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朱立元：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编者按】

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学术贡献奖”尤其引人瞩目，该奖项用于表彰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其代表性成果须在理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

自2004年开设以来，学术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截至目前，仅有42位学者获此殊荣。

第十七届“上海哲社奖学术贡献奖”授予四位学者：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君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桂世勋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澎湃新闻特别邀约拜访四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及其学术朋友圈，望可概述各位老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经验及学术思想，助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坐在复旦光华楼15层中文系一角的办公室，听到记者聊到蒋孔阳对新闻学院的影响，80岁的朱立元没顾得上讲自己的学术人生，先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自己主编的2025年第1期《美学与艺术评论》送给我。“这最早是蒋先生编的，现在成了C刊。”

这份刊物由他的老师蒋孔阳创办于1984年。因创办者去世、经费不足等，此前停办多年。近年来得到各方支持，刊物重新编了起来。如今每年定期出版2辑，已出到第30辑，2021年入选CSSCI集刊，学术影响力很高。朱立元也感到格外欣慰。

2025年5月，朱立元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对这五十余年的求学与研究，朱立元一边讲述一边思索。或是源于1980年代以后多元观点美学讨论的热烈氛围，他仿佛形成这样的惯性：交流分享不是为了彰显自身成果，而是相互启发以接近真理。回顾过往老师的指引，他总带着深切的敬仰和怀念，感慨若非过早病逝，蒋先生本可有更大成就；而说到自己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与相关的文艺学、美学争论，以及担任主编的多种西方美学史和教材的统稿和出版，他则总是谦抑地强调尚存完善空间，或是历数其中不足。

因为看重的是对美学本身发展的贡献，乃至面向未来开展美育实践的可能，朱立元希望以充分辨析和推敲，去丰富思想的生态，进而滋养见识的生长，并无去争个高低的私心，相互争论的学者由此成为知交。这恰与他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一致，这种生成和涌现正是美的源起。

得遇恩师：偶然中的必然

之所以走上美学研究的道路，朱立元回顾起来，似乎也存在一定偶然性。他1945年出生于重庆，后随父母回到上海，17岁便考入复旦中文系本科，经历了“四清运动”下乡和“文化大革命”停课，直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彼时23岁的朱立元，主动响应号召，四个志愿都填了新疆，也就被分配到那里。他随身带着很多书，除了《古代汉语》（王力主编）《鲁迅全集》等中文系必读书外，还有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和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他还不知道这两本书将如何影响自己的未来人生。在辗转于城市、公社和大队等地的十年间，朱立元从未放弃读书学习，也在写文章做积累。原以为自己会一直扎根边疆，直到1978年传出要恢复研究生招考的消息，朱立元希望回到复旦大学，发现美学大家蒋孔阳指导的文艺学专业正对自己胃口，便认真钻研那两本美学的书，最终被顺利录取。

看似偶然，背后却隐藏着必然。朱立元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还是五年学制，但前后只上了三年多课，大多是基础性课程，很多课还没有完整上完。授课老师中有很多著名学者，讲课各有特色。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朱东润，古代文学史是章培恒和王运熙，古代文学作品选是杜月邨，现代文学史是潘旭澜，现代文学作品选是吴欢章，上语言学概论的是濮之珍，现代汉语老师是许宝华和陈炳迢，等等。本科阶段接受中文系的各方面训练后，朱立元也意识到，自己对文艺理论思维更感兴趣，只是还没来得及深入美学。

朱立元在读本科时，还没机会听到蒋孔阳先生的课。直到多年后，他从更早入学的同学处获知，大家当时上完蒋孔阳的课，还要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相关方面限制人数，未给低年级学生开课。

因此，朱立元第一次见到蒋孔阳先生，已是十多年后，在初试通过后的研究生面试阶段。“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蒋先生很有儒家风度，温文尔雅。但提问题时，不是胡乱问几句，而是很认真仔细地考察你。”朱立元不禁感到，如果能拜在他门下，那就太幸福了——这个心愿随面试通过而实现，按照蒋孔阳的指点，朱立元走上了美学的道路。

