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子登科纹双面荷包琐言
近来，苏州吴文化博物馆举办了“盈握之珍——荷包与刺绣之美”特展，陈列了140余件荷包珍品，其中有一件浅蓝缎地平绣“暗八仙”纹双面荷包。荷包正面上半部分有三个童子，背面上半部分有两个童子，构成主体纹饰五子登科，荷包两面下半部分的八件物品，构成辅助纹饰暗八仙，荷包边缘地带绣有卍字纹、菱形锦纹与柿蒂纹，构成充当背景的地纹，三者如同影视作品中的主角、配角、龙套，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一、主纹：五子登科
荷包主体纹饰五子登科分成两组，正面为三人，背面为二人。正面三人又可解读为“连中三元”，背面二人则是五子夺魁，三五成组的纹样还蕴含着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这部分纹饰居于最显眼的位置，最能吸引观者目光，且占荷包面积的五成左右，属于当之无愧的主纹。
浅蓝缎地平绣“暗八仙”纹双面荷包 清晚期至民国
荷包正面绘有三人，背面绘有两人，正背两面人数相合，构成“五子登科”的纹饰主题。
五子登科的典故，出自《宋史・窦仪传》，讲述了窦禹钧教子有方，五个儿子相继登科及第的故事，原文如下：
仪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弟俨、侃、偁、僖，皆相继登科。冯道与禹钧有旧，尝赠诗，有“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缙绅多讽诵之，当时号为窦氏五龙。
窦禹钧，又称窦燕山，他的五个儿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在他的教导之下，相继考中进士，入朝为官，成为了朝廷的栋梁之才，当时的人称之为“窦氏五龙”。该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了教子有方的经典范例，五子登科也因此成为了经典的吉语，寓意着家族子弟科举及第、前程似锦，家族兴旺、门庭荣耀。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五子登科也因此成为了民间最为流行的吉祥纹饰之一，无论是织绣、瓷器，还是年画、剪纸，都能见到这一题材。
粉彩五子登科瓷节盒 清 瑷珲历史陈列馆藏
荷包正面绣三人，背面绣二人，避免了在一面之上绣五个人物导致的画面拥挤，又能完整传递五子登科的吉祥寓意，足见绣者的巧思。正面的三人，中间男子头戴状元冠，手持玉板，左侧女子手持莲花，“莲”通“连”，有连连高升之意。
荷包背面的二人，右侧女子手持头盔状灯笼，左侧男子手持黑刀朝向灯笼，似有争夺之意，这一纹样属于五子夺魁纹的变体。“盔”通“魁”，原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后引申为众人之首，明清科考以五经命题试士，五经之首被称作“五魁”。清代艺人将五子题材与科举五魁的寓意相结合，演化出五子夺魁的图案，使得这一题材的寓意从单纯的金榜题名，升华为独占鳌头的美好期许。
浅蓝缎地平绣“暗八仙”纹双面荷包（局部）
背面夺魁纹样蕴含争得状元之心，正面三人的纹样更暗合了学子连中三元的进阶期许。连中三元是中国科举制度之中的最高荣誉，指的是在乡试、会试、殿试三场考试之中，都考取第一名。在中国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连中三元者仅有17人，其中文科14人，武科3人，极为罕见，因此连中三元也成为了民间对学子最高的期许。
科举寓意之外，五人还象征子嗣众多。在农业社会环境下，劳动力越多，生产力越强，家族越兴旺，这种子嗣观念也直接反映在民间的吉祥纹饰之中，如明清时期的五子登科类纹饰，便是对多子多福、家族兴旺美好愿景的具象表达。可荷包中的五人为二男三女，呈现女多男少的状态，这一纹样设定或与科举主题相关，如正面男子头戴冠帽，手拿玉板，一派文官模样，背面男子头戴英雄帽，手持黑刀，一派武将模样，二者一文一武，代表了文举与武举，身旁的女子则起到衬托纹样主题、点明寓意的作用。
在过去婚嫁习俗之中，荷包是新娘嫁妆之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新娘将亲手绣制、带有五子纹样的荷包带至夫家，便是借此表达为家族开枝散叶、生儿育女的心愿，也是对未来家族兴旺、子孙贤达的美好期许。
