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6年：怎样实现个体的繁荣？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第三季的第一期。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96 年，大宋绍圣三年，大辽寿昌二年。

这一年，欧洲那边爆发了十字军东征，西方文明开始被激活，这也是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大航海时代的先声；而中国这边呢？无论是南边的大宋还是北边的大辽，看起来还算平稳，但其实，这时候很多结构性的矛盾已经年深日久，很难回头了。宋辽两边的当权者还不知道，他们的王朝已经接近了各自命运的尾声。

这第三季的第一期，我们聊什么呢？我们来送别一个在这一年去世的人，他叫沈括。

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对，在中学课本上，我们就多次接触过沈括，宋朝的科学家嘛。沈括记录了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比西方要早几百年；沈括发现了磁偏角现象，比西方要早几百年。还有，沈括发现了石油的价值，提出了雁荡山地貌的成因，等等。他妥妥的是中国古代全才型大科学家。

但是请注意，我们用“科学家”这个词来称呼沈括，你不觉得稍稍有点别扭吗？

“科学”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就是“分科治学”啊，你是物理学家，还是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你得分科啊。你研究的对象不同，运用的方法也就不同。可是你看人家沈括，语文课本里，历史课本里，物理课本里，地理课本里，哪儿哪儿都有他。按《宋史》的说法，这个人天文地理、律历音乐、医药算卦无所不通。这首先就很不“科学”。

你再去看沈括的《梦溪笔谈》，这本书的篇幅很大，可不只是记载中学课本里那点儿“科学”上的事儿。里面有一卷叫“神奇”，还有一卷叫“异事”，都是记录奇奇怪怪的超自然事件的。我随便给你找一篇。比如，沈括说：“我在一个佛寺里亲眼见到了一颗佛牙舍利。我一看它，它就生出无数舍利子，就像人身上出汗一样，有的向天上飞，有的往地上掉。用手一接，舍利子直接从手掌中穿了过去；落到床榻上时，它会发出清脆的声音，接着又穿透床榻，落到地上。”你看，这也是沈括说他自己亲眼见到的，信不信由你。类似的记载，《梦溪笔谈》里还有不少。

我这么说，一点没有贬低沈括的意思。我只是请你注意一个基本事实：“科学”是一个现代概念。生活在大宋朝的沈括，只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一个以博闻强记、知识丰富而著称的士大夫而已。他当年的一些记载，有现代科学的意义，但他本人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

其实，即使是在西方，所谓科学家这个身份，也是 19 世纪 30 年代才成型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搞科学研究的人。西方人也困扰，我们找个什么词儿，来命名这些人呢？当时主要用的词是什么“自然哲学家”、“学者”之类的，但是大家觉得不准确，那些只是一个人的知识偏好，而不是描述一个职业。后来有人来灵感了，说专门搞艺术的人不是叫“artist”（艺术家）吗？那咱们造个新词儿，把专门搞科学的人叫成 “scientist”（科学家）不就行了吗？所以你看，“科学家”可不只是“懂很多的人”，它是一种职业身份：一种分工很明确，训练很专门，以论文与共同体评价为中心的知识制度。这个制度，在西方社会也是到了 19 世纪才有，在中国的宋代当然是不存在的。

我们之所以要把“科学家”这个标签放在他身上，原因很简单，在现代史上，我们一度非常渴望证明：科学并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的祖先中也有能在这个维度上压西方一头的人物。所以，才有像气象学家竺可桢这样的中国人，还有像李约瑟这样的西方人，把沈括的事迹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再赋予他一个“科学家”的名号。这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努力。

而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不需要用那样的方式找自信了。今天我们谈沈括，就不妨换个视角。我们把“科学家”这三个字的标签先放下，真的就穿越到 1096 年的宋朝，试图理解一下沈括这个人：他和同时期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代表了什么不一样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是怎么滋养传统中国人的，又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启发？

