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 | 今天，值得一听的故事少得可怜
本文选自德国学者本雅明的文论《讲故事的人》。
本雅明将讲故事视为塑造共同经验的古老形式，而现代社会的信息泛滥与独白化，将切断这一传统的经验交流通道，导致人类的交流日益贫乏，精神生活趋于孤立。
“每天早晨，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蜂拥而至，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原因在于，时至今日，带给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经过解释的锻造。换句话说，现在所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不能滋养讲故事的艺术，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助于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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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信息的泛滥导致故事的稀缺
现代社会初期，长篇小说开始兴起，这可以看作是讲故事的艺术渐趋式微的最早端倪。长篇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狭义上与史诗的区别）在于它无法摆脱对书本的依赖。只有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小说的广泛传播才变得可能。可以口耳相传的东西，即史诗的财富，判然有别于经营小说者所积聚的货物。长篇小说与其他所有散文文学——神话、传说甚至中篇小说——的不同，在于它既不来自口述传统，也不汇入其中。这尤其适用于它和讲故事的区别。讲故事的人从经验——自己的经验或从他人那里听来的经验——一中获取他所要讲的故事。他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家则封闭自己。小说的诞生之地是孤独的个人。
这个孤独的个人已经不会用举例的方式来诉说自己的关切，他没有忠告，也提不出忠告。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其中不可通约的一面推向极致。处身于生活的繁复之中，且试图对这种丰富性进行表征，小说所揭示的却是生活的深刻的困惑。即使是这种类型的第一部伟大作品《堂吉诃德》，虽然表现了人中最高贵者堂吉诃德，是如何具有伟大的精神、如何无所畏惧、如何济危扶困，却全然没有任何忠告，全然不见一星半点的智慧。
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时不时地也曾经有过一些试图将教诲植入小说之中的尝试——最卓有成效的尝试当数《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那么，这些尝试最终总是导致了小说形式的改变。另一方面，成长教育小说却从来不曾偏离小说的基本结构。通过将社会进程与个体成长相结合，成长教育小说为决定该进程的秩序所赋予的合法性变得极其脆弱。这种合法性证明与现实势不两立。显而易见，它无法实现——尤其是在成长教育小说中。
我们必须把史诗形式在节奏方面发生的变化想象成如同地球表面在亘古以来发生的变化一样，没有另外一种人类交流形式比史诗的成形和蜕变更为缓慢。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但它却要到几百年之后，在新兴的中产阶级那里，才遇到了适合自己开花结果的土壤。随着适合小说生成的土壤的出现，讲故事却缓缓隐退，渐成古风。的确，从很大程度上讲，它抓住了新材料，但讲故事之为讲故事并不是由材料决定的。
另一方面，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随着中产阶级的全面兴起——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新闻业是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一种新的交流形式出现了。不管其源头多么久远，它过去从来不曾真正影响过史诗的形式。但是现在它要施加自己的影响了。和小说一样，它也是讲故事的陌路人，但其威胁远非小说可比；更有甚者，它还导致了小说的危机。这种新的交流形式就是信息（information）。
来自远方的报道——无论是空间上的远方（外国）还是时间上的远方（传统）——都具有赋予自身可信性的权威，尽管有时它并不能证实自己。然而，信息却声称它可以立即证实。对信息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看上去“自圆其说”。信息并不比最初几个世纪的报道更准确。然而，报道倾向于借助奇迹，而信息却务必听上去真实可信。因此，信息和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说讲故事的艺术日渐珍罕，那么信息的泛滥乃是造成此种局面的罪魁祸首。
02
“越是忘我的听众，越是能够牢牢地将听到的内容印在记忆之中。”
每天早晨，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蜂拥而至，值得一听的故事却少得可怜。原因在于，时至今日，带给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经过解释的锻造。换句话说，现在所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不能滋养讲故事的艺术，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实际上，讲故事艺术的一半秘诀就在于讲述时要避免解释。列斯科夫精于此道（可以比较一下《骗局》和《白鹰》等篇目）。无论是多么极端、多么离奇的事情，他都讲得极为精确，但事件之间心理上的因果联系却不是强加于读者的。一切都留待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叙述因此获得了信息所缺乏的丰盈。
