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
《我的事说来话长》
谈起俄国作家，常给人一种厚重如坚冰的印象。不过，最近，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可爱的身影，契诃夫。
即使你没读过他的书，也肯定读到过这些句子：
“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
“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
“我坐在这儿，随时等着死呢。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这些丧中带点俏皮的话，狠狠击中当代青年的精神状态。契诃夫也一跃成为很多人的嘴替。
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文豪、思想巨人不同，契诃夫天然是亲近普通人的。
契诃夫出身贫寒，终身为生计所困。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 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于是，很自然地，契诃夫把生活的酸甜苦辣，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
贫穷是文学的土壤，也映衬着作家的质地。契诃夫对生活的态度，既不是辛辣的批判、也不是悲悯的同情，而是诚实的记录。他擅写普通人，其笔下的人物是质朴、真实的，带着一丝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
同时，契诃夫也充分尊重生活本身的模样，不夸张它的喜悦与哀伤，也不回避它的荒诞与模糊。生活的窘迫与困苦、轻快与谐趣，都得到了充分且完整的呈现。
在众多对契诃夫的评论文章中，作家唐诺的观察最为贴切。这位同样温润谦和的写作者，认为契诃夫“看到了那广大沉稳大河般的生活本身，像大地一样坚实，也像大地一样沉默吸纳并分解着短暂的喜怒哀乐，短暂的生老病死。”，他的作品，是“真正的人间喜剧”。
如果你也喜欢，或者希望认识契诃夫，不妨看看《读者时代》里这篇唐诺对契诃夫的评论。
以下摘自《读者时代》，唐诺 著
01
读小说的人常常忘了要尊敬他
“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
相传，这是昔日的俄国波乔木公爵对剧作家冯维辛的无上赞语，时为一八七二年，系《纨绔少年》一剧初次公演——契诃夫用过这句话这个掌故，在他的小说《姚尼奇》中。
当然，戏谑成性好开玩笑的契诃夫不会正经使用，小说中，是拿来不当赞誉一位戴夹鼻眼镜、爱写小说而且更爱对客人朗诵自己小说（多可怕的嗜好）的小省城贵妇人薇拉 · 姚西沃芙，因此，这句险奇的赞语遂又回归成我们熟悉的俚俗意思，那就是“你去死吧——”。
然而，这样的赞语若用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写成之时，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写成之时，或许还堪称宜当，但你绝不会用在契诃夫和他任一篇小说上头，因为明显地不恰当，而且徒增感伤。
感伤，是因为契诃夫真的死得太早了，才四十四岁，死于他由来已久的肺病（他二十三岁就开始咯血），这跟他太贫穷的出身、太贫穷的成长岁月有关。
《万尼亚》
依我们对像他这样历史级小说家的归纳，也依我们对契诃夫其人、其小说的阅读理解，他显然还来不及写出“再也写不出更好东西”的“那篇”小说来。
四十四岁，才是小说书写最快乐、最自由漫步于巅峰的开端，是小说家极目望远毫无阻拦的美好开端，往后我们应该可合理的预期还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种在创作思维高原之上淋漓奔跑的二十年，但死亡不当地阻止了契诃夫，这已经不是“可惜”一词所堪负荷的了。
但我们可能也得说，就算再多给契诃夫二十年，依他的才能和他一贯吓人的书写速度，我们手中一定会多出数百万字的美好作品，但非常可能还是找不出任一部可让我们嗟叹“你死吧——”云云的所谓生命代表之作，因为契诃夫的小说乐趣不在这里。
从形式上来说，他的小说篇幅短小，最多只到中篇小说的长度，捕捉的通常是漫漫人生的一瞬一截，头尾两端则依然浸泡在广漠深厚的生命大海之中水波不兴，也就不会有日暮途穷的绝望感；从书写本质来看，契诃夫又太谦逊、太不自恋、太——该怎么说好——太自由而且该讲欢快还是顽皮。