奇人沈括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沈括这个人。

沈括，字存中，杭州人，官当得不小，最高担任过“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当时也叫“计相”，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密使。有意思的是，沈括干过的活儿的种类非常多。他干过天文，也干过水利，你看，这是一会儿天，一会儿地；他干过财政，也干过外交，这是一会儿内，一会儿外；他还当过朝廷的笔杆子翰林学士，还到过前线打过仗，负责对西夏的防御，这是一会儿文，一会儿武。在宋代官员中，能有这么丰富的任职经历的人，我也想不出第二个人了。

但是，沈括最后负责军事这一班岗没站好。1082 年的时候，五路伐夏失败，永乐城失守。这是宋神宗时期的一次重大军事失败。沈括虽然不是主要责任，但他毕竟是方面大员，难逃干系。所以从此被贬，过了形同囚徒的几年日子，直到 1089 年，也就是元祐四年的时候，朝廷才放宽了对沈括的监管。政治前途是没有了，但你可以自由行动了。这时候，沈括已经快 60 岁了。

如果我们定格在这一年，那沈括这辈子其实是非常悲剧的。

不仅是因为军事失败和政治失意，还有一个原因：沈括的人缘特别差。在宋朝这个阶段的政治光谱里面，他是属于所谓的变法派的“新党”。那对立的旧党们提起他，自然就没有什么好话。比如，苏东坡就说过，吕惠卿、沈括之流，要是被朝廷重用，将来肯定为害不浅。你看，这是把沈括和那个招人讨厌的吕惠卿放到了一起。

当然了，这个阶段的宋朝，党争非常激烈，被政治对手说几句坏话，本来也没什么。但要命的是，新党内部也不和，最后沈括把变法派的首领王安石也得罪了。话说有一次，宋神宗和王安石闲谈，宋神宗就说：“沈括这个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但作为大臣，也还算是个有用之人，能发挥一下他的长处。”王安石说：“沈括可是个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啊。你用他的才能可以，但您可千万别亲近他。”你听听，有王安石这几句评价放在这里，沈括在变法派的阵营里也待不住。

政治斗争的是非，咱们先放到一边。今天的人提到沈括，往往还会说到一件很不堪的事儿：有一个记载说，沈括曾经把苏轼的诗抄回来了一批，然后贴上小条送给皇帝，打小报告说苏轼诽谤朝廷。如果真是这样话，那沈括就是后来“乌台诗案”的元凶。

这事真的假的？我倾向于“不真”。哈哈，“不真”，这是古玩鉴定界的一个说法：我不敢说它“假”，但是它距离“真”的标准很远，所以叫“不真”。为啥？首先是因为只有一个记载这么说，所谓“孤证不立”。更重要的是，乌台诗案的原始案卷，几乎是完整地保留到了今天，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沈括。按说，当时主持乌台诗案的人，挖空心思地给苏轼罗织罪证，如果真有沈括的这批文字在，那多方便啊，直接放进来就得了。事实上没有嘛。所以，我说此事“不真”。

但是可惜，苏轼和沈括，两个人的名气都太大了，所以直到今天还经常有人把这个小八卦翻出来反复讲。学术界为沈括洗刷冤枉的文章也不少，但是看来也没什么用，“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嘛。

关于沈括的八卦，还有一个很有名，那就是他长年忍受家暴之苦。话说沈括娶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婆，对他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那下手是真狠，据说能把沈括的胡子连根儿带血薅下来。这还不算，两口子但凡闹点矛盾，这位沈太太就要去官府打官司，家里人是劝都劝不住。那场面，经常是太太冲在前面要去官府，全家人鞋都顾不上穿，光着脚，跟在后面想要拦。一家人就这么前前后后在街上狂奔，想想那个场景，情何以堪？

你看这位沈括，生前在政坛上两边都得罪，死后还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在外面受气也就罢了，在家里也不好受。现在你理解我前面说的那句话了：如果时间就定格在 1089 年，也就沈括刚刚有行动自由的这一年，那他这一生真的是非常窝囊。

但谁也没想到，此前一切都只是序曲，沈括人生最辉煌、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还没开始。为啥？因为他的《梦溪笔谈》还没动笔啊。

