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是如何实现“以俗为雅”的？

2026-02-24 12:25

江苏

编者按：

文学属于上层建筑，它当然受到其发生背景的巨大影响。宋代的文艺有趋于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从而产生了雅俗共存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在士大夫手中，作为正统文艺样式的诗文、书画十分兴盛，而且依然保持着高雅、严正的姿态，牢牢地占据着大雅之堂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民间技艺也十分发达。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兴起，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

这两类文艺形式分别适合不同社会阶层对文化生活的特殊需求，也适应各个社会阶层审美情趣的不同倾向，共生共荣，互不排斥。这种雅俗共存的繁荣局面是宋代文艺的总体时代特征，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

莫砺锋

宋玉在《对楚王问》中编了一个寓言：“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个“曲高和寡”的故事在后代广为流传，而且不断被诗人们用激动的语气予以复述（如晋张协《杂诗》之五、唐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一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两首歌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雅”和“俗”。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论人还是谈艺，都严于雅俗之辨，趋雅避俗是历代士人在为人和写作两方面的共同追求。可是到了北宋，诗人们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口号，对雅与俗的关系进行新的审视。本文拟对宋诗“以俗为雅”的现象及其文化背景作一些探索。

一

首先提出“以俗为雅”的是北宋的代表诗人苏轼和黄庭坚。苏轼在《题柳子厚诗》中说：

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

黄庭坚则在《再次韵（杨明叔）·引》中说：

庭坚老懒衰堕，多年不作诗，已忘其体律。因明叔有意于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

黄庭坚此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苏轼此跋无准确编年，但他喜好陶、柳二家诗是晚年南迁之后的事，所以此跋亦当作于绍圣年间。也就是说，苏、黄二人几乎是在同时提出了“以俗为雅”之说，这是他们的晚年定论。

众所周知，无论是论人还是谈艺，苏、黄二人都是极其反对“俗”的。苏轼有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黄庭坚亦曾对子弟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 至于他们评诗文、论书画时批判“俗”“俗气”“俗韵”的话更是多得不胜枚举。那么，反对“俗”又主张“以俗为雅”，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以俗为雅”的确切内涵。

我们注意到，苏、黄所说的“以俗为雅”都是与“以故为新”相连的。“以故为新”的含义比较明确，意谓在诗歌写作中学习、借鉴前代诗人在语言艺术（包括用字、造句、用典、设譬等各个方面）上的丰富积累。黄庭坚曾更加明确地将其归纳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以故为新”的手法在苏、黄诗中有大量的例证，其实质就是“化臭腐为神奇”，也就是通过奇妙的艺术构思使已经显得陈旧的某些艺术遗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故”是手段，“为新”是目的。“以俗为雅”既然是与“以故为新”并列的一个词组，它的语法结构和内在逻辑也应该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在“以俗为雅”这种手法中，“以俗”是手段，“为雅”是目的，即通过诗人的艺术构思使“俗”升华为“雅”。应该指出，广义的“以俗为雅”也包含有“以故为新”的意思。在文学史上，大至一种风格、一种意境，小至一个典故、一个比喻，总是在创始者获得成功之后，随即群相模仿，递相祖述。年代一久，新鲜、活泼的风格、意境、典故、比喻渐渐变成陈词滥调，即使凡庸之人也能脱口而吟、信手而书，这样的诗必然是平庸无奇、俗不可耐的。摆脱这种“俗”，使之恢复“雅”，正是“以俗为雅”的一种含义。那么，除此之外，“以俗为雅”到底有哪些含义呢？苏、黄没有明言，但我们从他们及其他宋代诗人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下面两种含义。

