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家仲富兰：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样的？

上海人是什么样的？

许多人会马上想到“上海女人嗲、上海女人作、上海男人怕老婆、上海男人门槛精”，或者“上海人排外、上海人斤斤计较、上海人精于算计”。这些“印象”是真实存在的吗？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3月30日，上海市民俗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做客宝山行知读书会，分享他眼中上海人的性格特点和人际交往模式。

仲富兰

人际头脑：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

要说上海人，必须先说上海这座城。仲富兰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历史上的移民潮主要有三次：一是太平天国时期，大批江南财东携金银细软来上海租界避难；二是上海工厂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兴起，引来大量劳动力和技术工人；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上海城市人口也急剧增加。

正因为有大量移民，上海人形成了特别灵活的人际交往模式。“外来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首先是求安全和稳定。上海人说 ‘螺蛳壳里做道场’，地方再小，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其次是包容，上海包罗万象，各地方来的人都有，即便本地人也同化不了外来的，这样造成的城市特点跟传统城镇很不一样。”

他表示，传统城镇是“熟人社会”，经常是张家长李家短，几代可能都是世交。但在上海，大家一开始都不认识。“所以包容成为上海人的特质，同化不了他人，就要包容。”仲富兰认为，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是比较另类的，因为它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所以海派文化是复杂的共同体，海派文化就是杂。”

公共头脑：人际关系保持在适当距离

在仲富兰看来，上海人一般不太干预或指责别人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总保持适当的距离，客客气气，日积月累。“之前上海电视台搞过一些如‘撞击’争论性节目或者端出人际矛盾的家长里短的这类节目，一个城市天天张家长李家短，一到傍晚，电视节目里就吵架，氛围很不好。私人的东西放到公共场合来放大，这样的节目不会有生命力，所以很快就没有了。”

“同样，上海的学者大多不愿意跟别人争论。”仲富兰认为，上海人很少有不惜代价完全压倒对手的情况，情愿放低姿态主动退让。这样的理性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也井然有序。“只要有排队的事情马上有热心人出来主动维持秩序，比如说紧俏的商品，手上写个号，总有先来后到的秩序。”

他还引用杜月笙所说的“人生三碗面”的说法，虽然对这个人有争议，但对于体面、场面、情面的说法还是值得深思的，“他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头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没本事大脾气。体面、场面、情面反映了上海文化中的包容性问题。”

“包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要保护自己就不要侵犯别人。所以哲学家斯宾诺莎强调理性指导人是具有精神力量的，不恨人、不嫉妒人、不激怒人家、不轻视人家，更不骄傲自恋，这是文明社会的进步标志。”仲富兰称，“上海但凡做什么公共事务，你可以看到，上海市人大出个法规，让大家的意见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尽可能地想办法，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

理性头脑：追求实用与经济价值

“精致利己，精于算计”也是不少人对上海人的印象。对此仲富兰并不否认，“上海人的文明习惯是在近百年西方法纪的约束下逐渐形成的，与西方文化有着历史的、精神的联系。上海女孩对女性魅力和自身价值的清醒自觉，所以使她们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

“上海人多表现出讲实惠。来虚的，谈远的，都不要听。实惠在什么地方，他要这些东西。但如果所有事情都实用化，变成实用主义，那又庸俗了。有的东西不能算计，比如说情感，那是无价的。因为斤斤计较，因为过分计算，使得人家觉得跟上海人做生意虽然成功率高，却也很累——上海人太精了！”

尤其到了解放以后，仲富兰认为上海人不论男女都讲究敬业精神和个人本位。“靠人家是靠不住的，一定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我就做自己的，做得好就做，做不好拉倒。重视秩序规则，重视健康、家庭观念、子女教育，讲究生活质量，乐意接受新事物，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特征。”

契约头脑：诚信守约的合同意识

最后仲富兰特别提到上海人有极强的契约头脑，他们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沿海城市都有走私问题，而且走私得很厉害。但是上海这方面很少，非常遵守秩序。”

这样的特点也在老百姓的工作上得到体现。“对上海人来说，拿人家工资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关系。我到商店买东西，你给我发票，这本身也是种契约关系。所以上海的老一代人，我们父母总是说，拿了人家的钱你要好好地工作，好好地给别人做事。所以这个城市不出大老板，真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外地来的。因为上海的家教文化是这样的，也不喜欢承担风险。你是老板，我给你打工，你付我工钱，这个事是我介绍的，那老板得给我中介费。后面谈不谈得成与我无关，上海人做事是这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