“梦溪”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一个挺有宿命感的故事。沈括三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梦见过一个地方，有山有水，有花有树。他当时就觉得：“哎呀，天地间居然有这样的胜境，我要是能到那里住该多好啊！”而且怪了，沈括此后每年都梦到那个地方，甚至一年能梦到三四回。但是，天下那么大，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万万没想到，这个地方居然就是沈括自己家。原来，沈括曾经买过润州（今天江苏镇江）的一处田园，但是一直没去过。沈括也真够心大的，三十万钱买的一块地，居然看都没看。直到元祐元年，他才第一次到访，瞬间恍然大悟：“呀，这不就是我三十年魂牵梦绕的那个梦境之地吗？”沈括于是给这个地方取名叫“梦溪”。又过了几年，沈括重获自由，反正也无处可去，那就到梦溪养老吧。他在梦溪一共隐居了八年，直到今年去世。这个地方，我顺带解释一句：很多文本上标的沈括去世的年份还是 1095 年，但是比较新的学术观点认定是 1096年。就在这八年间，沈括创作出了这部千古名著《梦溪笔谈》。

哎，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梦溪笔谈》在今天当然是非常独特的科学巨著，可是在宋代当时，它是个什么地位呢？

宋代人非常爱写那种笔记体的著作，就是没有系统性、写一条算一条的那种书，留存到今天的就有将近 500 种。在当时，《梦溪笔谈》的地位其实算不上顶流。为啥？因为当时人最喜欢的笔记，还是偏重于朝政传闻的，比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或者是偏重于文史题材的，比如洪迈的《容斋随笔》。而《梦溪笔谈》呢？这些内容的比例很低。

它里面记载的很多事儿，当时人看起来，甚至会觉得莫名其妙。我随便翻开一卷，比如第二十四卷，里面记了些啥呢？比如，延州有几座城？解州的风有多猛？黑山在哪里？有两个医生为了求官怎么就突然死了？赵韩王造房子材料用得有多好？淤田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河北山崖上的螺蚌壳化石是怎么来的？哪种茶叶算好？荔枝怎么长得又甜核又小？一种害虫是怎么消失的？蜘蛛被蜂螫了怎么自救？淮河以前是不是汇入过长江？有一位妇女是怎么伸冤的？北方人为什么总爱用油煎东西吃？还记了一种兔子，一种昆虫，一种大雁，就这么东一嘴西一嘴。听起来像不像一个农业电视频道？城里的热闹事儿非常少，一天到晚都是《动物世界》和《金土地》。

我把《梦溪笔谈》全书 600 多条看下来，一个总体的印象：它很少记“人”，更多是记“物”。即使是记人，也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件奇怪的事儿，而很少会因为那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你发现没有？这么写作，其实是很反常识的。

你就这么想，现在要是给我一个使命，在社交媒体上开一个账号，记录各种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然后整体作为一份材料留传给后世，那我大概率会写啥？直觉上，首先应该是写这个时代各种重大的事儿，然后是重大的事儿里牵涉到的重要的人，再然后是跟这些重要的人相关的次要的事儿。对吧？之所以这么写，既符合一个人对周遭世界注意力的分布——人还是更关注人嘛，也符合一个写作者吸引读者的本能——写和人相关的故事，更有流量嘛。

但是《梦溪笔谈》偏偏就不这么写？为啥？

沈括自己在序言里说了一个原因：“跟皇帝、国家有关的事儿，我不敢写；跟重要的人物是非有关的事儿，我也不写。”他还特别强调：“不只是不说人的坏话，好话我也不写。我只写跟人的利害无关的事儿。”听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沈括的经历，也可以理解。沈括晚年有点心灰意冷，被政治搞怕了，甚至是被所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搞怕了：人间事，我是一概不碰啊。我要越过这万丈红尘，我要直抵那世界尽头。所以才有了《梦溪笔谈》的这种选材风格。

