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莉：外面的世界 | 《花城》中国叙事

2026-03-12 15:12

广东

●非虚构文本《外面的世界》勾勒出“北漂”与“深漂”两款异乡人的精神图景。周凯莉凭借记者的敏锐与作家的温情，在个人叙事中叠印时代侧影，让北京与深圳的城市脉络与个体命运彼此交织。不仅是一代人的漂泊实录，更在真实记忆的基底上，完成对“中国梦”的微观雕刻——诚实、动人，且充满共情的力量。

外面的世界

周凯莉

《花城》2026年第1期

在赤道出生的孩子，幼小的记忆里是没有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飘雪的。我带孩子上华文课，他执着地追问老师，油菜花是长什么样子的，柿子好吃吗？堆雪人是不是很好玩？他又问我，妈妈，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一个问题，对儿童来说，过于抽象，而对成年人来说，又未免过于宏大和深邃，以至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一个七岁的小朋友解读。我尝试着说，外面的世界，对每一个小孩子来说，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尽力去想象，或者在你旅行的时候去体会另一种生活，等长大了，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外面的世界”。他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说，要去樟宜机场坐飞机，才能去“外面的世界”。我笑了，大概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就是除了夏天之外的全部，是超越新加坡岛的远方，是要有油菜花、柿子或是雪人的。

无论出生在哪里，无论是哪一代人，都是有自己想要的“外面”的，纽约梦、巴黎梦、东京梦、新加坡梦……而对中国“80后”这一代来说，“外面的世界”是复杂的、浪漫的、百感交集的，我们年已不惑，经历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骤变，也有那么一点运气，看到了村镇、县城、大城市在全球化时代里的发展与演变。我们曾是少年，背着行囊，从中国地图上不同的原点出发，开始前途未卜的漫漫旅途，遇见北京的柳絮与沙尘、深圳的三角梅和台风，也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或擦身而过，或动如参商，或像蝴蝶扇动翅膀，经年后才体会到命运的悸动……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在大时代的起承转合里，或许我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才见到了如此丰盛、如此层峦叠嶂的世界。

北京·外省青年

一

许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一次告别。我和玲姐走在北京秋夜的街头，天气已经开始冷了，一阵风像是平地而起似的，卷着发黄的银杏树叶扑过来，掠过热闹而杂乱的百子湾路。沿街小食铺、杂货店、饰品店，还有发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大多是橙黄色的，带着点劣质的刺眼，也有突兀的红色，朦朦胧胧的，透过紧闭的玻璃推门看过去，像一团晕染得不够得体的水雾。有一家小食店的招牌被一横、一撇、一捺地侵蚀掉了，时间长了，就从“阿大烤串”变成了“可人烤串”，反而显得清新文艺起来。有依然穿着T恤、大裤衩的食客，坐在街边的塑料凳上喝啤酒、吃烤串，陆陆续续地，有摩的撕扯着尖厉的鸣笛路过，绕着三三两两的人流，笨拙地、颤颤巍巍地，卷起一层干燥的灰土，一只白色塑料袋乘着风的余力，向着灰扑扑的天空飘去。

我走上前，轻轻地拥抱玲姐，我们并不熟识，我努力维持着一个僵硬的姿势，尽量不触碰到玲姐的身体。尽管如此，有一阵微微的战栗，穿过她单薄的后背，传递到我的手心，玲姐的发丝上混杂了香水、汗液和火锅调料的味道，是我们刚刚结束的离别晚餐，在百子湾路上的一家廉价火锅店。

她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半米外一个行人差点撞上摩的，发出一声响亮的京骂。玲姐没有回头，踩着沾了灰的黑色高跟鞋，红色碎花连衣裙一摆一摆，在风里飞扬出不太甘心的弧线，像一条鱼儿缓缓地游入夜晚的大海。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逐渐消失，小街上的夜光，混杂了尘土的颗粒，是阑珊的，仿佛褪色了，由着自己的性子，不成形状地映在行人的脸上、肩膀上，行色匆匆的身影上。

不管怎么样，北京的夜生活就要开始了，街边发廊店的音响发出几声“嘎嘎吱吱”挣扎后，《挥着翅膀的女孩》荒腔走板地响起来，我在断断续续的“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遇到爱、用力爱，仍信真爱，风雨来不避开”里向我那间在百子湾路上的出租屋走去，单元口的杂货店里，店员正忙着检查寄存的快递。“嘀”，我刷开单元门禁，将声量越来越弱的“Believe me I can fly ……做勇敢的女孩”关在门外。

