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女性的身影 · 历史长河中的库村 / 历朝史略 · 宋朝
〔第三章〕
历朝史略·宋朝
世事「太平」人间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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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唐灭亡之后，中原有五代，而南方有十国，如此持续几十年的光阴，最后由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取代后周即位，最终平定天下，国号“宋”。
宋朝的开国少有血腥味，北周皇帝柴宗被废，并未像唐昭宗及宣昭宗那样先后被杀，而是被赵匡胤封为郑王。宋朝南迁，依然立其子孙，祭祀不绝，使得柴氏家族在宋朝300年间得以延续繁衍。
据传北宋年间，每一个皇帝即位，都要在内宫举行一种秘密仪式，拜阅太祖赵匡胤安置在皇宫内殿的石刻遗训。该遗训只有皇帝一个人阅读，连宰相也不知其内容。
【注】史载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占领宫城，石刻遗训始见于天日，其中有“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以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警告“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
后世对“勒石三戒”评价甚高，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的《宋论》中曾有记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不管是不是真有石刻遗训这回事，“善待周王室柴氏后人”以及“不因言论而杀士大夫”，在宋朝，的确做到了。
这与宋朝吸取唐亡教训，从武官政治转向文官政治的“政策”有关。宋朝开始，科举及第的读书人形成了政治的主流，很多平民因此当上高官。
尤其北宋中期，涌现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代表了彼时士大夫们的担当意识，即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体。在数千年帝制下的中国，也只有宋朝的士大夫才有如此强烈的担当意识。
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库村包、吴两氏族人，尤其是吴氏，自北宋而南宋，出现了诸多因读书出仕的族人。
如吴梓。
库村吴宅“双心路”
吴梓/家园/凡人与神/包拯
吴梓，字良材，为吴畦的第八世孙，于北宋端拱己丑年（989）出生，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至大理寺评事。
【注】大理寺，官署名。职掌刑狱案件审理。系中央审判机关，相当于现代的最高人民法院。大理评事是官名，职责为判案。
吴梓在朝廷当官，正是宋真宗时代，彼时宋朝经历了宋太祖和宋太宗两位皇帝的开创时期，景德元年（1005），宋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虽然自盟约签订之后，历代赞否之争一直不断，但不可否定的是，此盟约结束了宋辽长达25年的战争，此后宋辽边境处于长时间的和平状态，宋朝也进入了守成时期。
所以吴梓的出仕、任职及官场生涯都相当顺利。宗谱记载其“治狱有决断之明”。
年迈退休，吴梓回到了故乡库村，并终老于此，时年北宋嘉祐丙申（1056）。
（按此年与家谱所记吴梓年75虚岁不符，要么非嘉祐丙申，而是嘉祐癸卯（1063）。当然，也有可能吴梓的寿年记载有误。）
不知吴畦在避世库村的几十年间，是否思念自己的山阴故里，而最终选择库村为自己的安葬之地，可以想见就算思念自己的故里，也只能尸骨埋于异乡了。但这异乡对于他的后世子孙如吴梓，却是故乡。彼时库村由唐而宋，经过吴氏几代人的血脉传袭，这块风景秀丽的谷地已经深深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读书，怀着经世济国的抱负远离家乡，将老之时，则一定要回归故里。
