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自杀现场隐藏的“活着”的恶意
法医调查员的工作是怎样的？你可能会想到CSI里那些穿梭在血迹与弹道之间的酷炫身影。但真实的现场，远没有滤镜加持。
这是一篇来自纽约首席法医办公室调查员芭芭拉·布切尔的自述。她的日常工作，是在昏暗的廉租公寓里辨认死亡的味道，在停电的房间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给尸体拍照，在一张被踢翻的小凳子和一根延长电线之间，拼凑一个人最后的绝望。
但今天这个故事里，死者似乎并不想安静地离开。当她在照片中放大一个细节时，突然意识到——这间漆黑的公寓里，或许还藏着最后一个“活着”的恶意。
以下内容摘自《那些死者知道的事》，带你走进一名法医调查员眼中，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未曾发生的以及差点将活人一起带走的死亡现场。
没有记录下来的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节选自《那些死者知道的事》
文 | （美）芭芭拉·布切尔
译 | 蒋漫
“嘿，芭芭拉，三十四分局发现有个男人上吊，让你去看看。要我帮你叫个司机吗？”沙琳压低了声音，好像这些与死人有关的事情都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好啊，沙琳，帮我叫最好的司机。给我五分钟抹一点口红。”她笑了笑，就好像我是准备去相亲，而不是去看死人。
我放下电话，一阵熟悉的兴奋感涌了上来。每次有需要仔细调查的案件，而不是那种上锁公寓里发现有老人心脏病发自然死亡的案子，都会让我有这种兴奋感。我喜欢把事情搞清楚，喜欢寻找线索并解决谜题，喜欢找出结果背后的原因。幸运的是，这正是我的工作。我当时是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的一名法医调查员，工作内容是仔细查看致命事故、自杀及谋杀的现场，找出死亡的原因和方式。我享受这份工作的每分每秒。
我们在跟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大部分司机打招呼时，都会直呼其名：尼克或是南森，有时候是莫琳。但如果是埃弗雷特·威尔斯这位年龄较长且颇具尊严的绅士，我们则会叫他“威尔斯先生”。这是一种尊称，虽然这个称呼与他的绰号“晃动的烤炉”格格不入。这绰号源自他的习惯：他总喜欢把车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开车时又喜欢交替猛踩刹车和油门。
他从我手里一把抢过了包。“你知道我看不得女士自己拎这么重的包，”他说，“这可不行。”
“谢谢你，威尔斯先生。你太太知道你今晚和我在一起吗？”
“我太太什么都知道。完事之后要不要去吃肯德基？”我们总是在出完现场之后去吃肯德基或麦当劳，因为往往很快就会接到传呼，赶赴下一个现场，永远没有时间坐下来吃一顿像样的饭。
我们抵达了通知单上的地址——一幢位于华盛顿高地的破旧廉租公寓楼，夹在一间杂货铺和一家私人殡仪馆中间。楼里没有电梯，所以我们只能费劲地爬楼梯上去，楼道里弥漫着老旧纽约公寓楼都会散发出的各种气味。底楼是一股水煮圆白菜的味道，两楼是清洁剂盖过了天知道什么东西的味道，然后我们走到了三楼。
一旦你知道了死亡是什么味道的，就算在花店里，你也能闻出这种味道。死亡是一种奇怪的甜味，带着一种发苦的基调，像是用大蒜调出来的草莓奶昔。我在干了这份工作几周之后，就能在经过纽约的任何街区时，嗅出哪栋楼里有正在腐烂的尸体。
一位年轻警察把我带进了一间漆黑的公寓。从昏暗的窗户望出去几乎看不到外面的街灯，我感觉，这间公寓就算是在烈日当空的时候，也是昏暗的。
《犯罪现场调查》
“没有电。”警察告诉我，“可能因为没交电费。探员已经走了，我留下来看守尸体。”
“好吧，他们可太不够意思了。我大老远跑过来想跟他们叙叙旧，他们竟不愿意多等五分钟。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害怕了？”
“死者吊在绳子上，边上一片漆黑，实在是太瘆人了。”这位姓肯尼迪的警察语气诚恳得让人消除了戒心。他对我的态度很严肃，所以我也摆出了一副严肃的样子。
“那你大概得把他们叫回来。要是连他们都害怕了，我还独自一个人闯进去，简直太愚蠢了。你觉得呢？”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分钟，然后笑了出来。
