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条“好路”走不通，怎么办？｜翻翻书·送书

每年，有将近40%的青少年被中考分流到职业教育体系里。而在这之中，技校生往往又处在最不受关注的一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是“成绩不好”“不好管”“未来有限”的代表。在关于青春的主流叙事里，几乎没有他们的位置。

这本《南方技校的少年》里，写的正是这些被忽略的孩子。本书作者袁洁毕业于985高校，是应试教育体系里标准的“好学生”。毕业后，她进入厦门一所技校任教，一待就是十五年。她见过课堂上的顶撞和冲突，也见过长期“查无此人”的家长，受过言语上的攻击，也被这群孩子追问过人生的意义。

在她的书写里，技校不只是世俗眼光里“毕业即进厂”的通道，更是一个个少年真正长大之前最后的缓冲地带。在这里，很多学生几乎确定会走向流水线岗位，成长的选择似乎被大幅压缩，但他们仍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世界；在汗水、冲突与矛盾里，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出口。

这本书的记录，让我们重新思考：

当一条“好路”走不通，教育还能给一个孩子什么？

如果学历、分数都不再是答案，我们如何理解“好好长大”这件事？

本期「翻翻书·送书」活动，为大家带来这本《南方技校的少年》。希望借由这十五年的教育观察，我们能一起走近这些少年的世界，也再一次追问：除了那条被反复强调的“好路”，我们有没有勇气承认，成长本来就有很多种样子。

（以下内容摘自《南方技校的少年》，编辑过程中略有删减，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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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技校，很难解释

2010年夏日的一天，我乘公交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去新单位报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隧道所连接的另一个城区，此前二十几年的时光里我却从未涉足。有了这条四个月前刚刚通车的隧道，那个似乎很偏远的郊区一下子近在咫尺。

车厢里人不多，几个座位旁搁着扁担和空竹筐的农妇正在用方言高声交谈。她们一早将海货和卷心菜之类带到人口更密集的老城区市场上售卖，这会儿已经准备回家，显然，这条新公交线路为她们的营生提供了极大便利。车窗外，隧道内的灯光半明半昧，我甚至真的测算了一下，从进入暗处到重获天光，八分钟。

我即将入职的这所技校，在两年前将校园主体搬迁到位于此区的新校区，并在原本“高级技工学校”的基础上挂牌，更名为技师学院。我初到这里时，新区规划中新的市政综合体、体育场馆、机场，以及某重点大学的新校区都还没有建起来，只看到隧道口的几个新楼盘孤零零地拔地而起，而我所前往的文教园已经汇聚了几所或公办或民办的职业院校，有几万师生在此工作、学习、生活，是方圆几十公里内最有生机的地方了。

新校区和逼仄的老校区截然不同，几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挺拔而立，校园面积宽广、视野开阔——不远处是成片的西瓜地，偶尔还有老牛甩着尾巴溜进学校操场来啃草。我到达时只觉空气清新，除了校园内的树木还未能高大成荫外，一切都自然又惬意；至于技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慢慢就会了解，而未来无须多想，按部就班即可。

从小到大，我其实并没有当教师的理想，这份工作一开始并不是我的首选。可能因为家里长辈当老师的比较多，教师这份职业在我心中丧失了光环，远不如其他接触不到、只听过“传说”的职业更有吸引力。

大学毕业后，我做过报社记者和房地产文案之类的工作，其间还短暂去过一家服务成人自考的培训机构，我在这些经历中发觉自己并不喜欢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写不来软文，就去读了研究生，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与图书馆、博物馆相关的工作，安安静静地做个馆员。

没有想到，研究生毕业后，阴差阳错，兜兜转转，我最终还是来到了一所学校，成为一名教师。不过，同为教师，我和家中长辈并不一样。我家中的那些老师，没有从事职业教育的，对技校更是只知其名、不知其详。总有人听我报上工作单位后，瞪着眼睛困惑地发问：“技师学院？是中职，还是高职？”如果是无关紧要的场合，我会含糊地说：有高职生，也有中职生。

