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剧透警告｜白莉娟：我那些年轻的同事对中国更有“平等者之间的互相理解”
【编者按】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很快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重新举起了“关税大棒”。经历了数轮交锋后，如今中美关系处于新的起点之上。10月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特朗普将之称为“G2会议”；在11月中美元首通话后，中美双方又基本敲定了对对方元首明年访问的邀请，明年双方各自举办的多边主场外交也将为元首交往提供更多契机；近日，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同一量级”（near-peer）……上述一切不禁让人对中美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充满期待和好奇。
在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有专家借用“剧透警告”（Spoiler Alert）这一概念，指出对此次会晤最好事先设定界限和切合实际的预期。事先“剧透”的预期有助于校准和稳定中美关系。
借用这一思路，在去年推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的基础上，今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新闻中心在年终时刻继续推出“2026中美关系剧透警告”系列报道，与多位不同代际、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一定影响的美方各界人士深度对话，请他们为我们“剧透”下阶段或者说2026年中美关系，并通过他们的视角去回顾、盘点、发现那些能在中美间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两国交流交往的力量。
“我这一代多少带着一些‘传教士心态’——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有一些东西可以教给中国人。但年轻一代不一样，我办公室里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年轻同事，他们看中国更像是‘平等者之间的互相理解’，对待他人也更加开放，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带着某些固有框架。”日前，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白莉娟（Jan Berris）如此说道。
白莉娟生于1944年，1971年加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先后担任项目主任、项目负责人和副会长。作为推进中美交流的著名“中国通”，白莉娟曾积极准备并策划了上百名中国代表访问美国，其中包括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队，主持策划了197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的相关媒体事宜。从1973年至今，白莉娟前后访华数百次，带领的人员和团队涵盖网球队和最高法院的法官。
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访纽约时，白莉娟（左二）及其父母与中方成员握手交谈。
与此同时，白莉娟多年积极投身开展各类二轨外交项目，包括公共知识分子项目（Public Intellectuals Program）、美国外交政策座谈会（U.S. Foreign Policy Colloquium）、青年领袖论坛（Young Leaders Forum）和中美二轨对话项目（Committee’s Track II projects）在内的多个项目。
基于多年推进中美交流的经历，白莉娟认为，外交更多依赖于常识和好奇心。“尊重他人，不仅要学会倾听，更要拥有倾听的意愿，并作出恰当回应，而非一味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白莉娟说道。
在谈到如何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下推进交流和合作时，白莉娟认为，中美两国必须寻找途径，回到那个愿意共享、愿意共同开展研究的时代。“我知道现在仍有一些项目在继续开展这样的合作，这是好事，无论如何都应该坚持下去。无论研究主题是宏大的全球性问题，还是一些更日常、更细小的课题，重新养成合作的习惯本身就十分重要。”
二轨外交的关键在于尊重和倾听
澎湃新闻：您曾深入参与中美两国官方层面以及非官方层面的往来进程，其中包括上世纪7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接待工作，以及在1979年2月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期间协调了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活动，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有趣的经历吗？在当时，跟普通中国民众和中方官员接触有没有带给您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972年4月，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底特律举行比赛时，看台上的美国观众举着用中文写的标语牌，热情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
白莉娟：当时美国国务院请我帮忙处理媒体工作，原因有两个。首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过去组织过不少媒体交流项目，我带过一些美国记者去中国，我们也接待过更多来美国采访的中国记者。因此，我在新闻界认识很多人，他们当中不少人也很了解我，而我也特别喜欢和记者一起旅行。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务院一位副国务卿是我的一位好朋友。1976 年我带他去过中国，他从日常聊天就觉得我很适合干这类工作。我结识了很多驻联合国使团的人，其中包括一位来自山东的中国摄影师，他曾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摄影师，后来被派到纽约联合国（总部）。
