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行与思｜基于美国的当代文化景观与“后记忆”构筑

研究记忆者，仿佛总在与记忆展开一场永不停歇的赛跑。工作余时，我碌行不休，思考如何将复杂的国家历史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叙事，并探讨这种文化景观背后的社会心理与意识动因。历史并非已然逝去的过往，而是当下对往昔的深刻解读。去年从德国“克服历史”的二战记忆与负遗产的田野跋涉归来，2026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提前步入“再造历史”的纽约、费城、华盛顿与波士顿近距离观察，美国借助当代流行文化的“软性”重塑，既缓解了历史创伤引发的集体焦虑，又巩固了国家认同在当代的延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后记忆政治”（post-memory politics）。

费城华人街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大众传媒技术，通过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以及政府的文化外交和援助计划，成功地将美国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文化输出的中心。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互联网产品等成为美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仅塑造了全球流行文化，还持续重构着自身的国家叙事。例如，自20世纪40年代起，好莱坞电影便在全球广泛传播，其塑造的美国式英雄形象、浪漫爱情故事与美国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对全球观众产生了一定影响。好莱坞不仅通过先进的制作技术和管理营销手段取得成功，还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如利用外国演员、导演和题材来征服外国观众。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其商业成功上，如在北美地区和全球的高额票房收入，还体现在其传播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能力上，例如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美国的流行音乐，如爵士乐、摇滚乐，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吸引着各国年轻人。然而，这种叙事始终蕴含着历史的内在张力：一面是以“自由、民主、机遇”为核心的建国神话，另一面则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种族冲突、“9·11”等历史负遗产所引发的集体创伤。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文化政策转向、政治分化加剧、全球地位变化等背景下，美国社会正借助各类流行文化实践“再造历史”，构筑起一种“柔软”的认同载体，把复杂、矛盾乃至阴暗的历史片段，转化为极具感染力的当代叙事，进而构建代际传递的“后记忆”——后代对未曾亲历历史的间接承接与创造性转化，这亦是一种对国家历史叙事的集体焦虑与再造冲动。美国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将历史负遗产转化为强化国家认同的工具。例如，通过立法保护历史古迹，如《国家历史文物保护法》，以及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和企业保护历史遗址，美国确保了对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此外，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尊重，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感。这种“再造历史”的过程又如何反映并塑造了美国社会的集体心理与政治愿景？

从美国国会大厦顶端的巨幅壁画《天堂中的华盛顿》到费城“独立钟”上的现实裂痕，美国一直将国家认同建立在以《独立宣言》和宪法为核心的“建国神话”之上，强调自由、平等与个人奋斗。然而，这一神话掩盖了美国历史中奴隶制、原住民灭绝和种族隔离等残酷现实，这些历史真相与建国神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种断裂在当代同样体现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争议、纪念碑拆除运动（如南方邦联雕像的拆除）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对历史不公的持续追问中。历史“负遗产”不仅是往昔的伤疤，更演化为当下政治身份角逐的焦点，保守主义政治家试图借回归“建国精神”或“传统价值”重塑历史连续性，其叙事核心始终围绕“美国道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即便揭示创伤，也终归于“自我修正能力”。历史负遗产被转化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阵痛”，进而推动国家神话的延续，而非被视为根本性缺陷。这种历史重构通过全球文化输出（如好莱坞电影、流媒体平台）得以传播，在当代社会的重新语境化过程中，映照出“后记忆”的创造性特质——历史文本不再被奉为神圣不可变的遗产，而是可被灵活解读、甚至戏谑的活态资源，进而沦为巩固美国价值话语权的工具。

费城“独立钟”