事实上，我们既不是高职，也不是中职的“正规军”。在诸多文件里，“技工院校”都会被标注为“职业学校”或“中职”后面“含”的部分，然后安放在括号中。

后来我渐渐学会了更谨慎明了的表达：“我们培养的中级工相当于中专学历、高级工相当于大专学历。”一旦转化为学历层次，发问者立刻便显得恍然大悟。

可“相当于”意味着，它们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作家路内毕业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技校，是一个技校出身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说《妖怪打排球》里写过：

所有的中专生都是我们的死敌。中专不是大学，只比我们技校生多念一年书，但他们是干部编制，我们是工人。他们是干部之中的虾米但还是干部，我们是工人之中的鲨鱼但还是工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专生毕业后拥有干部编制，而技校毕业生则是工人编制。追溯到源头，技工院校本是适应工厂而诞生的。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厂办校”的理念贯穿始终，大厂辉煌期也就是技校鼎盛期，不难想象，随着国企改制，技工学校也进入了没落期。

技工院校是工厂为培养工人而设立的，这便体现了它和中职、高职的最本质区别：它不是教育系统归属学校，技工院校的主管部门是人社局（厅）。所以，教育部所属的学信网上是查不到技校生的学历信息的，需要从人社部官网进入专门的学籍信息查询系统才行。学信网查不到，就会给不明情况的学生、家长，以及用人单位造成一种“野鸡学校”的错觉，几乎每一个技校老师都面临过这样的锥心之问：“你们学校究竟算什么？读完有没有学历？”

2021年11月，国家人社部发布《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提出“完善全国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系统，推动与有关部门间信息互联互认。推动技工院校毕业生按规定享受就业创业、参军入伍等相关政策，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按规定分别按照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评审、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有关政策。”“调整改版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将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等信息在毕业证书上予以明确体现，为毕业生各项政策待遇落实提供支持。”2022年5月，人社部办公厅发文，全国技工院校自2022年9月1日起正式启用新版毕业证书，除了规范内容、明确待遇外，还增加了查询网址信息。学历不受社会承认，这一直是技工教育的痛点，一个需要毕业证来背书的待遇，恰恰反映了现状之尴尬。

当教育部门所属的中职学校越来越侧重文化理论课，走向与普通高中“殊途同归”的升学考试之路时，发源于“厂办校”、由人社部门主管的技工院校依然坚持着就业导向。学历与升学不是技校的关键词，技能人才培养才是。学生的日常课程分为文化理论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训课三类，其中，专业实训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占比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承担班主任工作之前，已当了好几年的文化理论课教师，但对专业实训课堂依然是比较陌生的，只从我课堂上学生的只言片语以及观摩公开课中有所了解。专业实训课一般是任务驱动，学生要在连贯的四到六节课中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从课程表来看，学生会有某一整天或某个半天完全脱离传统课堂，在实训车间上实训课。学校里的每个系部都有不止一个设备设施完善的实训室，如汽车发动机实训室、建筑装饰实训室、电子表面贴装实训室、机械手实训室、智能化工程实训室等等。后来，成为电子专业学生的班主任时，我会站在铺着绿色环氧地坪的实训室的巨幅玻璃窗前，看他们走动、讨论，观察有没有人偷懒、摸鱼。担任烹饪班的班主任时，我则在实训课快结束的时候，直接迈进实训室，孩子们会迎上来，端来新鲜出炉的蛋糕、菜肴，让我尝尝他们的手艺——我当然会放下矜持，和当堂的实习指导老师打过招呼后，欣然扮演“小白鼠”的角色。

几乎每一次有上级领导或兄弟院校同行来访，参观路线总是围绕实训室、实训基地制定。随行的记者或负责宣传的同事会将镜头聚焦于学生：他们聚拢在真实的电路机台、车辆发动机、水泥板砖、灶台案板前，观看示范、分组探讨、动手操作……的确，这是技校课堂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最值得展示的地方。

这些镜头下的主体——技校生们，来自应届和往届的初高中及中职学校毕业生——未来将成为中级工、高级工或预备技师。以初中毕业生为例，要成为中级工、高级工、预备技师，对应的学制分别为三年、五年和六年。初中毕业生是技校的主要生源，招生渠道以“中招”为主，也有少量的自主招生。每年中招，孩子在填报中职类志愿时往往会优先选择归属教育部门的中专学校，只将分数线低到几乎可以忽略的技校列为保底项。换言之，进不了普通高中的孩子被筛选后，先排进教育口的中职，剩下的，再去往人社口的技校。