2013年11月，蒋孔阳先生诞辰90周年，曹俊峰（中）、张玉能（左）与朱立元（右）师兄弟合影。

朱立元最先系统展开的是黑格尔美学研究。蒋孔阳在1965年写成的《德国古典美学》，1980年得以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西方美学的断代史，后来成为经典性的著作，主要讲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六位主要美学家。蒋孔阳的三位硕士研究生，各选择一位代表人物做硕士论文。“大师兄曹俊峰选了康德，张玉能兄选了席勒，我选了黑格尔。这就是我一生的方向了。”朱立元说，大家都是沿着蒋先生开拓的方向前行。

朱立元硕士论文题目是《黑格尔戏剧美学》。当时黑格尔的《美学》四卷本还未翻译出版完成。朱立元不懂德文，利用英文版做了翻译，撰写了戏剧美学的部分，也得到答辩委员会相当高的评价。他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整理的《黑格尔戏剧美学思想初探》于1986年出版。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同年出版的《黑格尔美学论稿》，作为中国首部系统研究黑格尔的专著，在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立元总结，这两部专著是自己踏入美学殿堂的姐妹篇，前者算是起步，后者则是真正走上美学研究道路的标志。

在为《黑格尔美学论稿》撰写的序言中，蒋孔阳充分肯定了朱立元的努力和学术贡献。他尤其欣喜于，这份三十多万字的论稿，充分说明了黑格尔美学思想中一些闪光和宝贵的东西，取得了新异的成就，竟然能在两年左右完成。

这实则源于朱立元对时间倍加珍惜，对自己要求严格。其满腔热忱和兢兢业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志荣1992年跟随蒋孔阳读博，记得当时学校里流传着，朱立元在硕士生阶段，直到要关灯关门时，才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

朱立元则感念老师的为人为学，对自己形成深刻影响。“循循善诱和严格要求结合。看起来很少批评，但教学中对我们要求很高。”他举例说到，读硕士阶段，蒋先生布置了一项作业，每10天写一篇千字文。因为写一千字说清一个问题，比写万言长文还难。有时万言长文洋洋洒洒，抓不住重点，不知论者要说什么。“我将一个问题归纳为千字文提交。他的要求还是严的，只是不说好坏，有的地方就直接批改，有的评语指出写得怎样，比如讲清楚了还是没讲清。”如此训练了一段时间，朱立元自觉在思维和表达能力方面有明显长进。

“蒋先生常对我们说一句话，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在学术生涯的起点上，师长正向的鼓励至关重要。当时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刚出版，朱立元认真读后，受到很大启发，撰写了评论文章《西方美学研究的新收获：评介蒋孔阳副教授的〈德国古典美学〉》，发表在《复旦学报》上。“蒋孔阳先生已与濮之珍先生受邀去神户大学讲课，在日本读到学报上的文章，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你对我的好评是过誉了，但你提出的改进意见很好。他还特别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我爱我师，但更爱真理。我认为，他是在鼓励我，我也很感动。”

或许正受此影响，朱立元也成为这样的师长。“他虽然名义上是师兄，实际比我大16岁，就是老师。”在朱志荣看来，朱立元视学术为生命，全身心投入其中，不仅对老一辈学者有赤诚的尊重，也乐于诚恳地给予年轻人帮助和支持。

有时看似偶然的巧合，实则体现做学问起承转合的必由之路。2023年初，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思想新探：以“艺术终结论”为中心》出版，集合了近年相关部分论文。他回想起，《黑格尔美学论稿》出版若干年后，自己学术重点也有转移。而蒋孔阳曾有一次对他说，年纪大了以后，应该再来写黑格尔的东西。“他的意思是，到了一定年龄，写同样的东西会有新的体会和理解。我当时觉得有这种可能。但也不一定重新写一本。”而当下回到黑格尔这里，对朱立元也是顺理成章。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密切，研究黑格尔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美学思想。朱立元看过许多材料，又搜集到之前没有注意的新材料，觉得还有可继续研究的东西。“并不是全部重新进入，但也像蒋先生说的，是部分地在重新做。不知不觉按照先生为我所规划的学术轨迹在行动。所以，我们真的很怀念他。”朱立元感慨。

