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盒”世界里的未成年人|镜相

2025-12-16 18:19
上海

作者|马语涵 覃缨淇 甘煜敏

编辑|吴筱慧

(本文由镜相 X解困叙事网络“微光计划”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15岁时,家住云南的宋秋(化名)就遭遇过“开盒”。

那是2021年暑假,宋秋刚念完高一。一天中午,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通后先听到一阵辱骂。她怒问:“你是不是打错了!”对方说出了她的微博名。

宋秋意识到,对方没打错,是故意打来攻击她的。这通充斥着谩骂的电话,持续了两三分钟,宋秋不得不挂断。但攻击并未停止。宋秋记得,从那天中午,直到半夜,她接到了约50通电话,手机响不停。她只好不停挂断,并拉黑对方。

她打开微博,谩骂、侮辱、恐吓也塞满私信。“我要来当你的‘私生’(原指侵犯明星的私生活及工作的粉丝),去你家找你。我要给你们家安摄像头,我来看着你好不好?”

之后的一周里,电话渐少,但骚扰和辱骂仍未停止,她估计那段时间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近百通。不堪其扰的宋秋注销了电话卡。时至今日,再提起当年的经历,她仍感到后怕。

多年以后,宋秋才意识到,高中时代遭遇的是“开盒”。

被“开盒”的少年

“开盒”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网络暴力行为,被认为是早期互联网“人肉搜索”的升级版。通常,“开盒”者利用违法手段,获取他人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联系方式等,并在网络公开散布。与之相伴的通常是对受害者的骚扰、侮辱,甚至线下威胁等行为。

反诈博主川烈因常揭露网络诈骗套路被“开盒”后,攻击者扬言“已挖出32名亲人信息”。有些受害者还曾收到陌生人寄来的不明物品,甚至危险化学品。

“都是15到17岁的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有20多岁。”宋秋在被“开盒”后,曾浏览过那些在微博上攻击她的网络账户,发现对方多是同龄人,和自己一样,面孔青涩,照片里常配着“颜文字”的滤镜。

宋秋收到的威胁短信

她无法想象,那些她骚扰电话里传来的污言秽语,出自同龄人之口。

近年来,多起“开盒”事件都有未成年人参与,不少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2023年,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站)”曾通报一起案例,称有群体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站内UP主进行“开盒”,违法者共计40余人,主要活动人员为两名未成年人。

《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上升至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增长到97.3%。

在庞大的未成年网民规模下,未成年网络活动日益丰富,且迭代迅速。在互联网的角落里,许多未成年人通过群聊、论坛、账号等方式,建立起许多小群体,隐匿身份,表达自我,抒发情绪。

未成年人活跃的“饭圈”(指围绕明星等偶像,形成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粉丝社群),一直是“开盒”事件的重灾区。4年前被“开盒”的宋秋也曾是“饭圈”一员。

宋秋小时候父母离异,跟爷爷奶奶住,青春期交友不慎,自己的秘密曾被朋友泄露,传播后出现各种谣言,这让她对现实中的友谊变得不信任,逐渐将情感转向网络。初中时,她被“时代少年团”中生于2002年的马嘉祺吸引,加入了“饭圈”。

到初三,“饭圈”对她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那里,她常常能找到一种归属感。她享受抛开真实身份,与其他粉丝为爱聚在一起,如同亲友一般的感觉。在微博上,她还精心运营着一个团粉账号。

她渴望被偶像“翻牌”回复,更不容许自己的偶像被其他人泼脏水。许多时候,她要在网络世界里与陌生人吵架,维护自己偶像的形象。

刚进入“饭圈”时,宋秋也会围绕某些话题与人争执,很少上升到人身攻击。一旦对方偏离议题,只是辱骂时,她就不再与其争论。“说白了,他就是想骂赢而已。”宋秋说,但看似理智的言行,也并没能让她免于那一场针对她的讨伐。

从业14年的青少年心理咨询师闫然记得,2020年左右,来做心理咨询的青少年中,有学生开始谈论起“开盒”“被开盒”,近两年越来越多,年龄也越来越小。

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向闫然展示的部分聊天记录

“在提及‘开盒’别人的经历时,有些孩子会表现得有点自豪。”闫然认为,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一些参与“饭圈”活动的孩子,在他们的认知中,是别人先伤害了自己的偶像,表达了和自己相反的意见,自己采取手段报复是理所当然。

