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日塘秦刻石：秦文明的西向印记

2025年6月，关于尕日塘秦刻石的讨论成为现象级的学术事件。部分学者从字体规整度、纪年逻辑等角度提出质疑，认为其存在“魏晋新体”特征或纪年矛盾，疑似近代伪作。但随着多学科考证的深入，结合文字形态、雕刻工艺与风化程度等多重证据，刻石为秦代遗存的结论逐渐成为学术界主流共识。当年9月15日，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论证后，也正式认定其为秦代石刻。尕日塘秦刻石是中国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意义重大。

学术争鸣中的共识：秦代刻石属性的多维佐证

从字体与字形特征来看，刻石文字的秦代属性具有明确佐证。有学者指出，刻石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与石鼓文、泰山刻石、秦诏版及里耶秦简、云梦秦简等秦代文字遗存风格高度契合，尤其与秦诏版和秦简的字体相近，时代特征显著。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字形大小不统一、无纵横界格”等质疑，部分研究者结合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作出合理解释：秦代虽统一书体，但刻石地处海拔4300米的高寒荒野，系就地取材、急就成书，需适应凹凸不平的崖壁与有限的石材空间，与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在作坊内精工细作的标准碑石存在本质区别。秦代能熟练书写标准小篆的工匠本就稀缺，而此次遣使团队最高职级仅为“五大夫”，难以配备皇家御用的专业书写与雕刻人才，在物资匮乏、环境艰苦的条件下，字体布局不规整、笔画略有差异实属正常。更为关键的是，刻石中“五大夫”爵位采用秦汉时期特有的合文写法，“昆陯”的“陯”字保留了西汉以后基本绝迹的阜旁结构，这些文字细节成为判定其秦代属性的关键线索，与里耶秦简中的相关字形比对高度吻合，进一步印证了其年代真实性。

从雕刻工艺与风化程度来看，考古技术检测提供了客观支撑。河北师范大学汤惠生教授使用60倍显微镜对刻痕进行勘测，发现刻字口边缘光滑，刻痕深浅不一，底部宽平呈现 U 形凹槽，与石鼓文、泰山刻石等秦代石刻的刻痕特征一致，而与近代石刻常见的 V 形凹槽存在本质区别。通过与青海天峻卢山岩画的石英颗粒微腐蚀程度对比，发现二者腐蚀程度相近，结合秦代平口刀入石的雕刻方法，进一步佐证了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这种自然风化形成的痕迹，与人为做旧的伪作存在明显差异，成为刻石年代判定的重要物理证据。

此外，历史背景也为刻石的真实性提供了间接支撑。秦统一六国后，积极推进边疆拓展与文化整合，除了修筑长城与秦直道等重大工程外，遣使探索边疆、寻求奇珍异宝与长生之药的行为也见于《史记》等文献记载。刻石所载，采药目的地位于黄河源扎陵湖以西的星宿海范围内，与《山海经》中的河源记载相呼应，也是秦汉时期羌人迁徙交往的常用通道，符合秦代势力向西延伸、探索边疆地理的历史背景。秦直道作为秦代联通中原与北方边疆的重要交通干线，其功能不仅限于军事防御，更承担着促进民族交往、拓展边疆认知的作用，尕日塘秦刻石的存在，恰好印证了秦代交通网络向西北边疆的延伸，填补了秦代黄河源区开发史的考古空白。

“昆仑”地望的再解读：从具体山名到西方大山的总称

在确认刻石秦代属性的基础上，关于“昆仑”地望的讨论成为学术争鸣的另一核心焦点。随着文献梳理与地理考证的深化，有学者认为昆仑并非具体山名，而是不同时代人们对西方大山总称的观点，逐渐得到更多学者认同，为理解古代边疆地理认知的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不同的历史时期，“昆仑”的具体指称随边疆认知的深化而不断演变，进一步印证了其“总称”属性。张骞出使西域后，根据所见地理景观，将黄河源指向西域于阗（今和田）一带的山脉，汉武帝据此“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此时的“昆仑”指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昆仑山系西段；至唐代，随着实地考察范围的扩大，人们对河源的认知推进至今日扎陵湖、鄂陵湖一带，“昆仑”的指称也随之向东南延伸；元代忽必烈遣使调查黄河源，绘制的河源图中将今阿尼玛卿山东段标注为“昆仑山”，距扎陵湖约六七百公里；直至清代康熙年间的实地测绘，才将河源认知推进至约古宗列曲，接近今日的科学结论。这种“昆仑”指称随时代变迁而西移、南移的轨迹，清晰表明其并非固定不变的具体山名，而是古代中国基于边疆探索进程，对西方高山区域的动态命名，反映了不同时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地理认知的深化过程。

