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科技共和国”的……价值观以及企业与政府合作的争议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美] 亚历山大·卡普、[美] 尼古拉斯·扎米斯卡著，崔传刚译，中信出版集团丨方舟工作室，2025年12月出版，303页，65.00元
美国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C. Karp）、帕兰提尔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办公室企业事务主管兼法律顾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W. Zamiska）合著的《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rown Currency，2025；崔传刚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2月）是一部很有现实意义和及时的科技与政治论著，也是一部引起各种争议的著作，在当前的全球政治风云诡异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现实背景中很值得一读。
说它很有现实意义和很及时，至少有三个理由。一是该书的前言写于2024年11月，出版于2025年2月，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始之时，而该书的核心观点显然与特朗普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执政口号很合拍，很接地气。二是最近发生的美国国防部正式将Anthropic列为“供应链风险”事件，这个重要的硅谷事件可以说明该书的核心观点的确处于当前最具争议性的前沿，可以及时地帮助读者梳理硅谷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目前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我正是在关注Anthropic事件并以此为题材为我的“一周画记”专栏创作一幅图像（刊发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26年3月9日）的时候，很想阅读这部出自两位“圈内人”的关于硅谷与军方关系的著作。第三个理由是在今年年初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明尼苏达州发起的大规模清查“违法移民”行动和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这两起重大事件的背后，Palantir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前者在其内部也引起很大争议。而Palantir领导人的这部著作所论述的议题正是与上述事件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所论述的观点直接反映了部分硅谷巨头在这些事件中的基本立场和发展态势。该书引起争议的原因是很显然的，两位作者的身份地位、利益诉求、核心观点和基本立场，无一不处在硅谷舆论场的风口浪尖。在我们的读者舆论场中同样可以听到争议的声音，只是有些问题似乎还没有或难以展开，因为书中有不少地方提到了对我们的看法。
该书中译本简介说：“这本书指出，自二战后美国通过大规模协同，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惊人成就以来，科技行业已逐渐偏离服务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初衷。长期以来，硅谷的技术精英们一直沉浸于开发消费产品和社交媒体应用等浅薄但利润丰厚的项目，对国家安全等攸关生存的重大问题兴趣寥寥。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这种自满情绪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将对国家安全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作者在书中呼吁，科技界需要回归‘曼哈顿计划’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重新建立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由人工智能主导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科技共和国》系统性地剖析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硬实力与软信仰方面的困境，以及科技企业与国家战略脱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阅读此书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读懂美国正在发生的科技和政治转向，并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战略决策。”（见刚封面勒口）应该说，这的确是该书两位作者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和基本立场，也的确“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读懂美国正在发生的科技和政治转向”。问题是，不能把作者对硅谷与国家关系的现状判断作为客观事实的描述来接受，因为事实上正是在有关“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等攸关生存的重大问题”上，有很多硅谷精英并非如作者所讲“兴趣寥寥”，而是一直在关注和抗争。比如Anthropic对军方力图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人工智能实施公民监控的质疑与反对，恰好就是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与坚守。
