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在成都的茶馆做田野调查

在人们的想象中，研究成都，尤其是我所讲述的近现代成都，似乎资料很多。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要撰写成都的城市史，探讨其管理、经济、政治的演变，相关资料确实很多。但当我们深入研究城市的最底层、普通人的生活时，却发现相关资料实则很少。举个简单的例子，成都茶馆非常有名，但要研究十九世纪的成都茶馆，我能找到的资料就是几条《竹枝词》。进入二十世纪，资料逐渐增多，但并未达到我们预期的丰富程度，但是从抗战时期起，资料量骤然大幅增加。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1949年以后的成都茶馆。研究改革开放之前的茶馆，几乎依赖于档案资料。但我要演讲的是1950年至2000年间的茶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相关档案资料几乎很少。一方面是档案很少，另一方面是还不到档案开放的时间。因为国家对档案有政策，要分批、按时间开放。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完全没有档案资料。我能写成《茶馆》的第二卷，其实很大程度上依靠我自己的田野调查，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

王笛做“城市的田野——以成都茶馆考察为例”主题演讲 李显杨摄

先从我在茶馆中发现的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我在许多场合反复讲过，不厌其烦，因为它真切地展现了我们在多次造访同一家茶馆时能发现什么。

我第一次到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是2015年。当时这家茶馆还没有现在这么有名，从成都市中心打车到彭镇大概四五十分钟。2015年秋，那时我的茶馆考察几乎结束了，因为我只写到2000年。但是，当时我要为书配图，就去了观音阁老茶铺，拍了很多照片，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图1）。

图1 彭镇观音阁老茶铺，2015秋

图2 2019夏

四年以后的2019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接着就是2020年初暴发的疫情。2020年一整年，我都在澳门。大概在秋天，把2019年在观音阁老茶馆照的一系列照片拿来看。我感觉到照片中这位老人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图2，右1）。所以我又把2015年秋天拍的照片一张张拿出来看，结果我发现了他（图1，前左1）。我把他的面部特征放得特别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为此，我还截了图发给朋友帮我辨认。我有一位经常去这个茶馆里照相的当地朋友，他也确定是同一个人。我隐约感到其中似乎有故事：时隔四年，这两次拍照都未曾有意拍摄任何特定对象，只是随意在茶馆里拍摄一通便走，却意外地捕捉到了同一个人。

于是，我想回去找这位老人。但那个时候由于疫情，我无法从澳门到内地，便托了四川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帮忙去找。我详细写了怎样去找、到哪里去找、问什么问题等等。果然，这位同学第一次去就找到了这位老人。该同学说他还有另外一个发现：这位大爷姓甘，是甘大爷；跟他打对家的那位胡大爷也在我的照片里（图3，右 1）。我当时还没注意到，我发现甘大爷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胡大爷也在场，但这位同学提醒我胡大爷也在。后来我就通过网络做采访，包括采访茶馆老板。

图3 2020秋

图4 2021夏

2021年的夏天，我能够回到内地了。我立刻去观音阁老茶馆，一眼就发现了甘大爷和胡大爷（图 4）。我总共已去过这家茶馆八九次，每次都能见到他们两位。尽管我们从未相约，却从未错过彼此。每次去到这家茶馆，我总会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从未让我失望，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坐在同一张桌旁。即便偶尔不在同一桌，也必定在茶馆内。

这就引起我的思考，特别是在特殊时期，我们的日常经常被打断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一无所知，但他们成了我始终追踪的对象。我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也不在意我问他们什么，回答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相比于采访，他们更着急打牌。甚至我告诉他们曾采访过他们时，他们或许也难以回忆起来。

见到他们，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这让我思考：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茶馆、一个空间是多么重要。他们在此维持每天的日常：早上起来，来到茶馆，见到他们的朋友，度过一天，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从这个思考总结出了一个想法：日常也是最宏大的叙事。

过去，我们总以为宏大的叙事一定与国家、民族、革命、改良等重大议题和历史转折息息相关。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普通人时，便会发现，即便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努力维持日常生活的点滴，同样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宏大叙事。从政府和国家角度来看，确保国家每日正常运行，保障人民能够稳定地维持日常生活，难道这不是它们最重要的职责吗？所以日常也是最宏大的叙事。

这个人原来是在观音阁老茶铺负责掺茶的人，后来他另起炉灶，也在彭镇开了一家茶馆，叫张飞茶馆。我给他拍照的时候，他马上摆了一个POSE，非常外向。他现在是老板，同时也是掺茶师傅。