有灵性的动物对于故土的依恋是一件神奇而值得深思的事，或许因为故土承载了一个人童年及少年时代太多的记忆，那些记忆包括养育自己长大的父母、慈爱的爷爷奶奶、兄弟姐妹以及小伙伴，还包括自己生活其间的环境、草木、山川，乃至天空与星辰、山野的风、吃过的食物、睡过的床、用过的家具、器物……所有的一切，在他离开家乡之后变成叠加的记忆，而时光流逝，那些记忆又过滤了不那么美好的，只留下美好的部分。
对于吴氏子弟来说，山阴是他们祖宗曾经的家园，而库村是他们自己的家园，这种地理位置的变化，对于彼时的人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所以吴梓不仅告老返乡，在库村度过自己平静的余生，还在库村兴办义塾，教育家族中的子弟。
库村的书院，在宗谱上有记载的分别是南宋时期吴子益创办的“侯林书院”及吴子良创办的“中村书院”。但照宗谱所写，早在吴梓时代，他就已经在库村创办过义塾，“先君赋性颖悟，官评事，明形施好生之德，治狱有决断之明，契友以义，郡邑利弊兴除，悉就谘焉，晚年致仕归家，设义塾，造就子弟”，可能彼时规模小，也没有取具体名字。
创办书塾，对吴梓来说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热心宗族事务而活跃的人。据库村吴氏宗谱记载，位于卓家庄的瑞峰院，也是他上奏朝廷请额，因此而改为“广度禅院”。
又以“卓相公神像立于家庙之内不便，故天圣间另设宫于东侧，匾以兴福”，奉为“兴福土谷神”。并于宝元二年，以卓相公“助天施化，捍患御灾，保障一方，黎民获福，旱祈得雨，病祈得痊，功被吾民”，奏闻朝廷，敕封为“兴福善政伯”，锡职相公。
（元大德四年，库村人吴琯又奏请朝廷，以卓相公再显神迹，助民御寇，加封卓相公为“兴福善政肃德侯”。）
《吴氏族谱》记载的吴梓为瑞峰院“请额照帖”
中国古来没有成体系的神话，有限的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是古人对生命起源的一种人本的朴素的想象，而将凡人升格为神，则是古人对于“生命奇迹”以及生命永恒的一种渴望，与对于坟墓选址的郑重其事一样，古人热衷于在自己的居住地建立家祠，通过点香祭拜或在节庆日供清食的方式，与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保持联络。与此同时，他们也供奉他们认为的得道升天之人，渴望能得到他们的护佑，如这位至今还被库村包、吴两氏族人供奉的卓相公。
卓相公如今和包氏始祖包全公、吴氏始祖吴畦公以及夏氏的始祖夏太一的塑像一起立在今南浦溪镇新仓的一处神宫中。
【注】奉祀卓相公的库村水尾神宫内的介绍原文如下：卓相公，原系卓家庄（即今广度寺）人氏，自吴畦公、包全公迁至库村卓家庄
，立卓相公为地主。
当然，吴梓的所作所为有大的背景，其时，从天子到士人都存在一股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倾向。宋真宗赵恒更是三教同源、三教同流论的赞同者和鼓吹者，并曾作《感应论》，他的观点是，三教有助于世人的教化。
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间如库村将卓相公这位有姓而逸名的乡野之士立为神，是为“小神”。同时代则另有一位活生生的人物，因其所作所为，死后被民间追奉为“大神”的，即至今一直活跃在各文学创作及戏剧中的包拯。
全国乃至东南亚一带，都有包公祠。
包拯生于999年，宋真宗时代，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进士。在他系列的官职中，也曾任过大理寺评事，从他的时间年表，推测他的官场生涯开始要比吴梓晚，至于二人有生之年有没有交集，目前尚没有资料来确认。
之所以提包拯，是因为包拯与库村另一位肇基始祖包全公拥有共同的祖先申包胥。申包胥为他们的共同祖先，这点是确凿无疑的，有意思的是，现今保存在大安的清乾隆版包氏宗谱，将包拯归为包全的后裔，宗谱有清晰的线索，全→福→瞿→盈→政→添，即包全的第五世孙包添“徙居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包山，孝肃公讳拯即其后也”。
大安清乾隆版包氏宗谱所提包拯的近祖，与合肥包拯族谱中的近祖，名字对不上。（我们查相关资料时，发现关于包拯比较近的先祖究竟是哪一脉，库村之外的各地包氏谱系，也有点“意见不一”。）
