的是下载到电脑里的《花样年华》。这部电影之前看过，但在那晚，我更加明确地为苏丽珍的彷徨和痛苦揪住了心。苏丽珍没有上船，我却感觉自己已经坐在船舱里，悠悠荡荡，逐渐远离地平线。
在新学校的第一夜，我毫无意外地没有睡好。
和本科不同，没有开学典礼或者班级见面会，拿到课表开始上课，研究生生活就开始了。仓山校区如其名，部分楼栋建在山坡上，我和室友每天在山坡与阶梯中上上下下，上课，吃饭，处理零零碎碎。得空我就去图书馆打发时间。老校区的图书馆不大，有旧时南洋风格的红地砖、棕窗棱，光线暗暗的，有很多旧版书还夹着仿佛古早的纸质借阅登记卡，自有一番风格。但经常有学生不压声地说笑、坐在座位上打电话，让我在心里叹息。
我有三位室友。其中两个已经想不起名字了，只记得大概的形象和一些琐事。室友A是北方人，胖胖的，最早来学校报到，我到达时她已经在宿舍里住了几天。她很爱社交，刚开学便已经交到了一群朋友，每天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有时还会来一群朋友到宿舍里与她高谈。她精力充沛，夜里十一点，我们都上床预备就寝，她还在阳台上打电话，至午夜才进来。第二天六点，她的手机闹铃响起，我的心脏还在不适地震动，她已经一骨碌翻身起床，完全没有倦意。A夜里会打鼾，几乎每天半夜都会被她的鼾声吵醒，有几次我无法再入睡，不得不起身拍拍她，让她换个姿势。第一次她不作声地翻了个身，第二次她生气地说：“干吗！”之后不再理我，无论是在寝室还是校园里，遇上我便提前把目光移开，像遇见了陌生人。这没什么，我最苦恼的还是睡不好。几乎每天我都睡不够，肿着眼睛坐在教室里，后脑勺因为强打精神而头皮发紧，努力睁开眼睛看着老师，胡乱记一些笔记，感到生活没有指望。
室友B和我一样来自中部某省，瘦瘦的，扎着简单的马尾，语气大大咧咧。她的神态举止有点像我本科时的一位性格爽快的室友，这种熟悉感让我想主动拉近和她的关系。开学后遇到一阵降温天，她只带了薄薄一条毛巾被，厚铺盖还在邮政寄送的路上，我便把一床蚕丝被借给她盖。一周后她收到行李，便把被子还给了我——被套没洗。我书桌旁的插座一度出现故障，只能用一根插排连在她的插排上暂时借电。电工师傅来修好的那天，她指着我的插排大声说：“你拔掉！这个位置是我的。”她只是容貌像我以前的室友——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并没有期待落空的感觉，只是更加怀念以前的同学，以前的环境。
第三位室友是我印象最深的。她叫戴安，不胖也不瘦，留着一头微鬈的短发，是寝室里唯一一位福州本地人，本科也在福师大就读。我起初以为戴安是她的英文名，但确实就是她的本名。戴安是基督徒，带来学校的书籍一半是专业参考书，一半是不同版本的《圣经》。每天晚上，她将桌子细细擦拭干净，坐在一本翻开的《圣经》前阅读片刻，双手于胸口交叉握拳祷告一会儿，再爬上床睡觉。我和她的床铺挨在一起。她比我睡眠好，每每A还在阳台打电话，她的呼吸声已经变得深长，让我很羡慕。每到周末，她会和教会的小伙伴一块儿去教堂做礼拜，或者看望生病的教友。
我曾经好奇地与戴安聊天，问她当初为何信教。她说她曾经性格比较急躁，也不懂得关心人，她并不满意这样的自己。后来，大约是十七岁的一天，她问自己：“什么是爱？”她反复思考，最后找到的答案是：“上帝是爱。”此后逐渐成为基督徒。我想了一下，向她坦白道，无神论对我而言已经根深蒂固，感觉已经不可能信宗教了。她平静地说：“是这样的，这种事需要契机，有的一下子就进去了，有的人一直进不去。”
她说信教对她的改变很大，对此我有所感觉。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下意识觉得她应该是个有脾气的人，但又像是有另一种东西压制了性格中的戾气，使她的面容呈现出一种严肃的平和。