再看看印在该书正文之前的几则对于该书的赞誉：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这本书发出了战斗号令，即呼吁科技行业与政府重拾二战时期的合作精神，并通过创新来增进国家福祉，推动民主进步”（沃尔特·艾萨克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作家）；“堪称一部‘自由思想者宣言’。他痛斥硅谷的傲慢与狭隘，并阐释了自己捍卫西方文化价值的炽热信念”（戴维·伊格内修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展现了卡普毫不妥协的国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这是一份激昂的宣言，它呼吁我们启动新时代的‘曼哈顿计划’，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胜利。卡普与扎米斯卡向硅谷发出了苦口婆心的呼吁：‘觉醒吧，硅谷！’”（尼尔·弗格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部著作既充满真知灼见，又不乏振聋发聩之语，而亚历山大·卡普在这个剧变时代中所展现出的坚韧品格、爱国情怀与深厚阅历，为我们所有读者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实践智慧与思想启迪”（杰米·戴蒙，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任何关心技术应如何捍卫美国价值观与国家安全的人，都该读读这本《科技共和国》。……亚历山大·卡普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以鞭辟入里的批评，期盼科技行业与国家共同迈向更好的未来”（詹姆斯·马蒂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
从这些赞誉中可以看到贯穿着一种意气高昂的战斗主旋律：“战斗号令”“激昂的宣言”“觉醒吧……”；同时也赋予该书一种高站位的思想性：“推动民主进步”“自由思想者宣言”“捍卫西方文化价值”“国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于这些赞誉当然也要有分析和判断。前者大概没有问题，因为作者的确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写作此书，大有呐喊与呼吁的姿态；后者则无疑会有很大争议，像“民主进步”“自由思想”“西方文化价值”这些概念及其在民主国家公共事务中的真实涵义，如何才能与某些硅谷精英授权政府无限制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控社会的做法毫不矛盾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最有争议的地方。所谓“国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这个概念也有点蹊跷。在西方政治理论中，有关“自由”的理论当然与如何建构国家体制相关，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倾向是限制国家权力，反对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是其基本属性；当然还应该看到自由主义也强调个人自由与市场经济需要现代国家站在公正与正义的立场上提供制度保障。但是，这种需要很难说是一种“国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因此，只能说这些来自畅销书作家、研究所专家、金融巨头和军队将领的赞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者所从属的基本阵营。
两位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写作语境使该书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利益诉求，极大地区别于纯粹的学术著作，虽然书后的详细注释和参考文献同样具有学术性的规范。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应该特别关注的是作者的写作语境：帕兰提尔科技公司由Peter Thiel（彼得·蒂尔）、Alex Karp（亚历克斯·卡普）、Stephen Cohen（斯蒂芬·科恩）和Joe Lonsdale（乔·朗斯代尔）共同创立于2003年。有意思的是，“Palantir”源自J.R.R.托尔金小说《指环王》中能看到世界的过去与未来的“真知晶石”（Palantír），象征它具有的从数据中洞察信息的强大能力。帕兰提尔科技公司是美国政府及国防体系的核心技术伙伴，甚至被称为“硅谷的五角大楼”，所实施的各种与军方合作的行为一直产生广泛的争议。因此，两位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非常符合帕兰提尔科技公司的身份与诉求，卡普和他的合作伙伴就是当今美国科技右翼阵营的代表，这个阵营的核心思想、基本立场和利益诉求与当前美国政府的MAGA口号十分吻合。从美国政府与硅谷的“战时同盟”基因到AI时代的硅谷巨头与军方的项目合作，曾经有过的科技创新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价值准则不断衰落、崩塌，军方与科技巨头的“权力-技术”联盟日益强化，胡萝卜加大棒的权力运作与资本力量获利诉求的共生关系重塑了美国科技霸权与威权政治的深度结构关系。