将同姓而不同源的祖先归到自己同源祖先名下，或者将自己归到非同源祖先名下，是很多民间宗谱有意无意都会犯的“错误”。在做田野调查时，我们就听闻库村包氏族人提到包全公后裔的一脉，迁往温州某地的一支，将自己的祖先归到包拯所属的合肥郡。库村族人上门说理，对方说“错就按错的办”。
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人类共有的“虚荣”，而这虚荣的深层因由，我们愿意将之归纳为人类对于“善与荣光”的追求。他们追随包拯的荣光，是不是说明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希望包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不畏权贵的精神，能穿越时光，照耀他们的心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包拯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先。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无确凿证据证明包拯为包全公的后裔。库村人包涵于清同治年间所修包氏宗谱，《杂考》中如此写道：
旧谱有紫崖公《录孝肃拯公遗稿记》，中有云：与侄泰初京试，竟造其庐，讲明世系，盖南北虽异其地，而要之同一根柢也。是以亲拾其家庙所藏遗稿，累成一帙。窃意公当日应江南漕试，便道至庐州合肥，亦未可知。但《记》中词义不顺，且有俚语，必非公原作。
“非公原作”四字，间接否定了包拯为库村肇基始祖包全公的后裔（“紫崖公”即包湉）。
所以，于2013年完成重建的包氏宗祠，供奉的祖先中，赫然有包拯这位唯一的同姓但非包全公一脉的族人，是一件自然而合情理的事情吧。
当然，我们非常期待民间有更有力的资料和证据出现，证明包拯与库村的血脉关系。因为相隔久远的年代，存在着各种可能性。2008年库村人包其宣去合肥参加包氏统谱大会时，曾浏览过包拯所属的合肥郡的宗谱，据他说从彼宗谱看，包氏共同的祖宗从申包胥到包拯才35代，而历1500年左右，算起来约49年才出一代，这不合常理，说明包拯祖先的谱系是有缺失的。
未来或许真有那么一天，有人能穿过时间的迷雾，理得真相。
“锦绣谷”摩岩石刻。锦绣谷位于库村东三里的蒲洋水尾金谷庵山
父子进士/文人的底色/和梦也新来不做
吴梓和包拯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期，之后，宋朝又经历了数代皇帝，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北宋在历代皇帝的“创业”“守成”“创新”过程中，比较安稳地度过了166年的时光。
这期间，库村吴氏又有父子相继中进士者，即吴亨、吴嘉猷父子，分别为吴梓的孙子、曾孙。
【注】吴亨，宋绍圣甲戌（1094）进士，官至御史大夫，中书庶务；吴嘉猷，宋政和壬辰（1112）进士，官至朝散大夫。
吴梓生子三，伯琬为最小的儿子，宗谱记载他登宋上舍释褐，他自己为父亲吴梓写的墓志铭（一般墓志铭都是邀请别人撰写，伯琬之所以亲自提笔，是因为彼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按民间习俗，墓志铭要在安葬时，随“纳诸圹”）也提及自己“早放趋庭，补入国学”，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宋朝太学，初入学为外舍生，之后依次通过考试升为内舍生、上舍生），最终“释褐”，即脱去褐衣，意味着可以入仕当官。
库村吴氏宗谱未记载伯琬当了什么官，他写的墓志铭也未提及自己的官职，只提及吴梓临终所言：“汝二兄不慧，吾疾亟矣，无违之谓孝，汝听吾命，言讫而逝。”
【注】《说文解字》:“圹，堑穴也。”《荀子》：“圹，丘垄。”圹志，即墓穴前所立记述墓主人生平事迹的碑志，即“墓志铭”。《辞海》详解为：“葬者虑陵谷变迁，后人不知为谁氏之墓，故为墓志铭而纳之圹中，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铭，一题死者之姓氏爵里而平放于柩前，使后日有所稽考。志文似传，铭语似诗。惟古之有志者不必有铭；有铭者不必有志。亦有志铭俱备，而系二人所作者。”