我要写茶馆的时候，资料缺乏，我想如果我能搜集各种资料，加上我自己的考察，把一百年的茶馆写一本书，就觉得非常满足了。在我看来，尽管茶馆在成都看似寻常，当地居民日日可见，但实际上却鲜有人记录，连成都人自己也少有记载。对茶馆进行记录的多为外国人或外地人。尤其是那些从北京、上海等地来到成都的人，他们往往带着批评的眼光，难以理解成都人为何能仅凭一杯茶，在茶馆中消磨一整天。我便这样零星地记录下这些观察。

要写一本茶馆的书，我以前是没有多大信心的，直到在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掘了大批档案资料。尽管这些档案并非专门关于茶馆的全宗，而是散见于警察局档案、同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等多个类别中，但只要持续深入挖掘，相关资料便会源源不断地浮现出来。但是，正如我刚刚提到的，到了改革开放没有档案资料的时候，我只好像人类学家那样走进田野。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把城市作为田野。当我们提及“田野”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像赵世瑜老师那样，深入深山老林，探寻偏僻之地，无论是房山还是江南的某个村庄。对我而言，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便是我的“田野”。

我也一直在探索我的考察方法。我不知道赵老师他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是如何操作的，我起初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颇为相似。茶馆里汇聚了众多顾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还有许多经营茶馆的从业者。为此，我设计了一份问卷，其中涵盖了收入、年龄、性别以及顾客在茶馆逗留的时间等问题。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放弃了这一做法。有一次，我坐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喝茶，偶遇一群大学生正在进行问卷调查。这份问卷是关于汽车的，内容涵盖了是否计划购车、计划购买哪个档次的车、最期望购买的汽车品牌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我当时对国内汽车的情况是一无所知，旁边喝茶的人们也说不懂汽车，我不清楚是真的不了解，还是仅仅不想被打扰。学生们则回答，他们每天每人需完成50份问卷，请大家帮忙随意填写一下。当时茶客们碍于面子，也只得胡乱应付着填下去了。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自己关于茶馆的问卷，很可能会遭遇相似的命运。与其寄望于他人，不如将命运紧握在自己手中。我所说的命运，指的是搜集到的资料的可信度。最终，我决定把自己当作一个茶客，深入到茶馆中进行实地考察。

我在进行考察时，并不带录音笔，也未边交谈边做笔记。我仅以一名普通茶客的身份，坐在茶馆中，与那些堂倌、老板以及其他茶客随意闲聊，话题不限。我从1997年开始做田野调查，一直做到2003年。在那个时期，成都茶馆绝大多数都是小茶铺，大家之间没有隔阂，陌生人也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和现在的茶楼不一样。现在的茶楼，哪怕你一个人去，只要你占据了那个桌子，老板也不会再安排另外的人和你坐在一起，大家之间是有界限、有分寸、有隐私的。但那个时候，人们只要坐在那里，随口就可以一起聊天。

这种聊天就是闲聊，至于话题往哪里走是完全随机进行。当然，缺点就是聊的内容非常随意，没有中心，我也不知道我能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把我在茶馆中听到的，以及我和大家聊天的内容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有的时候是聊完了以后，别人走了，我便会一个人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来聊天的内容；如果白天没有时间记录，我会在每晚详尽地依据记忆，将当日在茶馆里看到听到的事记录下来。这样日积月累，就有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一晃二十多年，如今我再翻看当时的记录，可以发现成都几乎完全改变了。跨世纪的时候，成都进行了大拆大建。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消失的古城》。城市本身没有消失，但作为一座古城，它的建筑、它的街区、它的格局完全改变了。虽然成都还在那里，但作为一座古城的它已经不存在了。我的记录（1997年至2003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成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某条街道的原始风貌。我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诸如墙上曾有的涂鸦等细节。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当时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平常的，在记录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波澜。可是二十多年过去后，我再翻这些照片，再看这些记录，其实有被深深地震撼到：就在我们眼前，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完全改变了。我自己在那里出生、读书、长大、教书、工作，但是现在我回去以后找不到我的路。作为一个“老成都”，我已经不认识这个城市了。这对我有一种内心感情上的触动，让我思考怎样看待这个城市，怎样看待一个古城的消失。

