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张爱玲也曾想写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几百年来引起了人们无数的遐想。在中国，甚至在东南亚，相关的小说、演义、故事和传说层出不穷。
1940年代在上海成名的张爱玲，以擅长写新时代中旧家族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与婚姻而著名。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刻画摩登爱情的作家，居然曾经想写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的小说。
下文转自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博士、美国历史学会古登堡奖获得者、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著作《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本书以宏阔的海洋史视角，深入考察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交往的重要细节。在一艘艘浮出水面的沉船、一件件跨越海洋的物品中，在一幕幕海上往事、一段段海上流言里，探索属于中国的大航海时代，讲述古代中国失去印度洋的因缘与真相。
张爱玲与南洋
文 | 杨斌
来源 | 《人海之间》
01
“我想去东南亚”
实际上，所谓南洋，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这个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和目的地之一，几乎从张爱玲开始创作小说之际，便如山顶的白雾，时时萦绕在她的心头。
1961年，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宋淇、邝文美伉俪说，“我想去东南亚”。但张爱玲终究没有去东南亚。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去过东南亚，或者是“东南亚”这个名称出现之前的南洋。
终其一生，张爱玲从没有到过南洋；可是，在她的笔下，南洋随时随处可见，有时南洋人物（华侨）还是其中的主角。身在上海的张爱玲，究竟是为什么向往南洋，又是如何想象南洋、叙说南洋的呢？
1944 年，张爱玲与香港大学好友炎樱在姑姑家的屋顶洋台上。炎樱本名法蒂玛·摩希甸（Fatima Mohideen），来自锡兰（今斯里兰卡）。其父为锡兰珠宝商，母亲为天津人
02
“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
1961年，身居美国的张爱玲对在香港的好友邝文美说，她想去东南亚看看。这封写于1961年9月12日的信上写道：
想在下月初一个人到香港来，一来是因为长途编剧不方便，和Stephen当面讲比较省力，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
Stephen就是邝文美的先生宋淇。宋淇夫妇是张爱玲下半生最亲密的好友，这从她的遗嘱中便可得知。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遗嘱中说：
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
那么，张爱玲准备写的故事是什么呢？以笔者的理解，应该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在整理父母和张爱玲的通信时，便谈到张爱玲想写而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作品。他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爱玲曾在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我父母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一九六三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
宋以朗补充说：
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
张爱玲给宋淇、邝文美夫妇的信
从宋以朗介绍的其他张爱玲未完成的作品看，除了郑和下西洋，几乎没有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可张爱玲说的是两篇东南亚背景的小说。那么，另一篇是什么呢？笔者觉得除了郑和之外的另一篇，可能是以苏青和她小叔为背景的故事。1957年，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说：
我想把苏青与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Port，不过暂时不打算写。
AromaPort直译过来就是“香港”，可是张爱玲最终也没有写。
这是1961年，这一年张爱玲提到了东南亚。十年之后的1971年，张爱玲和水晶见面时又谈起了“南洋的事”，并向水晶询问各种有趣的当地风俗，这说明她对南洋和东南亚一直保持着兴趣。水晶回忆道：
此外她又开了一罐糖腌蕃石榴，因为知道我在南洋待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的水果。
谈话的锋头一转，她问起我南洋的事来，问起猎头族（Dayak）的生活情形。她对于这一种原始民族的风俗，非常有兴趣。她听我谈起住在‘长屋’（longhouse）的达雅人，竹编的地板，从裂缝里望得见下面凹坑里，堆积的垃圾、人矢及动物遗粪；以及甘榜Kampong里逐水而居的马来人……神情专注，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说喜欢阅读一些记录性的书籍，用英文说，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时代的人类史。
其实，早在1950年代张爱玲就注意到了东南亚。1955年，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
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
所谓东南亚的读者，指的当然是可以阅读中文的华人华侨；可见，张爱玲在创作时，对于南洋华侨这群读者的兴趣非常关注。
想写郑和下西洋的小说，所以张爱玲想到东南亚去看看，可是最终她放弃了这篇小说。到过香港和台湾的张爱玲终究没有机会前去东南亚看看，但南洋却不时闪现于她的笔下。最著名者，莫过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倾城之恋》。
03
“一个‘蕊’字零零落落，
索性成了三个字”
这是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个场景：振保看到出身南洋的女主人王娇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不由得噗呲笑了。
在这部小说中，华侨女生王娇蕊是红玫瑰，她皮肤黝黑，身材起伏，敢爱敢恨，不久便和前来租房的振保陷入热恋。最终，振保退却了。振保最终选择的妻子是“身家清白”的孟烟鹂，也就是白玫瑰，她“细高身量，一直线下去”，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笼统的白”，结婚后渐渐“变成一个很乏味的妇人”。吊诡的是，振保万万没有想到，乏味的妻子却与裁缝有私。
张爱玲手绘的王娇蕊（左）与孟烟鹂（右）
虽然是小说，可是，当水晶夜访张爱玲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她很抱歉地说，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起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二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说过”。
张爱玲又说：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主角是我母亲的朋友，事情是他自己讲给母亲和姑姑听的，那时我还小，他以为我不懂，哪知道我听过就全记住了。写出来后他也看见的，大概很气——只能怪他自己讲。
红玫瑰和白玫瑰都有着强烈的象征和隐喻。与中国传统女性相比，来自南洋的华侨女性受到了东南亚传统的影响，即东南亚的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中承担着重要乃至突出的责任，同时也享受着相应的权利。而传统中国的女性却深深地笼罩在父权的桐油大伞下面，既看不到面容，甚至也看不到阳光下的投影。
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剧照
张爱玲自幼生长在破碎的父权大家庭，一生没有安全感。她曾经反抗过一事无成沉醉于鸦片的父亲，投奔到同样反抗父权制度的母亲那里；可是她又因为得不到期望的母爱而焦虑和抱怨。当她自己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挣扎、反抗的时候，却无意识地把父权的阴影投射到华侨女生的身上。家学深厚的张爱玲在上海的圣玛丽娅女子中学学习，英文很好。作为中西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她常带着讽刺和嘲弄的口吻来评说南洋（马来亚）和侨生。
振保诧异于红玫瑰把“蕊”写成了三个字，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张爱玲对于华侨同学中文的印象。当年香港跑马地墓园柴扉式的大门口就挂着一副绿泥黄木的对联，上面写着“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这股对联就是张爱玲所谓的华侨口吻。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士洪评论红玫瑰的名字时说：
你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欠大方。
张爱玲则讽刺马来亚文明说：
马来亚是在蒸闷得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
她又嘲弄华侨女同学的口音，说：
她们的话不好懂，马来亚口音又重，而且开口闭口“Man”，倒像西印度群岛的土著，等于称对方“老兄”。
她还调侃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月女，说：
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头脑简单的人活在一个并不简单的世界里，没有北京，没有传统，所以也没有跳舞。月女她倒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同哥哥跳。
没有北京，也就是脱离了帝国权力的管辖；没有传统，也就是不曾受到礼教的浸润；没有跳舞，也就是没有经历西方（现代）的诱惑，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非中非西，非传统非现代，这似乎就是夹在中西之间作为第三者存在的南洋。因此，对于红玫瑰的刻画，张爱玲的笔端明显采用了从高处鸟瞰的视觉，带着从北京审视边缘的口吻。
THE END
原标题：《张爱玲曾想写一部小说，主角是一位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