我一直觉得山东人都特别真诚和直爽。有一次我和这名摄影师在联合国（总部）门前聊天和开玩笑，可能我还拍了他一下肩膀。和我同行的人不知道这名中国摄影师是谁，看到我像对普通朋友一样对他，很困惑地问：“他是中国使团的？你怎么像对我们一样和他说话？”我说：“是啊，不然我还能怎么对他说话呢？”
无论对方是中国记者、摄影师还是其他人，我一向都用同样的方式和他们说话——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我是这样的人。
我也发现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非常开放。走在街上，人们对我们充满了强烈的好奇。我今天才跟别人说起：那时候没有面包车、小巴士，我们都是坐几辆轿车出行。只要人们看到有车过来，中国民众会停下手头的活，跑到路边挥手，我们也挥手回应。如果是金发或是非裔美国人的卷发，中国人会围上来好奇地看，甚至想摸。金发孩子更是焦点，当然有些孩子会被吓到，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有些孩子很喜欢这种关注，他们父母也会因此感到很困扰。在那时的中国，人们对外国人确实有强烈的好奇心。
澎湃新闻：您本人有非常丰富的职业经历。在进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之前，您曾担任外交官，也曾从事与中国政治相关的学术研究。您认为这些早期经历如何影响了您后来在委员会从事二轨外交的方式和思考？它们在塑造您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白莉娟：其实我参与学术工作并非为了我自己，而是受索乐文（Richard Harvey Solomon）教授之托。索乐文教授非常重视国家间的关系，他还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教授（Lucian Pye）的学生。白鲁恂是传教士的孩子，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怀有深厚而积极的情感。他提出了一套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局限于中美关系，而是更广泛地关注“人性”的作用——强调领导者的个性、人民的性格与利益如何影响他们看待其他国家的方式。
因此，索乐文教授对心理学层面的研究尤为关注，并撰写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A Revolution Is Not A Dinner Party）一书，试图从心理角度解释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些现象。他委托我研究早期西方人如何描述中国，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的见闻，这些研究对我理解那段历史帮助极大。
我记得我们曾带领一支美国网球队访问中国。当时我们准备了介绍六名球员的小册子，在比赛时分发给观众。中国观众非常热情，争相索取，甚至有人差点挤破大门。还有一次，我们访问明尼阿波利斯的3M公司。那时3M刚推出一种带香味的香蕉贴纸，刮一刮就能闻到香蕉味，这在当时还是稀奇货。一见到这些贴纸，中国访客就激动起来，纷纷争抢，生怕自己拿不到。我的同事和翻译都感到困惑，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太不寻常了。”然而，我并不意外。因为我读过很多早期西方人描写中国的作品，了解到中国社会中有“吃苦”（编注：这里白莉娟说的中文）的传统。
我在这两件事中看到了这种心理机制的影子，这也让我体会到之前的学术研究确实非常有用。
而在理解“第二轨外交”方面，我作为外交官的实践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心得。这些经历逐渐融入我的认知体系，影响了我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观察与回应。
不过，我并不认为学术研究对我理解第二轨外交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看来，外交更多依赖于常识和好奇心——这些是我从小就被教导的品质：尊重他人，不仅学会倾听，更要有倾听的意愿。我认为，这些素质比任何学术知识都更重要。
这些特质在第二轨外交中极为重要，不仅适用于中美关系，也适用于与任何国家的交往。你必须愿意倾听，并作出恰当回应，而不是一味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
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访美时，白莉娟作为播报员和中方表演者一起在舞台上。
澎湃新闻：您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工作多年，见证了许多中美交流项目的成败。在您看来，一个成功的民间交流项目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像NCUSCR这样的机构在一轨半轨或二轨外交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白莉娟：我认为关键在于找到那些善于倾听的人，即愿意采取一种不会切断对话，且能推进对话的人——不是那种自诩“我什么都知道，我可以下结论”的人，而是“这是我的想法，我可能有所遗漏，你可以告诉我”的人。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既对自己的知识有信心，又愿意倾听他人，愿意“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般交流的人，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组织“二轨对话”的方式也很重要，不能浪费时间。我刚从一场在贵阳举行的会议回来，这次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过去我们的二轨对话通常是一到两天，大家坐在一张长桌旁，以全体会议的形式发言。
