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敬仰的文学巨匠，他的一生为何充满了“悖论”？
巴金
所谓“命运”，它不是先天的、决定论的，而是个人与时代互动的结果。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则是集体人格与时代互动的结果。
——林贤治
巴金：未完成的二十世纪
文 / 李伟东
林贤治著作《巴金：激流一百年》所展现的巴金，是一个复杂的人。正如作者所言，从巴金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系列悖论的发生：从理想主义者到经验主义者；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主义者；从社会批判家、政论家到小说家；从安那其主义者到领导者；从大家族的叛逆者到家族的大家长和保护者。
本书一共十三章，前六章以巴金的安那其主义思想发展为微观线索；后七章重点强调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和命运。整体展现了漫长而坎坷的一百年间，巴金在化蛹成蝶与化蝶为蛹间的不断蜕变。
《巴金：激流一百年》林贤治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01
失踪的安那其主义者
巴金是名编辑、大作家，还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一个政论家。本书突出了巴金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经历，突显巴金最初的成长、文字活动，乃至去法国游学、开始创作，都与此有关。
巴金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思考和实践深刻影响了他的成长道路。作为一种乌托邦思想，安那其主义对整个社会革命的设想，都是以解放个人为基础的。其信仰者认为，家庭是承载传统文化的主要机构，是孕育专制政体的胚胎，必须加以摧毁。受此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青年成为家庭“逆子”，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巴金对家庭态度的变化也来源于此，多部作品都对这一思想有所反映，最典型的当然是其名作《家》。
《家》手稿之一页
安那其主义也影响了巴金的交游。民国伊始，刚刚推翻反动腐败的清朝专制政府，寻找中国前途的人，特别重视社会群体的建设、自治力量的发展，尤其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据统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区有近千家。虽然理论出发点不同，一些与巴金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泉州也展开了类似的社会实验，寻求开发民智、动员民众力量以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这群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热情吸引巴金多次来此参观、短期共同生活。巴金参加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也是因为最初的创建者和他一样，受安那其主义的吸引，愿意奉献自己的力量改良社会，他们的编辑工作都是无偿的。
1927年，赴法留学护照上的巴金
与一般设想不同，作者并没有解释巴金文学创作的秘密，却致力于挖掘其思想的密码，为我们呈现一个别样的时代议题思考者形象。
02
从《随想录》出发的反思
作者对巴金的《随想录》秉持了正面的态度，认为“《随想录》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学界一部重要的著作”。作者称巴金写作此书：“整个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放自己的过程；一个不但和衰老和疾病做斗争，而且不断反抗遗忘、怯懦和保守的过程；一个不断修正写作策略以实现自由最大化的过程。”
《随想录》巴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写作《随想录》的过程中，巴金逐渐流露出知识分子的本色，认为“十年浩劫”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要“大反封建”。在这个问题上，巴金明显存在两个思路：一个是清算传统，一个是开放社会、呼唤改革。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巴金在《随想录》中突出批判了中国人的奴隶根性。作者指出，在关于《激流》的说明中，巴金曾做了这样的引申：“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与此相似，对于“十年浩劫”的生成，在巴金看来，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负有责任，至少他是这样看待自己的。除了历史反思之外，巴金对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也很关注。他对于当时社会上盲目追求物质现代化、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风气深表担心。
1933年冬，巴金摄于北平圆明园遗址
有感于自身经历，巴金在《随想录》中一直强调讲真话。但是面临不同的社会语境，真话又有了不同的讲法。一方面，他反省自己，承认讲过很多假话；另一方面，他也私下提醒朋友要“小心地写”。即便是对于《随想录》，他在给家族后人的题赠中也写到：“书里有真话，也有假话，真真假假，你自己判断吧。” 处处讲真话自然不容易。巴金有他自己生活环境的约束，当然也有自己的既得利益需要保护。但他毕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即便自己不能做到，也并不降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何况，仅就这个“不能做到”本身而言，也不可简单归结为个人道德问题，而更应该看作是值得反思的社会现象。
没有人能超越时代的型塑力，所谓命运是个体与时代互动的结果。爱国者巴金和作家巴金之间是有区别的。作为爱国者，他要顾全大局；作为以写作为生的人，他还有自己的内心的良知。
林贤治作品《巴金：激流一百年》
03
大处起笔的比较写法
本书的写法比较独特。因此，本书不关注生活细节，更重视不同时代境遇下巴金的应对和思想变化。
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反应是一个重要的写作角度。作者用大量的比较刻画一个时代的群像，描述了巴金同时代人的遭遇、处境。在每个历史的重大节点上，作者的叙述视野都超越巴金个人的经历，既交代时代的大走向、重要社会政治背景，也会介绍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处境。这是本书下半部基本的写作方法。通过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刻画，在时代共像中突出了巴金的特殊。
本书中还有一些文学上的比较，暗含了作者的评价。比如，作者比较了巴金的《寒夜》和鲁迅的《孤独者》《伤逝》，指出两人都放大了家庭对个人的威胁。作者还对比了巴金的《第四病室》与契诃夫的《第六病室》，认为前者呈现出一种有限性，形象是清晰的、单面的；后者则带有象征的味道，指向俄罗斯的总体秩序，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的全盘荒谬、社会的普遍不合理。
比较的方法让本书看起来不那么聚焦，往往离开巴金，关注更宏大、复杂的时代，但这种貌似离题的写作手法，却让今天的读者能对时代背景有更生动、具体的感知，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刻理解传主的人生处境，捕捉和把握更丰富的历史信息。
此书对作为作家、文学家的巴金基本没有评价。作者更关注的是思想的巴金、时代的巴金。没有人能超脱自己的时代，像时代浪潮中的芸芸众生一样，巴金有自己的“命运”，他对环境的应对成就了他的人生。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走过的曲折道路，更能体会到知识分子的艰难。巴金号称自己是“五四之子”，他的反思并没有结束，他的问题仍有当下性。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作者题词所引：“二十世纪仍然与我们同在”。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原载《北京日报》2026年2月13日版）
原标题：《人人敬仰的文学巨匠，他的一生为何充满了“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