当他意识到我是在开玩笑后，才回答道：“啊，对，是哦！你什么都不怕，是不是？所以他们都叫你‘屠夫医生’，对吧？”
“呃，不，我真的姓布切尔。”
这回是他笑了出来：“我知道，我就是故意这么问的。我的手电筒快没电了，你有手电筒吗？”
肯尼迪告诉我，这一眼就能看出是自杀。对门的住户曾连着两天想问问死者有没有事，都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报了警。忧心忡忡的邻居总喜欢在半夜的时候查看别人的状况，或者说，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接到的很多电话都是在凌晨三点打来的。事关死亡，你甚至可以透过墙上最细微的裂缝嗅到它的气息，这气息足以让你在沉睡中惊醒过来。
我四处查看有没有破门窗而入、抢劫或打斗的痕迹，但到处布满厚厚的灰尘，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整间公寓门窗紧闭，可是光靠这一点无法排除他杀。有些凶手会有钥匙，而且大部分的公寓门只是随手带上，不用钥匙就能直接打开。上吊致死也有可能是意外，例如在自缢性窒息这种性刺激行为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我喜欢把这类行为统称为“坏男孩的游戏”。
我们四处查看了这间杂乱不堪的公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悲伤、酸腐的气味，就像是发霉的报纸和绝望的情绪散发出来的一样，仿佛在大声呼喊：“我已经放弃我自己了！”我辨认出了橡木的条状地板，油亮的清漆已经被磨掉，露出了木屑浅淡的颜色。躺椅看起来一点都不舒适，弹簧已经穿透了坐垫。没有打开过的报纸和电视节目指南摞起来堆放在一边。从墙面的颜色可以看出这间公寓最后一次粉刷是在六十年代，当时的冰箱也短暂流行过一阵这种牛油果绿的颜色。
《犯罪现场调查》
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我看到了一个体形肥胖的白种男人吊在卧室门口悬着的一根管子上，年龄大概在五十到六十五岁之间。他双脚赤裸，触碰到了地板，所以看起来是站立的姿势，但整个人都耷拉着，背部弓起，膝盖弯曲。边上有一张被踢翻的小凳子。他的面部红肿，因为颏下套着的绳索向上收紧，紫色厚实的舌头被压迫着从唇间探出来，但绳索陷进颈部肥厚的肉里消失不见了。
我试着打开电灯开关，但灯和这个男人一样，毫无反应。我借着手电筒的光查看尸体，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没有任何防卫伤或是创伤。如果发生过打斗，肯定会留下抓痕、指甲折断或充血，或是面部刮伤。我翻开他的眼皮，能看到有点状出血的迹象，这是因为头部血压不断升高后，血液冲破了眼球和内眼睑的薄膜。当上吊的人处于这种半悬着的状态时，动脉会继续向大脑泵送血液，但相对较软的静脉则会被压扁，所以血液就无法通过静脉。假如尸体上没有发现出血点，或脸部不红肿，或舌头不肿胀并耷拉在唇间，我都可能起疑。
当然，也有可能凶手先杀了他，然后再把他吊起来，制造出自杀的假象。但这很难做到，起码要有两个强壮的男人把他吊起来，在此过程中肯定会在房间里留下一些痕迹，例如打碎的玻璃、踢翻的咖啡桌，或是地毯的一角翻卷起来。如果上吊者是完全悬空的状态，即双脚够不到地面，他的动脉也会被压扁，套进绳索的面部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苍白——这种情况在纽约的廉租公寓里很少见，因为这些楼房的层高都很低。
我让警察用手电筒照着尸体，然后拍了一些照片。我刚开始干这行是1992 年，当时用来拍照的是宝丽来，闪光灯照亮尸体的瞬间，看起来有一种尸体正微微移动的感觉，非常可怕。我不喜欢在夜里工作，除非逼不得已，否则绝不逗留。但完整记录下尸体和房间的状态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律师常说一句话：“你没有记录下来的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我拍了房间四个方向的全景照片，然后调整焦距，拍了尸体正面和背面的全身照，再聚焦到尸体的头颈部，拍下绳索的位置以及绳索在管子上打结的位置。不管谁提出质疑，我都有充分的照片佐证我的报告，但我们管物资供给的劳里可能会怪我仅凭一“手”之力就用光了她的胶片预算。