他的小说，即使在最悲惨无光的段落里，都还是有笑声传出来（永远有人“稍微认真地在笑”），契诃夫绝不吓唬我们，我们也不怕他，于是我们也就不觉得自己渺小，像读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平等，遂使百年来读小说的人常常忘了要尊敬他。
02
真正的人间喜剧
多达千万字的小说总字数，如此全由一小块一小块的极短小说密密组合而成，契诃夫这独特无伦的小说景观像什么？——我个人以为，这是法国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真正实现。
人间喜剧，这原是巴尔扎克想的并穷其一生的未竟之梦，他壮哉其志地打算用百部以上的长篇小说来巨细靡遗描绘一幅眼前人生的总体图像，然而，巴尔扎克选了一道太沉重而且并不那么恰当的路：长篇小说。
一方面，百部长篇，这是小说家人寿以有涯逐无涯的不堪负荷；另一方面，长篇小说像孔目太大的渔网，只能网住尺寸够大的大鱼，却不得不让诸多细碎的、光影般一瞬的、难以组织难以编纂更难以发展成长篇小说的人生真相透网而去。
相对于巴尔扎克末及完成的人间喜剧百篇小说，契诃夫却在他“短暂”的书写人生完成了近千篇的小说；相对于巴尔扎克的沉重、不得不人为地深向介入处理的长篇手法，契诃夫则轻灵站在暧昧的人生边际之上，趣味盎然地注视着并偷偷记下眼前每一张有意思的脸、每一次有意思的反应和表情，每一件有意思的琐事。
《安东·契诃夫的1890》
其实毛姆也不算完全说错（他只是想错），契诃夫的小说的确总有某种戏剧性，但不同于那种封闭剧场的、因着小说情节所需不得不编出来的戏剧性（这往往是我们对小说最不安的部分，也是大叙事小说最常见的弱点），而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总会有的，如生命大河流到礁石处总会激突起短暂水花一般的戏剧性。
这种遍在的、俯拾可得的戏剧性，写小说的人都看到并记得不少，但很难利用，它们像纯度不足不值得开采淬炼的矿石。
一方面很奇怪的，它反而太神经、太凸槌、太无厘头，一旦写成白纸黑字就是显得“假”，很难取信于人（小说家怎么信誓旦旦这是真人实事都无补于事）；
另一方面，它又仿佛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出岔，并不具备往下的发展力延伸力破坏力，毫无构成生命转折重大关键的机会，它总是很快又被强大、平稳、一路向前的生命大河所吞噬回去，仿若无事。
这是一种“就只是这样”、一种“没头没尾”的戏剧性，像午后晴空忽然的一记干雷，或更像平静家常日子里的一声岔笑，这进不了格局壮阔的大小说中，只能存留在民间的闲谈取笑里，以及契诃夫干净清爽的碎片小说里。
比方说，契诃夫写于一八八六年的《熟识的男人》，小说中，娇媚但贫穷的女人万达，身上只有一卢布（她刚当掉一枚松绿石戒指），走进牙医诊所假意看病，其实想的是有过一面之缘的牙医一定会认出她来，并邀她参加城里的热闹舞会，偏偏那名信仰东正教的犹太牙医什么记忆也没有，公事公办真拔了她一颗牙，还收走她仅有的一卢布，又可怜又荒唐，然而，偷鸡不着蚀颗牙外带一枚戒指的万达，既没因此自杀，亦未就此坠落风尘。
小说的结尾是：“第二天傍晚，她却在’文艺复兴’里跳舞了。她头戴一顶新的而且很大的红色女帽，身穿一件新的时髦短上衣，脚上是一双黄铜色的皮鞋。有一个从喀山来的年轻商人带她去吃晚饭。”——韧性十足的万达，仍是活龙一尾。
这是相当“典型”的契诃夫小说，它的戏剧成分令你心酸，也令你发笑，但通常不会令你绝望，你看到这个美丽水花同时，必定也看到了背后那广大沉稳大河般的生活本身，像大地一样坚实，也像大地一样沉默吸纳并分解着短暂的喜怒哀乐，短暂的生老病死。
03
处于艺术和生活交界线的笑声
契诃夫小说所揭示，或说其所从来之处及其永恒背景，那个又辛酸又好笑的广大厚实生活，也许最接近俄国了不起文学理论者巴赫金指出的“民间诙谐文化”——这是巴赫金在他“拉伯雷小说研究”一开始就说的。
民间这个诙谐的、狂欢节式的源远流长传统，长期平行于智识界的思维发展，鲜少有学者措意，因此，我们对其理解极其有限。或许，这也正是契诃夫小说在大文学传统中始终不够明晰确定的一大原因吧。
这里，我们谈的是契诃夫，不是巴赫金乃至于拉伯雷，因此无法在此重现并妥善讨论巴赫金的如此论述，但我还是忍不住抄几段话出来，也许多抄他两句，只因为巴赫金说得如此精准而且美好，更重要的是，可供我们更理解契诃夫——
拉伯雷从古老的方言、俗语、谚语、学生开玩笑的习惯语等民间习俗中，从傻瓜和小丑的嘴里采集智慧，然而，透过这种打趣逗乐的折射，一个时代的天才及其先知般的力量，充分表现出其伟大。