这一次，我们尝试了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小组分会场的形式，效果很成功，我认为我们以后在其他二轨会议中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我原本不喜欢小组讨论，因为我认为既然会议把这么多优秀聪明的人聚在一起，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听到彼此的观点。但后来我意识到，如果议题非常敏感，人们在小组会议中会更愿意开口。
在那次会议上，我是其中一个分会场的主持人。那一场讨论的是南海。我对南海有一些了解，但远没有达到专家的级别。作为主持人，我其实有点紧张，但还是决定采取不同方式。我当时告诉参会者，我们一次只讨论一个主题，讨论完再换下一个。结果非常成功，因为我们事先确定了几个具体问题以及希望向政府提出的建议。
二轨外交或者相关会议的作用在于我们把意见整理出来，这些会议通常并不公开，且观点不得被外部引用。虽然参加二轨会议的人大多已经退休，但依然非常聪明且有经验，能够提出新想法，突破限制，推动人们更有创造性地思考。但这就是我们努力做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好的二轨（外交项目）应该做的事。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挑选参与者的标准：在每一方至少要有两到三位（不必是所有人）具备把会议内容带回本国政府、让政府知道会议情况的能力。这极为重要。
我们现在内部也常常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董事会还设了一个小组，专门检视所有二轨项目，评估它们的有效性，并探讨如何提高它们的影响力。
开展二轨外交越来越难，“但我们还是会做”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下在您所从事的领域，有哪些因素成为推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最大阻力? NCUSCR曾在2023年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期间举办欢迎中方领导人的活动，但在之后遭到来自美国国会方面的压力和质询。在您看来，类似事件有没有影响NCUSCR乃至其他团体在推进中美交流的热情和积极性？有没有造成一些实质性影响？
白莉娟：2023年，我们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一起为中国领导人举办了一场活动。我们得到的通知非常晚，只有8周时间准备。当时城里几乎所有酒店已经提前两年预订了，口译服务几乎全部被预定走了，所以当时根本找不到同声传译设备，我们不得不从纽约把设备运过来。整个过程非常困难，每个人压力巨大，几乎睡不了觉，但我们还是把活动做成了。
除此之外，如你所说，我们还收到了国会“特别委员会”的一封信（其实我不想过多谈这个）。我们写了回复，为此还不得不请律师，以确保所有问题都按要求回答。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联系过我们，我们猜他们对答复还算满意。
我认为特别委员会向我们发信，是想制造威慑。他们给我们寄来了非常正式的信，问了若干问题，我们逐一回应，寄回去，也就结束了，没有任何后续影响。关键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能更开放地说明我们在做什么——哪怕只是和记者朋友“非正式、不得引用”地解释背景——事情会轻松很多。
中美关系需要年轻一代来修复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美国目前长期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与政策的“知华派”乃至友华派的声音是否有在减弱？他们目前在美国国内主要面临哪些舆论或政治压力？跟老一辈的“知华派”相比，美国国内年轻的“知华派”、友华派群体在数量上发生什么变化？呈现出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白莉娟：他们的声音正在减弱。我年纪已经很大了，而过去那些我可以求教的人，那些比我还要年长的人如今都已去世。那些声音因为人们的逝去而消失了，但年轻一代的声音并没有变小。我认为真正减少的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数，这很让人难过。
过去有几十年，年轻人蜂拥来到上海、北京，因为这里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美好的职业前景，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回国，但他们的关注焦点都是中国。那段时间中国既令人兴奋又有趣，中外人士的交流非常频繁，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互动也非常多。
比我年轻一代甚至年轻两代的人，都来到中国学习、研究、生活、教学——他们拥有那种美好的经历，与几十甚至上百位中国朋友交往。
但现在来这里似乎不再那么“好玩”——当然，也有一些西方人、许多来这里的学生，他们很喜欢这里，有着非常美好的经历。我知道，在学者圈子或者说学术专家群体中，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因此，并不是学者们不“热情”了，而是他们来中国的意愿“被削弱”了。他们其实“想来”，更准确地说，他们“必须来”。中国问题学者必须保持他们对中国的最新认知，他们需要能够告诉自己的学生：“我上周刚从北京、苏州或大理的某个村子回来，我见到了哪些人，他们说了什么。”他们需要给学生带来一种“立即性”和“第一手”的中国知识，同时也要开展自己的研究。但如果只能写一些毫无新意的论文，因为任何新的、有实质内容的东西都不太可能获准，那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1973年，白莉娟（左一）陪同中国记者代表团和美国佐治亚州的农民进行交谈，担任翻译。
澎湃新闻：您长期与中国的青年、学者等群体有接触。相比早期，您如何看待今天中美年轻一代之间的交流？代际变化是否为未来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或者挑战？
