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城市史研究要有“城市感”和“活人感”

许纪霖做“城市史研究，如何有城市感和活人感？”主题演讲 李显杨摄

我来自上海，上海在近代中国历史当中是最有都市感的一座城市。我除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以外，副业也顺带研究上海这座城市。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九十年代以后就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是国际的显学，要讲的太多了。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华东师范大学我和姜进教授的团队，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城市比较研究。因为在比较当中，我们才能看清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的个性。先后做过上海和香港、上海和台北的比较研究，后来又做了上海与武汉，还有王笛牵线的上海与成都以及上海与广州、天津的比较研究。本来应该首选北京，北京和上海就是近代以后的“双城记”，怎么能漏了北京呢？一开始我们就想在北京找一家单位，来做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比较。结果好些教授跟我们说：“北京？咱们是研究中国的，不研究地方。”最后终于找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跟我们开了一次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比较研讨会。

前面几位都提到成都研究和北京的城市研究，资料都不多，这个问题在上海史研究当中不存在，资料太多了，不仅是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都很丰富，取之不尽，所以到今天还是一个显学。要讲上海，或者上海研究，那太多了。

今天我不谈上海研究，想谈一谈对今天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包括今天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特点，以及今天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如何有城市感和活人感。

实际上最近这二三十年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是很快的。如果跳开历史学，我发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至少呈现三个趋势，特别是这十年。

第一个趋势是从宏大叙事转向对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关注。这也符合我们今天论坛主题：“从宏大到日常”。因为过去对城市的研究只是一个注脚，这个注脚就是说城市的历史只是我们国家的宏大叙事的一个地方注脚而已，但是这几年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赵世瑜教授所谈的，城市怎么从国家回归地方，让它显现出它的地方性。这个地方性一定是要降一个维度，从宏观到日常。

第二个趋势是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兴起。今天对城市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的领地，很多学科包括地理、考古、自然生态等等也介入了对城市和城市史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成果是南京大学的中华古城数字图谱集成工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城。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大数据、数字、图像资料、文字资料做了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完全是跨学科的，是以地理学为中心的。

第三个趋势是从全球视野重新定义中国的城市。大家不仅是从地方研究地方，从中国区域城市比较研究某一个城市，更多的是从全球史的目光来研究某一个城市。像从全球史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书《磨合：近代镇江的全球化之旅》，作者是张信。他是华师大历史系毕业，后来到美国的，他这部研究中国近代镇江的著作，就是典型的从全球视野重新来研究中国的城市。他研究的镇江非常有意思，打破了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好像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只是被动地回应了西方的冲击。在他的研究里，他发现像镇江这个中国近代的城市是以主动的、创造性的方式来回应全球化，积极地介入全球化里面，从而扮演非常能动的角色。这也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一轮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介入全球化的时候，我们的角色也绝对不是被动的，都是积极主动的。

王笛的《茶馆2》不久前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他的研究和我们历史学者的研究不一样，他是像人类学研究一样，有田野调查。我们过去只是停留在档案、文本。赵世瑜教授也进入了田野。我觉得这种城市史的研究方式非常重要。用今天比较流行的话说叫“躬身入局”，特别是研究日常生活史。我们带的很多历史系的学生，很多研究还在传统的图书馆、档案馆的文字资料里，他们基本上很少走向城市、走向社会，即便很多是做现代城市史研究的，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限制。那么怎样走出象牙塔，躬身入局？就像王笛已经谈到的，做一个研究，特别是城市的研究，不仅需要理性的认知——如果我们仅仅凭文字资料，那理性的认知就ok了——更重要的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活生生的生命感受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说的城市感。

“感”这个东西完全是感觉主义的，未必和理性有关，最重要的是生命感受。有的时候我们看城市史研究的作品，有些著作，虽然档案资料很丰富，但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后的成果总是和我们曾经有过的感受不相干。比如现在很多学生做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特别是红色年代那段历史，那是我们这辈人的少年时代，是有过生命感受的。我们学生写的历史看上去都是来自档案，每一条都有出处，但它反映的整体画像和我们曾经经历的年代好像是两回事儿。为什么？这里面就缺少一种我说的城市感。这是一种来自生命体验的东西，年轻学生就缺少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真实吗？从部分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整体上至少是不准确的。部分的整体相加并不等于整体的真实，整体的真实是没法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获得，至少要靠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感觉，而这个感觉来自你生命的体验。哪怕做城市研究的，我们也不能太迷信史料、太迷信理性。还需要什么？躬身入局，走进城市，获得一种内在的城市人的视野、感受和认知，这是最重要的。

我总是鼓励学生要走出去。华东师范大学所在的“闵大荒”，复旦大学所在的五角场，以前都不属于上海，所以当时他们说进城就是说去上海。你要研究北京城，也不能以海淀代表北京。要入城，才会给你一种城市感。但今天有不少研究城市的著作，你明显感觉到作者是没有城市感的。没有城市感，研究就变得学究气，掉书袋。上海话有一句骂人的话，不好听，叫“乡下人”。研究现代城市，学究气不行，乡村气也不行，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城市人”感觉。城市的日常生活，是需要真正进入城市的内部机理，才能获得一份种城市感。

