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甸庙会Citywalk：从城南旧事到维新变法
Citywalk路线：琉璃厂东街（徐悲鸿的马上乾坤展、兔儿爷、火神庙）—正乙祠—琉璃厂西街（荣宝斋）—林海音故居—大吉巷（康有为故居、朱炳仁铜艺、模范书局永乐大典特展）
厂甸庙会始于明代嘉靖，兴于清代康熙，盛于乾隆，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曾经是北京规模最大、京味儿最浓的庙会。不仅是刻在北京人骨子里的新春记忆，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当时庙会盛况可见一斑。1918年，北洋政府正式确定厂甸庙会从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成为旧时京城唯一的官办春节庙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与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成都青羊宫并称“中国四大庙会”。
今年的厂甸庙会依然坚守“文市”本色，以马文化为纽带，以非遗为特色，深度融合非遗、老字号等在地优质资源，打造了集文化展示、沉浸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新春盛会，同时也是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沉浸式新春文化寻趣之旅。正所谓：厂甸庙会冠京城，千载沧桑仍繁荣。书山人潮翰墨香，文化中心四海名。
庙会以中华尚马文化为灵感，打造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五花马”形象，身披五彩斑纹的骏马搭配鎏金线条、祥云与牡丹纹样，贯穿琉璃厂东西街，街区内特色招幌、民俗马年元素廊桥、古韵灯彩交织相融，画坊书林列市齐，龙马灯笼树上悬，手工艺品多精巧，特色小吃滋味香，生动再现了“酒旗戏鼓厂甸市”的老北京盛景，让市民在笔墨书香与市井烟火中，邂逅别样的老北京年味。“列肆悬珠灯，微风珮环响。通透玛瑙盘，琐碎珊瑚网。”（孔尚任《早春过琉璃厂》）琉璃厂东街的巨型青花瓷毛笔灯，则笔尖似饱蘸浓墨，正欲书写对马年新春的期许。
琉璃厂，有“九市精华萃一衢”的美誉。辽代称海王村，元代设官窑烧制琉璃瓦，明代工部在此设立琉璃窑厂，后因城区扩建迁至门头沟琉璃渠村，但琉璃厂名称得以保留。明清之际的诗人吴梅村在《读史偶述》中写道：“琉璃旧厂虎坊西，月斧修成五色泥。遍插御花安凤吻，绛绳扶上广寒梯。”
清初因科举举人聚集形成书市，古董商开始在此经营。大比之年，外地举子纷纷进京参加进士考试，这里的商人便为他们准备好进考场的文具与器物，“试笔、卷袋、墨壶、镇纸、弓绷、叠褥”之类。乾隆年间已成为以古籍碑帖、文房四宝、手工艺制品、古玩字画交易为主的文化街，素有“中国文房四宝第一街”的美称。文房四宝地，雅趣韵悠长。肆内藏珍卷，街衢溢墨香。民国时期琉璃厂分化为东、西两街，“琉璃厂东闻踏歌，琉璃厂西纷绮罗。天涯游子醉复醉，独向春风唤奈何。”意思是：在琉璃厂东街可听到欢快的歌声，西街呈现着绚丽多彩景象。天涯漂泊的游子沉浸在这醉人的快乐中，一次又一次地迷失自我。充分说明了琉璃厂的文化魔力和吸引力。
现存建筑多为仿古风格，聚集荣宝斋、中国书店、一得阁、汲古阁等老字号，以及文奎堂、邃雅斋、宝古斋、庆云堂等文物商店，形成以东西琉璃厂文化街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聚集区。正如有人所说：琉璃厂就像文化宝藏。有一次我去那儿，就像走进了诗里说的“闲步琉璃厂，书声满画堂。古风盈巷陌，墨韵绕街坊”。这里到处都弥漫着文化的味道，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磁场，把人深深地吸引住。
过去，书家、名士如康有为、陆润库、何绍基、华世奎、翁同龢、梁启超、沈尹默等都曾为书铺、文物店题写牌匾，后又有当代书家为革文阁、悦雅堂、恰肪斋、振寰阁、韫玉斋等商店题匾。名人书写的牌匾给人以文苑意境的清雅古朴之感。《都门杂咏》中有竹枝词唱咏:“新开厂甸值新春，玩好图书百货陈。裘马翩翩贵公子，往来都是读书人。”这里以书铺、古玩、字画、文房四宝最多，还有文人所需的各种图书资料，于是琉璃厂俨然成为京城的文化中心。在这里，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正如李祚忠《五绝·慢览北京琉璃厂文化街》所说：“斋小街虽短，文房四宝全。往来名士会，藏展画书传。”