说明吴梓对于这个“听吾命”而读书出仕的儿子，是“慰老怀”的。
几十年之后，吴梓的孙子和曾孙相继中进士，他若泉下有知，必定“大慰”。
吴亨（库村吴氏宗谱记载，吴亨即为保存至今的清阴井之“凿井人”）中进士时，北宋已经经历了新法和旧法之争的大震荡。这场大震荡历时数十年，历经数位皇帝，涉及朝廷高官、外戚、商人、农民，其中的利弊，历史上有各种争论，这里就不展开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新法和旧法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位曾是上下级关系的同僚，虽然因为各自的理念（司马光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进士，出自名门，他的政治理念相对保守；王安石从小跟随担任地方胥吏的父亲在各地生活，对普通民众有亲切感），彼此成为“水火不容”的敌对者，为人却都光明磊落，他们互通书信，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们在官场上的得势以及失势，并非出自他们本人对对方的构陷或诋毁，而与彼时皇帝或太后对新、旧法的不同立场与态度有关。
而在政治上支持旧法的诗人苏轼，1079年曾因诽谤朝政罪（任地方官时写诗嘲讽新法相关条例及产生的流害）入狱，经历百日牢狱之后，先被流放到黄州任团练副使。1084年，调任汝州团练副使，从黄州前往汝州途中，苏轼拜访隐居在金陵中山的王安石。
此时王安石卧病在床，向苏轼展示了自己的诗作《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涟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次韵和之，作《次荆公韵四绝》（彼时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其中次韵《北山》：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可见虽然彼此政见不同，却都是具有健全人格的文人。彼此欣赏，也彼此尊重。王安石的《临川集》就收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眉山集》为苏轼文集。）
王安石于1086年去世，同年九月，重返宰相职位不久的司马光也去世。
苏轼于1101年去世，享年68岁。
（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暴风骤雨式的改革，也反对司马光等对王安石变法的全盘否定，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共同排挤，不过所谓新、旧两党，并非直接指向王安石和司马光本人，彼时两“党”人员纷杂，素质参差不齐。）
库村吴宅“清阴井”
那是一个文人辈出的时代，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曾巩、秦观……他们交往，唱和，虽因各自的政见和立场经历了职业生涯的起落（黄庭坚也曾被流放），但各有各的性格，其作品也各有各的风格与特色。而彼此之间，有着文人的温情与坦荡的底色。
而这，与宋朝对文人的“厚待”有关吧？也与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不因言论而杀士大夫”的遗训有关吧？
当然，即使如此，也阻挡不了金国的崛起，以及北宋灭亡的命运。
吴亨中进士不久，1100年，宋哲宗去世，端王赵佶即位，为宋徽宗，该皇帝是一位艺术爱好者，本人也擅长书法、绘画。虽然他支持新法，但骨子里对政治无兴趣，具体事务都交给宰相处理，自己则过着“艺术家”的生活，同时喜欢微行出入花柳街，垂青开封名妓李师师……
为满足宋徽宗的奢侈享受，政府部门和官员采取了各种敛财方式，加上五花八门的酷刑，导致各地民众怨气十足。《水浒传》所描写的时代，就是徽宗治世时期。而1120年十月发生于浙江青溪的方腊之乱，虽然被童贯的大军镇压，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支军队原来是要北上与金国一起攻打辽军的，结果南方出现方腊之乱，大军只好改北上而南下，至1122年，北宋才能对辽国进行真正的打击，但在此之前，原先约定不南下越过长城的金国攻占了西京大同府，又攻占了燕云十六州，并顺势攻占燕京。之后的局势发展，不仅当事者，后人如我们，阅读文本也有“眼花缭乱”之感。总之，开封被金兵包围，宋徽宗颁布《罪己诏》，自我检讨，宣布退位，立长子赵恒为帝，即宋钦宗。自己先是出逃亳州，再逃到江南镇江，开封一度被宋军解围之后，宋徽宗被宋钦宗召回开封，但最终，金兵攻陷开封，烧杀抢掠，将历代皇帝，尤其是宋徽宗精心收藏的书画奇玩悉数掠走。