什么是爱？我对这个命题也感兴趣。我问戴安，哪次做礼拜时能否带我一同去？她说当然可以。但最后我没有去。我不能从未能实际产生的链接中设想爱。我对爱的渴望，都有具体的关系、具体的对象，例如父母的爱、爱人的爱、朋友同学的爱。我需要这些爱，也曾经拥有这些爱。在福州，我伸长了脖子，够不到这些爱，所以我感到痛苦。
一年前，我因为从理科跨专业考文学而选择了这所难度相对较低的学校。我全凭自学，以为会考不上，结果初试分数出乎预料地高。我当时也挺高兴，听大家说要提前联系导师，便查了一下，觉得有一位龚老师最合适我，鼓起勇气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询问了我的初试成绩和其他一些情况，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让我专心准备面试。我说，我爱好写作，可否发几篇作品给您看看。他同意了。我便挑了几篇发表过的小说发到他的邮箱。一切很顺利，但我又隐隐觉得不安——我真的要去福州了吗？
不久就要去福州参加研究生复试，妈妈想陪我同行。我认为自己一个人可以，妈妈坚持道：“太远了，我们在那儿也没有熟人，你一个女孩子自己去怎么行呢？”我没有再阻止她，但是心里并不开心。现在想想，是因为我没有骄傲的感觉，没有想和妈妈分享的热情。
我和妈妈在福州待了两天，完成了复试。不太记得那两天的细节了，只记得妈妈对福州的印象还不错。我在学校里考试时，她乘公交在市区转了转。她说：“我发现福州有个好的地方——很多公共厕所就修在马路边，很好找，而且里面都怪大、怪干净的。”
我还不了解这座城市，只注意到这里的植被与中原的区别。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榕树，深棕灰的气根须须溜溜垂下来，让视线变得迷蒙。
九月的日子过得很慢。天气潮热，迟迟没有降温的迹象。我每天背着帆布包在学校里乱转，买了一些新书、新文具、小绿植，试图用这些东西让自己振作起来，但是没有什么用。男友是我的大学同学，去了长沙读研，异地以后，我们经常吵架，让他烦恼又摸不着头脑。我们约好十一假期他来福州看我，但他没有买到火车票。他说假期后会找时间再过来。我感到沮丧，但并没有逼他，因为我知道问题不在这里。
国庆节前的最后一天，只有上午的英语课。教英语的是一位中年女老师，时常在上课中插几句幽默的闲谈而后及时收回。我挺喜欢她，但她的课我听得很吃力，因为基本都是在早八、在我最困的时候连上两节。当日下课前，她推荐留在学校的外地学生在假期里去森林公园玩，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中午吃过饭，我便一个人出发了。
森林公园在郊区，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入口处有一株巨大的榕树，简介牌上说它已经生长了一千年。遮天蔽日的树冠，超出了我对一棵树能有多大的最夸张的想象。但它的气生根不多，显得轮廓清晰，仿佛在岁月中收敛了多余的思绪。仰头看着蓬蓬的枝叶，我想起小时候在一本泰戈尔诗集里读过的《榕树》：
喂，你站在池边的蓬头的榕树，你可会忘记了那小小的孩子，就像那在你的枝上筑巢又离开了你的鸟儿似的孩子？
你不记得他是怎样坐在窗内，诧异地望着你深入地下的纠缠的树根么？
其实我当时不太明白这首诗讲的是什么，我是被诗歌的韵律、气息打动，所以记住了它。在榕树的荫凉下，我感觉到了童年和福州的某种呼应，这一点淡淡的关联就像救命稻草一样让我不时揣在心里怀想。
那天不时飘着太阳雨，湿度异常地高。到了园林内部，湿度更大了，空气压迫着肺腔，鬓发渐渐黏在一起。我走入一条无人的林中小道，忽然发现前方空地上凝结出一片一人多高的白雾，静静地悬在地面上。我惊讶地从中穿过，像《西游记》里的场景。
我的心里好像也充满郁热又忧愁的水雾，因此一切情绪都忽明忽暗，无法明确地解释与定义。