我打着手电筒四处查看整套公寓，想看看有没有遗书、就医记录、近亲属信息、毒品、酒、房东发的驱逐通知——任何有助于确认这个男人身份的东西，以及他为什么自杀的线索。我没有找到遗书。这并不意外，毕竟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自杀者会留下遗书。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对他的生活产生困扰的东西，例如诉讼通知书、医疗诊断结果，或是分手信。但人们选择自杀的理由可能非常复杂，通常不会有显而易见的诱因事件。
我很庆幸这只是一起自杀事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这间阴暗的公寓楼充斥着抑郁和绝望的气息，丝毫看不出住在这里的人曾享受过他的生活。实际上，这间公寓甚至都看不出任何生命的迹象。按照我的习惯，我会想要找到一些能解释他自杀原因的东西，但在这间漆黑杂乱的公寓里，完全不可能找到任何线索。可能电力公司切断了供电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从工具箱里取出巴克刀，把尸体边上的小凳子扶起来，准备将绳子割断，把尸体放下来。通常情况下，我会用左手握住绳索，右手割断绳结上方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尽可能轻缓地把尸体放到地上。这样做能保留缠绕死者颈部的绳索和绳结，方便病理学家进一步查验，同时也可避免任何死后损伤，以防给尸检人员造成任何混淆。
尸体是很重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死沉”。就算是很强壮的男人也无法单手放倒一具尸体。但我可以撑住他，然后一点一点放低。干过几次之后，就会对尸体的重量有大致的概念，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从而避免让死者直接摔到地上。
我给警察签了脚趾标签——把现场移交给警方，同时证明我已经来过。
《犯罪现场调查》
我回到办公桌，把照片和笔记摊开，开始写交给法医病理学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医）的报告，后者第二天上午会去验尸。与大多数电视节目里演的不同，法医几乎不会去调查死亡现场。他们每天的工作都有着严密安排，极其忙碌地埋头做验尸、毒物化验、组织检查和脑组织解剖，更别提还要写一大堆报告。法医不可能验尸验了一半丢下不管，跑去犯罪现场。虽然我每天都会先去办公室，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在外面，按需应对现场的种种状况。
过去，病理学家依赖于警察或被指定的验尸官（通常是丧葬承办人）在现场查验尸体。但这些人由于没有医学背景，可能无法看透存在人为因素的死亡和腐烂，也搞不清楚疾病的自然后遗症。后来提出培训专业人员这个想法的，正是我的导师查尔斯·赫希医生，他认为需要在首席法医办公室和纽约市警察局培训一批有经验的调查员及法医领域的医师助理，而法医病理学家的工作则是确定死因和死亡的方式。以枪伤案件为例，死因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死亡方式可能是他杀、自杀或意外。
勘查现场的状况就是法医调查员的工作：有没有暴力迹象？公寓是否门窗紧锁？是否存在自然疾病的证据？最重要的是，得出的结论从物证来看是否合理？我们充当了法医的眼睛和耳朵。如果缺乏到位的现场调查，法医在解剖室就宛如盲人。
我在翻看现场照片的时候发现，相机的闪光灯让尸体和房间都有了足够的亮度。实际上，我通过照片辨别出来的细节，比我在公寓里亲眼看到的要多。这并不让我觉得意外。当你身处现场时，是在汲取当下的信息。有时，为了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应该退后一步，退出这个现场的场景。当盒子里装着一个死人的时候，你要学会在盒子外面思考——尤其是当这个盒子漆黑一片，你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照片上的房间看起来更脏乱，家具的颜色像泥土一样。尸体的背后能看到没有收拾的床铺，发黄的床单显然没洗过几次。死者头部的后面拖着一根长长的橘黄色延长电线，是通常在户外用的那aix种。他就是用这根电线吊死了自己——这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这种电线在他最后挣扎的时候不会断裂。但在下一张照片里，这根电线插进了墙上的插座。这是一根通着电的电线？
