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观点｜陈冀胜：“我们的关注点不能只放在自身研究课题上，应该放眼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和最前沿”
陈冀胜，生于1932年，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技术一级、文职特级研究员，曾任国防科委某研究院副所长，防化研究院四所所长、院政治委员、总工程师以及中国化学会、中国毒理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中国天然药物》《应用化学》《J. Nat. Toxins》《J. Med. Chem. Def.》编委、学术顾问等。从事药物化学与药物设计、生物毒素、化学生物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主编《中国有毒植物》《英汉生命科学词典》《化学、生物武器与防化装备》《反化学恐怖对策与技术》，参编《分子药理学》《海洋生物毒素学》《Toxin-Related Diseases》等。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二话不说都去了”
1932年，陈冀胜出生于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辗转到重庆求学。1948年，成绩优异的他被保送至复旦大学，“当时在国统区就业很困难”，虽然对新闻专业更感兴趣，但陈冀胜还是听从家人的建议，选择了化学系。“其实当时我对化学不太了解”，陈冀胜笑着说。
求学期间，陈冀胜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陈冀胜的哥哥曾在西南联大就读，“我哥哥是学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
受哥哥的影响，陈冀胜在学校里参加各种读书会、时事研讨会，宣传进步思想。1949年2月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陈冀胜动员8名化学系的同学一起参军入伍。“起初我以为要到前线去，后来接兵干部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去新成立的化学兵学校，我们二话不说都去了”。谈起这段经历陈冀胜言语间掩饰不住自豪之情。
在清华园完成学业
陈冀胜被安排前往清华大学完成中断的学业。1952年夏天陈冀胜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回到化学兵学校担任教员。返校不久他就接到参与筹建学校化学研究室的任务，这个研究室就是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的前身。
“这是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一口就应了下来”。陈冀胜记得研究室主任是黄新民，一位化学专家。“他带着我们去当时科研体系，比较完善的东北考察了几个月，我们的介绍信上‘职位’一栏写着‘研究员’。接待单位很惊讶怎么来了这么多研究员，结果一看都是小伙子”说到这里陈冀胜忍不住哈哈大笑。
在黄新民的带领下，这群小伙子一点点搭建起化学研究室的四梁八柱，中国防化科研事业蹒跚起步。
破解侦检包的“秘密”
当时学校接到命令，要抽调400名学员前往抗美援朝战场进行化学侦检工作。但学员们没有配装任何化学装备，陈冀胜和其他教员决定拆解3个在前线缴获的敌人的侦检包进行仿制。
陈冀胜回忆侦检包里装的是透明玻璃管，说明书上只简单说明：玻璃管压碎后遇到毒剂会产生变色反应，并未标明里面的成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一边查资料，一边做实验摸着石头过河，连做梦都在琢磨”。两个月后陈冀胜和其他教员终于破解了侦检包的“秘密”，在学员启程前将400套侦检包交到他们手中。
“后来我们‘乘胜追击’开始着手研制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某些方面比当时敌人的侦检包有所改进，比如能检测出一些新型毒剂”。1年后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石鹰1号侦检器”被送往抗美援朝战场前线。
十年时间编写“毒”书
翻开陈冀胜主编的《中国有毒植物》一书，里面收集了我国101科、943种有毒植物。此书1989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至今仍是中国关于有毒植物的权威专著。
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植物毒素种类的多样性。陈冀胜发现我国没有相关专业的权威书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毒植物调查。
刚接手这项研究工作时，陈冀胜信心十足。原本他和同事都乐观地认为书会在“两三年之内完成”，孰料为了编写这本书陈冀胜花了整整10年时间。
原标题：《院士观点｜陈冀胜：“我们的关注点不能只放在自身研究课题上，应该放眼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和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