假期比平常显得更漫长。我没有回安徽，想到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想到几天后又要回来，我宁可不要那泡影似的短暂回归。戴安回家了，室友A没有回家，所以即便在放假，我依旧睡得不好。除了去了一次森林公园，我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图书馆看书，在寝室里看剧。假期的前几天，我还可以和男友说说笑笑，到了十月四号，我们又吵架了。我站在楼道尽头无人的拐角处和他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听着我的哭泣，他无奈地说：“那能怎么办呢！你是自己要去福州的啊。”我明白，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我不可以怨天尤人，自己制造的问题，只有自己才能解决。我站在栏杆前，头晕眼花地望着远方，忽然脑子里一动，思绪纷纷退让，亮出了一条路。我说：“我不要在这待下去了，我要走了。”
“啊，你不上学了？”
“我要重新考研。”
电话那头他犹豫着。
我快速地思索着可能性。离新一年的研究生考试还有三个多月，虽然时间不长，但我有去年的基础，应该还来得及。考哪里呢？我本科在武汉读的大学，所以想试一试考武大。
做出这个决定以后，我不再哭泣，仿佛整个世界都平静下来。当天晚上我五内似沸，翻腾到后半夜才睡着，但清晨起床后，我不仅不困，甚至有种心明眼亮的感觉。我在网上下单了一些考研的书籍，到手立刻看起来。假期结束后，我向辅导员（或班长，记不清了）解释了一下缘由，也不再跟班上课。然后便开始一边复习，一边张罗退学手续。
父母也知道了我的打算。他们自然惊讶，但也没有明确反对。我依稀记得妈妈说过一次，“研究生不像本科，就算真的不念也没有什么，你想重考，就重考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行政办公室里，我递交了退学申请。工作人员惊讶道：“为什么？你是考上了公务员吗？”我轻声说：“不是……不太习惯这里。”他虽然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告诉了我接下来的程序——比我想的要复杂。这意味着我还要在福州待上一段时间。
我需要抓紧时间复习，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保证睡眠。于是我萌生了在学校附近租房单独居住的想法。我在校园网上查找了一些附近的招租信息，联系上了一位房东。他的房子在学校里，靠近后门，一栋简单的三层筒子楼，每层有数个单间。我看的房间位于三楼中间，里面摆了几张学生高低床、一个柜子、一张书桌。虽然陈旧，但有单独的阳台与洗手间，在校内也比较方便安全，我便与房东签了合同，付了押金。房东给了钥匙，我当即开始打扫房间。这时才发现房间很脏：床下面丢了许多垃圾，这是可以预料的，柜子里竟然也塞满了各种包装盒、塑料袋、废旧纸头，在打开的瞬间哗啦倒出来。这些垃圾堆在小屋中央，俨然一个小型垃圾场。我用簸箕向外送了十多趟垃圾，几乎扫断了扫帚，地面才能下脚。接着抹窗户、刷厕所、拖地，费了整整一天，才把房间打扫出可以接受的卫生程度。
我回寝室收拾行李，告诉几位室友我准备搬出去。A和B没什么反应，戴安问：“需要我帮你拿东西吗？”我点点头，确实需要帮忙。我将被褥放进一只大帆布行李袋中，和戴安一人一边提着，在暮色中穿过半个校园，来到小房间。她在床板边坐下，和我聊了会儿天，不过没有过多发问。她抬头将房间打量了几眼，点点头说：“感觉这里还好，你今晚应该可以睡个好觉。”