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来，临时政府迁至北京，鲁迅也随之来到北京，居住在宣武门外琉璃厂附近的绍兴会馆。琉璃厂书店众多，为鲁迅选书购书提供了便利。只要有时间，鲁迅就会前往琉璃厂逛逛，遇到心仪的书籍便买下。鲁迅于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5月12日就来到琉璃厂买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与季茀、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他购买最多的是当时的一些旧书。如果这些旧书有破损或缺页，他就让书店伙计帮忙解决。
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到琉璃厂一些书店请书店伙计修复旧书已成为鲁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鲁迅眼中，旧书并不旧，经修复后，不少都成了稀世珍品，这是鲁迅当时未曾想到的。本立堂书店，自明清起就是一个集刻书、修书和卖书于一体的机构。鲁迅在那里买到旧书后，都会让书店伙计帮忙修复。遇到书页上的霉斑，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清理；遇到破损或虫蛀处，就在底下托上衬纸补好。最后便是重新装订，更换护页、书衣，配制书套。经伙计修复后的书成了面目一新的善本，鲁迅啧啧称奇，称赞这些书店伙计：“修订迄事，精整明湛，焕然改观。”
北京文物交流中心虹光阁，正举行“驰墨骋怀——徐悲鸿的马上乾坤”展。展览以“马”为核心，甄选徐悲鸿不同时期创作的30余幅骏马作品，画作尽显骏马神韵，更展现大师“直面人生、关切现实”的艺术追求与家国情怀。徐悲鸿曾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笔下的马，正是这种民族傲骨的具象化。铁蹄卷起千堆雪，昂首嘶鸣震九霄。紫陌春风拂锦鞍，长嘶惊散晓霜寒。他的“马上乾坤”，是用墨色与线条写就的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先驱与奠基人，其笔下骏马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它们或昂首嘶鸣于旷野，或疾驰冲锋于荒漠，充满了一往无前的气势。“四蹄生风不甘后，一尾扬鬃勇向前。与生俱来凌云志，驰骋沙场逐中原。”他打破传统马画的桎梏，以西方解剖透视为骨，以中国水墨写意为魂，创作出“形神兼备”的独特奔马美学。他笔下的奔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的艺术突破。展出的《三马图》是徐悲鸿早期画马代表作之一。画中3匹姿态各异的骏马，两匹低头饮水、亲密互动，一匹从右侧奔来，形成动静结合的生动场景，体现了徐悲鸿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另一幅徐悲鸿1931年创作的《九方皋》，取材《列子·说符》中春秋时期九方皋相马典故，塑造了一位朴拙睿智、胸有成竹的智者形象。画面中央的黑色骏马双目炯炯，前蹄抬起，兴奋地扭头回望九方皋，仿佛在嘶鸣。徐悲鸿笔下的马多为无缰野马，所谓无缰骏马乘风去，直向光明不转身，唯独这幅画中的骏马佩戴着醒目的红缰绳，扭头回望，象征着天下英才“愿为知己者所用”。马鬃飞扬、四蹄腾空的瞬间被定格在画纸上，近看能清晰感受到笔触的动感，以及一笔一墨间蕴藏的生命律动。
琉璃厂火神庙始建于明代，清代多次重修，为两进四合院式庙宇。原供奉火神，是琉璃厂书店商铺趋吉避凶、祭祀之所。琉璃厂地区有许多书肆，书肆最忌火灾，因此人们拜火神以求免灾。以前每临新春，厂甸附近的火神庙、土地祠、吕祖阁、玉皇阁等，就香火鼎盛，烧香祈福的、求签问卦的络绎不绝。后来火神庙香火日衰，成为以展销文玩、书画著称的贸易集市。清代笔记《过夏杂录》就记载了这一情况：“正月朔至十七日，琉璃厂集市最盛，书画珍玩茶木，俱在火神庙会。”
1924年，火神庙经过修缮，改建为文化馆和作家协会驻地，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包括作家和教授的讲座，吸引大批文化爱好者。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承。由宗教场所，一跃而成文化地标，见证了北京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火神庙逐步成为厂甸庙会上年货最全、档次最高、游人最多的地方之一。全市的大金店、古玩铺、珠宝店、首饰楼、书铺，甚至在北京开业的洋行，都来火神庙摆摊，都把店里最好的商品摆出来。