一般而言，其创作者通常是素人的、匿名的，甚至由集体所完成，但契诃夫却是个清清楚楚的“个人”，更是个知识分子，有他知识分子的思省及其独特负担。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他如何持续“处于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线”这个不好站稳的点上？一般的最可靠答案是“谦逊”。
《樱桃园》
这很少有人会反对，契诃夫终其一生是个谦逊和善且没怪癖的人，在旧俄遍地都是的小说家中，他的ego最小，道德最完整没什么瑕疵，很长一段时间，契诃夫只把自己看成一个写诙谐讽刺小品、每个月非得有一百五十、二百卢布收入不可的人而已（尽管偶尔他也觉得有些委屈）。
后来即使事情已水落石出，他在俄国已显现出无可掩藏的巨大光芒，契诃夫仍相信自己的小说必定很快被时间冲刷殆尽，不会有后人还读他的小说，后代的人读的是托尔斯泰那样伟大的作品。
当然，契诃夫谦逊的“预言”没完全对，但这份谦逊却是他小说书写的独特礼物，让他宽容、有耐心，眼睛里永远有他人存在：他人的处境、他人的意志、他人的各自抉择和信仰，甚至他人的愚昧、算计和小奸小坏云云。
契诃夫从不过度控制小说，不把人物降为棋子，不因遂行个人意志而修改眼前事实。谦逊为他的小说保留下广大的、自由的空间，他所由来且兴味盎然的民间世界于是得以在此持续存留并生长，而不是不堪回首地生怕他们上门借钱或因此暴露自己贫寒身世的穷亲戚。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反倒以为，是契诃夫难能可贵的“勇敢”，这是隐藏在契诃夫谦和、瘦削、书卷气十足的外表下，不那么容易就发现的人格特质。
赫尔岑曾说，整个十九世纪的旧俄小说，就是“一份对俄国生活的大起诉书”，这带给小说书写强大的力量和壮阔的格局，但也必然形成小说书写的持续可怖压力。
大约一八七零年以降，情况又急转直下，之前那些摸索的、个别的、自由有创意的、彼此可相互欣赏、宽容、讨论商量的繁花盛开般看法，逐渐凝固成少数非黑即白的排他性战斗性主张。
尤其是年轻一代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成为思维主流后，政治立场的检验便成为小说的最高判准，于是，在沙皇反动性检查和“进步”知识分子毋宁更绵密更肆无忌惮的党同伐异底下，小说所需要的模糊自主回身空间便被压缩到很小很小了。
在如此景况中，要保有一双如此干干净净的眼睛，当然是难度极高的事了，这不仅需要消极性的谦和，更需要积极性的勇气——有趣的是，这个民粹发展理应是契诃夫最好的机会。
他的确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谁也没有的又红又专出身，他也的确持续在咯血和经济压力下书写，但契诃夫从不卖弄他“农奴之孙”的身份，也不修改他自身的记忆和他所见的农村小镇、村妇村夫事实。
《驾驶我的车》
他对于立场质疑的最大回应，便是毅然而行的萨哈林之旅，带着他肺结核的身体涉过广漠的西伯利亚，深入到更冰封更绝望的流放之岛上进行考查，而他的结论仍诚实且不屈服，众所周知，契诃夫便是在萨哈林之行后，公开宣告他对托尔斯泰式民粹主张的弃绝。
契诃夫不是“不知亦能行”的素人作者，更不是没有主张没有立场的随风之人，只是他坚信而且奉行的信念和价值，基本上是普遍性的、“进步”的，而且立基于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主张。
对于某些太心急的人、太自信的人、太单一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以及太想在对抗两造中逢源取利的人而言，他显得太巨大太温柔也太好笑了，难以收编，遂也难以忍受。
一个好的小说书写者并不必然得同时拥有好的人格，更无须展示他的人格，他也可以就是个恶魔型的人物，可以自身就是病征（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契诃夫不是如此，在他那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后面，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心灵才行，而我们可能得理解他的如此人格特质，才更有机会完整掌握他独特的小说特质。
原标题：《“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