戴安告辞后，我将行李铺设好，然后吃饭、洗澡。经历了辛苦的一天，我早早躺下，想来一场难得的酣眠，却发现这栋楼似乎每个房间都在发出声音：隔壁在说话、拖动家具，对面房间在说笑、用音响放音乐。我闭目养神等待周围安静下来，到十一点多，隔壁终于安静了，但对面还在放周杰伦。我忍不住穿好衣服走出房间，发现对门大敞，里面住着四个男生，房间一地狼藉，音乐来自一只放在门边地上的黑色大音响。我顾不了那么多，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放音乐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很晚了。”他们统一偏过头，目光穿过厚厚的刘海看了看我，没有任何反应。我无奈地转身回了房间，坐在床边发呆。在我将要流出眼泪的时候，我听到对面关上门，音乐声变小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收拾好书本准备出门。一夜过去，走廊上忽然出现很多烟蒂，我视若无睹，踏过它们，匆匆走去图书馆复习功课。
虽然出租房也不够安静，搬来以后，我总体还是睡得好一些。邻居们普遍晚睡，但并不早起，我可以在早晨补眠，中午也可以回来小睡。我每天在图书馆或教室学习到晚上九点半才回去，洗漱后坐在笑声、音乐声、麻将声里继续看书到午夜。我暗暗地告诉自己要上进，绝不要留在这里。只有需要上网查资料时我才回到寝室里待一会儿，和室友们碰个面。戴安有时会给我发短信聊几句，让我没有跟学校完全脱节。除此之外，我是彻底地独来独往。
十月中旬，男友从长沙来福州看我。我到学校后门口接他，带他在附近的小馆子吃饭。男友随身带着薄外套，我知道他们那里已经是秋天了，心里浮出一层羡慕。
老板送上炒菜与米饭，又端来两碗浅咖啡色的液体。我解释道：“这是卤汤，这里的饭馆一般会送这个作汤。”见男友疑惑，我鼓励他尝一口：“不咸的。”不知不觉，我已经熟悉了这里。
饭后带男友回出租房。见到满桌的考研书籍，他唏嘘了一番，问：“如果国庆节的时候我来看你了，你会不会还在正常上课？”我感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总的来说，我对考试比对在这里生活三年更有信心。他又说，他此趟动身前，我爸爸联系过他，希望他说服我安心上课，打消退学的念头。我不记得说了什么，最后我流下泪来，问：“你怎么想？”他坐在对面的床板上看着我说：“我只想你开心一点。”
男友在福州这几天，我还是以复习为主，所以我们没有去学校之外的地方，只抽余暇在学校里转了转。或许是因为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又有他来陪伴，我开始看见这个地方本身的美好之处。校园里有一些保留了民国南洋遗风的老建筑，沉甸甸的木地板、哥特式花窗、日光斑驳的回廊、爬满藤蔓的红砖墙，一切显得古朴而美丽。我们拍了些照片，某些时刻甚至有接近秋游的快乐。但我仍然能感觉到，我不属于这里。
几日后，男友回长沙去。我背着书包在学校后门口把他送上出租车，转身直接去教室。我有点舍不得他，但还好，因为此时此刻，我已经明白我想要什么、我要做什么、要去哪里。
又过了一些日子，至十一月初，妈妈也来福州看我，同时帮我办完剩下的手续，好让我腾出更多时间复习。为了不打扰我睡觉，妈妈晚上去我的寝室床位睡，吃饭的时候再与我见面。住了两天，妈妈对我的室友也熟悉了，评说道：“你的几个室友都还好，‘阿姨’‘阿姨’地喊我。尤其是戴安，还经常陪我聊天。这个小姑娘年纪虽然不大，说话却慢条斯理，小大人一样。”妈妈告诉我，戴安说，她有点后悔刚开学时给我的关心太少了，导致我心情不好想回去。我默然无语。
中途有几天学校无事，我推荐妈妈去厦门玩两天，车程只要一个多小时。妈妈去了，逛了鼓浪屿，坐了轮渡，还请了一位导游讲解。回来后她兴致勃勃对我说：“在轮船上就能看到金门，连对岸的人头都能看清楚！我们朝他们挥手，他们也朝我们挥手。”“海边的空气真好，特别干净、透亮。”我知道妈妈应该不会轻易再来福建，所以鼓励她走这一趟。后来确实如此，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专门的旅行。