相较于居于荷包下方、占比更小的暗八仙纹，这件以五子登科为主纹的荷包宜定名为浅蓝缎地平绣“五子登科”纹双面荷包。
二、辅纹：暗八仙
荷包的辅纹是暗八仙，绣者将八位神仙的法器分列于荷包正背两面，每面四件，合之便是一套完整的暗八仙纹饰。八件器物处于次要位置，约占荷包面积的三成，与主纹相配合，自上而下，层次分明。
浅蓝缎地平绣“暗八仙”纹双面荷包（局部）
荷包形制小巧，难以完整展现八仙的人物神态，故而以造型简约的暗八仙纹样代之。更关键的则是，此件荷包主题是科举入仕与多子多福的五子登科，若辅助纹饰也采用人物图案，便会分散观者的注意力，导致纹样主次不分，因此采用器物图样的暗八仙。
暗八仙纹饰的源头，是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八仙信仰。明代以前，八仙的人物称谓尚无统一定论，直至明代吴元泰所撰《东游记》问世，才正式确定八仙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其所持法器依次为葫芦、芭蕉扇、渔鼓、宝剑、荷花、花篮、洞箫、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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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八仙庆寿挂屏十二开》 佚名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八仙信仰在民间的广泛流行，以八仙为主题的纹饰，也开始在各类器物之上出现。最早的八仙纹饰为“明八仙”，即直接刻画八位神仙的形象，这类纹饰在明代中晚期的瓷器、织绣、木雕之上已经广泛出现，而暗八仙纹饰的出现，本质上是中国传统以物喻意的审美理念与符号化表达手法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吉祥纹饰，向来不追求直白的表达，而是以含蓄、隐喻的方式，传递吉祥寓意，譬如以莲花配鲤鱼寓意“连年有余”，以蝙蝠寓意“福”，以鹿寓意“禄”，暗八仙纹饰，便是这种符号化表达的经典代表，无需刻画仙人的形象，仅以其标志性的法器为纹，便能让人一眼领会其中寓意，既含蓄雅致，又能完整传递八仙信仰的吉祥寓意。
八仙的形象分别对应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八种身份，吕洞宾为男，何仙姑为女，张果老为老，蓝采和为少，韩湘子为富，曹国舅为贵，汉钟离为贫，铁拐李为贱。荷包中的暗八仙并未依照男女老少与贫富贵贱划分为两组，正面的三件法器宝剑、鱼鼓、笛子，分别为吕洞宾、张果老、韩湘子之物，背面的三件法器阴阳板、葫芦、花篮，依次为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之物。荷包上的暗八仙纹饰未采用汉钟离的芭蕉扇与何仙姑的莲花，或许是荷包主纹五子登科图案中已经出现扇子与莲花题材，绣者便不再重复纹样。
荷包在清代是非常流行的配件，更是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为给予心上人更多祝福，女方会在荷包上增加尽量多的纹饰，其中八仙每一人都有着专长，如铁拐李能炼丹药救济众生，张果老能星象挂卜，诸位神仙的本领皆能为个人与家庭带来裨益。以八仙为原型的暗八仙法器也各有作用，如葫芦谐音“福禄”，寓意福气与禄位双全，渔鼓则是道教之中的重要法器，能驱散邪祟、保佑平安，故而暗八仙纹饰常出现在荷包、绣鞋等雅物之上。
浅蓝缎地平绣“暗八仙”纹双面荷包（局部）
这八件法器分绣于荷包正背两面，两两相对、错落有致，每一件法器纹样既各自独立成景，又彼此呼应，构成完整的纹饰篇章，承载了八仙信仰的全部吉祥寓意。八仙虽未在荷包上展露容貌，以暗八仙作为辅纹同样能借其传递八仙护佑的美好祝福。
三、地纹：边角上的心意
荷包的边缘地带绣有卍字纹、菱形锦纹与柿蒂纹，正背两面的地纹排布相近，又略有变化，整体严整而不呆板。这些纹饰作为地纹，填充在器物四周，大概占荷包面积的两成，与主纹和辅纹形成三重装饰结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包边之上的卍字纹。卍字纹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吉祥符号，象征着佛陀的智慧与慈悲，寓意着吉祥海云、功德圆满。卍字纹在北魏时期，被译作“万”，唐玄奘译为“德”，武则天时期，正式将卍字纹定音为“万”，赋予其吉祥万德的含义。自此之后，卍字纹便成为了“万”字的符号，寓意着万福万寿、万事顺遂、生生不息。