没想到，沈括这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竟然开拓出了一片全新的空间。不谈人，那就谈各种物。再过几百年，科学时代来了，这些关于物的记载，就有了科学价值，有的居然大放异彩，比如就在我们刚才介绍的第二十四卷里，拉拉杂杂写了那么多种物，其中就写到了石油，而且他还预言了，这个东西将来大有用处。还有，不谈重要人物，那就记点小人物的有意思的创造啊。比如，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事，只有《梦溪笔谈》记了一笔。这真是神来一笔啊，为我们这代中国人增添了不少文化自信。

沈括这个闪躲，搞得当时的人猝不及防。比如，后来的《宋史·沈括传》里面夸《梦溪笔谈》，说它“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说这里面记了好多朝政典故和老人老事，所以才在世间流传。看到这儿我就乐，要不怎么说二十四史里面，《宋史》编得比较粗糙呢。《宋史》的作者可能压根就没看过《梦溪笔谈》，只是按照当时笔记作品的一般惯例，随口这么一夸。就像有个段子说的：“你想要夸一幅中国画画得好，但你又不懂，那你就说：‘远看气韵生动，近看古法用笔’，大概率没人觉得你外行。”《宋史》作者没想到，这种本来万无一失的夸法，居然夸错了。什么朝廷故实？什么耆旧出处？《梦溪笔谈》躲的就是这两类题材啊。

当然了，《梦溪笔谈》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躲是非，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个老人用功数年，留给世界的最后作品，肯定还是在写他觉得有意思的文字。如果仅仅想避祸，彻底搁笔不写不就得了？

翻翻《梦溪笔谈》，你会发现，沈括真的是兴味盎然。他就像是一个烦透了城市里复杂人际关系的人，突然来到了乡下，心境为之一阔啊：空气，新鲜！一草一木，鸟兽鱼虫，美好！渔樵耕读这些普通人，可爱！他居然把一部笔记写成一部关于天地万物的记录和追问：“哦？世间居然还有这个东西”，“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不要小看这两件事：“哦？居然有这个东西？”这是实证地记录；“哎？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这就是理性地解释。这两样，恰恰也是现代科学精神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说沈括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也确实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当代人已经比较陌生的一种知识态度。今天，我们借着讲沈括，来看看这种知识态度到底有什么价值。

博物精神

沈括的知识态度，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名字，叫“博物君子”。是的，你得天上地下，啥都知道点儿，博通万物，你才称得上是一个中国式的君子。

孔子有一次劝人要学《诗经》，给了一堆理由。他说《诗经》这个东西好啊，其中很重要的理由，你可以通过读《诗经》认得好多鸟兽草木的名字哦。

我们现在的人一听，啊？知道鸟兽草木的名字？这有什么用？孔子居然给了这么高的地位。为啥呢？

首先，这确实是一种判断人修养的方法。如果我遇到一个人，见多识广，天上地下的事儿都能如数家珍，那至少证明两点：第一，这个人很有好奇心；第二，这个人的感知力非常强。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种既有趣又深刻的人，当然就很有人格魅力。所以，中国文化经常把“博物”和“君子”连在一起——这个人不只是知识量多，这还间接地证明，他还有不错的人格修为。

孔子那代人这么重视博物君子，还有一个原因：中华文明当时正处于青春期嘛。这就像我们少年时代第一次走出家门，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觉得什么都很新奇。从孔子所处的先秦时代开始，中国人的视野不断扩大，尤其是到了后来的汉朝，中国人突然感知到：“哇，我居然生活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中，天地那么广阔，万物那么新奇。”那种对知识的占有欲一下子就爆炸了。这个感觉，有点像我 20 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大超市：天哪！居然连饼干就有好几十种。恨不得全扫到购物车里。

所以你看汉朝人写的爽文什么样？就是汉赋啊。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等。里面很少有那种往小里、往深里走的描写，都是恣肆汪洋的铺排，抓一大把词儿往天上洒的感觉，恨不得一篇大赋就能塞给你一个完整的世界。