最后，所有手续都办完了。我和妈妈买了同一天离开福州的火车票。妈妈回合肥，我去武汉——我需要到武汉大学进行考研报名的现场确认。时间卡得刚刚好，再晚一天就会错过这道必要的程序。我通知房东退租，房东来收房，随便找了个借口扣下了押金。我和他争吵起来，妈妈背靠在门框上听了一会儿，示意我不用再说，向他平静地说道：“算了，我们马上要走了。我要谢谢你，给我女儿上了一课。小孩长大总要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早经历比晚经历好，这笔押金就算给我女儿交的学费吧。”房东像被刺中，立刻说：“你不要这样讲。”妈妈没有再理他。
在围绕福州的一切事情里，妈妈没有说过责备我的话，也没有劝我留下。她那时总穿着一件棕色的风衣，留着一头蓬蓬的自然卷短发。多年后我觉得她好像就是那株厚重的榕树。她有足够的年纪，不会为我的一时迷茫而慌张。她的一切经验就是那丰富纠缠着的气生根，供树下的孩子在其中穿梭游戏，或者在不安时紧紧抓住。
终于要告别福州了。我打包行李，寄走被褥，还有一些不便带走的东西就留给了三位室友。最好的几本书给了戴安，另外两位也分了一些书籍和小物给她们。上火车后，我陆续收到了她们祝福的短信。之前与A、B的不快自然就此翻篇。而戴安，虽然我挺喜欢她，但也预感到我们的关系并不能延续。后来似乎与她还有过几次短信联络，再后来就没有了交集。
我在武汉下了火车，男友也从长沙赶来与我碰头。时值十一月下旬，武汉已经是深秋，天空高远，空气清凉。我感觉自己丢失了一段季节，迫切地想把时间追回来。处理完报名的事情，当晚，几位留在母校读研的本科同学请我吃饭。走在母校熟悉的主干道上，金色的路灯光叹息般落下来，梧桐叶黏在秋雨打湿的地面上。看着周围陌生的学弟学妹，我内心唏嘘，攥紧了男友的胳膊。
回到合肥的家后，我起早贪黑地认真复习。妈妈将调休假、年休假都用上，最后一个月几乎一直在家里照顾我，给我做饭。我找来最近五年武大的专业课试卷做了一遍，心里有了底。其实前一年就曾经考虑过报考武大，因为要从理科跨专业考文科，不敢报名校。人应该直面自己的欲望，否则迟早会遭到内心的反攻，这是那个秋天给我的最大的教训。
考试那两天，我住在武汉大学附近的酒店。第一夜我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后半夜，我心里着急，拿起手机给男友打电话。结果他立刻接了，原来他也没有睡着。我紧张地说：“你不要告诉我现在是几点啊！”他说：“还早还早，你放心睡。”聊了几句后，我松弛了一些，慢慢睡着了。上午第一场考政治，平淡无奇地完成。下午是第一门专业课，起初答题还算顺利，接着赫然出现一道在考纲之外的大题，价值二十分。在我复习使用的几套教材里都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我甚至连题干都读不懂，只能勉强胡编了一些答案。当天晚上，也许是熟悉了酒店的床，我睡得好了一些，但起来后感觉脖子疼痛，仿佛落枕了。到了下午，疼痛越发明显，最后一场英语，虽然是我的强项，但我不得不用一只手撑着脖子，另一只手答卷。等考试结束，我预感到要失败了。
年后成绩公布，我离武大的分数线差了两分。
又是一年春天，我接受了不如人意的结果，调剂到安徽师范大学。我太累了，只要能念书就行。安师大的文学院不差，又在家乡，被熟悉的风物包围，足够作为一个安定的环境，让我这个愣兮兮的文艺青年读书写作。来学校面试时，依旧是妈妈同行。我们在校园里散步，和风拂面，这个春天又新又旧。我怏怏不乐，但终归有了踏实的感觉。