见鬼！我还以为供电被切断了！
我拨了公寓的电话，手指不断颤抖，祈祷那位警察快点接电话。快点，快点……快接啊！但我内心更强烈的祈祷是，那些停尸房的人还没赶到。
“嗯，你好啊？”
“听着！不要让任何人触碰那具尸体。”
“好的，怎么了？”
“你现在去看一眼公寓里的灯，看看那些灯泡有没有拧紧。”
“看看灯泡有没有……”
“对……看看灯泡有没有拧紧。我等着。”
我听到他把电话扣在桌上的声音。没过多久，肯尼迪就回来了。“上帝说：‘要有光！’”他说道。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这见了鬼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知道灯泡没有拧紧？”
在确认了停尸房的人还没到现场之后，我告诉了他我的发现：这个人搭了一个装置，当有人割断他的绳索时，就会触电。他让整间公寓漆黑一片，灯泡安在了灯里，但没有拧紧，让人觉得供电被切断了，然后把延长电线连到尸体旁的插座——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好的。肯尼迪把连着尸体的电线从插座里拔了出来，再检查了一遍有没有其他愚蠢的陷阱之后，我才挂断了电话。
这是一起充满愤怒的自杀。
这个人对世界恼怒到光自杀已经不够了，他想要让别人跟他一起去死，他要让割断他绳索的人触电身亡。他精心地计划了这一切。
我忍不住去思考他到底为什么要伤害别人，甚至是要杀害别人。是不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恋情，悲惨经历让他觉得其他人也应该受苦受难？或者是想惩罚这个世界，因为觉得别人都无视了他的痛苦？还是想留下印记，希望自己成为别人讨论的焦点？或许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人，希望别人因为某件事情记住他，不管是什么事情。这让我想起了持枪扫射一群陌生人然后饮弹自尽的那些案件。为什么不简单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了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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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死者知道的事》
（美）芭芭拉·布切尔 著
蒋漫 译
ISBN：9787580700315
定价：58 元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为一名从酗酒及自杀倾向中解脱出来的女性，作者芭芭拉·布切尔开启了始料未及的人生旅程：入职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成为纽约史上第二位扮演法医调查员角色的女性，更是首名在这一岗位上坚持超过三个月的女性，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几年。
她的日常工作就是调查各式各样的死亡现场：双重谋杀、决绝自杀、未成年人奸杀……大部分场景都令人心碎。她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法医调查工作中具体的工作内容（如怎样翻转尸体以更好地寻找证据），以及险象环生的工作过程，包括幸运地躲过诱杀装置袭击等等。在职业生涯后期，她还参与到“9·11”等大型恐怖袭击现场的调查中，和同事们一起，根据遇难者亲属描述，辨识出了21900具遗体。
作者简介
芭芭拉·布切尔，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硕士，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主任兼法医学培训计划主任。她拥有二十岁年的法医调查员工作经验，调查死者人数超过5500名，其中680名为谋杀遇害者。她还处理过包括“9·11”、2004年海啸、伦敦地铁爆炸及587航班坠毁事件在内的大型灾难现场法医工作。如今，她经常参与法医调查及死亡管理等主题的播客节目和讲座活动。
原标题：《一起自杀现场隐藏的“活着”的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