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全篇就是个大排比句。上来先说上林苑：疆界怎么大，山川水泽怎么连成一片。接着第一轮是植物，奇花、异草，一口气报出一长串；下一轮转到动物，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窠里蹦的，水里游的，园里是应有尽有啊；再往后是各种人造之物，台观宫殿、池馆苑囿、道路车马；最后把镜头推到高潮，天子一会儿出猎，一会宴饮，又是一通铺排，各种华丽丽的好东西。要是学问不够，别说写这样的汉赋了，就是拿给我念，好多字都不认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还有张衡传，说张衡写《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当时就觉得奇怪，这作文得有多难写啊？两篇文章写十年？后来读了几篇汉赋才知道，那哪儿是写作文，那是搞国土资源调查统计呢，或者是编大百科全书呢，可不得十年吗？都说什么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我们最难理解的应该就是汉赋。这么铺排辞藻，炫耀博学，有意思吗？文学不应该是表达自己吗？这汉赋写得跟博物馆解说词似的，这也是文学？

其实，这就是文明青春期的样子：突然睁眼看到了那么广大的世界，只顾得上触摸、感知、命名、收藏，一切都还来不及细品，仅仅记录它们的样子，就已经让人足够兴奋了。你可以想象一个汉代人，比如汉武帝看《上林赋》的感受：“天哪，我的帝国居然如此多姿多彩。”一字一句读下来，那种目不暇接的、心潮逐浪高的感受，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刷短视频？所以，从先秦到两汉，这是中国的博物学精神最蓬勃昂扬的时代。

西方人的博物学也是一样啊。古罗马时代，突然建成了一个大帝国，偌大的地中海竟然成了帝国的内湖，于是就出现了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从天上到地下，拉拉杂杂地记了将近两万种事物。到了近代的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者突然看到那么广大的世界，全球的动物、植物、矿物、风俗，欧洲人的搜集欲突然被激发出来，博物学又一次大爆发。你要是去伦敦看自然历史博物馆，就能感受到 19 世纪欧洲博物学的那种繁荣盛况，里面的动植物标本、化石和矿物藏品，高达 7500 万件。那都是大航海之后，从全世界各地搜罗来的。这里面既有纯粹的知识兴趣，也有帝国青春期表达出来的贪婪和雄心。

我们现在身处现代社会，对这种博物学的知识态度其实是很隔膜的。对当时人的很多选择，我们也很难理解。

比如达尔文。达尔文 20岁出头，就跟着小猎犬号环球航行，五年后回到英国。这个时候，他已经形成了关于进化论的思想。 你以为他马上就开始写作进化论《物种起源》了？并没有，他过了很多年非常枯燥的生活。把五年航行期间写的几百页动物学笔记，还有一千多页的地质学笔记编出来。有八年时间，他专门研究一种海洋生物——藤壶。就是那种动不动就长满船底，密密麻麻附着在鲸鱼、海龟身上的讨厌东西。就这么个物种，达尔文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将近十年。要不是听说有人提出了跟他几乎一模一样的进化论思想，他还不知道要耽误到猴年马月才去写他的《物种起源》。

我们现代人是很难理解这种状态的：提出一个像进化论那样的，对众多现象有解释力的，与众不同的理论，这是多有吸引力的工作啊？放着这么伟大的事儿不干，花十年时间研究那么丑的藤壶？就在那儿命名、记录、分类，这种知识也没什么确切的用处，这有啥意思啊？

到了 20 世纪，科学大爆发，这种博物学精神在西方文明当中也黯淡了下来。据说，科学家卢瑟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所谓的科学就分两类，一类叫“物理”，还有一类叫“集邮”。你听出来讽刺的意思了吧？科学的使命不就是发现世界运行的规律吗？这是我们物理学的使命。你们那些搞博物学那些人，只记录、分类，一天到晚往库房里运标本，跟个集邮爱好者有什么区别？这是20世纪科学界的主流态度。

那中国呢？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过程。文明的青春期过去了，学者们开始追求对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对孔子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事，兴趣就没那么大了。