钦宗和徽宗主动来到金军军营投降，皇族、朝廷高官、技术人员、艺术家……数千人被掳到金国，史称“靖康之变”。
北宋就此灭亡。时1126年。
摘录一首宋徽宗在北地当俘虏期间所作的词吧。这位有才华的风流皇帝晚年失明，当俘虏8年之后，在从五国前往均州的途中病死。
《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吴宅戏台藻井。吴宅戏台前身即“中村书院”
吴氏书院的兴起/包氏迁入“小库村”
北宋国亡，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在金国当俘虏，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在河南应天府登基，改元建炎。史学家称为“南宋”。
赵构为宋高宗。时1127年。
此后，在金军进逼下，宋高宗南徙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最终在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称“行在”，以示不忘旧都汴梁而以此为行都之意。
在此期间，宋高宗一面任用岳飞、韩世忠等抵抗金军，一面任用汪伯彦、黄潜善、秦桧等负责对金媾和.最终在绍兴十一年（1141）冬达成“绍兴和议”，以放弃旧疆和对金称臣纳贡为代价，奠定了南宋在淮河、秦岭以南的偏安局面。
宋高宗重视农业，曾要求地方官每年春季亲至郊野，传达朝廷劝农之意，发布劝农文，又招抚流民归业，垦荒，同时兴修水利，防御旱涝灾害。
他也重视教育，绍兴三年（1133）六月即下诏于临安府置国子监，以临安府纪家桥一处寺院作为选址。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宋、金战争停止不久，下诏于钱塘县西岳飞故宅建国子监和太学；七月，国子监和太学建成后，南宋另外两个中央官学宗学和武学也相继建成。
太学、宗学和武学，时人称为“三学”。
库村书院的出现，想必与这样的大环境有关。
侯林书院，以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为泰顺县境第一所书院，吴子益建于宋庆元年间（即1195—1200），原址在吴畦墓前。“为子侄攻书之所，号曰侯林，入邑志。”
吴子益为吴畦第十二世孙，祖先为吴梓次子伯琥一脉。即库村本宗。
之后又有吴子益同族同辈堂弟吴子良在库村建“桂芳堂”：
嘉熙丁酉孟秋之望，予擢令于象州武仙，前令张炎刑政暴虐，征役烦重，民不聊生，余下车而后兴利除害，革薄从忠，一以行仁政以安黎庶，一以存阴德以遗子孙。辛丑十月丁父忧于家，建精舍数间，训诲子侄洒扫应对进退威仪之节，效窦谏议“五子联芳”，故匾其堂曰“桂芳”，遂作格言五条，以为后之规鉴云尔。
按库村吴氏宗谱记载，该篇文章为吴子良所写，详述了吴子良建桂芳堂的初衷，并提及建“精舍数间”，可见有相当规模。据《库村吴氏宗谱》记录:“桂芳堂,在本村中宅巷口，宋淳祐壬寅殿前左计议子良公建，令五子读书，其内匾曰桂芳，又称中村书院。”
可以想象南宋库村吴氏的读书风气之好、之盛。
差不多是在吴子益的年代，他们的邻居，包氏第十二代孙中一位叫包宏元的人士从钱仓迁往“小库村”，宗谱载“公由钱仓徙居中村正主山下”。
包宏元为什么要从包家的地盘钱仓迁往吴家的地盘“小库村”，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彼时钱仓和“小库村”这两个村落相距不远，而两家各有自己的地盘，各自独立，按说彼此这么“井水不犯河水”，世代传续，才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或许，因为吴氏自吴畦迁居至此，不仅人丁兴旺，而且人才辈出，而包氏一脉，有“动静”的不多。北宋期间，库村的包氏，按宗谱记载，未有读书出仕之人，推测在包全之后，库村包氏族裔多为“安分守己”的农人，当然不排除他们在农作之余，也读圣贤书，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一直到南宋，才有包宏元的父亲包效（包全第十一代孙）“登宋开禧乙丑第”。（林鹗分疆录记载为“开禧丁卯举”，并以“唐宋无举人注官之例”，将旧志之“举人”纠正为“乡贡举士科”。包效当年考取即属乡贡举士科。）