第一是诗歌语言的“以俗为雅”。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除了杜甫等少数人之外，诗人是不允许俗字俚语进入诗歌殿堂的。唐人刘禹锡重阳日作诗不敢用俚俗的“糕”字，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但到了宋代，诗人们就不再受这种观点的束缚。宋祁虽是受西昆派影响很深的诗人，仍作诗嘲笑刘禹锡：“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王琪则公开主张：“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功夫……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苏轼更认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所以在苏、黄手中，俗字俚语公然入诗。苏诗有句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黄诗有句云：“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 “软饱”指饮酒，“黑甜”指熟睡，“衔蝉”指猫，都是当时俗语，深受苏、黄影响的陈师道诗中也有大量的俚语俗字，仅宋人庄季裕《鸡肋编》卷下指出的就有二十一例。到了南宋的杨万里，俗字俚语更成为极重要的诗歌语言，以至后人批评他“满纸村气”。

在用典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前人作诗用典，一般都局限于经史中的故事和诗文中的字句，偶然用及小说，也主要是《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具有野史性质的较为“雅正”的书。苏、黄则不然。苏轼《东坡八首》中“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用唐薛调《无双传》中故事，黄庭坚《戏赠彦深》中“上丁分膰一饱饭，藏神梦诉羊蹴蔬”用隋侯白《启颜录》中故事，《无双传》与《启颜录》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那些用典讲求典雅的诗人是不屑一顾的。从苏、黄开始，诗人用典不再有什么约束，无论是经史子集还是佛经道藏、稗官小说，都成了典故的渊薮。

宋人的这种做法，实际是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那些被前代诗人所忽略或摒弃的部分引入诗歌。清人叶燮说：“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比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许多宋代诗人也有同样的特点，把“铜铁铅锡”等平凡之物陶铸成“精金”，正体现了苏、黄所倡的“以俗为雅”的精神，无疑，这种做法极大地补充了诗歌所需的语言材料，而且使之更加活泼、更加生气勃勃，这正是宋诗异于唐诗的特征之一。

第二是诗歌题材方面的“以俗为雅”。在六朝时代，诗歌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诗人即使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写出优美的山水诗，诗中体现的仍是高远玄妙的意趣和孤芳自赏的感情，即所谓“雅人深致”。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在当时完全被诗坛所遗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唐代，虽然诗国的疆域大大地扩展了，但整个诗坛仍未充分注意到生活中那些“俗”的题材。王维虽时时咏及樵夫牧童，孟浩然也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句子，但那只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和衬托，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白居易等人也常在诗中描写下层人民的疾苦，但那是为了“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作诗的目的既然是功利性质的，题材当然也不会被当作审美的对象。所以说，除了杜甫、韩愈等少数人的少量作品外，唐代诗坛对那些平凡、琐屑的题材是不甚注意的。晚唐的贾岛、姚合等人虽多写细小题材，但他们偏爱阴冷破败之景，取径太窄，意境枯窘，未能树立诗坛新风。

入宋以后，诗坛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诗人们把审美的目光投向生活的各个角落，欧阳修赞扬梅诗“长于本人情、状风物”。的确，梅尧臣诗中除了写时事、民生疾苦、山水、怀古等前人常写的题材，还有《食荠》《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深夏忽见柰树上犹存一颗实》《孙曼叔暮行汴上见鹘击蝙蝠以去语于予》之类的诗，还有一首题作《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这些“古未有诗”的题材是蓦然闯入诗歌殿堂的，所以梅尧臣的尝试有时不很成功，例如《扪虱得蚤》《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等，缺乏深情远韵，未能把凡庸之物升华到审美境界，也就是未能“以俗为雅”。但这种努力开启了拓展诗国疆域的运动，等到苏、黄主盟诗坛时，诗人们一方面继承了欧、梅“本人情、状风物”的传统，另一方面避免了梅尧臣写俗物而未能脱俗的缺点，从而最大程度地使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上升入诗的境界。在苏、黄诗集中，数量最多的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题咏亭台楼阁、书画、纸墨笔砚乃至茶酒等物的诗。诗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前人绝少注意的“俗物”，例如黄诗中咏过莲子汤、豆粥、蛤蜊、黄雀鲜等食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中有许多佳作，达到了“以俗为雅”的目的，苏、黄的许多咏茶诗就是如此。茶是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日用品，它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早已超越了柴米油盐等物，成为文人高雅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唐人对饮茶已相当讲究，陆羽还写了《茶经》一书，但是唐人咏茶的诗很少，除了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之外几无名篇。而欧、梅二人写了《尝新茶杂言》《次韵和》等四篇七古来咏茶，往复相和，乐此不疲，但诗歌本身尚非上乘。到苏、黄手中，咏茶诗成了重要的一类，而且佳作叠见，所以清人王士禛云：“黄集咏茶诗最多最工。”我们在苏、黄集中各举一首篇幅较短的为例：