白莉娟：我们这一代人与现在的年轻学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当我开始做研究时，我以及比我年长的学者，甚至比我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当时都没有机会来到中国。那个年代我们根本无法来这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可以来中国做研究。所以，我这一代人出于现实限制，更倾向于是“通才”，像蓝普顿（Mike Lamp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李侃如（Ken Lieberthal），他们研究的领域更宏大、主题更宽泛。他们依靠能从书里获取的知识，或者去香港。当时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机构——香港大学服务中心（USC，现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研究机构，我那一代以及我之前那几代的中国研究学者都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知识。但这些人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与生活在中国社会体系内的普通中国人不同。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与后面几代美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一直到十几年前，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都可以来中国，他们学习、研究、交朋友、恋爱、结婚，甚至做生意。他们看待中国的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我这一代多少带着一些“传教士心态”——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有一些东西可以教给中国人。但年轻一代不一样，我办公室里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年轻同事，他们看中国更像是“平等者之间的互相理解”，对待他人也更加开放，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带着某些固有框架。
也正因如此，现在愿意来中国的人越来越少，这真的很可惜。因为那曾经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美好的机会。
澎湃新闻：您在采访中曾提到，“政府应为民间交流创造空间，而不是主导交流”。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您认为中美两方政府应当如何平衡“政治安全”与“开放交流”的关系? 在如今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背景下，您认为NCUSCR等团体以及美国国内“知华派”、“友好派”人士的角色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白莉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安全与开放交流之间取得平衡。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不断寻找让人们交流、相互理解的方法，用更有创造性的方式把大家聚到一起。这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因为它太重要了。我们也在推动一些对话和项目，尤其是面向年轻一代的。我这一代人把世界搞得一团糟，我们需要年轻一代来修复，但他们必须拥有彼此认识、彼此学习的机会。我们必须找到办法让更多交流恢复起来。
上周五我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甚至有点惊讶自己会对他印象这么好。之前我知道他是特朗普的朋友，而我一直觉得任何能和特朗普成为朋友的人多少都有点不寻常。庞德伟非常善于思考，也很有前瞻力。他在中国生活以及经营过公司，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或许远比许多前任都深入。他正在尽最大努力推动国会议员来中国，也真的在努力推动高级别的商业领袖来中国。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大使，他的团队也相当不错。他真心希望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因为他坚信这是必要的。在10月来华时能见到庞德伟并跟他交流，是最鼓舞我的事情。
2019年，白莉娟在她的办公室。
澎湃新闻：过去几十年，中美之间的交流主要集中在教育、文化、经贸等领域。您认为在未来五到十年，哪些新的议题或领域有可能成为中美民间交流的新突破口？
白莉娟：我认为是真正重要，而且需要全世界共同关注并携手应对的议题，包括气候、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南极事务，以及海洋环境破坏，此外还有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鉴于中美两国拥有如此多优秀的科学家，加上两国人民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强烈兴趣，如果我们能够合作，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潜力巨大。可惜的是，我们如今不再这样做了，这非常令人痛心。
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国必须寻找途径，回到那个愿意共享、愿意共同开展研究的时代。我知道现在仍有一些项目在继续从事这样的合作，这是好事，无论如何都应该坚持下去。无论研究主题是宏大的全球性问题，还是一些更日常、更细小的课题，重新养成合作的习惯本身就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