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床到科研，我们在慢阻肺诊治中的实践与探索（二）
本期讲者：赵海金，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级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哮喘与变态反应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肺功能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会呼吸过敏性疾病学组委员，中国咳嗽联盟成员，中国哮喘联盟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常委兼肺过敏学组组长，广东省慢性咳嗽亚专科建设组副组长。2012年中华医学会慢阻肺防治杰出中青年；2015年首届“全国优秀青年呼吸医师”。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省部组7项，院级课题3项。在Redox Biology、Allergy、Brit J Pharm、lung等发表论著40余篇，健康科普文章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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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到科普：在基层实践中推动早诊早治
老陈和老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背后只有一个关键词——时间。
如果早三年诊断，老陈的肺功能或许不会掉到20%以下；如果早五年普及慢阻肺的科普知识，也许他会在第一次活动后气短时就来到医院。
回顾这些年的工作，我深深体会到：慢阻肺的早诊早治，既需要政策推动，也需要能力提升；既需要科普宣教，也需要基层落地。
早在2016年，我就在南方医院公众号发表了第一篇科普文章《活动后气紧、呼吸困难可能是“肺脏”出了问题》，尝试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公众：气短不是“老了”，可能是肺出了问题，此文阅读量近2万次。
此后，我和团队陆续在“南山呼吸公众号”、“广东卫生在线”、“三九健康”等多个平台发表了数十篇科普文章和专家述评，反复强调40岁以上、有吸烟史、有慢性咳嗽或活动后气短者，应尽早进行肺功能检查。
科普文章后台常常收到患者或家属的留言：“赵教授，看了您的文章，我带我爸去查了肺功能，果然是慢阻肺，幸亏发现得早！”
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都会觉得，做科普，有时比做科研更直接、更温暖。
但科普只是第一步。无论在社区还是三甲医院，像老陈这样“忍到喘不上气才来”的患者并不少见。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慢阻肺，不知道活动后气短是疾病的信号，更不知道规范管理能让生活重回正轨。
近两年，我们开始与医院附近的同和社区医院建立联系，从去年开始，我每月定期到社区出诊、帮扶。
社区慢阻肺筛查更多是公共卫生服务的范畴，而我们的帮扶重点，是帮助基层医生提高诊治能力，让筛查出来的患者能够得到规范化管理。
我们教会他们如何解读肺功能报告、如何优化慢阻肺的吸入药物，如何长期监测评估与管理。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同和社区的慢病管理越来越规范。
如今，社区里的慢阻肺患者不再需要“忍到喘不上气”才去大医院，他们在社区就能得到规范的管理和及时的转诊。
2024年，慢阻肺正式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内心百感交集。
从2016年的第一篇科普，到近两年的社区帮扶，再到政策落地，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与国家的步伐同频共振。
作为一名普通的临床医生，能够亲身参与并见证慢阻肺防治从“学术呼吁”走向“国家行动”，我深感自豪。
我们不仅仅是在治病救人，更是在为健康中国贡献一份力量。而正是无数个像老陈一样被延误的患者，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行。
2
致年轻医生：请对每一位患者“多问一句”
老陈的案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他的经历并非孤例，在我们科室的门诊和病房，这样的“延误”每天都在上演。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每天都在与疾病斗争，但更重要的，是与“延误”赛跑。
我在带教年轻医生时，常常提醒他们：
第一，不要忽视基本功。
我们2020年的研究表明，肺音可作为慢阻肺严重程度的判断指标。听诊器这个“老套”的工具，在早期识别中依然不可替代。
我常对年轻医生说：一个严重的慢阻肺患者，如果听诊报告只写“呼吸音增粗，未及罗音”，是不够的。
虽然没有喘鸣音，但呼吸音减弱，尤其是双肺呼吸音普遍减弱，是一个客观且重要的体征，它直接反映气道阻塞和通气功能下降，必须高度重视。
在基层、在社区、在门诊，一个简单的肺部听诊，就可能挽救一个即将延误的患者。
第二，不要只盯着“主诉”。
患者说“有点咳嗽”“爬楼喘”，我们要学会追问：咳嗽多久了？晨起还是全天？有痰吗？
爬楼喘，走平路喘吗？能上几层楼？和同龄人比是否明显慢？
抽烟吗？抽了多少年？家人有肺病史吗？做过肺功能吗？用过什么药？最近一年住过几次院？
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藏着疾病的真相。
比如，“走平路没事，一爬楼就喘”看似“老了不中用”，背后可能隐藏着气道阻塞。
“每年冬天犯咳嗽”看似“老慢支”，反复急性加重可能已让肺功能悄悄下滑。
只有问得细、问得深，才能从患者不经意的描述中，捕捉到疾病的蛛丝马迹。
第三，把患者当作研究的伙伴。
从2018年延误诊断时间分析，到2025年炎症表型研究，再到2026年焦虑表型及预后因素探讨，每一次突破都离不开患者的信任与配合。
年轻医生需明白：临床研究，不是遥不可及的高楼，而是扎根于每一次与患者交流的土壤。
你手中的听诊器、你记录的问诊细节、你整理的一份份数据和留下的样本，都可能成为改变临床实践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这些证据来自我们脚下的土地，服务于我们身边的人民——这，就是“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内涵。
第四，不要忽视“治未病”的力量。
我们做临床、写论文、做科普，最终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不再重蹈老陈的覆辙。
科普宣教、早期筛查、基层医生培训，这些看似“不酷”的工作，恰恰是改变慢阻肺防控格局的关键。
“上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让疾病不发生、不延误，才是医学的最高境界。
3
慢阻肺的防治之路，道阻且长
前几天，老陈又来复诊了。
经过半年的规范治疗和康复锻炼，他的FEV₁从19%回升到了28%，虽然仍是极重度。
但他告诉我：“赵教授，我现在能自己走到小区门口买报纸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拍拍他的手，心里既欣慰又酸涩。
欣慰的是，他终于走上了正确的治疗轨道；酸涩的是，如果八年前、哪怕五年前，有人能告诉他这些该多好。
这就是我们呼吸科医生的日常：在遗憾中前行，在希望中坚持。
慢阻肺的防治之路，道阻且长。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位医生，都能在每一次门诊、每一次查房、每一篇文章中，多问一句、多教一点、多写一些，终有一天，像老陈这样的“延误”会越来越少，像老李这样的“成功”会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对患者的承诺，也是对年轻医生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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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真实病例与团队科研成果改写，已隐去患者个人信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蔡绍曦教授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与引领，感谢团队成员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与坚守。
感谢所有参与我们临床研究的患者朋友——是你们的信任，推动了医学的进步。】
编辑：肖大夫 ；图片来源：赵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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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临床到科研，我们在慢阻肺诊治中的实践与探索（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