2023年10月28日，朱立元主持蒋孔阳先生100周年诞辰大会。

“蒋先生中西贯通的学养和成就，的确是我们这代人望尘莫及的，还有很多成就因去世过早未能达成。他本来想写中国美学史，但这一心愿也并没有实现。最近，我们把他遗留下来的、之前在家人那里的藏书和笔记，都收了起来。书旁都写了很多真知灼见。我们争取帮他把这些材料增加在全集中。”朱立元认为，这些仍会有助于后来的学人。

学术发展：在理解与对话之中

在同代学人当中，朱立元是较早且较热心地提倡文艺学美学“现代化”“多元化”“开放化”的。1981年底，朱立元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几乎全程深度参与了1980年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变革的大讨论。作为初进学界、顾忌较少的新生力量，朱立元拥抱学术界思想解放的热潮，积极寻找、翻译和引介国外文论、美学及方法论方面的论著，合作主编并撰写发表了国内较早提倡文艺学、美学方法多元化的多篇文章。比如，提出现实主义首先应当是一种美学范畴和审美原则，而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又比如，从心理学层面探讨审美的共同人性基础。这类工作都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勤于思考和善于创新的热情。

1980年代前期，美学的讨论正是社会思潮的热点。“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被重新提出，与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热烈讨论相互融合起来。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出版，甘阳等人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也有很多美学书籍，这些出版物均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影响。朱立元也在其中主动发展自己的文艺学和美学思考。他回顾认为，站在美学研究的高度上，来考察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样有很大好处，根本上是审美眼光的问题。

不断触类旁通，正是美学研究的生命力。朱立元说到，这一时期，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美的历程》。前者做的是康德哲学系统的批判，康德与美学有密切关系。“这本书对我继续研究从康德到黑格尔，起到的影响非常大。蒋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就从康德开始讲，最后到黑格尔。李泽厚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把握康德。”后者则是概括中国古代美学思潮，在理论方面有卓越建树。“李泽厚用现代的理论思维，一步步概括中国古典美学中实践理性的思潮从古至今的发展，令人十分佩服。而对了解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线索也很有启发。”

作为实践美学的主张者，朱立元正是在与后实践美学提出者的论争中，进一步发展自身的美学思考。自1980年代以后，接续1950、1960年代形成的格局，中国美学的四大派，借由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的讨论继续发展，都有了新的思考和完善。由于种种原因，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学派。而到了1993年，青年学者陈炎对李泽厚实践美学的重要观点“积淀说”提出尖锐批评。接下来，杨春时、张弘、潘知常等学者批评实践美学，提出走向后实践美学。这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长达十多年，参与人数众多，对当代美学研究有深远影响。

在1990年代初，朱立元发了两篇文章，为李泽厚辩护。文中既肯定实践美学仍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也指出其中尚包括蒋孔阳等其他学派，不可与李泽厚的主流派一概而论。而在持续数年的深入讨论中，朱立元重新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美学尤其是现象学论著，进而发现这些批评观点不无合理和可取之处，其中一些“确有振聋发聩的功效”。虽不完全赞同，但朱立元得到非常大的启发。他意识到，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虽然深刻而重要，但并非无懈可击，并未跳出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框架，将实践概念局限于物质生产劳动，始终无法真正解决物质功利性的实践如何过渡到非功利性的审美。

深入全面思考实践美学的功过得失，并认真审视自己持有的美学观点之后，朱立元认为，大方向上仍要坚持实践美学，不能抛开实践而走向“后实践”。这成为朱立元开始思考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最初动因。2007年出版的代表作《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即为对应代表性成果，至今酝酿并不断完善已有20余年。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展开学术争论的过程中，朱立元与陈炎、杨春时二位学者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

针对其后意识到的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局限，朱立元也撰写文章进行批评。2010年，他发表了《试析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两个本体”论》，主要批评李泽厚先生在实践美学中提出的工具本体和情本体。既然将“本体”界定为“最终的实在”，就不应有两个并列的本体。而朱立元的看法是，李泽厚之所以讲情感本体，就是开始意识到，美学完全停留在认识论框架内，只从物质实践讲，有些问题讲不清，这已开始局部突破认识论思路。李泽厚在其他文章中对此做了一些解释，但没有完全解除朱立元的疑惑。