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朝鲜战争常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而越南战争则被视作“一代人的创伤”，反映了美国社会对这两场同样未能取得胜利的战争认知的复杂性。朝鲜战争，一场在冷战背景下爆发的冲突，其历史叙事往往被个人英勇行为所掩盖，而忽视了战争的深层根源和长远影响。尽管战争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对朝鲜半岛、美国、中国等国家命运的深远影响，往往在公共记忆中被淡化，导致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被遗忘。这种记忆分化，凸显了美国在处理军事失败与道德争议时的策略性回避。越南战争亦被刻画为“道德的泥潭”与“一代人的创伤”，电影如《现代启示录》（1979）与《我们曾是战士》（2002），从反思战争荒谬性转向颂扬士兵牺牲精神，将政治争议转化为对个体的悲悯，进而弱化战争责任；而1982年设立的越战纪念碑，通过抽象设计淡化政治争议，聚焦士兵个体哀悼，旨在治愈国家。然而，自“9·11”事件后，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成为新一代创伤核心，“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归零地”，展现了创伤记忆向后记忆的转化，通过“重生叙事”强调国家韧性，避免深入反思外交政策根源。相关电影如《93航班》（2006）与《特别响，非常近》（2011），以个体故事取代宏观分析，突出“团结与重生”，将国家创伤转化为集体韧性象征，进一步复杂化美国历史记忆图谱。这些作品共同展现了美国文化对历史负遗产的“安全化处理”，即通过个体叙事、情感共鸣和道德模糊化，将复杂历史转化为易于传播与接受的“记忆产品”，这种处理方式揭示了美国在平衡历史批判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微妙权衡。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前

自2015年首演以来，林-曼努尔·米兰达创作的音乐剧《汉密尔顿》迅速成为全球文化现象。十年间，它不仅在百老汇舞台上持续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其影响力依然强劲不息。该剧巧妙融合嘻哈音乐、多元种族选角和现代语言，生动重述美国建国史，剧中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激烈说唱对决，将政治辩论转化为戏剧冲突，点燃年轻观众对历史的情感共鸣。凭借这种对历史进行情感化处理、淡化政治元素以及实现教育功能转型的方式，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被成功塑造成移民奋斗的光辉象征。该剧的成功，不仅在于艺术创新，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历史再造”——全剧紧紧聚焦汉密尔顿的个人挣扎与野心，以“外来者”凭借奋斗走向成功的故事，如灵动的音符般巧妙呼应当代美国移民政治，巧妙地缓和了奴隶制和原住民问题那尖锐的历史锋芒，将建国史精炼为个人奋斗的壮丽史诗，完美契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叙事逻辑。同时，该剧创新性地以非白人演员扮演建国先贤，以“色彩盲选角”（color-blind casting）象征种族包容，实现了对建国神话的“色彩重置”。《汉密尔顿》不仅在艺术上大放异彩，更被音乐类高校用于英语教学，成为教育的有力补充，帮助青少年以新颖的方式学习历史，塑造他们对历史的认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该剧有意淡化美国建国历程中的暴力冲突、经济矛盾与奴隶制问题，将“建国神话”包装成跨时代的精神遗产。

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中扮演美国开国元勋的亚裔演员与作者的合影

借助文本、影像、仪式和数字媒介叩响历史脉搏，以契合当代需求的方式重新诠释往昔，将时代关切融入历史认知，不仅革新了记忆的保存与传播模式，更重塑了人与历史的深度联结。然而，文化盛景之下潜藏着深刻的历史隐忧——当国族神话与集体创伤并存时，流行文化充当着调和矛盾的“安全阀”，年轻世代缺乏历史亲历，文化产品成为构建“后记忆”的核心载体。与此同时，创伤的商业化运作以及灾难记忆的商品化转变，更是屡遭伦理质疑。未来美国历史记忆的塑造，取决于其能否在文化叙事与社会正义之间找到平衡，是延续“柔性再造历史”以缓解集体焦虑，还是直面负遗产的沉重真相，推动具有批判性的记忆实践。真正的历史记忆不应局限于文化景观的表象繁荣，而要穿透“负遗产”的结构性根源。若美国仅依靠流行文化“再造历史”，却未推动实质性的历史反思与政策修复，比如调整外交策略和落实种族赔偿，这般“后记忆”大厦终将暴露其脆弱本质。记忆非对往昔的复刻，实为对未来的投资。美国如何正视其历史记忆与历史创伤，将最终决定其在国家命运轨迹及全球文化版图中的定位。

（作者陶赋雯，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跨文化记忆与认同研究”、上海师范大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培育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影像史学’研究与实践新探”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