包效是库村包氏家族中，录入家谱的第一位有功名之人。后“官至广州南海主簿，历授承直郎，迁循州通判”。
所以客观、实际地讲，与他们的邻居吴氏相比，包氏在“博取功名，光宗耀祖”这方面，的确不如吴氏。
中国汉人对有学问的人士历来尊重，骨子里又是务实的民族，唐朝廷给予仕官的待遇一直不错，宋朝更好，历史学家陈舜臣很有心地在其著作《中国的历史》中，为唐宋的薪俸算了一笔细账，他以从四品官为例，唐朝是每年260石大米、7顷职分田（卸任后归还）和12顷永业田（无须归还）、月俸11576文。
宋朝是每月50石大米，一年就是600石。月俸50000万文，还有春季和冬季的衣料，每年绫2匹、绢15匹、罗1匹、棉50两。
宋朝还有恩赏，大臣患病，可以得到银5000两的赏赐，死后可以得到香典的赏赐……
上述这些“好处”，库村吴氏想必都享受到，邻居包氏看在眼里，或许也相当羡慕，而或许他们将吴氏的文脉兴旺，归结为吴氏的居住地风水好，希望通过搬去居住这样的行为，能分享那儿的好风水，使自己的家族能从此如吴家一样，多出读书人，多出有才能的人。
而包宏元之所以能顺利迁居到“小库村”，可见彼时吴家的开放与包容，一般地盘意识强而“心胸狭窄”的家族，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别族人的“入侵”，但显然吴氏当时并未有这样的举动；另一方面，我们猜测包宏元妻子为吴氏女子，查家谱，果然。对于高度重视宗族和血缘关系的汉民族来说，姻亲是同族人之外，最可靠的“外人”，或者说，两者之间也属于“血缘”关系。
总之，包宏元娶吴氏为妻，并顺利从钱仓迁入“小库村”（包氏库村宗谱记载“中村正主山下”），成为吴氏的亲密邻居。
按现在包吴两氏的居住分布来看，“吴家在左，包家在右”这种格局应该从包宏元时代就定下了，此后两族的相交地界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改动，但大格局一直保持至今。
这或许是两族共同的默契。
包宏元这一举措，显然是高瞻远瞩的“大手笔”，他自己虽然没有功名，但他的次子秀实“官至九江府通判”，孙子包泰初“登宋端平乙未进士，官秘书省校勘”。
包泰初也娶吴氏为妻，包泰初的孙子也娶吴氏为妻，此后这一脉在“小库村”牢牢扎根，历元入明，开始出现人丁兴旺，族人势力不断强大的局面。
对此，包宏元后裔也明确表示“肯定”，库村包氏宗谱收录的《明任吾公包氏族谱跋》中，追述了先祖包全公于库村肇基，三世包瞿公“舍宅为僧舍，徙家东里钱仓”之后，就提到“宋端平三年，通判秀实公父宏元公又自钱仓徙入中村居之，而包氏之族遂昌且大矣。”
当然，“风水说”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我们更倾向结合大历史（如上文所述，宋朝对仕官的尊重和礼遇）和小历史（吴家子弟的读书出仕所带来的“名利双收”对于包家的心理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数代人的耕读传家，包氏虽“低调”但并未断绝的文脉，在包宏元父亲包效身上得到延续，此后在包宏元后代中持续“勃发”，或许是更理性更客观的解释。
库村古村落包宅一隅
包吴联姻/鸣琴者嘤嘤然/马与驴
其实自吴畦迁来不久，包、吴两家就已经联姻，此后数百年的光阴中，家谱中时常会出现“配包氏”或“配吴氏”这样的记载，如吴梓就“配包氏，生子三”。
不仅包宏元娶吴氏，包宏元的叔叔包文显也娶吴氏为妻，所生女儿又嫁到吴家，成为吴子益的妻子，从而在库村历史上出现了著名的“三友”，即吴驲（吴子益的儿子）、吴泰和（吴子友的儿子，子益和子友同为吴梓后人）、包湉（包文显的孙子、吴子益妻子的侄子）。
（有意思的是，吴子益即伯琬所写《墓志铭》中吴梓所言“不慧”之二兄伯琥的第四代后人，吴子益的上几辈的确没什么事迹可追，但吴子益所生两个儿子吴昙和吴驲先后中进士，吴梓若泉下有知，想必也是“宽大怀”。）
包湉是家中长子（包湉的三个弟弟，包氏宗谱仅记其名，无具体信息），其祖父包文显与父亲包宏达，库村包氏宗谱仅记其名，可见并未有功名，但包湉不仅在库村包氏宗谱留有相当多“文迹”，热衷收藏圣旨、进士录及文学作品的库村吴氏宗谱中也收藏了包湉的诸多文章，如包湉为表哥吴昙彼时建造的节轩写的相关文章《节轩记》：“同里季游吴君，其匡居肄业之所，清沚涵泓，美竹旁挺，匾曰‘节轩’。季游盖蕴趣于竹而抗志于节者欤……”以及吴驲去世后，包湉应吴驲儿子邀请写的“纪念文章”，等等，足见包湉与吴家子弟交往密切，交情深厚。