该书的“前言”的确带有“战斗宣言”的性质。首先是有一种极为紧迫的问题意识：“西方世界正迎来关键的‘清算时刻’。国家对科技潜力的雄心和志趣业已消亡，从医药到航天再到军事软件等各领域的政府创新能力因此日渐衰退，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导致国家创新的断层。政府已不再追逐那些能够催生原子弹和互联网的大规模科技突破，而是将开发下一代颠覆性技术的重任几乎全盘托付给私营部门——这种对市场近乎盲目的信赖令人愕然。与此同时，硅谷却趋于内向化，它不再致力于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的重大项目，而是将精力倾注于狭隘的消费产品领域。”（前言，Ⅲ）这是对国家与硅谷双方都敲响警钟，简单来说就是国家放弃了作为领导者的责任，硅谷则违背了关心国家与民众利益的原则和使命感。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硅谷的确存在作者指出的趋向，但并非所有硅谷企业都是如此。
接着，两位作者明确指出：“贯穿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软件行业应当重建与政府的关系，并将其资源与注意力重新转向于构建科技与人工智能能力，以能够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各项最紧迫挑战。硅谷的工程精英们有责任积极投身于国家防务以及国家使命的塑造，即明确这个国家的本质、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该捍卫何种信念，进而致力于维护美国及欧洲等盟友对竞争对手所保有的持久但又脆弱的地缘政治优势。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保护个体权利免受国家侵犯的理念正是孕育自‘西方’，如今这一概念却被许多人弃如敝屣。但请记住，若没有这种理念，硅谷令人目眩的崛起根本无从谈起。”（前言，Ⅳ）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硅谷精英必须重新建立保卫国家的使命感，以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服务于国家需要；二是强调要致力于维护美国及欧洲盟友在全球竞争中的地缘政治优势，这是非常紧迫的国家政治战略，下面接着就说“作为一个社会与文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就‘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子’做出决策的关键时刻”（V），说明形势已经发展到紧急关头；三是关于美国的价值观，这里把前述的自由主义观念与“西方”——实际上意指西方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把服从国家权力看作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前提。最后还要提醒硅谷精英不要忘记自己得以崛起是受惠于国家的保护和支持。
总的来说，两位作者呼吁硅谷精英要不忘科技发展的初衷是为国为民，要牢记自己肩负着促进国家强盛、维护国家强势地位的使命。如果说在去年年初该书出版的时候这还只是一种呼吁的话，那么到今天恐怕已经成为硅谷大势所趋的事实，也能部分说明该书的问题意识及其预见性的现实意义。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作者在“前言”中提出“期望本书能引发更为广泛的讨论：硅谷在美国及海外国家使命推进与重塑过程中，可以且应当扮演何种角色？除了对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包括促进个体权利与公平）的坚定且毋庸置疑的承诺，我们所属的这个共同体还应当建立在怎样的共同愿景之上？”（V）在这里再次把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共同体”“共同愿景”作为硅谷的使命提出来。接着还提到：“私营部门不应因为自认缺乏权威或专长，就将这片思想疆域拱手让与学术界或其他领域的人。帕兰提尔……旨在构建一项集体性事业，并通过融合理论与行动来达成创造性的成果。帕兰提尔在软件上的部署以及全球性的事务参与构成了其‘行动’的一面，而这本书则试图对这种行动背后的‘理论’做出初步阐述。”（Ⅵ-Ⅶ）在全书最后的“致谢”中继续说：“本书所呈现的观点，既源自我们于这家独特机构中的切身经验，也是对这种经验的一种尝试性提炼。这确实是一场波澜壮阔而成果丰硕的实验，我们为能够参与其中而深感荣幸。”（235页）说得很明白，该书就是要通过关于国家利益、共同愿景和使命感等论述为多年来帕兰提尔一直与军方紧密合作的行为提供理论背书。
围绕核心观点，该书分“软件世纪”“美国精神的空心化”“工程思维”和“重建科技共和国”四个部分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在“软件世纪”部分首先就提出了硅谷“迷失方向”的大问题，通过回顾在冷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国防部项目中硅谷如何与国家紧密合作，说明后来专注于互联网消费与商业利益并导致与政府关系割裂，是重大的迷失方向。尤其紧迫的问题是许多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对于是否允许这些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是否与政府合作即便不明确反对，起码也是心存顾虑（12页）。“美国精神的空心化”通过“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文化退潮的根源剖析，对当前困境做出解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当代精英阶层对宏大政治使命的信仰抛弃”。“这种对捍卫美国国家使命的背离，其根源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美国或西方身份认同的系统性攻击与解构尝试。”（13页）这种分析视角的政治站位很高，“精神的空心化”的提法也很有意思。