如果说，中职世界是大众认知里常常被忽视的百分之四十，那么技校则是这百分之四十中更为沉默的四分之一。

所谓技校生

中学时，我有一个同学的父母在我们附近一所排名靠后的普通高中当老师。放学回家的路上，她会对我说一些和“坏学生”有关的恐怖故事。路上，有染了黄发、叼着烟头的男孩从我们身边走过，书包半吊在后背晃来晃去，我们就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她说，她父亲甚至都不能对学生太严厉，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来报复。

这是我对“坏学生”最初、最具体的印象。而我和高中时的技校生笔友从来没见过面，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但他和我所处的环境究竟有何不同，这样更具体、深入的想象，在我成为技校老师之前，脑海中几乎一片空白。

“×你母，投错胎了！”佳佳嘟囔着，伏在宿舍外走廊的栏杆上，挥着空酒瓶，半个身子几乎挂到外面。

佳佳是个高个女孩，口红涂得耀眼。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她就已经是醉得不行的样子了。那是入职不久的一次晚值班，临近子夜，生管老师打电话过来，说有个新生班的女生在发酒疯，威胁说不让她出去就要打人。

“女生吗？”我重复了一遍。

“对，女生。”那边回答。

一个小时后，她母亲把她接了回去——所谓母亲，外貌上看和外婆差不多。女儿骂骂咧咧地走在前面，做母亲的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花白的头发和近乎哀求的眼神在暗夜里格外扎眼，整个人仿佛要躲进壳里，越缩越小。

听说，佳佳是领养的孩子，亲生父母不详，养母已经六十多岁了，一直在附近的村庄居住，根本管不了这个十六岁的叛逆期少女。这位老村妇后来又来了学校两趟，在一些文书上一笔一画签下唯一会写的名字。后来我得知，校内醉酒只是她入校一个多月以来多次违纪中不大不小的一次。两周后，学校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佳佳因辱骂、威胁班主任和屡次寻衅滋事，根据校规校纪给予开除处分，母女俩再也没有在校园里出现过。

多年以来，我们的招生口号一直是“免学费，学技能，工作好”，这长久以来吸引着一些家长：他们经济拮据，又不知如何安放在常规升学考试中被淘汰出局的未成年孩子。可是学校究竟学什么？优势特点是什么？哪个专业真正适合孩子？对这些，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似乎都不太清楚。

学校里，大部分孩子的专业都不是缘于爱好自己选择的，多是任由父母选择。然而他们的父母，又多连普通话都讲不清楚，说话音量越提越高，带着孩子来报名时会这里看错、那里理解错。他们有的沉默寡言，半个小时挤不出两三句话；有的咋咋呼呼，听孩子一句话就不由分说地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无论如何，这些家长都根本无心或无力关心孩子的思想成长。他们为孩子前途所做的选择，常常是基于老乡推荐之类很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判断。

马云是我后来担任班主任的电子专业班级里第一个退学的孩子，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完全了解他。

还没正式开学的时候，班级就组建了QQ群。马云的名字格外耀眼，自然也成为大家的调侃对象，学生们“马总马总”地叫个不停。

见了面，发现他是个黑黑高瘦的男生，话不多，背微驼。军训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让他喝水，老说不渴。

马云告知我他要走的时候很突然——一条信息，说订好了车票。我赶到学生宿舍时，他东西已收拾好，学生卡和宿舍钥匙整齐地摆在书桌上。我知道他自己其实想留下，已经和家长斗争了很久。作为对口援建地区入学的贫困生，他家长甚至通过所在地的人社干部向学校施压，要求从电子专业换到汽修专业，最终交涉无果。

他说，回去后要到哥哥介绍的修车厂当学徒。总之，是一定要学汽修。大概在他的家人眼里，修车毕竟比摆弄电路板具象得多，是一技之长，能赚钱。

看着马云背着行囊离开宿舍楼的背影，我有点不是滋味。他早在十六岁时就离家到省城打工，因未完成义务教育，被县里负责“控辍保学”的工作人员劝返回校，才勉强混了张初中毕业证。晚上，我点开QQ里马云的“说说”，看到9月7日到学校的第一晚，他发了一小段自己在宿舍自拍的视频，配文是：终于有地方可去了。

