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的包容大于差异｜叶兆言、哲贵、张楚、葛亮、翟业军谈地域文化（下）
对话｜地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
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灵感富矿，还是作家们终须审视与超越的写作藩篱？在不断流动、迁徙、变化的当下，我们对地域文化又当有怎样的反思？近期，作家叶兆言、哲贵、张楚、葛亮与评论家翟业军齐聚首届西湖文学周，围绕“地域文化的传统与创新”展开对谈。
翟业军：
叶老师几十年的写作史，也是南京的变化史，您笔下南京的变化挺大的。
叶兆言：
你可以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窗口，更好地来讲述中国故事。
翟业军：我听下来，感觉你们都非常羡慕叶兆言老师，因为你们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在另外一个地方眺望自己的故乡。而叶老师60多年，从来没有离开过南京，也就短时间可能到哪去了一下，他读书也是在南京大学，也是南大老师辈的。
所以，叶老师几十年的写作史，也是南京的变化史，您笔下南京的变化挺大的，我们不谈写的是什么东西，写的是哪一年代，就看您写的那些人物，您早期写城南的泼妇，写得太牛了，她们身上那种生命力太厉害了，这种人我们可能很害怕她，不敢和她相处，怕被她骂，但她们身上洋溢着生命力。到去年您出版的《璩家花园》，您写南京一个男性从小到老的一生，从他身上就找不到那种泼辣的东西。这个人的一生有点像阿甘，有点像傻瓜吉姆佩尔，叶老师能不能由此引申开去谈谈您这几十年的写作有什么变化？
叶兆言：其实我一直保持怀疑，我们为什么会写一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偷懒，因为好写。我熟悉南京，我的写作背景就放在南京，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非要把它弄到河北哪个地方就会挺难的。
为什么会放在南京？因为这比较容易，写作的人总是会走一条比较适合自己的地方，我们经常会用福克纳的话说，复制那么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大家都喜欢这么说。钱锺书说，人就是两脚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真的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南京城市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失败的城市，它在历史上有很多失败，但作为一个曾经的统治者，李后主算是有骨气的，他最想坚守住南京这座城市。他特别有意思，当时在亡国之际，他觉得要和这个城市共存亡，要把这个城市的古迹全部烧掉，等到军人都逃得差不多了，他就和嫔妃讲，他要把古书烧掉，因为他好古，收了很多古书，当然他是为避免南唐典籍落入敌手，才命令掌管宫中图书的保仪黄氏焚烧古书。
我就觉得这座城市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完全分开不了，你可以把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窗口，更好地来讲述中国故事。
哲贵：
因为谁也不想只是成为温州作家，或者叶老师就是南京的作家。一个作家，一般来说都想脱掉这个帽子。
葛亮：
我自己不是那么看重南方和北方之间相对差异性的概念，而是更为看重两者之间的对话，甚至南方也在某些节点上反哺给北方。
哲贵：刚才说到地域文化对一个写作者的滋养。但其实我们也有复杂的心态，有时会想着脱开地域文化影响，它提供了我们营养，但慢慢就会变成一种枷锁，因为谁也不想只是成为温州作家，或者叶老师就是南京的作家。一个作家，一般来说都想脱掉这个帽子。
就拿我来说，可能这一辈子都脱开不了地域文化对我的影响。我现在是到了杭州，我也可能到上海、北京，甚至像葛亮一样到了香港，甚至到国外去生活、工作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温州文化在我身上的这种生根发芽，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把它排挤出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如何让这种文化跟我现在所处的文化，跟我现在能够接受到的，随时在变动的文化结合起来。
葛亮：香港作为岭南这个区域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曾经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它和中国特别是近代，无论是文化史还是文学史，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勾连。新文化运动里的有些人物，我们知道在运动之末，实际上铩羽而走，去了香港。所以，我们对香港的文化有时候是有误解的，觉得它以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为主脉。但香港曾经也是国学的重镇。
我们谈到所谓的诺亚方舟，实际上有一个文化融流的意义，包括曾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些气象的派别，像鸳鸯蝴蝶派，后来也在香港甚至于粤港区域找到了落脚点，也是有一批先生南来，粤港也是以相对来说比较宽阔的胸怀容纳了他们，甚至还造成了本地一些文学的变体，比如粤港派的产生。
另外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香港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担任过战时文化中心的角色，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它影响到香港本土文学发展的脉络。在那个非常特别的节点上，茅盾先生三次来港，包括戴望舒、萧红、张爱玲都来过香港，虽然张爱玲和香港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但他们的出现都对香港造成了影响。
所以至今我们在梳理香港的文学史时会讲到几次非常重要的作家南来潮，讲到新南方写作的概念，我自己不是那么看重南方和北方之间相对差异性的概念，而是更为看重两者之间的对话，甚至南方也在某些节点上反哺给北方。
（本报记者傅小平整理）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图片来源：资料图、摄图网
原标题：《南北方的包容大于差异｜叶兆言、哲贵、张楚、葛亮、翟业军谈地域文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