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矛盾的狂欢：解构《年会不能停！》中的企业伪善与社会异化
矛盾的狂欢：解构《年会不能停！》中的
企业伪善与社会异化
作者：贾一鸣
引言
在当代中国电影市场，鲜有作品能像《年会不能停！》一样，以喜剧的形式如此精准地切入社会情绪的脉搏，成为一部现象级的文化作品。这部影片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超过11亿人民币的巨大成功，更在观众中赢得了“打工人嘴替”的赞誉，其引发的广泛共鸣，证明了它远非一部简单的贺岁喜剧。它以笑声为包装，内里却是一把解剖当代职场生态的锋利手术刀，直指企业伪善、系统性荒诞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异化等深层议题.
本篇影评将论证，《年会不能停！》的成功根植于其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批判。文章将从三个核心层面展开分析：首先，通过解构影片中“工厂”与“大厂”的二元对立，以及充斥其间的职场“黑话”，探讨劳动价值在现代企业中的符号化与空洞化；其次，将剖析影片如何通过并置大规模裁员与奢华年会这一核心矛盾，并结合现实中科技行业的真实案例，揭示企业在“降本增效”话语下的冷酷与伪善；最后，在肯定影片为观众提供情绪宣泄出口的同时，也将对其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反思，探讨喜剧慰藉背后所掩盖的悲剧性现实。本文旨在说明，《年会不能停！》并非仅仅让观众发笑，更是通过这种笑声，促使我们对自身的生存处境、工作的意义以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进行一次严肃而必要的审视。
01
第一部分：
工厂与“大厂”——两个工作场所的叙事
电影《年会不能停！》的核心社会批判，根植于其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工业时代图景的并置与对撞。这种精心构建的象征性冲突，不仅是喜剧效果的来源，更是影片剖析当代职场困境与社会变迁的锋利手术刀。
1.1 从一颗螺丝到一次“协同”：当劳动价值沦为符号
影片通过鲜明的视觉与主题对比，有力地展现了“标准件厂”所代表的实体制造世界与“众和集团”总部所代表的抽象、流程至上的“大厂”环境之间的鸿沟。工厂是一个劳动价值清晰可辨的领域：一个工人生产出一个物理实体，其贡献是直接且可量化的。而集团总部则象征着一种新经济模式，其价值往往被专业术语和表演性的官僚程序所遮蔽。
这种转变深刻地体现在劳动者称谓的演变中。影片通过主角胡建林从“工人”到“打工人”的身份错位，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社会词汇变迁。“工人”一词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主义色彩和身份认同，而“打工人”则是一个更具个体化、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标签，暗示了社会契约的重塑和稳定性的丧失。这种变迁并非偶然，它与中国经济的宏观转型紧密相连。导演董润年打磨剧本的五年（2017-2022），恰恰是中国社会舆论场从“万众创新”的乐观高歌，转向对“996”、“大厂病”深刻反思与焦虑的时期。剧本的进化，也精准地捕捉了这一集体情绪的转向，从一个关于个人成长的故事，深化为对整个系统性问题的尖锐叩问。
影片的核心论点在于：所谓的“转型升级”，有时并非进步，而是一场意义的危机。从工厂到大厂，是从一个价值“实体化”的世界，坠入一个价值“抽象化”的世界。在这里，劳动的成果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螺丝，而是无尽的报告、玄奥的战略，以及充斥着“对齐颗粒度”、“赋能”、“形成闭环”等“黑话”的会议。影片反复描绘的，正是这种循环而无效的“工作的表演”。当劳动与它的实际目的被彻底切断，影片批判的矛头，并非指向技术，而是指向那种早已忘记了“创造真实价值”这一初衷，沉溺于自我感动式忙碌的企业文化。
1.2 “局外人”胡建林：用常识照亮现代企业的荒诞
影片的主角胡建林（大鹏 饰）不仅是一个喜剧人物，更是一个精妙的叙事工具——一面“职场照妖镜”。他作为一名高级钳工所具备的朴素、实用的逻辑，与集团总部复杂扭曲、时常违背理性的规则体系形成了激烈碰撞，从而将后者的荒诞性暴露无遗。
这一角色的喜剧结构，其灵感源自传统相声名篇《连升三级》。在这部作品中，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被误认为奇才，一路高升，从而讽刺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愚蠢与僵化 。同样，胡建林的“升迁”也并非源于能力，而是源于一场误会，这使得观众能够站在全知视角，俯视剧中角色们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从而产生层层叠加的喜剧效果 。此外，导演的创作灵感还得益于一则真实的社会新闻：一个流浪汉在某大厂办公楼里偷偷住了一个月而未被发现。这个“生活的错位点”构成了影片情节的基石，即在一个号称管理严密、精英聚集的地方，竟存在如此巨大的漏洞和盲区 。