与其说是销售，不如说是展览，通过庙会上成千上万游人的参观可以起到活广告作用。旧时人们将珠宝、玉器、古玩等统称“红货”。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云：“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而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般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据说清代某王爷在火神庙的珠宝摊上用一万两白银买了一个翡翠扳指。某钻石行的一枚标价三万块银元的钻石戒指，也曾在火神庙地摊上待价而沽。如果说火神庙是厂甸庙会最阔气的地摊，也不算言过其实。
如今这里仍然是庙会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火神庙坐北朝南，山门门楣有“敕建火神庙”金字。据《北平庙宇通检》记载，民国初年，北京城内有17座火神庙，用于供奉火神、避免火灾。其中，什刹海火神庙（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年）、东城花市火神庙（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和琉璃厂火神庙并称京城三大火神庙，香火最旺。今年火神庙内设置了飞花令、猜谜等互动游戏，市民凭“银票通”（通过对诗、问答获取）可兑换文创礼品。
兔儿爷是明代起源于北京的中秋节令泥塑工艺品，原为祭月供品，后演变为儿童玩具。其形象源于月宫玉兔的传说，被视为吉祥、长寿的象征。它以拟人化玉兔为原型，多塑造成金盔金甲的戏曲武生造型，配有虎、鹿、麒麟等坐骑，采用黏土纸浆模塑工艺制作。常见造型包括骑虎、坐山、乘凤等十余种，部分搭配兔儿奶奶形象，清代发展出剃头、推车等生活化造型。
其中，坐象兔儿爷，因象与祥同音，寓意吉祥如意。坐虎兔儿爷，虎为百兽之王，寓意事业兴盛，人脉广博。麒麟兔儿爷，因麒麟吐书的典故而流传，象征着学识广博，学业有成。坐葫芦兔儿爷，因葫芦与福禄同音，象征着福禄双全。
制作需经选泥、晾晒、打坯、合模、彩绘等系列工序，核心环节为泥料，需自然阴干一年以上，彩绘突出山形眉、三瓣嘴等特征。现代作品融入北京中轴线、二十四节气等文化元素。2025年厂甸庙会展出蛇年定制款兔儿爷，延续“蛇盘兔辈辈富”民俗寓意。
明代纪坤（约1636年）在《花王阁剩稿》中表示：“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拜之。”这是关于兔儿爷的最早记载。到清末时，兔儿爷变成既是拜祭品又是中秋儿童的玩具。2010年兔儿爷被确立为北京中秋节官方形象大使。
关于兔儿爷还有一段美丽传说：有一年，北京城忽然闹起瘟疫，几乎家家都有人感染。嫦娥见此十分难过，就派身边的玉兔去为百姓治病。玉兔变身少女，挨家挨户治好了很多人。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东西给她，可玉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打扮得像卖油的，有时又像算命的。一会儿是男人装束，一会儿又是女人打扮。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走遍京城内外。消除京城瘟疫后，玉兔就回月宫了。于是，人们用泥塑造了玉兔形象，有骑鹿乘凤的，有披挂着铠甲的，也有身着各种做工人衣服的，千姿百态，非常可爱。每到中秋节，家家都要供奉她，给她摆上好吃的瓜果菜豆，用来酬谢她给人间带来的吉祥和幸福，还亲切称她为“兔爷儿”“兔奶奶”。月中玉兔捣灵药，下界凡尘作兔儿。红线缠身骑猛虎，金盔戴顶耍顽皮。手持药杵驱瘟疫，保佑人间万户春。
正乙祠，原为明代财神庙，供奉正乙玄坛老祖“正财神”赵公明。清康熙六年（1667年）在京的浙江商人，在“财神爷”的福佑之地，集资建立银号会馆，并将财神赵公明与商人们的祖先一起供奉。这财神庙也就取了正财神之名，得名正乙祠。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扩建戏楼。现为北方昆曲剧院剧场。
正乙祠坐南朝北，临街为九间倒座北房，正中一间辟为入口，为广亮大门。采用纯木结构，是中国保存较完整的清代建筑。其中戏楼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戏楼之一，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戏楼之一、北京现存4座会馆戏楼之一，见证了京剧表演艺术从诞生、发展到辉煌的整个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座正乙祠，四分承载戏史，三分渗透文化，再留三分续前代光明。古戏楼两侧对联“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让人回味无穷。前世今生，往来如梭，人生无再少，颇有戏曲中的婉约之风。“八千觞秋月春风尽消磨蝴蝶梦中琵琶弦上，百五副金樽檀板都付与桃花扇底燕子灯前”，刻画了一幅幅戏曲在正乙祠上演的盛况，让人仿佛能亲眼目睹那美不胜收的景象。