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学生向闫然展示的部分聊天记录

隐秘的角落

许多被“开盒”者都经历过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被“开盒”的情况。

调查发现,有的教师因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不要说话、不要睡觉,而被学生“开盒”,并辱骂;有人因为给商家写了差评被“开盒”骚扰;有人因为写的小说没能让读者满意而被“开盒”……

北方某乡镇半寄宿制中学的一位教师讲述,她的一位同事是班主任,今年刚被“开盒”过,原因是一次考试后,该班主任罚部分学生,将某篇语文课文抄写10余遍,引发不满,其中一名学生花钱在外网买到班主任的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将其挂在“快手”上。

“开盒”他人,似乎并不需要多么“苦大仇深”的理由,一些“开盒”受害者甚至选择“开盒”对方,以牙还牙。

据《法治日报》报道,2023年10月,13岁的小杰因游戏失利被队友“开盒”,手机遭轰炸、短信塞满死亡威胁。他用压岁钱买“游戏道具”向对方道歉,却换来变本加厉的骚扰。半年后,小杰加入一个网络群组,成为新一批“开盒”执行者。他在聊天记录中写道:“只有变成加害者,才不会被欺负。”

心理咨询师闫然分析,“出于报复,做这件事的孩子会在这种行为中获得情绪代偿,认为自己被攻击的尊严可以在‘开盒’别人的过程中被找回来。”

在“开盒”者眼中,每个人或网络账号背后,都有一个能被撬开的信息盒子。

相比于早期更依赖于“人找人”“人问人”的“人肉搜索”,“开盒”更便捷、更具杀伤力。许多时候,“开盒者”只需要某人的姓名或网络ID信息,便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某人包括家庭住址、身份证号、户籍照片等大量个人隐私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源头多来自海外“社工库”。

社工库,全称社会工程学数据库,是黑灰产从业者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而搭建的数据库。

过去的20余年里,我们的个人信息一直在被泄露。据新华社报道,仅2024年,境内政企机构发生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事件112起,涉及个人信息数据266.9亿条。多年前,有大学生盗走某购物平台11.8亿条用户信息。

除了“社工库”,在可查的未成年“开盒”事件中,大多数实施“开盒”行为的未成年都有自己的社群协作方式,QQ群、贴吧、特定论坛等成为“开盒”信息交换、任务分发、成果炫耀的平台。

在与闫然的交谈中得知,并非所有孩子的“开盒”行为都源于报复,有一部分孩子参与“开盒”完全出于从众心理。

有一个初中生曾经和她提到,在自己所在的圈子中,有人把通过“开盒”得到的个人信息做成便于传播的图片或视频笔记,带有受害者照片和信息的图片通常被他们称作“大头贴”。长期身处这样的群体,“开盒”甚至会成为他们的社交货币。

宋秋怀疑,就是一些有引导力的博主把自己的“开盒”信息放到了某个群里,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攻击。

闫然了解到,一旦他们在群里看到这种信息,不论是否认识这个人,也不论是否清楚对方为什么被“开盒”,都会配上文字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哈哈哈哈……”的文案通常代表嘲讽,评论区“哥哥哥哥……”的文案表示对“开盒”者或传播者这种行为的赞赏和佩服。

闫然曾问过那些孩子,是否能感受到受害者隐私被泄露的痛苦,他们通常会回一句“那怎么了?”