影片的经典桥段，无一不在印证这种荒诞。胡建林无所事事地在办公室“点名”数人头，在人人自危的裁员风暴中，竟被同事们过度解读为手握生杀大权的“信使”，巨大的信息差催生了影片最密集的笑点。而当他被派去“优化”老员工时，他那句发自灵魂的困惑：“‘优化’不是个好词吗？”更是全片的神来之笔。这一问，像一把尖刀，无情地戳破了企业用语那层温情脉脉的遮羞布，将“降本增效”的冷酷内核暴露无遗。
在这个被符号和流程统治的系统里，胡建林的“常识”，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他听不懂那些空洞的术语，反而逼迫其他人不得不直面自己语言和行为的无意义。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潜规则的封闭游戏里时，胡建林这个外部变量的闯入，用最简单直接的提问——“这是干啥的？”、“这词啥意思？”——屡屡让这个精密的官僚机器瞬间短路。影片在此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点：对现代企业最致命的批判，或许并非更复杂的理论，而仅仅是回归到对“目的”和“价值”最基本的追问。在这一刻，胡建林的“无知”，成为了一种洞察本质的非凡智慧。
1.3 “边缘人”潘怡然与“背锅侠”马杰：一幅当代劳动者的“浮世绘”
与胡建林并肩作战的潘怡然和马杰，构成了影片的情感核心。他们不是功能性的配角，而是当代职场两种困境的真实写照。
潘怡然（庄达菲 饰）是那种“被辜负的年轻人”的缩影。她有能力、有冲劲，是实际业务的骨干，却因为一纸“非985”文凭被挡在“转正”的门外，被体制性地边缘化。她身上闪烁着“00后整顿职场”的光芒，一句“有干货，谁喝鸡汤啊”的清醒独白，是对所有虚伪企业文化的精准吐槽。她的抗争，是对结构性不公的正面还击。
马杰（白客 饰），则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背锅侠”和被异化的中层。他聪明、通透，早已看穿了系统内部的一切弊病，却为了生存，选择了“识时务”的隐忍与妥协，在良知与饭碗之间反复拉扯。胡建林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他的死水心湖，最终激起了他积压已久的反抗精神。他的转变，是无数在体制内压抑自我、最终选择不再沉默的职场人的心声。
这三人组的形成，堪称绝妙。他们恰好构成了一个联盟：
l 胡建林：天真的闯入者，拥有打破僵局的勇气，却不懂游戏规则。
l 潘怡然：被边缘化的理想主义者，拥有道德的激情，却没有发声的平台。
l 马杰：犬儒的局内人，掌握系统的内部情报，却缺乏行动的胆量。
他们各自为战时，命运早已注定：胡建林被淘汰，马杰继续背锅，潘怡然永无出头之日。然而，当莽撞、激情与策略这三者结合，一股意想不到的变革力量就此诞生。影片借此有力地暗示：挑战根深蒂固的不公，需要的正是一个跨越了层级、代际与身份的、由普通人组成的“非正式”联盟。
02
第二部分：危机的表演，奢华的现实
影片直面了用户质询的核心——企业伪善，通过将大规模“裁员”与奢华的“年会”并置，构建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道德困境，深刻揭示了现代企业在话语与行动上的巨大裂痕。
2.1 “广进计划”：企业冷酷的委婉语艺术
影片对众和集团裁员40%的方案命名为“广进计划”，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语言操弄 。这个名字源于一个恶意的谐音梗：“裁员广进”听起来像是祝福语“财源广进”。这堪称影片中企业双重话语最典型的范例，它将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包装成一个繁荣的愿景，用吉祥的语词掩盖其对员工的冷酷。
这种将负面行为“中性化”或“正面化”的语言策略，是影片批判的核心之一，它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企业如何通过委婉语来推卸道德责任并使非人化的管理行为显得合情合理。影片的讽刺火力并不仅限于此，而是覆盖了整个“大厂黑话”体系 。现实世界中，这种操作俯拾皆是：裁员被美其名曰“毕业”，或是冠以“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光环。其功能与“广进计划”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在情感和道义上，与那个被毁掉的饭碗彻底脱钩。