汲江煎茶

苏轼

活水仍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双井茶送子瞻

黄庭坚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

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

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一写烹茶之趣，一写赠茶友人，题材本身是平凡琐屑的，也可以说是俗的，然而前一首描绘了月明江清的清幽环境，后一首则以远离尘俗的高雅之地为背景，它们又分别以“雪”“松”“云”等洁净之物来形容茶之清醇。更重要的是，前一首结以身居异乡的孤寂之感，后一首结以归隐江湖的高洁志趣。这样，全诗的意境、情趣就极高洁，没有丝毫俗气。也就是说，诗中的茶确已超越了实用性质而跃入了审美的境界，从而完成了“以俗为雅”的升华过程。

宋代诗人的目光甚至投向了从未入诗的一些事物：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一

苏轼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以“牛矢”入诗，恐怕是唐人无法想象的。然而此诗写了生动活泼的农村生活情景和诗人乐观旷达的精神，志趣高洁，并无鄙俗之病。南宋的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在这方面发展了苏轼的传统，从而使向来不被诗人注意的农村生活的许多细节成了绝妙的诗料。

第二类是赠别唱酬、纪行纪游之诗。这些题材前人也写，但宋人写得更多，而且叙事、抒情的角度更趋向世俗化。宋人虽然盛赞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但他们写送别诗时极少有“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的勉励之言，在流落迁徙时也极少抒“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的心怀魏阙之情。他们更注意的是私人的交情、自身的感受等等。例如苏轼先贬黄州，后谪岭南，留下了诸如“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类的诗。当然这里面也有北宋党争激烈、文网较严的影响，但苏轼作诗向来敢怒敢骂，作于惠州的《荔枝叹》中直斥丁谓、蔡襄之名就是一例。关键是他的审美视野的焦点在彼而不在此。宋人的纪游诗、山水诗也与唐人不同。唐诗中王、孟喜写宁静的世外桃源，李、杜爱写雄伟的奇山异水，都寄意于远离人寰尘嚣的境界。宋人则更喜欢写金山、西湖等游人熙攘的世间山水，苏轼有句云：“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虽为一时戏言，却说出了宋人山水诗的特点。后人或以此作为判断唐宋诗优劣的根据，认为唐诗多写重大题材，风格雄浑，故高雅；宋诗多写琐细题材，风格纤巧，故卑俗。其实这仅仅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审美风尚，并无高下可言。而且宋诗在内容上由外扬转向内敛，减弱的仅仅是诗歌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对于艺术来说，这未必不是一种进步。

所以说，宋诗在题材上的“以俗为雅”，实际上是把人类生活中被前代诗人所忽视或舍弃的部分引入了诗国。叶燮云：“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整个宋诗也有同样的特点，宋人开拓诗境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二

那么，宋人是如何实现“以俗为雅”的呢？从表面上看，有一些具体的手法，我们举苏、黄诗为例作些说明。

一是一篇之中雅俗相半，以雅化俗。叶梦得《石林诗话》评苏诗《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云：“苏子瞻‘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始读殆未可测其意。盖下有‘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懑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四句，则人头不怕放行，宁伤于拙也。”此诗首二句不但拙，而且俗，但有了后面四句的清丽典雅，全诗也就雅而不俗了。类似的黄诗有《登快阁》，首句“痴儿了却公家事”辞意甚俗，后面的“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等句却极其雅洁。