与之同步展开的还有另一场相辅相成的论争。朱立元1992年出版的《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是最早系统谈马克思《手稿》美学思想的专著。朱立元提出，《手稿》中“Ontologisch”指向的概念，与传统本体论的实体主义不同，而是具有实践的品格。1995年，他又专门撰文辨析了当时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对“本体论”和“本体”概念的误用，认为译为“存在论”是更为准确的做法。意识到中西对“本体论”的看法和用法都不同，朱立元自那时起开始关注存在论问题。

看到李泽厚美学的弱点所在，也常深感自身仍受主客二分的传统美学思维方式影响，朱立元也着意思考，如何在维护现有实践美学的实践哲学论基础上，去突破其局限，使其有所发展。反复学习《手稿》等著作后，他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引进存在论的维度，使其有机结合，可能突破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模式。他还发现，马克思对“存在”也有系统论述。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全部社会生活本质就是实践”。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原初内涵，就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这也成为朱立元形成实践存在美学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

这又引发了一些批判声音，认为朱立元强调“存在”，是把马克思的观点“海德格尔化”了。对此，进一步读书研究后，朱立元做了更深入地辨析。他指出，虽受到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启发，但自己的美学观奠基于《手稿》中重要而基本的哲学与美学观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实践没有关系，而马克思的存在论则与实践紧密结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做过明确表述：“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在《手稿》等处亦有以实践为中心的存在论思想的明确表述。朱立元认为，甚至可以把马克思视为在西方最早创立实践存在论的人，这比海德格尔早80年，由此则更不可将对存在论维度的引入视为“海德格尔化”。

“各方相互又写过一些文章，最终没有定论。”朱立元说到。而他自己回看，更坚定了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思考，“正是以马克思关于实践与存在一体的思想为哲学基础，寻求建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思路”。他在2016年出版的《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谈的是马克思的现代存在论思想，即是在由反批评的论争中酝酿写成。2022年出版的《重读马克思<巴黎手稿>札记》中的几篇文章，则详细探讨了马克思《手稿》中，“Ontologisch”这个词是在什么意义上用的，又用德文原文来对照几种翻译。

“学界就是这样，讲道理大家都认同。并不是说你都是对的，但你也有对的。大家可以交流。”朱立元认为，众声喧哗和多元发展，正是各方尝试探索的结果，也是应当提倡的。“不同的尝试，不同的观点，在学术争鸣中可以互相借鉴，彼此融合，共同探索，当然也可以自成一说。”他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文艺理论的论文集，取名为《理解与对话》，表达的正是大家不为争个高下，而是共同追求真理的意思。

实践存在论美学：美如何生成

朱立元说到，自己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从提法到思路，也是与许多学生一起反复讨论产生的。最早提出“实践存在论”时，朱立元甚至并非有意而为。多年后他的学生发现，在1988年《现实主义问题的哲学反思——兼与王若水、杨春时商榷》的文章中，朱立元已用了“实践存在论”的提法。只是当时所指与后来大不一样。在引入存在论的维度之前，朱立元也用过“实践本体论”的表述，最后转成更为准确的“实践存在论”。

新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学术上的对话切磋外，离不开内在的思想源头。朱立元认为，自己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点，根本上源于前述马克思《手稿》里的现代存在论思想，也受到蒋孔阳的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重新思考了一系列美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1990年代初，朱立元就将蒋孔阳的美学，概括为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学说。而1999年蒋孔阳去世后，朱立元重读了他的美学论著，写了系列“新探”文章，认为他的美学是通向未来的美学，在新世纪仍有其生命力。

审美关系是其中的关键。朱立元在2004年发表的《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中明确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构想。在朱立元看来，“美是什么”这样的提问，本身已预设了美的存在——美作为客观的实体，或是客观实体的一个属性已经存在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恰恰是最不符合美本身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思考方向，就是要跳出认识论思维方式，摆脱对美本质的追问，转向对美如何存在的存在论探寻。“离开审美活动，就不可能有美。在时间上，审美主客体与审美活动应该是同时生成的。但在逻辑上，是审美活动在先，也就是审美关系在先。用蒋先生的话说，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才是全部美学研究的出发点。这样谈美学，就与以前的美学有所不同，哲学基础和美学问题结合得更加紧密。”