影片中对此类语言的讽刺在一段对话中达到了顶峰，集中展现了这种话术的空洞与荒谬：“让我们对齐一下颗粒度，找到一个抓手，形成一套组合拳，聚焦在垂直领域，打通底层逻辑，完成新的业态，形成一个闭环的矩阵。”Peter总的这段话，将一系列时髦的商业术语毫无逻辑地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听起来宏大、实则毫无具体意义的指令。它完美地戏仿了现实中许多企业会议上的“废话文学”：每一个词单独看似乎都有特定含义，但组合在一起时，却不传递任何可执行的信息，其唯一的功能是表演一种“我们在进行高层次战略思考”的姿态。这种语言的堆砌，正是影片所批判的“狗屁工作”的核心特征之一——工作本身被语言的表演所取代，沟通的目的不再是传递信息，而是巩固身份和权力。
为了更清晰地解构这套话术，我们不妨编纂一部影片中的“企业谎言词典”：
表1：企业荒诞话语词典
企业黑话
（《年会不能停！》）
他们的意思
广进计划
大规模裁员。用谐音梗的“善意”伪装，来掩盖行为的恶意。
优化
解雇/开除。一个冷冰冰的技术动词，旨在剥离行为的情感后果，让你感觉被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人给“处理”了。
对齐颗粒度
确认一下细节。用一个复杂的物理学比喻，来包装一个简单的沟通动作，显得自己想得更深、更细。
形成闭环
把活儿干完。将一件普通的任务，描述成一个伟大的系统性成就，从而夸大日常工作的价值。
底层逻辑
基本道理。给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套上一层“哲学”光环，瞬间占据话语权的制高点。
赋能
让你去干，但别指望加资源。一个管理者最爱的词，优雅地把责任推给你，但权力依然在他手里。
组合拳
多干几件事。一种军事化的比喻，让一个平平无奇的计划，听起来像一场雷霆万钧的决战。
2.2 耗资六千万的年会：一堂企业伪善的案例课
影片的核心矛盾，即一边以“财务危机”为由裁撤忠诚员工，一边斥巨资举办年会，构成了对企业伪善最直接、最猛烈的控诉。这一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声誉洗白”或“文化漂绿”，即企业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展示积极企业文化的盛大表演，来掩盖其内部剥削性和不道德的管理实践。
年会本应是提升员工士气、增强凝聚力的工具，在此却沦为一个符号，象征着领导层所宣称的价值观与其实际优先事项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内部员工的公共关系秀，旨在重塑企业形象，但最终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彻底失败。这种行为与现实世界中许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虚伪性遥相呼应，这些报告常常沦为公关工具，而非真正的道德承诺 。
更深层次地看，这场奢华的年会并不仅仅是伪善的体现，它更是一种精心计算的社会控制手段。在裁员制造了普遍的恐惧和不稳定之后，一场盛大的派对向幸存的员工传递了双重信息：“危机已经过去，公司依然繁荣”以及“你们是被选中的人，有资格享受这份繁荣”。这种做法旨在在幸存者中培养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和对公司的感激之情，从而削弱他们对公司行为的质疑，并割裂他们与被裁同事的情感联结。同时，这也强化了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能够施予如此丰厚奖励的领导层，被塑造成了仁慈的大家长形象。现实中，许多公司的年会也被员工诟病为一种“服从性测试”，员工被“强迫表演”节目，以展示其对公司的忠诚 。因此，电影中的年会是终极的表演——表演者并非员工，而是企业本身，它卖力地扮演着一个关怀备至、繁荣昌盛的实体，以维持对剩余劳动力的控制。
2.3 经济背景：当电影照进科技裁员的现实
影片的荒诞，之所以能引发山呼海啸般的共鸣，只因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严峻经济现实的一次精准转译。“广进计划”不是一个笑话，它是新闻。
电影的叙事，与自2022年起席卷全球的科技行业裁员潮，形成了惊人的“互文关系”。在中国，从行业监管的收紧到企业为“降本增效”而进行的战略收缩，这股寒流吹遍了几乎所有的大厂。导演董润年也坦言，在2017年构思剧本时还只是“脑洞”的裁员情节，到了影片上映时，已成为无数人正在经历的残酷日常。
影片的讽刺与现实的对应，在2024至2025年间变得愈发清晰。现实中，科技巨头们一边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投入数百亿美金的巨额赌注，一边又以“组织变革”、“保持敏捷性”为名，毫不犹豫地裁撤数以万计的员工。这种“右手拥抱未来，左手砍掉现在”的魔幻操作，与影片中众和集团的荒诞逻辑如出一辙。企业将裁员归咎于宏观的“经济不确定性”，或是包装成战略性的“结构调整”，这与“广进计划”的语言伪术形成了无缝衔接，也印证了影片对企业行为模式的精准预判。