同时也可以推测，包湉的姑妈为人贤淑，嫁到吴家之后，在吴家相当受尊重，因为毋庸置疑，彼时吴家的家势一定是强于包家，吴子益也才有条件在村中建“侯林书院”，供族中子弟读书，甚至有可能当年包湉就是因为姑妈的关系，得以时常在吴家走动，日后也跟随着他的表兄弟们一起在姑父吴子益创办的书院中受教育。
民间有条件人士设立书院，虽然首要是为族内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但也会延及亲友或女眷的亲友。
彼时或许有数位包氏子弟也同入侯林书院读书，如包湉的堂哥，日后做了九江府通判的包秀实。
那一长段时间，是世事太平、人间繁华的年代，这三位人士（推测吴昙因为年纪比他们大，又早早中进士出仕，离开家乡了）在家乡库村不仅用功读书，闲时（包括当官期间回乡“休假”或“丁忧”）还热衷郊游，家乡一些风景秀丽之地成了他们时常探访的去处，离库村不远的锦绣谷，以及谷中的一个石洞，都被包湉写进了《锦绣谷记》：
梅竹散植，古松旁挺。君取岁寒三友之意，曰“三友洞”，集宾友徜徉其间，或憩石上，或坐洞中，围棋者丁丁然，鸣琴者嘤嘤然……
从包湉的文字看，三友洞之“三友”指“梅、竹、松”，而后世亦将此“三友”指吴驲、吴泰和、包湉。这是族人的诗意，也是对那个时代包、吴两家和谐及亲密关系的纪念。
【注一】吴昙，南宋庆元丙辰（1196）进士，知湖州库事，朝议大夫。
【注二】清人林鹗费心力著《分疆录》，书未成，而病逝于同治十三年（1874）。林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林用霖继续父亲未竟的事业，续编《分疆录》，为此还来过库村。
光绪元年（1875），“乘早凉前往锦绣谷，彼时三友洞三字可摹，但湿不受拓，而锦绣谷则只可仰望欣赏”。
以林用霖彼时记录，他似乎也采纳“三友洞”即指代吴驲、吴泰和、包湉这三位库村人，并称“三友洞”为他们的讲学处。
因为之后从元而明，两族的关系逐渐恶化，乃至为了广度寺打起了官司。当然那是后话了。
而从包湉文中“围棋者丁丁然，鸣琴者嘤嘤然”这句写实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彼时库村不仅有浓厚的读书氛围，还有浓厚的“文艺气息”。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讲究风雅，“琴、棋、书、画”被视为“文人四艺”，孔子就是一位有相当音乐素养的学者，《论语·述而》曾记录：“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先秦又有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即有一万卷藏书、一千卷拓本、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个居士。
但现在似乎通达“四艺”的文人不多，所以看到包湉这句“围棋者丁丁然，鸣琴者嘤嘤然”，猛然有一种心理上的冲击，继而好奇在这样的幽山僻谷之地，还有这么一群喜欢文艺，懂生活情趣，而不是正经只知道读书的人。
这种风气的养成，一定不是短时间的事，它需要时间的积累以及数代人的参与，现在我们想象在那样的年代，库村以及周围（后唐时期迁到莒江的夏家，更迟些迁到附近筱村的林家及翁山的翁家，到了南宋，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都成了泰顺“世家”，不妨推想当年这些结伴去三友洞游玩嬉乐的年轻人中，也有这些或远或近的别姓族人，因包、吴两氏宗谱中，频繁出现这几个家族的联姻记录）所呈现的，是怎样的勃勃生机。
《库村山水歌》宋·林梦禾
老峰万仞插天碧，与天相近不盈尺。
旗鼓之山临碧川，金甲之山悬峭壁。
双峰文章倒书空，烟云泼墨四时浓。
古刹瑞峰最殊伟，青山累累挂芙蓉。
书石之阳宜隐游，陇巍六月凉如秋。
佛图灵异侵天影，天然一柱擎中流。
侯林之地接横阳，泉源异派清流长。
乔木森森有繁荫，其中兰蕙芬芳香。
锦谷画桥堪寄题，扬鞭走马临危堤。
拂袖天香桂高折，青云足下升丹梯。
漈门瀑布银河泻，飞湍一派从空下。
桃浪翻红雷吼声，春风三月金鱼化。