尕日塘秦刻石中“昆仑”的记载，正是秦汉时期西北边疆认知的实物见证。结合刻石所在地为秦汉羌人迁徙通道的考古发现，此处的 “昆仑”应是秦代使者对黄河源区高耸山脉的统称，而非某一座山峰的特指。这一发现虽未能确定“昆仑”的精确地望，却实证了秦代中原王朝已将地理探索延伸至黄河源核心区域，其对“昆仑”的认知基于实地见闻而非单纯的神话想象，为研究秦汉时期边疆地理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未来探索与保护：助力学术深化与文物传承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讨论，不仅解决了部分学术争议，更揭示了该区域考古研究的空白与文物保护的紧迫性。作为高海拔边疆文物的典型代表，其背后蕴含的秦代边疆开发、民族交往与交通网络等历史信息，仍需通过系统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挖掘；而刻石所处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文物保护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此，结合学术研究需求与文物保护实际，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加强系统性考古发掘，填补秦代边疆文化序列空白。秦代刻石的镌刻绝非孤立事件，遣使团队在高海拔区域的停留、作业，必然需要相应的物资保障与活动空间，附近极有可能还存在秦人活动的遗迹或遗物。目前，黄河源区从东周至西汉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存在巨大空白，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为填补这一空白提供了重要线索。建议以刻石所在地为核心，开展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工作：一方面，重点排查刻石周边可能存在的营地遗址、祭祀遗存或遗物堆积，寻找与秦代器物特征相符的陶片、石器、金属工具等，通过科学测年技术确定遗存年代，为刻石的历史背景提供更直接的考古佐证；另一方面，结合文献记载中秦人与羌人的交往线索，通过遗存的文化特征分析，探索秦代中原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轨迹，深化对秦代边疆治理模式与文化传播路径的认知。

其次，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复原秦代边疆交通与活动范围。秦汉时期，交通条件有限，使者团队以步行或车载为主，每日行程受到严格限制。根据秦代交通史研究成果，即便是秦直道这样的主干交通线，行人每日行程也多在数十里范围内，而黄河源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行程必然更为缓慢。由此推断，刻石所在地附近几十平方公里内，极有可能存在秦人定居的固定地点，或躲避风雪灾害的临时场所，或作为长途跋涉中的过夜基地、物资补给点。建议以刻石为中心，划定半径数十公里的重点调查区域，开展区域性考古调查：通过地形地貌分析与地表遗存普查，寻找可能的道路遗迹、营地遗址或临时庇护所；结合秦直道等秦代交通干线的分布规律，探索黄河源区与中原腹地的交通联系路径，复原秦代使者探索河源的行进路线；将调查发现的遗存与中原及周边区域的秦代遗存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其文化属性与技术水平，为探讨秦代边疆交通网络的延伸范围提供实证依据。另外，低海拔出发的使者团队无法完全适应青藏高原缺氧、严寒的环境，可能存在不正常死亡现象。按照秦人的埋葬制度，大概率会在附近就地埋葬。通过大规模考古调查和试掘，有可能会发现秦人墓葬。墓葬形制、随葬品和出土人骨研究，可以为刻石的定性提供更为直接的证据。

最后，构建多学科保护体系，实现文物保护与生态守护协同。尕日塘秦刻石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该区域低温缺氧、生态环境脆弱，土壤侵蚀、冻融循环等自然因素，以及人为活动的潜在影响，都对刻石的长期保存构成威胁。目前，青海已对刻石实行了最严格的现场值守，设置防护围栏、电子监控系统并派遣专人24小时驻守，有效避免了人为破坏，但长期保护仍需构建更为科学的多学科保护体系。建议从三个方面推进保护工作：一是结合考古学、地质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专家意见，针对高海拔冻融环境下刻石的风化机理，制定切实可行的原地保护方案，避免因不当干预导致文物进一步损坏，同时保护刻石周边的历史地貌与环境景观；二是严格控制原址人为活动，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复制展示、第二现场视频传输、VR数字化等科技手段实现文物活化利用，既满足公众的学术与文化需求，又减少对核心保护区的生态扰动；三是将刻石保护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整体保护规划，实现文物保护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通过建立长期监测机制，实时掌握刻石风化状况与周边生态变化，为后续保护措施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为其他类似遗址的保护工作提供佐证，为学术研究的持续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讨论，是中国边疆考古与学术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它不仅实证了秦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探索与认知，填补了秦代边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更彰显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考古学领域的重要价值。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与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尕日塘秦刻石必将为揭示秦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历程，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成为讲好中国边疆文物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作者：王明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