第三部分“工程思维”是对帕兰提尔如何应运而生并在“9·11”事件发生数年后开始为美国国防与情报机构提供服务的行为提出一种企业政治文化阐释：“帕兰提尔的许多成功运作模式，直接颠覆了美国企业的传统范式。”“支撑我们及其他团队开发出此类软件的工程思维，有赖于如下几项关键要素：保留创造性摩擦的空间，摒弃智识上的脆弱性，敢于抗拒盲目从众与因循守旧的压力，以及摒弃意识形态干扰、坚定追求实际成果。”（14页）其中谈到从蜂群与椋鸟群体的社会组织原则和即兴戏剧对构建初创企业的启示，的确很有针对性，尤其值得我们的科层制管理者认真思考：“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大型企业，在大多数人类组织中，个人的大量精力与才能都被耗费在争权夺位、邀功诿过之上。参与者那些宝贵而稀缺的创造力，往往被错误地导向构建自私自利的等级体系，以及纠结于谁该向谁汇报这类问题。”（127页）最后在第四部分“重建科技共和国”中，作者梳理了“重塑集体努力与共同目标文化所需的条件”，明确指出：“科技共和国的重建，客观上需要我们重新确立国家文化与价值观，重塑我们的集体认同与共同目标。”（15页）最后重申：“我们的核心观点是：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提供了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最佳机遇，这在二战以来尚属首次。有鉴于此，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拾科技产业与政府紧密协作的传统。唯有将创新追求与国家目标相结合，我们才能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捍卫民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15-16页）说白了，全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硅谷精英应该不忘初衷、牢记自己肩负的时代使命，必须与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深度合作，以科技创新的超强实力捍卫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促使美国再次伟大。
现在可以谈谈关于硅谷科技必须与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深度合作这个议题的争议性。两位作者在理论上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多次提到坚持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但是其核心观点要强调的是“除了对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包括促进个体权利与公平）的坚定且毋庸置疑的承诺，我们所属的这个共同体还应当建立在怎样的共同愿景之上？”在这里应该分析作者是如何论证对自由主义价值的坚定维护与共同体的“共同愿景”之间的关系。最近发生的Anthropic被列为“供应链风险”事件引起的争议也正是围绕着这个议题，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态度都说明所谓的“共同愿景”的内在复杂性和仍然尖锐的分歧。
作者认为“是否应当运用科学与技术来应对美国的暴力犯罪，这一问题始终备受争议。美国执法机构滥用权力以及侵犯公民私人生活的黑历史早已确凿无疑……”（183页）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这的确成为更有争议的问题。2012年，帕兰提尔与新奥尔良警察局合作，为其警员配备了一套美军同款的名为“哥谭”的数据分析软件，被媒体认为是“调取与交叉核验信息的一站式终端”，并称其能够“揭示受害者、嫌疑人与目击者之间不为人知的关联”。批评的声浪迅速涌来：凭什么允许将一款用于海外战争的软件部署在自己城市的街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位政策分析师认为警方对这些分析软件的使用可能会导致某些公民遭受不公正甚至违宪的对待，并威胁其权利和自由（185页）。2020年6月，面对质疑和争议，亚马逊决定禁止警方使用该公司研发的一套已广泛普及且广受欢迎的人脸识别系统。IBM则更为彻底，于同月宣布将终止所有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公司首席执行官在一封信件中明确表达了该公司反对将该技术用于“大规模监控、种族定性”以及“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立场。作者在列举了这些事件和争议的同时，也表明了对“此类新兴技术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地滥用或误用，并导致无辜者遭受羁押乃至伤害”的担忧，并认为“即便只是存在概率极低的滥用可能，我们也必须在技术研发与部署时将其考虑在内，并提出防范之法”（184页）接着转向对于批评者和亚马逊、IBM公司的回应：“公众非但没有对政府保护市民不力而义愤填膺，反而把道德谴责的矛头集中对准了对这项新技术的应用。”（185页）在这里显然回避了如何防止政府越界、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实际上公众要求政府打击犯罪行为与担忧政府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并不是对立的选项，作为科技企业应该回应的问题是如何制约、防范政府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