琉璃厂西街，最著名的老店就是荣宝斋，荣宝斋曾和长城、烤鸭并列为北京三绝。有人说：琉璃厂因荣宝斋等著名文化老店而享有盛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光绪年间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更名为“荣宝斋”。著名书法家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三字。清末，文人墨客常聚此地，民国年间书画大师于右任、张大千、吴昌硕、齐白石等也是这里的常客。《开国大典》电影和照片中，蓄着长胡子的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抗战时期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核心人物沈钧儒所使的镇尺，就购于荣宝斋。
清末民初时，荣宝斋、大千画廊等琉璃厂老店纷纷争悬名家书画于窗前，引来人们驻足观赏，成为琉璃厂一道独特风景线。那时人们称之为“赛窗帘”。当时数荣宝斋名画最多，观赏者立于门前，称为“立游”。张大千等著名画家的作品在“赛窗帘”展出时，有一首《竹枝词》专记此事:“新春渲染赛春帘，北溥南张等素缣。荣宝斋前权驻足，立游真较卧游甜。”
荣宝斋最著名的是木版水印和复制。其木版水印技术融刻版、印刷、折裁等技术于一体，使水印品艺术臻于完美，曾得到鲁迅等名家赞许。木版水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手工印刷技术，用这种方法复制出来的画作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已达到中国木版水印的最高水平，无论是复制的小幅作品，还是大幅作品，都得到业界称赞。其中最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制作历经八年，为后世公认的木版水印巅峰之作。荣宝斋复制的名作《文苑图》、《清明上河图》等，曾先后在许多国家展出，引起无数名家惊叹，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在世时，几乎辨认不出哪幅是他的原作，哪幅是复制品。
三四年前，有位以画美人图出名的画家，在荣宝斋举办个人画展。在开幕前十几分钟，突然一二十位曾给他当过模特的美女，现身开幕式现场，在深秋时节，来了一场比基尼快闪秀，一下把现场给炸懵了，仿佛扔下一颗炸弹，引起巨大轰动。等我和朋友们正点赶到开幕式现场时，已是曲终人散，那群比基尼模特也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传说了，但快闪的效应还在，现场观众正一个个眉飞色舞地吃瓜热议，高谈阔论，乐此不疲。尽管画家事前并不知情，但这件事依然给他带来许多困扰。那群美女模特们应该是好心办了件“错事”，本来想给画家一个惊喜，一不留神成了“惊吓”；本来想为开幕式助兴，没想到用力过度，反而成了“败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电影《城南旧事》中那首动人的《送别》（李叔同作词），曾伴随几代人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心中那份珍贵的“北平记忆”。这部电影改编自台湾籍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而她笔下的“英子”，正是以自己童年为原型创作的。
从1931年到1939年，晋江会馆见证了林海音读书、就业、成家，直到她与夏承楹结婚才搬出。从厂甸小学、春明女中到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从担起长女家庭责任到与《世界日报》编辑同事相知相恋，林海音在北京城南生活了25载，她深情地回望那段岁月——“度过的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她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与青少年时光。小时候的林海音，常常倚着门口，好奇地观察着骆驼、疯女人，以及胡同口唱梨花落、耍着铜锣卖酸梅汤的小贩。