由此，朱立元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只有在审美活动中现实地生成；审美活动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广义的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需要破现成论，立生成论。我们的出发点就不是美的本质，而是审美活动。从审美活动探讨美，美就不是现成的、固有的，而是生成的、现时的，美只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审美活动中，存在于动态的创造之中，面向未来，生生不息。现实的美和现实的审美主客体都是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生成的。”

现在不难意识到，20多年前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时，朱立元反复强调的“生成”一词，如今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浪潮之中，又变成了新兴的流行语。其展现出的前瞻性，正侧面印证了该理论精准深刻地揭示了事物流动中不变的本质。

朱立元主编的《美学》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多年经过数次修订。朱立元以实践存在论美学的逻辑去建构这本教材。即遵循审美关系、活动在先的原则，并不正面去寻找和界定美的本质，而是首先以审美活动为逻辑起点，探讨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如何在审美活动中现实地生成，以及审美活动的性质和特点。接着分别从对象形态和主体经验两方面论述审美形态和审美经验。然后论述艺术和艺术活动。最后落实到审美教育即美育。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人对美的理解和认知。

朱立元曾在1997年至2004年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对中西美学的互鉴长期关切。在他看来，借由实践存在论美学，有可能找到互通的契合点，令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哲学更好地互动互释。西方传统中，美学致力于对于美的本质的追问。而中国美学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如蒋孔阳研究的先秦音乐美学，其核心是“和”；倘若拘泥于探讨美的概念，则无法抓住中国美学的特质。而实践存在论美学在哲学层面，是恢复实践的原初内涵，把实践扩展为人的现实的生存实践，这就与强调人生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相通。在美学层面，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广义的美是一种人生境界，这也与中国古代美学传统相通；审美形态则是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人生境界的感性表现形态，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审美形态成为内在于人的东西。以此，可以有效地阐释中西方的美学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阐释的效力。

2024年4月，朱立元夫妇与德国著名汉学家卜松山夫妇合影。

虽然对自己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有自信，认为可以作为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阐释继续走下去，但朱立元始终强调，自己只是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并非已形成了完整的、成体系的美学主张，当年的基本观点存在论述不完整或不全面的局限，有些地方未曾深入探讨，而近年来写的东西也相比之前有所加深。“我并不认为这是凝固的、成熟的一套东西。我可以抛弃，可以自我否定。只要别人的批评有道理，我就接受。学术观点是可以讨论和争鸣的。”

厚重与精微：从美学史到美育思想史

蒋孔阳认为，一个人做学问，最好是先对某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大概的了解；然后再选择其中的某一个代表人物或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专门性的研究。等到有了一定成果，再扩大范围，旁涉各家。最后，联系现实的实际问题，摆脱对他人的依傍，自立门户。

或是源于老师的影响，又或是自身的热忱与时代背景的推动，朱立元自走上学术之路开始，便在钻研黑格尔美学的同时，去推进宏大叙事的工作。与蒋孔阳共同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成果。朱立元感到，德国古典美学是一座高峰，到了高峰也会走下坡路，后面也没有再超过这座高峰；那么，做了通史之后，回来再看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将其放在整个历史脉络里，可借由多侧面思考生出不同的结论和评价，也会对后期阶段的美学心态看得更清楚。

这类大部头的成果得以形成，也是朱立元抓住机缘一步步推进而来。1986年，朱立元开始为本科生开设“现代西方美学流派选讲”课程，萌发了“续写”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把20世纪的美学史写下去的念头。1987年，现当代西方美学受人关注，出版社希望出版可供学习参考的资料。朱立元恰好感兴趣，便作为副主编，协助主编蒋孔阳努力搜集资料，尤其关注新出现的、尚未翻译过来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编选了《20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这样也算是做一件小小的好事，也比较新颖。”最后这本书出了上下两册。后来，因读者需要，蒋孔阳又主编了《19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

就此，朱立元意识到，前述工作中获得的材料，可用来编写现当代美学史。1993年，他主持编写的《现当代西方美学史》出版，全书近90万字，从世纪初一直写到1980年代，与西方美学发展同步，几乎集成了20世纪所有西方重要美学流派、美学家，对其进行历史梳理和考量评述。虽然当下也许看起来粗糙，却是中国较早也较系统的现代西方美学史专著。这也是朱立元研究领域的一个拓展和转向，从古典美学延展到现当代美学。

