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视域下区域国别与国际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以巴西为例

众所周知，二战后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大学体系中得以巩固与扩张，这一进程与这些国家政府的战略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这些学科所承担的知识生产功能，始终与北大西洋主要强国，尤其是美国的外交战略议程并行发展，而美国在此期间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与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主导权与霸权地位。一方面，其跨学科属性推动了大量专业知识的积累，致力于揭示全球最偏远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态。这套知识体系直接服务于具有实践导向的外交政策制定与战略建议；另一方面，这些学科构建出密集且复杂的理论话语，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霸权主义与干预主义进一步合法化。

因此，国际关系学两大奠基性流派——现实主义（以及之后的“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又称“自由主义”）不断提供理论范式，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极力辩护，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共同秉持这两大主义，二者达成如此高度共识绝非历史的偶然。现实主义者在探讨合作问题时，往往诉诸“国家利益”与狭隘的零和博弈逻辑，刻意渲染所谓地缘政治威胁与“流氓国家”；而自由主义者则将美国的领导地位塑造为全球化与多边主义不可或缺的基石，声称若无美国主导，开放市场与国际合作便会失去连贯性与可持续性。通过上述及其他相关话语实践，这些理论范式跨越洲际，既深刻影响着全球北方与南方的学术思想，又为政策精英阶层维护市场准入、地缘影响力与战略情报资源提供强大支撑。然而，学科在传播历程中从未固守原貌，制度模式或许能被完整复制，但思想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卷入本土社会的政治矛盾与现实需求之中，从而经历深刻的改造。理论可以跨越国界“进出口”，却始终无法逃脱被当地语境重新加工、诠释与改造。

拉丁美洲提供了一个极具启示性的例证：当遭遇现实语境时，即便是最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理论框架也会被重新定义。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提出的“外围现实主义”最具象征意义，该理论虽被标榜为对现实主义学说的拉美式重构，声称旨在为边缘国家提供一种在霸权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谋求生存空间的实用策略，然而其政策实践最终却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1990年代肆虐阿根廷的投机性国际资本逻辑趋于合流。近年来的理论探索，如豪尔赫·海涅所提出的“积极不结盟”概念，同样汲取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理论资源，试图从边缘社会的立场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深刻变局中寻求收益最大化。

反向动态同样耐人寻味。依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支在拉丁美洲诞生时，与反对垄断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紧密相关，那些势力正是颠覆拉美民选政府、实施系统性镇压的幕后推手。无论其学术价值如何，依附理论从诞生之初便深刻影响着拉丁美洲人民争取社会主义与国家主权的斗争实践。然而，当这一理论跨域传播并被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下的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界吸纳、重构与再阐释后，一种被“回收再造”的依附理论版本应运而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新版本不再以捍卫社会主义或民族自主为旗帜，反而被用来攻击拉美国家与中国之间基于主权平等原则构建的合作纽带，动摇了双方的主权合作基础，这是思想全球扩散及其辩证转化进程中最具警示意义的例证。

在巴西，国际关系学倚靠多元制度和丰富的知识路径发展壮大。在政治辩论激烈、社会主义与民族大众思想蓬勃兴起的环境下，巴西高等研究所（ISEB）与巴西国际关系研究所（IBRI）等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强调自主性与主权是巴西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初“独立外交政策”的制定，成为自主主义理论中的典范。

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军事独裁的压制之下，巴西学术界的进步研究仍未中断。一批曾在盎格鲁-撒克逊一流大学深造的学者选择归国，他们立足于国家利益，拒斥外部强加的理论框架，对自主、发展与自决等议题展开了奠基性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关系研究逐步突破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等传统版图，趋于多样化和分散化，最终扩展出广泛多元的研究领域。

从2003年开始，随着工人党（PT）政府的上台，巴西强调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实现伙伴关系多元化，深化多边论坛参与，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振兴发展。公共高等教育投资的增加促进了大学和研究生项目的扩展，在多个州巩固了卓越的研究中心，并拓宽了外交政策、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专题研究范围。

当代世界正经历深刻的结构转型，“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人口方面日益占据更大权重。然而，多边机构与全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陈旧的格局之中，权力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少数与帝国主义利益相绑定的北大西洋国家。在其知识体系内部，相关理论被不断翻新包装，那些旨在遏制发展中国家间日益拓展的合作网络的战略被强行合理化，“地缘政治意图”“双重用途”“债务陷阱”和新“依附论”等指责性叙事不断质疑发展中国家间日益深化的合作关系。

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的研究中心肩负着紧迫的历史责任，它们必须批判性地分析这些叙事如何试图破坏南南合作，揭露其有缺陷的理论前提，并质疑那些背离人民群众发展的核心目标，即经济发展、国家主权和社会正义。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巴西的国际关系研究占据着独特而关键的地位，它长期与一种建立在互不干涉、伙伴关系多元化以及追求共同发展基础之上的普遍主义外交政策传统互为支撑。进入21世纪，这一基础深厚的知识传统不仅为扩大和深化巴西国际交往的范围与力度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同时也强化了民间外交作为国家外交必要补充的战略功能。

中国和巴西的关系这一演进轨迹之中持续深化。2024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共建更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中国-巴西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标志着双方合作已从商业互通迈向经济政策协调、可持续发展共谋与机构深度协作的战略层面。归根结底，它是南南合作的一种具体实践形态，以主权国家的自主选择、相互尊重与互利共赢为基础，有力反驳了西方话语中的“依附论”和“地缘操弄论”。

在这一堪称南南合作典范与标杆的坚实伙伴关系框架内，中国和巴西乃至“全球南方”的学者应协同合作，使理论研究既要服务于共同未来的构建，切实回应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现实需求，也要投身于思想领域的交锋，积极探索深化合作的可行路径。唯有如此，理论创新与务实方案才能共同推动建立契合时代精神、体现世界各国人民主权意愿的民主多极国际秩序，真正实现合作共赢与成果共享。

（作者：Tiago Nogara（蒂亚戈·诺加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