在她看来,他们之所以肆意转发,一是共情能力缺乏,二是在生活、学习、社交等方面缺乏掌控感,而把别人的隐私握在手里,只要发到群里就可以一呼百应,让对方遭受网暴,这会带给他们成就感。

“开盒”门槛越来越低,正在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甚至连小学生都能轻而易举地掌握这些渠道。

过去半年多,20岁的潘凯(化名)一直潜伏在某个“开盒”群里。2024年12月,他在贴吧和网友吵架后,对方扬言要“开盒”他,他害怕,想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泄露隐私,于是在某境外App中检索“开盒”,相关群聊随处可见,他随机申请进入其中一个。

潘凯注意到,在“开盒”群中,除了少量免费提供的信息,付费信息可查询到的内容更深,如可查询到个人的戶籍照片、戶籍地址等,周期一般为1-2天,费用一般在100-300元不等,也有部分服务标价上千元。

潘凯发现,进入这种群无需审核个人身份,“开盒”者也呈现出低龄化特点,群里被“开盒”者的信息也包含大量未成年人的隐私。群里一位中学生伪造付款记录骗“开盒”商家帮他“开盒”别人,商家发现后,中学生全家户口信息被商家用案例公告的形式挂在群里,以起到警示作用。

曾有“开盒”过别人的学生和闫然介绍,若直接认识掌握这项技术的人员,可能不需要钱,或仅需20元就能“开盒”别人。

然而,不论是乡镇寄宿中学的家长,还是较大城市中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愿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的家长,当听到“开盒”这件事时,表现的都是吃惊,他们对这件事的认知有限,不相信小孩子会有这样的手段,也不明白“开盒”的细节和隐患。

难以关闭的盒子

“开盒”容易,被“开盒”者的维权之路并不容易。

今年5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一例案情显示,未成年人周某辱骂明星被粉丝“开盒”网暴,起诉至法院后,侵权粉丝删除了侵权内容,当庭出具书面道歉信并给予赔偿。

与此同时,法院督促周某的父母加强对其网络素养方面的培育和引导,制止其网络失范行为。也有人因“开盒”违法事实情节严重,警方对其处以10日行政拘留,同时,该违法行为将被永久记录在其个人档案中。

在相关判罚案例中,未成年“开盒”者若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未满16周岁的,通常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对于施害者的惩罚通常以“停止施害、道歉赔偿”为最终结局。

前述中学教师讲述的那位班主任,被“开盒”后,年级主任曾把涉事者的家长叫到学校来,但他们发现,一些家长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为孩子开脱,“孩子不懂事儿”。

“也想过报警,但是后来考虑到报警的话,学生们处于这么一个年龄段,也没有造成进一步伤害,没有办法拿他们怎么办。”最终,那位最开始传播“开盒”信息的学生停课一周,其余学生被批评教育。

许多“开盒”事件牵扯未成年人,所以“开盒”者并未受到法律惩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法律一无所知。

据闫然回忆,她所接触的大部分参与“开盒”的学生,明确知道“开盒”是违法行为。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没有杀人放火性质恶劣,再加上自己的未成年身份,“开盒”时多了一分“有恃无恐”。

闫然心理咨询室的房间

一位男孩曾对闫然说,他觉得从立案到调查再到审判,会是很长一段时间,每个警察都有更重要的案子要办,像这种不涉及金钱和人身伤害的事件,并不是什么大事。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法教师樊勇表示,诉讼实际上是一项高成本的救济途径,维权过程往往需要大量取证,在时间、经济上都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所以当很多人面对网络暴力时,启动这套程序的高成本会使他们放弃司法救济。在诉诸法律手段的过程中,受害者的情绪也承担压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复确认暴力,承受暴力的。

但提及对这类未成年的处罚,闫然与樊勇都认为,对未成年的保护不可以直接被否定,但在法律规范上仍有很大的讨论和进步空间。

另一方面,泄露的信息无法收回,打开的盒子也很难被关上。一些新的信息仍在被不停泄露,许多网络平台仍存在漏洞,能轻易被黑客攻击,造成大量用户信息泄漏。

一位用课余时间参与过教育系统信息平台漏洞检测的高校学生表示,他曾对部分高校的访客预约系统进行漏洞检测,发现某高校可被直接读取的信息高达几万条,“一旦这些漏洞被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的个人信息将面临着大规模泄露的风险”。

他还发现,不少学校的App由学生开发,相较于商业App和企业的保密系统,学校App缺乏资金投入,系统本身往往存在逻辑漏洞,后期也无专人维护。

5月底,中央网信办专门印发通知,从阻断“开盒”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优化保护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明确工作要求,督促各地网信部门、各网站平台进一步强化“开盒”问题整治工作。