而在1990年，朱立元就跟蒋孔阳提议，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做一部贯穿古今的《西方美学通史》。而后，朱立元帮助蒋孔阳起草申报书，也做了相关具体工作。作为“八五”重点规划课题，这部通史在1990年底得到立项批准。最终在1999年10月得以出版，前后跨越10年。

蒋孔阳1999年6月过世。后期统稿全由朱立元进行。“那个时候身体还可以，拼命赶了出来。”1998年统稿时，朱立元发现，有些新的东西要翻译和补充，特别是现当代部分。这部分是在《现代西方美学史》基础上扩充、拓展、修改而成。朱立元便将现当代部分分为两卷，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就此，虽然统稿时间变得更紧。但仍能赶在国庆节之前出版。朱立元提到，统稿对自己也有很大启发，对各个时期的西方美学发展，都梳理出一条线索，归纳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做一点宏观的，再和微观的结合，努力把它们统一起来，就我个人的体验看，还是有好处。”

这种大规模的通史，不光国内没有，国际上也没看到过。朱立元介绍，西方做美学史研究的是个别的学者，材料有限，语言掌握也有限。而中国可组织力量来做出宏大的通史，由不同作者组成团队，请大家负责各自最熟悉的部分，共同做一个大项目。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美学的贡献，历史上也需要留下这样的东西。

而说到这部自己参与主编的通史，朱立元也很谦虚：“缺点也有一些。特别是后面几卷，有些任务不一定对应每人的所长，或说特点方面也有掩盖或冲淡，这是不足的地方。但总体来讲，能做这么大的事情，还是比不做要好。”

迄今为止，它依然是中文世界西方美学史领域覆盖面最广、体系架构最为完备的著述。在最初的编写过程中，大家讨论，将来还会有其他人写，这部书能管十年就不错。但2011年，出版社提出希望再出新版。朱立元又组织力量修订补充。2013年，新版《西方美学通史》面世。朱立元将此视为对蒋孔阳的纪念。

朱立元也在继续完善后现代的脉络。“虽然做得晚了一点，但也是把之前的工作补充完整了一点。”他感到，《西方美学通史》写到20世纪，后面很多内容没有充分展开，尤其是后现代部分。2015年，朱立元主编出版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作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学生，每人分工选题目，也尽量发挥个人所长。

不得不提的是，朱立元先后还主编了很多美学史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2009年出版的三卷本《西方美学思想史》，2017年出版的三卷本《西方美学范畴史》。另外，其主编的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西方美学史》等，也经过多次修订，是该领域使用极广的书目。

2025年底，朱立元主编的五卷本《西方美育思想史》即将出版。这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补充。“迄今国内外的大量美学史著作，包括我们自己编写的几部美学史或者美学思想史在内，论及美育思想的内容都十分薄弱，除了席勒以外，即使写到一些美育内容的，也或者比较简单、零散，或者一笔带过，使美育思想的历史演进成为美学史书写中一大‘短板’。”朱立元强调，完整的美学史绝对应该包括美育思想史的内容。而这部以思想史为主线的书，涵盖某个时代美育实践中体现的美育思想，又重点关注那个时代哲学家、美学家对美育的看法。

审美教育可以将审美对象包含的人生价值意味，直接作用于受教者的情感世界，潜移默化地塑造和优化人的心理结构，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朱立元说到，或许这部书专业性较强，与直接指导审美教育工作尚有距离，但很多内容仔细看，对教育工作者有参考价值。从古希腊开始，许多哲学家实际上做了一些美育工作，而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同的美育方式。“虽然书中说的是西方的漫长历史，和我们当前直接面对的现实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审美教育能发挥德智体劳都不能代替的作用，能熏陶我们的心灵，提高审美素养，提升人生境界。”

尤其是，在迎接人工智能发展、建设“新工科”的任务之下，审美教育显得更为重要。朱立元认为，现在非常需要美育，比如学校和社会中的美育要建设得更好，而这并不是很快就能实现，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