我手头的这本书，左娅写的《沈括的知识世界》，说的就是宋朝人知识趣味的这种变化。我们以前也讲过，宋朝的儒家士大夫为了应对佛家的挑战，也开始构建自己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所以，宋代的大学问家，像王安石，或者北宋五子，就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些人，他们都在努力提出对世界做通盘解释的理论体系。甭管是“太极”还是“天理”，大家都在追寻事物背后的规律、逻辑和意义。就像苏东坡说的，我们不反对知识广博，但是你得“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啊，你占有那么多材料，总得有点什么精华提炼出来啊？

带着这个背景，你再回头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沈括，你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梦溪笔谈》显得如此特别？因为沈括的博物学精神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他那种把人间的道理高高挂起，跑到一片旷野中去找材料，看什么都有趣，就事论事、就物说物的知识偏好，在宋代的标准里面，显得很不高级啊。

谁能想到呢？博物君子，这种在先秦两汉非常流行的知识态度，到了宋朝这里，要不是因为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差一点就成了绝响啊。

永远的博物学

今天我们讲沈括。这不是一个科学家成长故事的励志故事，它更像是一个命运的玩笑：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写了一部不合时宜的书，却因为时过境迁，反而大放异彩。

如果只看沈括这个人，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其实是一种知识气质：看见什么，就愿意把自己投进去；遇到什么，就忍不住追问它细处的纹理和过去的来历。他不急着问“有用没用”，而是先问“有趣不有趣”；他不急着把世界变成观点，而是先把世界变成材料。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博物学精神”。

问题来了，这种精神到底有什么价值？就像听《文明之旅》的你，你听的是一千年前的故事，早已散场的人物——这能有什么用呢？

答案当然很多。但我最看重的一条是：博物学精神能够让人实现一种“个体的繁荣”。

此话怎讲？举个例子吧。据说北京大学有一门植物学选修课，刚开始报的人很少。老师就说了：“植物学很有用啊。你学会了植物学，谈恋爱的时候，可以在校园一边逛一边跟对方讲，这些花花草草是什么目、什么科、什么种，都有什么有趣的习性，不仅聊天不冷场，还能收获崇拜的眼神。”

虽然是个段子，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位老师提供了一个衡量知识价值的新视角。什么是“有用”的知识？这个标准其实是很多的。

过去，我们衡量知识的价值，用的是一把工业时代的尺子：要看它能不能变成技术、制度、产量和效率。这是一系列公共的标准。但是你懂的，AI 时代来了，人类生产这类知识的能力远远比不上机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换一把更“私人”的尺子来衡量了：这个知识能不能把我变成一个独特的、有魅力的人？这也是一种“有用”啊。

我懂一点花花草草，知道一点唐诗宋词，会一点乐器艺能，这会大大增加一个人的内在丰富度和外在魅力。有一句话说得好：“所谓的我，就是过去一切体验的总和。我是我接触过的人，触碰过的物，感受过的情爱，迷失过的痛苦等等。我经历过的一切，才组合成此刻的我，少一点都不是我。”从这个角度上说，做一个像沈括那样的人，把自己的知识趣味延伸到四面八方，单点看可能都没有什么用，但它们一旦组合起来，你把一个独特的、繁荣的自我创造了出来。这才是未来时代最有价值的东西啊。

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环境很愿意给我们营造一个假象：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怎么都有理，你不用进步。你的需求至上，你的感受有理。只要你肯掏钱，整个世界都愿意围着你转。

真的吗？有一次，我和永明金融的朋友聊天，他们就讲了一个我闻所未闻的道理。

所有的行业都希望客户主动选择自己，对自己的产品的需求越高，就越是值得重视的好客户。但是，保险业例外。

你想嘛，如果有人主动找上门来，急不可耐地想要买保险，保险公司敢卖给他吗？这背后的风险深不可测啊。所以，保险业会想方设法地管控“逆选择”。说白了就是，保险业最喜欢的客户，是他们主动去选择的客户，而不是反过来，逆着方向，主动找上门来选择自己的客户。