正是这种与现实生活的高度同步，让《年会不能停！》的讽刺超越了单纯的逗乐，像一根针，精准地刺入了观众内心最深处的焦虑。它将一部喜剧，升格为一部具有强大社会洞察力、能够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情绪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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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社会异化的加速
影片的批判，并未止步于对企业行为的讽刺，而是用手术刀切得更深，直抵现代职场的核心病灶——一种在高速运转的商业机器中，普遍存在的意义危机与人性磨损。在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两位思想家的透镜，来更清晰地诊断出影片所描绘的那种集体精神困境。
3.1 抽象的暴政：当工作沦为一场“狗屁”表演
众和集团的总部，简直就是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笔下那个“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理论的、一个活生生的影像化展台。在这里，绝大多数工作都与任何有形的社会价值相脱节。其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员工们“看起来很忙”，并从中催生出一种深刻的、能将人灵魂掏空的无意义感。
影片精准地抓住了这个痛点。导演在调研中发现，当代职场人最大的痛苦，并非来自肉体的劳累，而是源于不公，以及个人价值无法彰显的精神挫败。这正是“狗屁工作”所造成的关键心理内伤。影片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样的职场里，人不再是“目的”，而沦为了赚取薪水的“工具”。
当意义被抽空，人便会开始自救。这催生了诸如“报复性熬夜”这类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补偿行为——在一天毫无意义的劳作之后，我们不惜牺牲睡眠，只为从时钟那里偷回一点点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用以确认“我”的存在，而非“员工”的存在。这是一种微小而悲壮的自我确认。
3.2 哈特穆特·罗萨的视角：社会加速与非人化的劳动者
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剖析影片中的“大厂”生态。这个环境是“社会加速”的典型范例：工作与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但这种加速并未带来更多的闲暇或更高的生活质量，反而导致了普遍的异化 。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被一种“盲目的”加速逻辑所支配，陷入了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的恶性循环，并催生出一种“新异化” 。影片中的世界充满了“时间匮乏感”，个体被一种“‘再也赶不上’的恐惧所打败” 。这精准地描述了马杰等一众员工的心理状态。根据罗萨的理论，这种加速会导致五个层面的异化：与空间、物界、行动、时间乃至自我的异化。影片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切：员工与最终产品完全脱节（物界异化）；他们执行任务并非出于主观意愿，而纯粹是“不得不为之”（行动异化）；最终，在庞大的企业机器中，他们丧失了自我认同（自我异化）。企业内部推行英文名或工号，替代员工真实姓名的做法，正是这种非人化管理的极致象征——它剥夺了个体的独特性，使其成为可随时替换的“工具人” 。因此，胡建林在总部大声喊出员工真实姓名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这套异化体系的直接反抗。
更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影片所讽刺的那些企业文化怪象——空洞的黑话、无休止的会议、繁琐的流程——并非随机的系统失灵，而是社会加速逻辑的必然产物。整个系统必须发明出这些复杂的、耗时的程序，来证明其自身疯狂运转的合理性，即便这种运转常常是漫无目的的。在一个被要求“必须尽力快跑，才能停在原地”的加速世界里，持续表现出忙碌和高效成为一种生存本能。于是，企业黑话、冗长的会议和复杂的审批链被创造出来，以填充时间并制造高速、高风险工作的假象。“对齐颗粒度”听起来远比“我们商量一下细节”更紧急、更高级。因此，那些“狗屁工作”中的“狗屁”成分，并非偶然的副产品，而是加速引擎所必需的燃料。影片的讽刺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它直觉地捕捉到了这种内在关联：“大厂”世界的疯狂节奏，与其内在的空虚感是成正比的。
3.3 舞台上的起义：用一首歌，夺回我们的尊严
影片的叙事与主题在最终的年会上达到了高潮。主角团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表演了一首名为《打工人之歌》的Rap，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象征性起义，旨在对抗弥漫在企业中的异化、伪善与不公。