列斯科夫扎根于古典。古希腊第一个讲故事的人是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第十四章的一个故事，对我们不无教益。故事讲的是萨米尼戒斯。埃及国王萨米尼戒斯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击败并俘获。冈比西斯想要羞辱一下他的俘虏。他下令将萨米尼戒斯带到路旁，观看波斯军队凯旋。他接着安排俘虏去看他沦为使女的女儿提着水罐到井边打水。面对此情此景，所有的埃及人都悲叹秋欧，只有萨米尼戒斯兀然而立，不发一言，不动声色，眼睛紧盯着地面；须臾，又在被押去处决的队伍中看见了儿子，但他依然无动于衷。然而，当他在俘虏中发现了自己老迈枯搞的仆人时，却双拳击头，大放悲声。这则故事揭示了故事的真谛。信息的时效超不过它之所以为“新”的那一刻。它只存活于那一刻；它必须完全地依附于那一刻，并且争分夺秒地向那一刻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它不消耗自己。它存储、集中自己的能量，即使在漫长的时间以后，还可以释放出来。
因而，蒙田在提到埃及国王时自问，为什么他只在看见仆人时才放声坳哭？蒙田的答案是：“国王已经悲痛至极，只需增加一分便会如江海决堤。”这是蒙田的解释。然而别人也可以解释为：国王之所以不为王室成员的命运所动，是因为那也是他自己的命运。或：舞台比现实生活更能打动我们；对国王来说，仆人只是一个演员。或：巨大的悲痛积蓄已久，一旦放松便会爆发；看见仆人正是一种放松。希罗多德没有提供解释，他的记录就那么干巴巴的。唯其如此，这个古埃及的故事历数千年之久还能够让人称奇，还能够催人深思。这就好比是一粒稻种，在金字塔与空气绝缘的墓室中存放了千百年，今天依然可以破芽而出。
使故事传之久远的良方，莫过于不掺杂心理分析，尽可能简洁凝练。讲故事的人越是将故事讲述得自然而然，不借任何心理描绘，就越能够将故事嵌人到听众的记忆深处；故事越能够融人听众的经验之中，他就越想要在日后某一天将故事转述给他人。这是一种发生在心灵深处的交融，它需要一种放松状态，而这种状态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奢求。如果说睡眠是身体放松的顶点，那么无所事事则是精神放松的极致。
无所事事乃梦幻之鸟，它孵生经验之卵。枝叶的一阵婆婆便足以将其惊飞。它的巢穴——与无所事事紧密相关的活动——在城市已经绝迹，在乡村亦已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是，听故事的察赋丧失，听众群体不复存在。讲故事从来就是一门重复故事的技艺，故事不存，讲故事的技艺也就无以保留。它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一边听故事，一边纺线织布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了。越是忘我的听众，越是能够牢牢地将听到的内容印在记忆之中。当他一边沉浸于劳动的节奏、一边听故事时，重复故事的才具便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了他的察赋。正是在这样一个网络之中，滋养出了讲故事的察赋。唯其如此，这个在最古老的手工艺人的氛围中编织起来的网才会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变得七零八碎。
03
“听故事的人总是和讲故事的人相依相伴。”
很少有人认识到，听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是由听故事的人想要记住故事的愿望控制的。其中的关键是，对于饶有兴趣的听众来说，他认为自己有朝一日会重述听到的故事。记忆乃史诗必备之禀赋。只有凭借博闻强记，史诗写作才可以一方面把握事件的进程，另一方面又与死亡的权力和平共处。无怪乎对于列斯科夫所塑造的一个粗人来说，沙皇，即故事发生地的首领，有着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力。“我们的国王，”他说，“以及他所有的家人，全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听故事的人总是和讲故事的人相依相伴，即使读故事的人也分享这种友情。然而，小说的读者却离群索居，远甚于其他任何一种读者。（即使诗歌的读者，也乐于浅吟低唱，以飨听者。）而孤独的小说读者却比其他任何一种读者都心怀嫉妒地将其材料紧抓不放。他一心想要将其全部占有，甚至想将其一口吞下。的的确确，正如火焰吞没木柴，小说读者毁坏并吞噬材料。贯穿小说始终的悬念有如炉中的气流，将炉火煽旺，并使之摇曳升腾。
只有干柴才能使读者的兴趣之火熊熊燃烧。“一个35岁死去的人，”莫里茨·海曼曾经说过，“在其有生之年的每一刻，都像是一个35岁去世的人。”这句话极其含混，而原因只在于时态错了。这句话所要表达的真理是：一个在35岁死去的人出现在生者的回忆之中，其有生之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将是一个35岁死去的人。换句话说，在其有生之年毫无意义的一句话，在对其生活的回忆中都将变得毋庸置疑。这句话再好不过地表达了小说人物的品性，它表明只有死亡才能揭示生活的“意义”。
但小说读者的确是在寻找他能够从其身上抽取出“生活之意义”的人物。因此，无论如何，他事先就必须知道，他将分享他们的死亡经验：需要的话是他们象征意义上的死亡——小说的结束——但最好是他们实际的死亡。小说人物是如何使他们明白死亡早已在恭候着他们―确定无疑的死亡在确定无疑的地点恭候着他们？正是这个问题宛如干柴，激起了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之火。
因此，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而且有可能是说教式地——呈现了他人的命运，而在于这个陌生人的命运在燃烧时发出的火焰，为我们提供了从自身的命运中无法获取的温暖。将读者吸引到小说上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以他所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温暖自己瑟瑟发抖的生命。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犹太学者、诗人、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作品，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
文字丨选自《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
编辑丨青余
原标题：《本雅明 | 今天，值得一听的故事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