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时代的“少数派”,却揭示了理性的最大盲区

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潮席卷欧洲,理性与科学被奉为圭臬。然而在那个时代,另一群思想家却以深刻的洞察,指出了这场运动可能带来的偏颇与危险。
这些启蒙的反对者,构成了思想光谱中不可或缺的一极,他们的批判迫使我们去思考:理性的边界在哪里?普遍的真理是否适用于所有人?
“伯林文集”最新作《启蒙的三个批评者》正是理解这场思想交锋的必读之作!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以其激情澎湃、引经据典的笔触,带我们深入三位反启蒙先驱的精神世界。

倾听他们的声音,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今日诸多思想争论的溯源。
维柯:
为“人的科学”打响第一枪
乔瓦尼·维柯生于1668年,是那不勒斯一名书商的儿子。他一生在贫穷和疾病中挣扎,怀才不遇,死后更是被世人遗忘。直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才被意大利人重新挖掘,并跃升为这个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维柯在低级教授的职位上度过了大半生,这个职位只给他提供微薄的薪水,却强迫他做许多开学典礼演说,其中一些演讲,恰恰包含着他最具独创性的思想。

维柯(Vico,1668—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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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年,在第七次开学典礼演说中,他清晰划分了两种知识:研究自然规律的“外在”知识,和理解人类精神与创造的“内在”知识。后来,它们逐渐被区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维柯为“人的科学”打响了第一枪,从那之后,战斗从未停止过。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先驱推崇普遍理性与数理逻辑,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统一的科学方法认识一切,从自然法则到社会规律。但维柯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外在的世界对于人仍然是不透明的。人类能够真正透彻理解的,只有自己亲手创造的东西,比如语言、法律、历史和制度。正因我们创造了它们,才能从内部抵达其意义。因此,研究人类活动的人文科学,其方法与追求普遍定律的自然科学注定不同。

那不勒斯的维柯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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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肯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立性,确立了人文学科。他的思想,从根本上挑战了启蒙运动试图用理性统摄一切的宏大叙事。
赫尔德:
拥抱多元文化的先知
赫尔德是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些相互关联的思想之父,伯林称其为“法国启蒙哲学家及其德国门徒的对手当中最令人生畏的人”。
1744年,赫尔德出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普通家庭,他在柯尼斯堡大学求学时广泛涉猎哲学、文学与神学,也曾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然而等到他的思想体系成熟后,他却批判康德,认为这些新经院哲学家用黑白分明的术语来描述人这样一个复杂有机的个体是任性和武断的。

赫尔德(Herder,1744—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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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赫尔德思想发生转折的,是1769年的法国之旅。旅行期间,他穿行于不同地域,亲身感受各异的风土人情,接触到多元的思想和文化。
赫尔德主张,人们不应当根据一种文化的标准来评判另一种文化;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发展,追寻不同的目标,体现不同的生活方式,被不同的生活态度所主导;因此,要理解它们就必须实施一种想象的"移情",通过它们的眼睛尽可能“从内部”进入到其本质中去。

德国魏玛的赫尔德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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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移情”的智慧,让赫尔德成为多元主义的先驱,他对启蒙思想家推崇的普世理性标准展开反抗,转而守护住了人类精神中那些无法被统一、却因此弥足珍贵的差异。
哈曼:
直面理性狂热的浪漫之火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是启蒙运动最极端尖锐的批判者,也是18世纪一切形式理性主义的最不妥协的敌人。赫尔德景仰哈曼,认为他是一个天才,并把他看作自己最伟大的导师。
1730年,哈曼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虔敬派教徒家庭。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家庭教师,还与城中有名的富商兄弟成为好友。那时,他被视作一个有前途的文学新秀,是法国启蒙哲学家的弟子。然而,在一次放纵的旅行后,赫尔德陷入债务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在绝望中转身回归虔敬派的宗教慰藉。

哈曼(Hamann,173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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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也逐渐在思想上走向了朋友们的对立面。
哈曼认为启蒙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它将抽象的概念、理性的体系、普遍的法则置于活生生的现实之上,用“原因”“理性”“普遍性”这类人造的词语,取代了人对世界的直接体验与真实感知。在他眼中,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把词语和概念混淆,又把概念和实物混淆”。
尽管他对科学、艺术成就的盲目仇恨,可能削弱了他思想的价值,但并不削弱其重要性。赫尔德、歌德、黑格尔等人都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去捍卫那些属于直觉、情感与信仰的精神疆域。

“伯林文集”版《启蒙的三个批评者》的译本根据原版编者亨利·哈代于2013年修订的第二版为底本,进行了全面升级。编者前言和文献说明深度扩充,同时新增70多页的第二版附录,包含伯林多篇文章与珍贵信件。本次修订,让这部思想史经典以更完整、更精准的面貌呈现于中文世界。
在当下的时代,这些批评者的质疑提醒我们:人类精神中那些无法被标准化的部分,恰恰构成了文明的厚度与底色。

原标题:《他们是时代的“少数派”,却揭示了理性的最大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