一切尘埃落定，我回到家，打开邮箱，发现福师大的龚老师发来一封邮件。他说，去年春天看了我的小说，对我印象很深，不过研一上学期没有他的课，到本学期，他想找我聊聊，发现我已经不在。他并不介意我的不辞而别，说：“人总得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所谓的幸福并不在于从这世界获得了多少而在于是否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他说：“我感谢你去年这一时刻的信任，也请你忘却曾经令你失望的那个秋天。”希望我回复他的邮件，告知我的近况。
龚老师的信让我非常意外并感动。我立刻回复了邮件。虽然我从没有因为最终没有考上武大而菲薄自己，但在那一刻，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告诉他，我成功了，实现了理想。我必须学会接受生活的迂回与能力的有限，然后继续尝试、继续坚持、耐心等待。之后几年，我和龚老师断断续续通过邮件或微信交流着。我等啊等，直到三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我迫不及待地寄了一本给他。出书时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将它送给我关心的人和关心我的人。虽然这本书卖得不好，但在那个年纪，“有”和“无”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后来龚老师也将他的研究成果寄给我。二○一六年春，龚老师来合肥开学术会议，正巧我也在家，且离会场不远，我们终于见了一面。我们在翡翠湖边散步，长长地聊天。他快要退休了，儿子已结婚，准备做爷爷。而我刚工作不久，即将跟爱人出国。人生的交集短暂而珍贵。龚老师回福建以后，我们至今没有机会再见面。
我在安师大读书的三年过得很平静。几位新室友都和我一样来自六安，甚至我与其中两位是同一所高中的校友，分享着乡音与相近的生活习惯。我整顿心绪，放下包袱，专心读书。新的学校并非完美，新的人际关系也需要经营，但时间的流逝终于不再充满摩擦声，我可以安心入睡。
二○一一年，我在内心尚未熟悉的森林里迷了路。那是唯一一次，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么慌张的秋天。渐渐地，福州的故事在记忆里只剩下一句话的长度，有几年几乎完全忘记了它。时间越过越快，我逐渐走向中年，四季交替如幻灯片飞快闪过。直到上一个秋天，妈妈住进医院，与疾病作最后的苦战。我们陪着她一天天地熬着，只能从恒温病房的落地窗前看季节变化。窗外种着许多银杏，一点点地由绿变黄，黄得晃眼，最后叶子落尽，冬天来了，下起大雪。雪化的那天，妈妈的生命随积雪一同消逝。医生说：“我们会尽力，也要考虑疾病本身的规律。”规律，就像癌细胞的分化程度决定了结局，就像阳光的直射点在南北半球定期移动，就像年轻人总是在撞过南墙后才能长大。
又一年秋天到来，也是人生中第一个没有妈妈的秋天。我身体中还残余着不用再跑医院以后，那一片荒芜的安静与轻松。想起戴安当初提出的命题：“什么是爱？”我发现在那段狼狈的日子里，我其实最终遇到了爱：家人的爱，爱人的爱，师友的爱。很多的爱。
孩子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
他想做风,吹过你的萧萧的枝杈；
想做你的影子,在水面上,随了日光而俱长；
想做一只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
还想做那两只鸭，在芦苇与阴影中间游来游去。
梧桐叶落的声音接替了桂花残余的香气，南方此刻还是夏天吗？我思念着母亲，转头回望，那段隐匿在森林中的来时路，似乎依旧闪动着微弱的、生动的、敝帚自珍的光芒。
原标题：《人间走笔 | 吴浩然：一个秋天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