很遗憾，这个“地方”大概只给了他不到五天的快乐和安全。

在学校的宣传册上，“技能成才、技能兴邦”是技校的使命担当，为本地培养、输送技能人才是技工教育的愿景。实际上，除了那些参加各种比赛，在全国技能大赛获奖的“明星”学生能多少体会到“技能人才”所享有的荣光外，多数学生对“工匠精神”“技能兴邦”这样的口号没什么感觉，他们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是中考、高考的失败者，为避免过早进入社会“惹事”而被家长草率地塞进来，根本不是出于某种理想。

正因如此，入校初期，总有孩子像佳佳一样，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无论是寄宿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舍友关系，还是课堂里引入的新的学习方式、专业内容，对于孩子来说都无异于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导致他们屡屡和校规校纪产生摩擦与冲突。

小明是在家留守多年的孩子，父母在外省开饭馆。开学两个月后，大概丧失了最初的新鲜感，他开始在上课时间躺在宿舍床上睡大觉。电话叫不醒，只好去宿舍楼拍门，再不开，就去找生管老师拿钥匙开门进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想读了，想退学。谈话最后，我让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过了几天再问，他说被他爸臭骂了一顿。

可是，觉照睡，课照旷，手机照玩。

到了期末，专业课还没考完，干脆不打招呼直接回家了。通常来说，学校会了解情况、联系家长、告知要处分学生等。这是标准操作，但是，我们的学生各种状况本来就多，很多时候如果孩子认错态度好，也会给重新改过的机会。但没参加的考试，就按挂科处理，下学期或毕业前补考。小明就是这样。

在和类似小明这样学生过招时，父母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助攻作用，甚至还有对老师的不断沟通感到厌烦的家长。他们会传达给我这样的信息：管不了。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他们把教育孩子的责任甩包给学校和老师，然后埋头为自己的生计奔忙。

一天，在校园内偶遇一个久未见面的预备技师班学生，他一上来就向我“诉苦”：“老师呀，我都读老了！”的确，十六岁的少年进来，假如读到高级工，又升了预备技师，那么到毕业时已是将近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我告诉他，坚持下来才能是最优秀的，无论做什么，坚持都是难得的品质。

不过，坚持下来是有点难，尤其看到小伙伴们都赚钱去了，自己学习太苦，校规太多，再加上家长种种想法的影响，不同的人因不同的际遇会做出不同的抉择。有像马云、佳佳那样主动或被动离开的，也有像小明这样在一次次的犯错、谈心、给予机会之下最终有较大转变，顺利读到毕业的。

我并不敢说有多高的教育理想，不敢想象去成就脱胎换骨的励志故事，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特别合格的教育者，但我渐渐想明白了在技校为师的“生存之道”：面对这些早早脱离主流教育升学轨迹的孩子，需要看到他们非常缓慢而微小的进步，即使一直看不到，也要保持耐心。和学生交往，有时候真的不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碰撞。

有心无力

在我们的微信家长群里，大约近一半的家长从来不说话，哪怕被@了也没有半点儿回应；甚至有的家长我去私聊也完全没反应，我常常感慨自己像在对一个空号发信息。学校要求班主任在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做家校沟通，可本该是双向的沟通，也可能变成多余的独角戏——面对老师的沟通、要求（哪怕请求），家长敷衍、不理睬，甚至嫌烦，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愿承担责任，只是悄悄地隐匿在一个头像、一串号码之后。

消失的家长里，大致又分三类，一是无心关注、教育孩子，二是无力关注、教育孩子，三是既无心也无力关注、教育孩子。第二、三类占比最多，第一类极个别。

第二类的代表是谢小伟的母亲和胡毅的父亲。

这两个都是“问题学生”，属于班级少了他们，班主任就能少掉许多头发的那种。自然地，我平时和他们家长沟通的机会比较多。谢小伟的父亲从来没有出现过，而母亲对于我每次的“告状”，可能最正面的回复就是“好的老师，我说说他”。对于调皮捣蛋的小儿子，她其实没辙：孩子太狡猾，好话会说，谎也会撒，这是进入这所学校以前就养成的习惯，做母亲的不会不知道。

