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文章 | 来上海西岸看一段女性百年艺术史

撰文 | 黄松
经授权转载自澎湃新闻,有改动
3月10日(本周二),一场以女性艺术家为主角的展览“回响:她们的世纪——全球女性艺术特展”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亮相,展览汇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至今,以绘画、雕塑、装置与影像等多种媒介,试图勾勒一部属于“她们”的百年艺术史。


“回响:她们的世纪——全球女性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摄影:Shaunley
从“新女性”到当代实践:一条百年的创作线索
从时间维度看,这场展览几乎构成了一条跨越百年的女性艺术史线索。
展览开端指向20世纪初中国女性艺术家的觉醒。彼时,一批女性艺术家远赴海外学习西方绘画,也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艺术的重要一页。二楼展厅入口处,潘玉良的《月夜琴声》以柔和而富有诗意的画面,呈现一位身着中式长衫的女子在满月下拨弹琵琶。画中人物神情温婉,线条中仍可见中国书画的笔意,而油画的造型与光影则来自西方学院体系——这种融汇中西的语言,正是民国时期女性艺术家探索现代绘画的重要路径。

“回响:她们的世纪——全球女性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摄影:Shaunley

潘玉良(中国,1895-1977),《月夜琴声》,约1950年代,布面油彩,73×54.5厘米
与之并列的,是方君璧的《桃衣少女》。画面中,一位身着桃粉色衣衫的少女回眸而坐,背景是盛放的菊花。作品曾在1928年巴黎艺术博览会上展出,并在当年的上海《良友画报》中被大幅报道。彼时的文化界领袖蔡元培曾评价方君璧的绘画:“借欧洲写实之手腕,达中国抽象之气韵。”

方君璧(中国,1898-1986),《桃衣少女》,1926年,布面油彩,114x79厘米
同样被视为民国“新女性”画家的还有丘堤。她的《静物》以简洁而克制的笔触描绘日常物件。没有刻意的戏剧性,也不追求装饰效果,画面在沉静的色彩与节奏中呈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抒情气息。这种平和而内敛的语言,使她在中国早期女性油画家中显得格外独特。

丘堤(中国,1906-1958),《静物》,1930年代初,布面油彩,38.8×32厘米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这些作品见证了中国女性艺术家在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初次登场,那么20世纪下半叶,全球女性艺术家的表达则更加多元而激进。

“回响:她们的世纪——全球女性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
法国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雕塑《情侣》悬挂于展厅中。两个人物相互拥抱,却被女性的长发所形成的茧状结构包裹,并悬于空中旋转。这一既亲密又不稳定的形态,象征着情感关系中的依附与焦虑。布尔乔亚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创作中反复探讨家庭、身体、潜意识等主题,她的作品也成为20世纪女性主义艺术的重要标志。

“回响:她们的世纪——全球女性艺术特展”展览现场,右为路易丝·布尔乔亚创作于2007-2009年的雕塑《情侣》,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摄影:Shaunley
与之呼应的,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琼·米切尔的《午后》,通过点、线、面、色彩、形体、构图来传达丰富的情绪。画面中明亮的色彩在白色背景上铺展,看似随性的笔触实际上节奏严谨。对米切尔而言,抽象绘画并非纯粹的形式实验,而是对自然、情绪与时间的回应。

琼·米切尔(美国,1925-1992),《午后》,1969至1970年,布面油彩,260×160厘米
帕特·斯蒂尔则在1980年代末创造性地使用了倾倒技法,她利用时间、重力与颜料的流动性,使画作呈现出瀑布流淌的肌理。斯蒂尔曾表示,“我经常画水,但从不描绘它,流动的是颜料自身。” 这种现象在她的 “彩虹瀑布”系列里尤其明显。