我详细记录在茶馆里普通人的闲谈内容。这正是这份记录的珍贵所在，因为我从中发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时的茶价，我去过的茶馆，茶价有1角钱的，也有5角、1元的。我还曾去过茶价高达28元的茶馆，1角与28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既有极为高档的茶馆，也有相当简陋的茶馆。当时开设茶馆所需的资金投入，有的茶馆大概需要5000元到1万元的启动资金，这样一来，一个从农村来的农民工便可以在偏僻的小巷或小街，选择背街的位置开设一家小茶铺。一家人甚至能够以此为生，逐步在成都扎根立足，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大拆大建之后，如果没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投资，开设一家茶馆将变得极为困难。当时，外来移民在成都拥有诸多机遇，这些务工人员不仅限于参与房屋修建，茶馆中也聚集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者，如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师傅等，他们几乎都是外来人。

大家在茶馆里聊什么，我也记录了下来。我在整理茶馆笔记时，翻到了2003年7月3日的那一天。当时我在一个小茶馆中。茶馆里，好几位茶客正热议着当天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在欧洲杯的比赛。尽管我对足球不关注，但听到他们的讨论，我便记录了下来。他们提到，比赛初期是意大利队先入一球，并一直保持领先。结果在比赛最后30秒，法国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在加时赛中，法国队再进一球。几年前重新整理这些笔记时，我曾怀疑这段记录的准确性，但一经查证，发现我所记载的比赛过程与实际完全吻合。

我在茶馆里听到什么，就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可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记录了服务员或者茶馆的茶客所经历的事情。例如，我曾记录过一位女服务员，她坐在那里与其他几位服务员闲聊，话题诸如“我儿子真是不争气，我给他买作业本的钱，他却拿去买饮料喝”之类，内容琐碎，表面上看似没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再来看，就会看到她所面临的家庭问题，小孩教育的问题。另外一个茶馆的女老板，她刚开了一个茶铺，我问她为什么要开茶铺，她说她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用政府给予的补偿金开设了一家茶馆。她提到她的女儿正在四川大学攻读本科，每年的花费相当大，以及女儿沉迷网吧的情况，包括在网吧的消费、餐饮费用以及宿舍开支等细节。她说如果不是经营这家茶馆，她将无法承担女儿读大学的各项费用。

以及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每家茶馆内都设有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的收费标准为3角钱3分钟，若通话超过3分钟则收费6角，超过6分钟则收费9角。这些具体的价格信息在笔记中均有详尽记录。

当然，笔记里还有普通人的经历，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坐在一个茶馆里，看到一位老人提着菜，慢慢走到茶馆门口，也不买茶，坐在门口的桌边就开始择菜。女老板就在旁边，既不叫她买茶，也不嫌她占了位。这位老人可能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把菜择好了，又提着走了。我们知道，这是小生意，如果你不消费的话，老板一般是不愿意让你占用位置的。但我观察那个女老板，好像习以为常，既不鄙视他，也不催促他，就让他坐在那里，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包容关系。

我也观察到老人对茶馆的依赖。我在茶馆里和老人聊天，有些退了休的老人，会坐在这里打牌。成都曾有一座文博大茶园。2003年，我在这目睹了一个中老年团体在此高唱红歌、跳秧歌舞的情况。如今文博大茶园已不复存在。虽然大慈寺里面还有茶馆，但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因为大慈寺是文博单位，而原来的文博大茶园就占了三个殿，还有中间的天井。这里既然是文博单位，就不能再让茶馆占用古建筑。

成都有名的老人，像车辐、流沙河他们，过去在那里定期坐茶馆的。文博大茶园的格局和气氛，我觉得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它比保护那个大殿更重要。大殿经过了好多次火灾，加上最后的修缮把木头的变成了水泥的，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文物价值了，但我认为那个茶馆反而包含了很多文化，而且能让人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气氛。那个茶馆没有了以后，成都现在只剩下唯一一家这样的老茶馆，就是人民公园的鹤鸣茶馆。可惜的是文博大茶园那种老茶馆的气氛，已经没有了。

那么，透过茶馆，我们能发现什么？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可以从小的城市空间中看到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进行的，看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研究茶馆，其实就是把这个小的空间放在显微镜下，从茶馆去看这座城市，看到很多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东西。

当然，茶馆还反映了外面的大世界，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以及整个改革开放初期，城市革命是怎么发生的。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城市的大拆大建实际是一场城市的革命，彻底改变了城市。我们看到了公共生活的变化，我的研究中还涉及公共领域的讨论。茶馆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文化，是一种持久的象征。从传统社会到现在，很多传统已经消失了，但在成都，在四川，这种传统的公共空间仍然存在，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最后我想说的是，茶馆这个角色其实已经越来越单纯了，和民国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仍然保留着很多成都的过去和成都当前的文化。

（本文系王笛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2025大学问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文字稿经主讲人审定，经授权由澎湃新闻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