位于西城南柳巷的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清代泉州水师提督万正色捐宅兴建，曾作为闽台在京人士的聚集地和精神家园。建筑包含北房五间、南房与东西房各三间，院内保留两道门、影壁、月亮门及三棵古槐。
在冬日暖阳下，走进经过修缮保护的晋江会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小院中的3棵百年槐树。它们依旧高耸挺拔，甚至部分枝条已越过院墙，轻轻探入院外。它们仿佛仍在低语着《城南旧事》中宋妈口中的童谣：“老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姑娘都来了，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歪着脑袋上戏台。”
院外时不时传来走街串巷的吆喝叫卖声、猫咪慵懒的叫声，院子上空还不时有一群鸽子鸣着鸽哨飞过，交织出一派老北京风情。
1948年，林海音返回宝岛。自1957年起，她陆续在台湾报刊发表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后来结集成《城南旧事》出版。1983年，大陆导演吴贻弓将《城南旧事》拍成电影，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放映，获得多个国际奖项，林海音也为更多人所熟知。《城南旧事》通过小姑娘“小英子”的童真视角，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末老北京的社会生活。林海音笔下的北京城，既有寻常巷陌的市井烟火，也有鲜活地道的京味语言。这些看似“陈芝麻、烂谷子”的内容，牵动着天南地北同样思乡的读者。她那浸润了情感的文字，带着读者一同回到旧时生活的胡同街巷，共同追忆四合院里的温情点滴。
林海音的文字跨越海峡，书写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她曾在《两地》中写道：“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长大的地方。我这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作为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推手，林海音以编辑、作家的身份培育了无数文学新人，家中客厅曾聚起“台湾半个文坛”，被誉为“台湾文学的祖母”。著名作家老舍的儿子、曾担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称林海音为“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和“台湾‘京味儿’作品的代表人物”，充分肯定了她在两岸文学界的卓越贡献。她关于北京的文章都是在回台湾之后创作的，这些手写的书信成为了乡思与文学对话的桥梁，承载着“见字如面”的深厚情感。
“林海音女士的文学遗产，是两岸读者共同的精神家园。”一位台湾青年说，“我们在台湾读着《城南旧事》，想象北京的冬天。当我站在晋江会馆古朴的院落前，昔日课本上的文字，化为眼前的青砖灰瓦、雕花窗棂，我仿佛看到了小女孩‘英子’在好奇地打量世界。作品中的乡愁和童趣，瞬间都有了呼应。”
如今，晋江会馆以林海音文学展示中心的面貌焕新开放，向世人讲述她的“城南旧事”和两岸情缘。馆内设有“城南·台北——林海音的世界”和“晋江情·一衣带水”主题展览，通过图文、作品陈设、友人书信、多媒体互动、场景还原等方式，呈现林海音跨越北京与台湾的生命历程与文学世界。这里还经常举办“城南旧事”文学沙龙、读书会及“城南物语·阅读工坊”等活动，同时设立两岸文化交流工作坊。
大吉巷，建于明代，崇祯年代称“打劫巷”，清末改称“大吉巷”。历史上这里是宣南文化的重要区域，有南海会馆、《每周评论》旧址、便宜坊旧址等多处重要历史遗存，许多梨园行和曲艺名家的居住地，是城市历史记忆与人文底蕴的鲜活载体。
这里曾见证过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变革。如今正以“策马寻吉·寻宝游园”系列活动、“中轴新韵大吉年”新春市集，演绎着文化遗产“活化”的新风貌。今年的新春市集，以胡同院落为载体，将中轴线文化、非遗技艺和新年的烟火气巧妙融合，践行“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焕新”的城市更新理念。
作为中轴线申遗成功后的标志性城市更新项目，它以“城市文化会客厅”为定位，融合历史文脉、现代商业与生态空间，成为城南首个集文化、商业、生态于一体的非标商业典范。因业态与成都太古里相似，并位于菜市口，故而被网友们戏称“菜古里”。