帕特·斯蒂尔(美国,1938年出生),《彩虹瀑布》,2021年,布面油彩,330.2×518.2×5.7厘米
玛丽·阔思在1960年代末发展出一套激进的绘画技法,《无题 (红色双拱)》利用层叠的玻璃微粒融于丙烯颜料的方式作画,观众在展厅中左右前后游走,则能看到画作莹莹闪光的物理特性。拱门的结构与人的尺度比例相结合,让人联想到门或入口。

玛丽·阔思(美国,1945年出生),《无题 (红色双拱)》,1998年,布面玻璃微粒及丙烯,295.3×350.5×7 厘米
从个人经验到社会叙事
进入21世纪,女性艺术家的创作进一步扩展至社会经验与个人记忆的交织。
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存在的状态(礼服裙)》,线、裙子是她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以红线编织的网状结构是人际关系的隐喻,线可以被系结、相连,但也可能缠绕,甚至断裂,红色会让人联想到血液,无数的线条则令人想起维系生命的血管与脉络网络。裙子则是缺席身体的替代。

盐田千春(日本,1972年出生),《存在的状态(礼服裙)》,2022年,金属框架 线 礼服裙,260×180×89 厘米
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用霓虹灯和文字创作,成为她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这些霓虹灯作品将艺术家的手写文字转化为闪闪发光的心灵独白。《你是最后的大冒险》中“你”指他人,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最终再次回归自我。

翠西·艾敏(英国,1963年出生),《你是最后的大冒险》,2014年,霓虹灯,74.5×188×5厘米,版数 2/3
中国艺术家尹秀珍的《可携带的城市》系列便以旧衣服为主要材料。艺术家从不同城市收集陌生人的旧衣,将其缝合成城市模型。对她而言,穿过的衣服是人的“第二张皮”,携带着个体经历与城市记忆。当这些衣物被重新组合,一种新的集体叙事也随之诞生。

尹秀珍(中国,1963年出生),《可携带的城市:莫斯科》,2013年,行李箱 衣服 城市地图 灯光音响,148x88x30 厘米
向京的作品《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同样呈现女性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张力。七个真人大小的女性裸像围坐在一起泡脚,似乎在寻求温暖与靠近,却又彼此疏离。一只鹈鹕在一旁冷静旁观,使画面多了一层荒诞意味。作品标题来自诗人里尔克的诗句,也暗示着现代城市中个体的孤独与共鸣。
喻红的《我们俩 No.2》则以近乎纪实的方式呈现两位女性形象——艺术家自己与作家朋友。人物被从现实场景中抽离出来,情绪显得克制而沉重。画面背后,则是对友情、脆弱与生命状态的凝视。

喻红(中国,1966年出生),《我们俩 No.2》,2007年,布面油彩,250×300 厘米
美国艺术家洛伊·霍洛韦尔在创作《站在日出里》时,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通过对称结构、几何抽象与富有质感的光效,对女性身体进行解构:杏仁形光环、成对的双半球结构,由色调变化构成的同心光环,分别唤起头部、胸部、腹部与臀部的联想,仿佛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传达出关于生命创造深刻本质的清晰表达。

洛伊·霍洛韦尔(美国,1983年出生),《站在日出里》,2020年,亚麻布面油彩 丙烯 锯末 高密度泡沫材料,182.9×137.2 厘米
中国年轻艺术家方媛的《极夜》,大量重复使用回旋形,传递出强烈的个人身份认同感。从小生活在深圳,18岁因读书搬至纽约,西方文化与故土文化的错落、冲击,使艺术家选择了抽象符号,与过去紧紧纠缠却也总是紧紧咬住未来,直至无限。

方媛(中国,1996年出生),《极夜》,2023年,布面丙烯 ,240×200 厘米×2
从民国时期女性艺术家的现代主义探索,到20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艺术的兴起,再到当代艺术中关于身份、身体与城市经验的讨论。展览以不同世代与文化背景的作品在展厅中形成复杂的对话,这种跨越百年的并置,也让观众得以看到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史中的持续发声。







“回响:她们的世纪——全球女性艺术特展”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
展览将持续至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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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LONG文章 | 来上海西岸看一段女性百年艺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