对于IBM首席执行官的那封信件，作者认为“这封信代表了一种越发流行但空洞无力的企业声明形式，因为它本质上是在谴责一种根本无人主张的恶行。真正复杂、有价值但也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并非在于滥用这些系统是否合理，而是它们在被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能否为遏制我们城市的暴力犯罪发挥作用”（186页）。这一回应也很有问题：首先，反对将该技术用于“大规模监控、种族定性”以及“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立场并没有错，说“它本质上是在谴责一种根本无人主张的恶行”这句话就有问题，因为的确没有人会主张“大规模监控、种族定性”以及“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这样的恶行，但是不等于没有人、特别是不等于没有政府会干这种坏事，反对者的立场正是出于要防止出现这种恶行；其次，既没有人说滥用这些系统是合理的，没有任何人否认智能技术在被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能为遏制暴力犯罪发挥作用，这两个怎么会是“富有挑战性的议题”呢？“真正复杂、有价值但也富有挑战性的议题”恰好正是反对者提出的问题：如何防止这些技术系统被滥用、如何才能保证它们能被合理使用？客观上，美国许多地方的治安情况的确堪忧，人脸监控技术的运用程度似乎可以说明两位作者的问题关切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非产生争议的问题。两位作者在切换了议题之后就进而从道德上指责反对者漠视犯罪行为、罔顾普通人的生命安全，从讨论问题的逻辑上来讲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来看看在Anthropic事件中呈现出来的“真正复杂、有价值但也富有挑战性的议题”。据澎湃新闻记者报道，美国国防部于3月5日正式通知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已将其列为“供应链风险”，这可能会阻止该公司与美国政府开展业务。作为与美国防部合作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Anthropic此前就军方使用其AI模型克劳德（Claude）是否应针对两项核心内容设置安全保障措施一事，与国防部之间陷入了长达数周的争执。五角大楼要求Anthropic完全开放对Claude的使用限制，允许军方将该模型用于“所有合法用途”。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曾多次明确表达对政府无节制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担忧，其中包括全自动武装无人机的技术风险和AI辅助的大规模监控系统可能用于追踪特定人士的政治伦理风险。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浏览涉及数百万人的数十亿条对话，能够判断公众情绪，发现正在形成的不忠群体，并在其壮大前予以扑灭。”因此Anthropic向国防部提出需要有相关条款以确保其AI技术不会被用于监视美国公民或用于自主致命武器。五角大楼的回应是像Anthropic这样的私营公司无权决定其工具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使用方式。随后，特朗普在27日下令所有联邦机构立即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术。就在特朗普下令停止使用Anthropic的技术几小时后，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宣布与五角大楼达成协议，同意五角大楼将其人工智能系统用于任何“合法用途”。OpenAI此举马上在网络上引发争议，部分用户已呼吁取消ChatGPT订阅，Anthropic在部分用户群体中赢得了更高认同。对此奥尔特曼承认此举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公关效应”，被外界认为OpenAI愿意让其技术用于包含收集美国人数据在内的目的。最后他建议决定人工智能如何在国防领域应用的权限最终应该属于民选官员，“我们必须相信民主进程”会提供一些答案（《澎湃新闻·全球速报》2026年3月6日）。
在这个重要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人工智能企业是否应该与政府合作，而是如何确立制约政府权限、保证政府无法滥用技术的安全机制。这才是建立“科技共和国”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但是《科技共和国》的两位作者并没有回应和阐释这些问题，而是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把握着科技产业的意识形态解释权，比山姆·奥尔特曼的立场更为右翼，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垄断高科技的行业代言人。
因此，阅读该书的重要启示之一是对人工智能在国家暴力机器中的无限制使用的发展趋势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在一直庞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与迅猛更新换代因而更加庞大的人工智能机器联手打造的“科技共和国”的面前，传统的社会抗争力量和程式显然已经完全无法抵抗其发展趋势。这样发展下去，最值得忧虑的已经不是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打败对方，而是如何不在自己的“科技共和国”内部被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所碾压。从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提出的“镜像效应”（mirror effect）理论的意义上，更加应该说这是一部非常及时和重要的科技-政治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