走入大吉巷，好像走进《大鱼海棠》的电影里。古代和现代建筑错落有致，街巷里到处挂满了灯笼和大红春联。一边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群落，文化气息浓郁；一边是时尚现代的商店，新潮新锐时髦。朱红灯笼长廊绵延铺展，青石板路载着岁月温润，糖画的甜糯与茶楼的清醇在风里交织……百年吉巷用最热闹的方式，轻轻推开了新春的大门，漫染出最地道的中国年味儿。夜幕降临，长廊里百盏宫灯连缀成“星桥”，仿佛把人们带进历史和现实交织的多彩世界。朱红流苏轻拂青石板，行人伸手便能触到流转的光影；“大吉之心”的锦鲤灯群在夜色中游弋，灵鲤跃过金门，琉璃映着新春的第一缕烟火。街上到处都是猫咪造型的小景观，随手一拍都很治愈。
走进朱炳仁铜艺店，仿佛踏入一座灵动的“铜马王国”。店内陈列了各种精美绝伦的铜器作品，有铜器艺术品、摆件、茶具、车挂等等大大小小的品类，琳琅满目，美轮美奂，令人目不暇接。许多人只见过“千里江山”画卷，没想到在现实中还能见到用熔铜技法重构的传统山水意境，造型壮丽秀美。燃烧的向日葵，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以烈焰般的姿态，在灯光的衬托下展现出一种流动的金属感，使梵高的画在铜的世界里得以浴火重生。荷风常盛·中国禧，是一带一路的外交艺术品，用铜和景泰蓝跨界牵手，寓意锦绣中华。莲年如意，是花瓶形状的铜器，瓶身上有立体莲花，象征喜庆和生生不息。铜雕技艺与花丝镶嵌“双非遗”打造而成的“九运中国鹿”，体态丰盈优雅，四肢矫健有力，素雅中又凸显几份庄重华丽。
之前参观过朱炳仁铜艺的前门店和北京嘉德拍卖中心的展览，大吉巷这家店配合马年新春，更突出了马元素，龙马飞腾、八骏飞奔、马踏飞燕、霓裳天马、马富贵……呈现万马奔腾迎新春之势。既有气势恢宏的大型铜马装置，也有精致小巧的文创作品。
朱炳仁作为“朱府铜艺”第四代传人，将非遗铜雕技艺与“书、画、刻、雕、锻、铸”融于一炉，将中国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是杭州雷峰塔重建的总工艺师，将这座千年古塔建成了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塔。全塔用了280吨材料，开创了“熔铜”新工艺，将自由流动的铜汁从模具中解放出来，缓缓凝固成精巧的肌理与形状，采用高温珐琅彩铜技艺着色，以挥洒写意熔铸刚柔极劲。他将哲思融入铜艺创作，让冰冷的铜器成为承载诗意与文化记忆的载体；他开创铜书法工艺，将笔墨意趣铸刻于铜器；独创的“庚彩”工艺打破艺种界限，在铜雕中展现绘画的写意精神。他还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带着铜艺作品参与大运河申遗，搭建两岸艺术交流桥梁等。
朱炳仁的孙子朱也天，因高考期间乘坐迈巴赫送考视频走红网络，被戏称“迈巴赫少爷”。2024年他凭着700分的裸分成绩和全国化学奥赛金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700分进北大，没有去国外深造，也不是因为做运动或打球才进的清华北大，而是真正凭借自己的实力，所以赢得网友的一致好评。
康有为故居3号院是《永乐大典》特展与模范书局珍本藏书展陈区，设有制书体验工坊。9号院“可以走进去的日历”——故宫日历主题墙成为热门打卡点。立体书页装置层层叠叠，穿梭其中如同走进时间隧道，触摸历史的厚度。这里是半开放式阅读区，以"松弛自在"为理念，厢房玻璃上写着“站着、坐着、躺着，您随意，别拘着”。希望读者从富有精神高度的3号院，步入随心随意的9号院，在此隔离世俗烦扰，回归自我，在静谧的北京小院中静心阅读，体味“老北京”的从容心境。
之前在模范书局佟麟阁路总店参加了守书人的史诗《永乐大典》特展开幕式，讲述围绕《永乐大典》保护，一代又一代守书人以命护书的故事。现存的《永乐大典》，每一册皆是守书人竭尽全力筑起的时空长廊，他们点起心灯，守住文脉的赓续和文化的薪火，使得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亲手触摸到六百年前的书写余温。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一部类书，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约3.7亿字。收录了我国古代重要典籍 8000 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有“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通”的美誉，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有万书之书、古代类书之冠之称。