我需要从这一间30多平方米的公寓大开间搬走，我的房东玲姐在一个月前卖掉了它，而旧租约即将在一周后到期，新房主决定不再和我续约。这是十多年前的我，和很多外省的“北漂”青年一样，偶尔需要遭遇的困境。

玲姐也算是外省青年，她比我大几岁，这是在租房签约时，我从她的身份证上看到的。当然，在身份证上，玲姐也不叫玲姐，名字里大概是带了“娟”“花”之类的。作为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北漂”艺人中的一员，即便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百度百科页面，但总归是演艺圈人士，年龄是需要保密的，艺名也是可以根据运势的需要，随时更换的。她是在2003年来的北京，从一个西南省份，原本是那一个二三线省会里地方剧团的三四号人物，但“头上总有人压着，怎么也演不了女一号”。玲姐决定来北京闯一闯。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遇见的第一个房东。2009年初夏的一个中午，穿着黑西服的中介，带着我穿过东北烧烤、陕西黄焖鸡、湖南私房菜和一家没有名字的果蔬店，向右转进一个开放式的小区，中介强调说，虽然小区是开放式的，但单元门口是有门禁的，而且这里氛围很好，住了很多文艺界人士，比如《××周刊》的主编，还有一个一线明星成名前也是住在这里的。

玲姐化了烟熏妆，肩挎着一个闪闪亮亮的粉色Hello Kitty手袋，这一款卡通限量包因为一个女艺人的带货红极一时。她问我，听说你是硕士毕业啊。我点点头。玲姐又问，你在一家报社当记者？我又点点头。中介插嘴说，玲姐是明星，很有名的，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玲姐下意识地撩了一下头发。

我走到公寓的落地窗前，正对着车水马龙的东四环，车流呼啸着、不止歇地向前冲，像是要被什么看不见的巨大的黑盒子吞了进去，仿佛前方是需要奋力去争取的前程，是不要命的，要争分夺秒的，是不会为任何事物停留的。北京的阳光直落落地打在小区鳞次栉比的公寓楼上，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金色的光线，不同方向的光线偶尔交会在一起，楼与楼之间不够开阔的绿地上，蒸腾起北方夏日特有的干燥雾气，忽地看起来，像极了海市蜃楼，是金光闪闪的，是伸手可触的，是可以置身其中的，可又那么遥远，仿佛是不可求、不可得的。

多年以后，我已经不太记得玲姐的脸了，或许是尖尖的，或许是圆脸，眼睛的形状像是杏仁核，她的眼神亮亮的，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我们都是从外地来北京奋斗的姑娘。因着要刻意避了乡音，咬字是一字一顿的，倒是显得不自然起来，玲姐在“奋斗”这一个词语上，刻意加重了音量。玲姐又说，这一个开间，是我在北京买的第一个房子，我很爱惜。看你刚毕业、清清秀秀的，现在一个月3200元租给你，押一付三，签两年我不涨价。临走时，玲姐一边穿鞋一边说，现在房价涨得快，祝你早日在北京买房子。

就这样，我几乎用一半的月薪租下了这一间公寓开间，那时在百子湾路上，还能买到两块钱的煎饼。玲姐在小区开盘时买下这一个开间，每平方米不足万元，几年过去了，房价一路看涨，到了2009年已然翻了几番，不过倘若站在今天回望，那时的北京，房价远未抵达高点，物价也是便宜的，花上几十块钱，就能看一场北京城里最好的剧场演出。

对我这一个外省青年来说，在北京的生活是分裂的。一面是光鲜亮丽的，依仗着媒体记者的职业身份，穿梭于高大上的名利场，采访全中国有名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金融界、文化界人士。从旋转门回到现实的另一面，对于刚出道的记者来说，生活当然是捉襟见肘的，我依赖于父母的支持，才得以蜗居在这一间狭小的公寓。我和大多数外省青年一样过着微不足道的生活，那时还没有外卖，依靠着百子湾路上不太正宗的扬州炒饭、酸到发涩的韩国冷面、不太新鲜的鱼香肉丝盖饭过活。在这座没有家人、没有根的大城市里，我们都有着简单而朴素的信仰——努力总有回报，老校长胡适先生也认同“功不唐捐”，是勤奋学习，将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从天南地北的家乡，送到了北京。那时的年轻人也相信，勤奋工作，也足以让普通人在这里发芽、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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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节选

责任编辑：许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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