这就给保险业带来了一个独特的难题：他们不得不整天面对那种以为自己不需要保险，说经过艰苦的说服教育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也需要的那种客户。所以，保险业何止是金融行业？它还有另一个面相：它也是教育业、知识服务业。只有当客户从不懂到懂，从“以为自己不需要”到“知道自己确实需要”的转变完成之后，保险业才算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客户。所以，代理人一对一地发展客户这种模式，在保险业永远不会过时。说白了，他们不仅是在销售，也是在教育。

仔细一想，何止是保险业？未来很多行业都有类似的特点。当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新兴行业往往都要自己亲手教育市场。一个人不是天生就知道自己需要买保险，需要健身，需要一把好的人体工学椅、一个好床垫，需要看某一部戏，需要到某个地方旅行。用彼得·德鲁克的话来说，顾客是由企业亲手创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所有的行业都是教育业。

而生活在未来市场里的消费者呢？也都是学习者，是一个不断完成自我突破，把下一个自我创造出来的人。

过去的一年，我有一个脑洞大开的时刻。请问，人类使用的最伟大的工具是什么？我见到一个答案说：是火。

为什么？因为人类其他的工具，都是顺着人性发明的，要么增加效率，要么减少成本，只要发明出来，人类肯定都乐于使用，而火不一样。

所有的动物都怕火，我们人类的祖先刚开始想必也一样。你想过没有？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他们是用了多大的勇气，才一点点克服了内心对火的本能的恐惧，开始亲近火，利用火，以火为武器，甚至把火变成了人类文明中最温暖、最治愈的符号象征？

今天我们讲的“博物学”精神也一样，也是很违反动物本能的。对动物来说，陌生事物往往充满危险，而在熟悉的地方待着才有安全感。我们的祖先是用了多大的勇气，才一点点克服了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在人性里多了这么一点四处好奇张望的博物学精神啊。

凯文·凯利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人性，是人类的发明。”

是的。哪有什么天然的、本来的人性？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我们的先祖把多少不熟悉、不喜欢的事物放到自己的天性中，逆着自己的本能和喜好，好奇地投入到每一个新鲜事物之中，勇敢抛离上一个自己，坚定地往上攀登，这才经营出了个体的繁荣，最终累加出了文明整体的繁荣。

各位博物君子，请受我一拜。

从这一期开始，咱们《文明之旅》的第三季就正式启程了。感谢你们不反复追问，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过是同一条追寻“个体繁荣”道路上的同行者。我们正在一起努力，把那个独特的、繁荣的自我创造出来。

我们下一期，公元 1097 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鲁迅先生和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么样，反正叫天子、何首乌、覆盆子、斑蝥，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都是从这篇课文里学来的。

你可能不知道，鲁迅其实是个专业的博物学家。他学过地质学、矿物学、医学。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杭州教书，教的就是博物学和生理学。他带着学生采集植物标本，用德国恩格勒的分类法给植物定名。他还编译过《中国矿产志》。

我们今天说起鲁迅，想到的都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你想过没有？正是因为他懂得油蛉怎么低唱，蟋蟀怎么弹琴，斑蝥被按住脊梁会喷烟雾，覆盆子比桑椹更好吃，正是因为他知道那么多种花草的名字，懂得怎么采集标本，怎么给植物分类定名，鲁迅才不只是戴着那些伟大头衔的人，还是一个如此丰沛、如此繁荣的人。

致敬鲁迅，致敬绵延不绝的博物学精神。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宋）沈括著，杨渭生编：《沈括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宋）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15 年。

（宋）陆游撰，李剑雄等点校：《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 年。

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

祖慧：《沈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胡道静：《沈括研究·科技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左娅：《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中华书局，2024 年。

王家葵：《<梦溪笔谈>通识》，中华书局，2025 年。

[美]约翰·安德森著，冯倩丽译：《探赜索隐：博物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年。

[美]J.大卫·阿奇博尔德著，李虎等译：《达尔文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5 年。

王瑞来：《孤证难立：质疑沈括告密苏轼公案》，《浙江学刊》2025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