我们对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10款App“网络”“开盒”相关行为举报渠道的便捷性进行实测,发现目前微博、豆瓣两家为“开盒”相关行为专门设置了举报渠道,并在相关协议中作出说明。

在其他平台,与“开盒”行为有关的举报理由,可选择的主要是涉网络暴力、隐私权侵犯两类。

樊勇认为,平台在阻止“开盒”信息继续传播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需要平台依靠技术和监管发挥救济作用。“平台有责任在技术能力和内容审核能力范围之内发挥作用。”

但即使举报,在境外网站平台上发生的隐私泄露,国内相关管理部门一般也无法受理。

从技术层面来讲,“开盒”者主要在海外软件Telegram上进行信息交易,使用USTD(指一种稳定币)和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这使得执法者判断“开盒”者真实身份和取证存在困难。

尝试重启的生活

宋秋被“开盒”后,一直不敢和家里人说,一方面担心手机被没收,另一方面,在她看来,家中没人能给她真正的帮助。

“爷爷奶奶玩不清手机,爸爸一如既往不太关心我的生活,妈妈组建了新家庭,我们会交流生活上的事,但是这方面没有跟她说,她有一些受害者有罪论的思想。”宋秋只能选择注销微博、手机卡,进行“自救”,并默默消化这份痛苦。

一位前来做心理咨询的初一女孩,让闫然印象深刻。因为游戏在网络上和他人产生矛盾,四五个同龄人威胁要曝光她的信息,同时伴随着各种辱骂攻击。

女孩一开始不敢将此事告诉爸妈,当学校、家庭、网络空间都不再能处理她的情绪,女孩产生了抑郁倾向,开始厌学、自伤。在进行心理咨询时,女孩向闫然展示自己的群聊,群里有攻击行为的已有10余人。

“你认识他们吗?”“有些不认识。”

“为什么不退群呢?”“退了也会被拉进新的群里。”

“那可以拉黑他们吗?”“拉黑之后我怕会刺激到他们,做出更不好的事情。”

闫然发现,一些未成年人,身处这样的环境里,是无法脱离的,在处理这种问题时,他们有许多顾虑,担心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被家长知晓,担心隐私泄露后面临线下骚扰等更恶劣的情况……此时,心理咨询和能承接情绪的家长,是很重要的。

在闫然接触的咨询案例中,“开盒”别人或被人“开盒”难以走出来的孩子,多数在生活中并未和身边人建立过可靠的亲密关系,情感上常被忽视。

她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孩子生存的物理空间在缩小,他们大多数的生活往返于学校和小区之间。家长会关注孩子的课业、饮食,但在感情交流上往往较缺失。当家长在越来越多的小事上突破孩子的边界时,孩子也习得了突破别人的边界。“开盒”就是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突破别人边界的方式之一。

“所以这些孩子本身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受害者,在这种状态里边长大,很可能到网络上成为了一个施暴者,或者被卷入‘开盒’事件中。”闫然说。

在“开盒”事件中,被“开盒”的孩子无疑是受害者,但是“开盒”别人的孩子也应当有机会被挽救。“如果单纯的因为‘开盒’别人的罪行去惩罚一个未成年,那他过去十几年以来受到的情感忽视,又由谁来弥补?”闫然说。

对宋秋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开盒”这件事情的影响渐渐变小,但是被“开盒”攻击的恐惧并未轻易消失。之后半年里,宋秋一直没买新的手机卡,平时只用WIFI上网,她担心新的手机号再次被泄露。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不再登录微博,网络行为也比以前更谨慎。

“不太敢去随意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一般保持中立的态度,算个娱乐就行了。”宋秋说,如今看到很过分的内容,她会点赞自己认为正确的评论,但是不会发言反驳那些不正确的言论。

在经历“开盒”事件后,宋秋开始反思“饭圈”中病态的感情和团体状态。

宋秋在一篇自述中写道:“从‘精神小妹’到‘饭圈奴隶’再到‘自己’的这个蜕变过程,我用了六年。六年‘饭圈’之路的摸爬滚打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不要因为任何原因失去自我,追星是借着他的光,大胆走自己的夜路,而不是迷失在光芒之中。”

(除头图外,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应受访者要求,宋秋,潘凯为化名,李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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