城市不是寂静的空间，它是有人的，它有声音，它有图像，它是活生生的政治、文化、生活的空间和场所。王笛的《茶馆》这么吸引人，最重要的是，这个茶馆就是活色生香的成都这座城市。你只有进入了，你才有这种感觉。

怎么进入？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讲故事。《茶馆》这本书好看，就是会讲故事。今天这个时代是故事时代，故事时代又重新降临。我为什么说“重新”？因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就是讲故事。司马迁写《史记》，《史记》里面全是故事，文史不分家，到底是文学还是历史，你说得清楚吗？里面描述刘邦、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按照今天严格地说，可以责问太史公：你的说法出处何在，你在旁边亲耳听到了吗？然而，《史记》恰恰是通过这些合理的想象，各种生动的故事，描述了中国的历史。讲故事恰恰是中国最正宗的史学传统，只是我们今天把它遗忘了。这两年，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受欢迎的书还真不是那些学术专著，而是那些能够讲好故事的通俗史学著作。无论是非虚构类文学，还是虚构文学，都是以故事为中心的。

过去历史学是很悲催的，“十大悲催专业”里面，历史学排第六。十年前，历史学的学生都是转专业过来的，很少有第一志愿考生。现在全是第一志愿，到第二年，好多热门专业都要转到历史学。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像前些年《百家讲坛》，他们培养了一批史学青年。再加上游戏的流行，男生通过打游戏喜欢上了历史，培养了一批史学青年。包括在今天的B站，很多关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讲述，都是以故事为中心的。

我们师范大学以培养中学老师为主，我一直讲最重要的是学会讲故事。在中学历史教学里面，为什么很多学生不喜欢历史？因为中学历史教学输出的都是干巴巴的标准答案。事实上，作为基础教育，最重要的授课方式是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叙述史。

从感受到认知的过程当中，故事是什么？故事是我们认知的底盘。认知框架当然很重要，但只是一个框架而已。如果没有故事作为血肉，谁都不喜欢。在公共读书界，已经出现了一批不是我们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学者，更多的是史学爱好者、作家，他们的历史学作品，反而影响力更大。比如马伯庸，他的小说写的是中国历史，我们加起来的影响力可能都不及他。为什么？他就是会讲故事。这部分涉及公众史学，今天好几个大学也在把公众史学作为研究的领域。但公众史学假如只是枯燥的研究，而不能走向公众，那只能算不受公众欢迎的公众史学。

当然，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罗新、王笛两位历史学者的书，都非常受欢迎。我再举一个例子，更受欢迎的就是刚去世不久的许倬云老先生，他写的关于中国史通论的著作都是畅销书。我把它称为大师写小书。你不要以为大师写小书很容易，其实很难。因为他要用通俗的语言把那段历史讲清楚，难度是不低的。他自己得想明白，才能讲得清楚。许倬云先生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不仅是他的书有名，而且他本人还成为老网红，在B站上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深受年轻一代的喜欢。

怎么讲好故事？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是，故事里面应该以人为中心。好多史学研究里面是没有人的，而一旦你讲故事，故事的中心一定是人，城市史更是这样。所以我说城市史的C位应该是谁？就应该是人。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钱谷融老先生讲过一句名言：“文学是人学。”事实上你想想，史学是不是人学？史学也应该是人学。历史不能被仅仅看作一个冷冰冰的底层逻辑这套东西的演绎，历史恰恰是离不开人的，是各种各样活生生的人物演绎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志，他的历史是其意志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是没法确定的。

好多人总是问：历史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我通常回答说它更多地展示出一种或然性，就是概率。历史本身可能会形成一种底层的逻辑，但这个底层逻辑依然需要人的行动、主观的意志选择才能呈现出来。一旦人的意志加入，那它就具有某种偶然性，最后两者之间就形成或然性。

为什么历史的魅力不亚于文学？就是因为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说不好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隐藏款。现在很多人喜欢刷短剧，短剧已经开始2.0版了。这种短剧就像游戏一样，你是可以选择结局的，就是所谓互动性短剧。你对这短剧不同结局的选择，就导致最后结果的不确定性。这恰恰意味着你可以能动地加入历史过程，你可以想象在那一刻你也参加了历史，历史演绎由于你的能动性加入，才有了不确定的结果。城市史研究也是这样，它也和人的最终选择有关。

从这一点来说，AI时代很流行一个词叫“活人感”。虽然AI可以创造语句，它对城市史的描述，已经快穷尽今天人类的各种语料了。这意味着AI在资料掌握上，甚至可以超过人类的总体。但是，我们总是觉得AI有一点点欠缺，它不那么生猛，它不那么生龙活虎，缺乏一种活人感。

城市史研究也是这样，城市最后的主体是人。怎么样才能有“活人感”？这个“活人感”具体是什么？恰恰就是个人在时代大洪流中的命运。就像罗新教授在书里写的那位北魏的宫女。如果你当时不是写这个人物，只是写那点历史的话，可能这本书的魅力就要差好多。而这个命运恰恰是史学舞台的一台大戏。这两年，为什么家族史、个人传记很流行，也和这个有关。这些话题不仅是城市史，也是整个史学当中的一个新取向。

今天我们关注、回顾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显然也期待一些新的方向，新的城市史写作的多元可能性。

（本文是许纪霖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2025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文字稿经主讲人审定，经授权由澎湃新闻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