这场表演与影片中充斥的、经过精心包装的企业黑话形成了鲜明对比。它用最直接、最粗粝的语言，将员工们积压已久的不满和怨气宣泄而出，这是一次对真实声音的夺回 。这个时刻，象征着个体与集体尊严的重塑，是“整顿职场”的终极行动。导演希望通过这一幕“点燃观众内心的火苗”，为所有在现实中感到无力的“打工人”提供一个宣泄情绪、获得力量的出口 。
歌曲的选择同样意味深长。影片将经典励志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与辛辣的《打工人之歌》串烧，这本身就是一种解构与重构。它挪用了这首承载着一代人希望的歌曲，并为其注入了全新的批判性内涵，明确指出：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必须以公平、公正和尊重为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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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结论
《年会不能停！》的巨大成功，超越了一部普通喜剧片的范畴，使其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它的胜利不仅在于其精良的喜剧制作，更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并回应了深刻的社会情绪，最终在讽刺的笑声中，传递出一种对变革的审慎希望。
4.1 “打工人的嘴替”：影片为何引发强烈共鸣
影片上映后，迅速成为票房“黑马”，在激烈的档期竞争中凭借强劲的口碑实现逆袭，最终收获了超过11亿人民币的票房和高达8.2的豆瓣评分 。这一市场表现的背后，是影片与观众之间形成的强大情感共振。它被观众冠以“打工人嘴替”的称号，这个标签完美地概括了它作为集体情绪宣泄出口的功能 。
影院里的每一次爆笑，都是一次“共鸣的笑声”。观众笑的不仅仅是银幕上的荒诞情节，更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公与无奈的“辨认”。每一次笑声，都构成了一次对现实中某些职场生存困境的嘲讽 。影片的成功雄辩地证明，当代电影市场存在着对那些敢于直面社会经济焦虑、而非一味提供廉价逃避主义内容的巨大需求。观众在胡建林、潘怡然和马杰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的反抗，为无数在现实中选择隐忍的个体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慰藉。
4.2 理想的结局，与残酷的现实
然而，当我们走出影院，那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便成了所有讨论的核心，也是影片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一方面，我们渴望并需要这个结局。导演将其视为一种“注入的希望”，他相信，当确凿的丑闻在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下被揭开时，任何一个精明的掌权者为了自保，其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就是“挥泪斩马谡”。这并非天真，而是一种对人性与权力的冷静计算。这个结局告诉我们：反抗是有意义的，挺身而出是值得的。它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关于“可能性”的种子。
而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光明的结局，反衬出现实最悲剧的底色。 这份理想主义，恰恰构成了影片最值得批判的一面，因为它在无形中，掩盖了更广泛的残酷。
首先，主角的胜利依赖于一连串几乎不可能复制的“神迹”。在真实的企业监控与权力壁垒下，关键证据的获取与公开，远非如此轻巧。
其次，将董事长塑造为最终的正义化身，是一种过于善意的叙事捷径。 一项波及40%员工的战略，绝无可能绕过公司的最高层。因此，他在年会上的“拨乱反正”，与其说是道德的觉醒，不如说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危机公关——迅速与“犯错”的下属切割，以最小的代价，维护公司与自身的绝对权威。他不是救世主，他只是系统最高效的风险管理者。
最深刻的悲剧，在于那份“选择性的救赎”。影片的高潮，保住了标准件厂那些“不该被裁”的功臣。然而，镜头之外呢？“广进计划”中，其余那成百上千名已被解雇或即将被解雇的员工，他们的命运，被遗忘在了喜剧的光环之外，成为了企业“降本增效”战略下，连姓名都不配拥有的“成本”。这使得最终的胜利显得如此狭隘，它冰冷地揭示：在真实的职场斗争中，即便有少数英雄式的胜利，也无法改变系统的惯性。大多数被时代浪潮抛下的人，并不会有戏剧性的转机在等待。