一是用典故等比较雅的手法来咏俚俗之物。例如苏诗《豆粥》，如果仅有“沙瓶煮豆软如酥”等句，则不免俚俗之讥。但此诗写了刘秀、石崇与豆粥有关的两个故事，从而使豆粥具有一层历史文化的意义，全诗也就化俗为雅了。类似的黄诗有《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通篇用典，极其雅饬。可惜此诗书卷气太浓了，招致后人不少批评。

从本质上看，宋人实现“以俗为雅”的手段就是以更为宽广的审美视野和更为敏锐的审美趣味去审视世界。让我们看一些例子：

苏轼和黄庭坚都写过《薄薄酒二章》，苏诗有引曰“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黄诗之二云：

薄酒终胜饮茶，丑妇不是无家。

醇醪养牛等刀锯，深山大泽生龙蛇。

秦时东陵千户食，何如青门五色瓜？

传呼鼓吹拥部曲，何如春雨一池蛙？

性刚太傅促和药，何如羊裘钓烟沙？

绮席象床雕玉枕，重门夜鼓不停挝。

何如一身无四壁，满船明月卧芦花？

吾闻食人之肉，可随以鞭朴之戮。

乘人之车，可加以钺之诛。

不如薄酒醉眠牛背上，丑妇自能搔背痒。

陈师道、黄庭坚都写过《陈留市隐》诗，黄诗是：

陈留江端礼季共曰：陈留市上有刀镊工，年四十余。无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岁矣。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陈无己为赋诗，庭坚亦拟作。

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

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时时能举酒，弹镊送飞鸿。

赵明叔的话原本很俚俗，但苏、黄从中挖掘出很深的意蕴，将它提高到人生哲理的层次，并用优美的诗歌语言把这种哲理化为艺术意境。苏轼说这是“推而广之”，其实更是“拔而高之”，其结果就是“以俗为雅”，虽说这种哲理自身的思想价值不一定很高。至于陈留市的刀镊工，其实就是一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本来是“俗人”，即黄诗首句所说的“市井”。然而黄、陈从他的身上发现了“有道者”的品质，并写成了这两首有名的诗。其实这很可能是诗人用自己的观点去代替或塑造了刀镊工的形象，但对于作诗而言，这确是从俗中发现雅，即“以俗为雅”。

当然，诗人们注意更多的是他们自身，“以俗为雅”的审美方式在他们写自己日常生活的诗中体现得更为普遍。上文中所举的咏茶诗等就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两个例子。

六月十七曰昼寝

黄庭坚

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

马龀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

这首写生活琐事的小诗曾引起后人议论纷纷，清人袁枚所说的“落笔太狠，便无意致”便是较有代表性的批评，叶梦得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黄庭坚辩解，且说这体现了“鲁直之好奇”。其实此诗的好处已见于任渊注：“以言江湖之念深，兼想与因，遂成此梦。”我们认为此诗的特点之一正是“以俗为雅”。诗人当时身处“红尘”之俗境，面对着“马龁枯萁”之俗物，本无丝毫雅趣，但他以对“沧洲白鸟”的高洁意境的向往洗清了眼前的“红尘”，从而使俗景（马龁枯萁）化成雅境（风雨江浪），这个转变过程的关键正是“以俗为雅”的审美观照。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苏轼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

崖崩路绝猿乌去，惟有乔木搀天长。

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

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

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

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尾句中“小姑”指小孤山，“彭郎”指澎浪矶，民间传说他们是一对夫妇。清纪昀评此诗云：“绰有兴致，惟末二句佻而无味，遂似市井恶少语，殊非大雅所宜。”其实此诗之所以“绰有兴致”，正在于写得新颖活泼，其关键即把民间俗传升华为诗歌雅趣。纪昀光看到其本于俗传，遂以为不雅，正暴露了这位馆阁学者审美意识的保守性。

总之，“以俗为雅”不但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对象，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功能，而且使诗歌的风格更加平易近人。宋调异于唐音，“以俗为雅”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