浅蓝缎地平绣“暗八仙”纹双面荷包（局部）
该符号有右旋（卍）与左旋（卐）两种形态，荷包正面的七个卍字纹中，三个左旋，四个右旋，其中左旋卍字纹可能对应了正面三人的数量，也可能遵循男左女右的传统习俗，对应正面的男子。荷包背面的七个卍字纹则一律右旋，可能与佛教以右旋为尊有关，如藏传佛教建筑中的卍字纹多半采用右旋，而此荷包出自近代山西，其纹饰设计或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影响，从而将背面卍字纹皆绣成右旋。
地纹中，包边的卍字纹最具代表性，菱形锦纹则是数量最多的纹样。荷包上的菱形锦纹有七菱形与九菱形两种组合，无论正面还是背面，荷包顶边皆有四个七菱形锦纹，荷包当中边缘地带有四个九菱形锦纹，荷包底边有四个菱形锦纹，两侧为九菱形锦纹，中间两个为七菱形锦纹。整体来看，荷包正背两面的七菱形锦纹与九菱形锦纹数量相当，总计二十四个，这般排布，或许与七、九二数在中国传统习俗中的吉祥寓意相关，九同久，象征长久、至尊、圆满、长寿，七则对应北斗七星，有吉星高照、平安护身、聪慧吉祥、趋吉避凶之意。
柿蒂纹则在边缘地纹中，起到分隔卍字纹与菱形锦纹的作用。荷包中部有三个柿蒂纹，其中两个居于卍字纹与菱形锦纹之间，一个居于两个九菱形锦纹之间，荷包底边的两个柿蒂纹，均居于卍字纹与菱形锦纹之间。柿蒂纹因造型酷似柿子果蒂处的四瓣宿存花萼而得名，四瓣对应四方，象征天地四方、四季平安，有镇宅、护佑的寓意，是传统吉祥文化的经典符号。
浅蓝缎地平绣“暗八仙”纹双面荷包（局部）
江南地区女红传统悠久，“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女红便成为女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民间的普通女性来说，女红不仅是道德修养的一部分，更是重要的谋生手段，她们可通过绣制服饰、荷包等工艺品，出售换取收入，补贴家用，甚至能凭借精湛刺绣技艺赚得高额的经济收入，进而赢得社会的尊重。
荷包上更蕴含了女性的情感寄托。绣者在这件不足盈尺的荷包之上，一针一线绣出暗八仙，寄托对家人长寿安康、吉祥如意的祝福，绣出五子登科，寄寓了对子嗣前途兴旺的期许。
结 语
粗观这件荷包，其主纹、辅纹与地纹的占比大致为 5:3:2，纹样主次分明。荷包为方寸之物，不管是拿在掌中，还是系于腰间，都感受不到多少分量，但它是女性对爱人表达情感的载体，其上的每一处纹饰，都凝着温热的针脚，也藏着绣者指尖可能磨出的血痕，是心意的极致倾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这场特展中的每一件荷包珍品，皆凝萃着女性的智慧与情感，值得游人驻足细细品赏。
参考文献：
1.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李树新：《槐花黄 举子忙：科举熟语的文化镜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3.张潘婷：《清代织物八仙纹研究和再设计初探》，中国美术学院，2021年硕士毕业论文。
4.李笑影：《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五子登科”在清朝的表现形式研究》，《艺术品鉴》，2019年第26期。
5.张萌萌，袁宣萍：《祈子与入仕：清代织绣中的五子夺魁纹探析》，《丝绸》，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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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2026.03.31~2026.06.30
展览地点：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吴颂展厅
统筹：吴文化博物馆
技术支持：苏州多棱镜网络科技
原标题：《五子登科纹双面荷包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