更可贵的是，对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改。对比清代《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价值非凡，因为它对古代书籍只做收集、整理、分类，不做任何内容上的实质改动。而《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都被编者修改甚至篡改了，古籍的原貌遭到严重破坏，某种程度上说已失去文献价值和参考价值。
1号院的“一院簪花”体验，则将福建泉州的传统习俗带到北京。人们可在竹编灯笼下，亲手挑选鲜花，由专业簪花师制作专属发饰，“将远方的春天，编织进自己的发梢”。
大吉巷之所以又新又潮，有着历史文脉的基因。始于明代的广义大吉巷地区，在650多年中的大部分时期，因处于皇城之外，一直是多元人群富集，多样市场云集，文旅消费密集之处。所谓：藏身都市繁华, 古韵悠长。聚拢来是故事,摊开来是风情。每块斑驳的石板, 都藏着故事和远方。
明清时期，这里汇聚了各类市场：菜市（菜市口）、米市（米市胡同）、果子市（果子巷）、骡马市（骡马市大街）、粉丝粉条市（粉房琉璃街）……各地驻京办（会馆）广布，成为赴京赶考举子常居之地、功成名就雅士流连场所，为“京师文化”留下诸多佳话，从而带来名人故居众多：康有为（南海会馆）、梁启超（新会会馆）、谭嗣同（浏阳会馆）、鲁迅（绍兴会馆）……带来娱乐业大腕比肩：张君秋、高庆奎、谭鑫培等梨园百余位名人皆在此居住；带来饭馆饭庄琳琅满目、各类社交频频。如广和居，因鲁迅居京时多次用餐和待客，而在现代史闻名，实际上它在清光绪年间就“已是知名的老店”。
大吉巷当年的高光时刻，无疑尽在那场悲壮的“求新图强”运动——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虽然这次变法仅历时103天便告失败，但因它具有的爱国救亡意义，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它以铁血变法促进了沉闷的旧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使大吉巷成为酝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南海会馆4号院，有康有为生平和会馆变迁的简介。正所谓：“戊戌变法屡上书，大同一梦君先知。纵有满腔报国志，英雄落寞泪沾衣。”5号院是康有为故居原址，因当初有七棵槐树而得名“七树堂”。这里列举了康有为五次进京、七次上书，终以戊戌变法来“图新”的奋斗历程；介绍了“六君子”及戊戌变法期间十二种主要报刊。站在这里，仿佛能听到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誓言。北侧“汗漫舫”，展示了康有为的学术与艺术成就。满屋飘挂着康式书法，其“自强为天下健，志刚为大君之道”及“取日新以图自强，去因循以厉天下”两幅，尤其令人动容。联想当年此院及周边，清末民初进步人士曾经热血满腔、慷慨激昂地热议高谈，策动发起包括“公车上书”等无数活动，屡战屡败仍为向新、求新、创新前赴后继，不禁令人唏嘘不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此之谓也。可以说，大吉巷流淌着求新追潮的血脉——尽管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革新有不可同日而语之别，但以新求变、求进步的内核是相通的。
《每周评论》旧址，则让当下一代铭记在“觉醒年代”人们因思想激荡而激发的内生力量。他们奋斗的价值，反映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碑文中：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戊戌变法诸位仁人志士当年留下的求新求变的火种，在这里得以薪火相传，赓续绵长。犹记当年薪火旺，烧成日子满堂红。潮与新，贯穿了从思想文化到武装斗争，从战胜外敌入侵、推翻反动政权到建立新中国，从改变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学习国外经验到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走访名人故居，从来不是让人们回到过去，而是站在伟人曾站立的土地上，重新校准自己眼中的世界尺度，并寻找变革和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