4.3 喜剧的慰藉，与我们的重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年会不能停！》终究只是一场虚假的狂欢？并非如此。
影片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而在于它勇敢地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并成功地将这些问题，抛向了我们每一个人。
喜剧在此处，既是糖衣，也是武器。糖衣让严酷的社会批判变得易于入口，武器则体现在，每一次共鸣的笑声，都是对荒诞现实的一次集体确认。它的价值，并非提供一套反抗指南，而是如导演所言，在观众心中“点燃火苗”——一簇关于个人价值、程序正义和拒绝麻木的火苗。
因此，影片真正的希望，并非寄托于那个童话般的结局，而是根植于胡建林、马杰和潘怡然这三个小人物，从隔阂走向联盟的过程。它揭示了变革的真正潜力：希望，不在于等待一个清明的“青天大老爷”，而在于我们这些不同背景、不同困境的个体，能够超越猜忌与犬儒，重新发现团结与真诚的力量。
《年会不能停！》以一场年会落幕，但它在我们心中开启的“年会”却远未停止。它用笑声，给予了疲惫的“打工人”片刻的慰藉；又用其背后无法忽视的现实重量，促使我们在笑声散去之后，继续思考——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坚守并争取那份属于“人”的，最基本的公平与尊重。
这，或许就是这部现象级喜剧，所能给予我们最真诚、也最宝贵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互联网大厂掀裁员潮中国经济的痛苦指数恐攀升？ - 美国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s-tech-giants-including-jd-com-have-laid-off-up-to-20-of-employees-20220402/6512241.html
2. 原来《年会不能停！》的编剧，真上过20年的班 - 中国新闻周刊, http://www.inewsweek.cn/wh/2024-01-19/21080.shtml
3. 全球财经连线｜“寒冬”来临，“裁员潮”席卷美国科技行业，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30209/herald/d97bd705c5d95f9857695cd5d3ca436a.html
4. 票房｜《年会不能停！》连续三周夺冠郭富城新片场均人次最高 - 财新， https://m.caixin.com/m/2024-01-22/102159038.html
5. 职场电影遇冷，《年会不能停！》为何火了？击中打工人痛点，戏谑之外引发深思 - 劳动报， https://www.51ldb.com/shsldb/wt/content/018d157d8f37c0010000b9ff6f110fdc.html
6. 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研究 - hanspub.or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paperid=75817
7. 演员庄达菲：因为喜欢，所以愿意尝试 - 新湖南， https://m.voc.com.cn/xhn/news/202401/19239075.html
8. 《年会不能停！》玩转职场潜规则 - 大公网, https://www.takungpao.com/life/238148/2024/0201/938797.html
9. 职场话题|年会为何让打工人又“爱”又“恨”？ - 劳动报, https://www.51ldb.com/shsldb/zc/content/018d4f0aad9ac0010000b9ff6f110fdc.html
10. 白客：喜剧不好做，但我爱它丨人物 - 新京报,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06841264169317.html?shareuser=166391815316395&share_type=1
11. 公关三十讲（四）| 从瑞幸咖啡挑战星巴克，看中国式公关的“对标PR”策略, https://www.chinapr.com.cn/252/201810/1801.html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5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5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刘晓青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锐评｜贾一鸣：矛盾的狂欢：解构《年会不能停！》中的企业伪善与社会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