胡毅的母亲罹患重病多年，照顾病人和养家大概已耗尽了他父亲的精力和时间，直言儿子的事“管不了”。有一次暑假找胡毅催交作业，他电话关机，后来跟我说手机没带，这个事跟他父亲讲的时候，话没说完，做父亲的就一口咬定：他撒谎。每一次通报孩子在校情况，他总是很礼貌：“唉，谢谢你老师。”态度确实让人如沐春风，可是我也很明白，其实这样的家校沟通永远只是单方面的输入。但也不能因此就不沟通，相比于根本收不到家长回音的情况，这已经好太多。

同事们有时私底下会抱怨“哟，父母都不管的扔给我们来管”。是啊，孩子的教育本来是学校、家长和社会三方共同承担的责任，我也会在家长群反复输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这样的理念，可即便如此，在相当一部分家长的眼中，既然孩子在学校，所有的责任就该由学校和老师来承担。更何况，技校学生——正如有些学生在作文里写到的——“已经不被抱希望”；家长经过那么多年的“教育”努力，将即将成年的孩子送进技校寄宿，等于是选择“不强求”的态度，只等几年后孩子成年、毕业、进入社会，开始独立生活。

可有时，从家长的角度想想，又觉得挺能理解的。他们把孩子放到寄宿学校，特别是外地家长，一学期都见不到孩子几次面，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可不正是有心无力吗？

在我们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进入技校以前，整个小学、初中阶段都自己在老家上学，初中毕业才来到父母打拼的这座城市。可虽然和父母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他们依然选择住校，就算周末回家，也因为父母工作未必能见到面。在这类学生中，很多人谈到父母，还是会说和父母关系不错；在和父母的交流中，也能感受到他们对孩子的关爱。但是，倘若再进一步追问下去：“你回家时和爸妈聊天的时间多吗？”“有难过的事情会和他们分享吗？”回答基本上都是摇头。与父母沟通的缺失，大概既有青春期孩子本身的因素，也有从小就是留守儿童的原因。

“有心无力”的，当然还有这些父母本人的境遇。

我所了解到的学生父母，他们也不是不努力或不负责任，很多人都是在为积累家庭财富，辛苦地尝试各种工作：进工厂、上工地、做小生意……起早贪黑没周末，甚至听说哪个工作赚钱就去干哪个，不断变换工作。他们尽自己所能提供给孩子无忧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已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研究教育心理。或者，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也曾使用过听来的各种家庭教育方式方法，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耐心耗尽，不得已“躺平”或者仅保留粗暴、直接的方式。

于是，他们用“我也不懂这些”来搪塞老师的微信、电话反馈；被邀请到校时，便在办公室怒斥乃至抡起拳头来“教育”孩子，本来希望家校共育、解决问题的老师只得赶忙“灭火”劝架，场面荒诞不经。

▼ 第五十六期书目：《南方技校的少年》

《南方技校的少年》袁洁著，北京联合出版，2025年11月未读出品

▼ 内容简介

中职世界的学生占青少年人数40%，却被中考主流话语甩出了大众视野；而中职世界中占四分之一的技校生则更不被人看见。

这些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进入技校便踏上了学做工的道路，他们的人生道路明确无疑：毕业即打工。面对他们，学校和老师如何去实践教育的意义？

在南方技校任教的袁洁通过自己的经历真实地描述了那些仍是孩子的预备工人，以及在技校实践着育人理想的老师。

▼ 作者简介

袁洁

文学硕士，在南方某技校任教达十五年。在技校里，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学生，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背景故事；她去临夏学生的家乡回访过，也和学生实习的工厂打过交道，从这些经历中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希望藉由文字让技校生和职教人的世界被更多人看见。

▼名人推荐

在这所被边缘的南方技校里，一群常被视为“应试失败”的少年在焊花与汗水中摸索成长的意义。这群年轻人并非被动接受命运，而是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夹缝中，展现出独特的主体性与挣扎。本书不仅是一次进入技校现场的田野记录，更是一份关于教育分层、社会流动与劳动尊严的当代表述。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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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吴筱慧 实习编辑/李欣怡、李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