永嘉山水古称美，此山此水更无比。
吴公谏议出山阴，挈家肥遁始居此。
垂训后昆孝且忠，况兼胜地钟豪雄。
簪笏传家有余庆，林泉足乐谁能同？
库村旧称“漈头”，即因村口有此漈水而得名。因飞云湖库区蓄水，今漈门瀑布“飞湍一派从空下”的气势大减了
从诗中“扬鞭走马临危堤”可知，彼时泰顺有条件的年轻人走亲访友、游山玩水的代步工具是“马”，不过以泰顺多山、道路既曲折且狭窄的交通环境，是“马”，还是“驴”，值得探讨。因养马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还需要骑马者具有一定的体力和驾驭能力；此外，与体形矮小之驴善于走狭窄且上上下下之陡峭山道不同，“身材高大”之马适合于平川大道。
而纵观中国历史，有“唐人喜欢骑马，宋人则骑驴者多”这样的说法。有人还颇精辟地提到“驴”在宋朝的盛行，与宋代（尤其是南宋）文人普遍的纤弱、敏感但自尊的气质有关，因“驴”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一首《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如果把“驴”换成“马”，整首诗的意象是不是都会为之一变？
但想象林梦禾写此诗时尚年轻，年轻人意气风发，且正处在“人生得意”的阶段，我们且推测他从他的家乡泗溪到岳父家库村，是真的骑马，而非骑驴。就算他其实是骑驴，但如果把“扬鞭走马临危堤”之“马”换成“驴”，是不是意象也为之一变？
所以，马可能是马，马也可能不是“马”，但不妨写为“马”。
写到“马”，想到包湉文章《为武经大夫吴公驲行状》中的“一日，公乘笋舆晚过松下，月透东山，遂赋松月之句，曰：予悟境也。”
“笋舆”即用竹子编成的轿子，应该为“实写”，因泰顺年老一辈还曾见过类似的轿子，当然他们彼时所见是比较简易的“笋舆”，两根竹子之间绑着一把竹椅，坐竹椅者为老者或体弱之人，前后各一人抬之。这种简易“笋舆”很适合山间小道，“操作”又简单，虽与骑马相比气势较弱，但实在。
又：林梦禾所作之《库村山水歌》，原文收录于库村多个版本的吴氏宗谱，林鹗所著《分疆录》亦有收录，内容同库村吴氏宗谱。
本文成稿之后，我们听闻邻村白牛坑一位老人家里有吴氏老谱而前往翻阅时，发现该谱所录林梦禾此诗题为《地位歌·即库村山水景而作》，而非《库村山水歌》。读其内容，作者是对库村山水风景做一个诗意的“写实性记录”，我们认为《地位歌·即库村山水而作》比《库村山水歌》更合本意，而细细比对两诗，发现其内容也多有差异，如“扬鞭走马临危堤”，此句在《地位歌·即库村山水而作》中为“路通走马金沙堤”。金沙堤是旧时库村风景之一，在库村吴氏宗谱地图即有地点标注，虽然少了“扬鞭走马临危堤”的气势，却似乎更符合该诗实写之风格。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臆断，我们也好奇这两篇“异同相杂”的诗，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自己倾向于《地位歌·即库村风景而作》为原作。但不妨把诗也附于此，让读者自己下结论：
《地位歌》（即库村风景而作泗溪香岩进士林梦禾赠）
老翁万仞插天碧，与天相近不盈尺。
旗鼓森山临左位，金甲高崖悬峭壁。
双峰文笔到书空，烟霞泼墨四时浓。
古刹瑞峰最殊伟，青山叠叠挂芙蓉。
松月壑上宜隐幽，陇巍六月凉似秋。
佛图灵异真清景，天然一柱檠不休。
侯林之地接南阳，贪泉之派衍流长。
乔木森森多蕃茂，其中兰蕙芬芳香。
锦谷图书堪记题，路通走马金沙堤。
袖拂天香桂高折，青云足下步丹梯。
漈门瀑布银河泻，飞湍一派从空下。
桃浪翻红雷吼声，春风三月鱼龙化。
温郡佳景无称比，潇洒衡岳未为美。
吴公谏议山阴脉，揭家来兹安基址。
福庇侯仁且先忠，况今胜地壮英雄。
簪笏堂堂衣袍紫，公侯衮衮达先宗。
（白牛坑村人均姓吴，为吴畦公后裔，保存此宗谱的老人叫吴先和，80多岁，依然每天劳作。他说这本家谱是上辈从一个落拓的族人手上买的。他上辈彼时田产颇丰。按世系所续，末几代在清雍正年间，判定此谱修于雍正或康熙年间，谱头为手书老宋，世系则为行书楷书，上好宣纸，虽内页多有破损，却古雅之意满满。）
“三友洞”摩岩石刻
三友/遗腹子/家族的依托
相对于父母双全的吴驲和包湉，吴泰和的情况有所不同。
吴泰和尚在母腹中，父亲吴子友已去世，是在家族堂祖父吴国安的资助下，由母亲王氏夫人抚养长大。
彼时库村吴氏家族正处在最“盛旺”的时代：家族有相当的财力和势力，家族中人也彼此团结、互助，所以吴泰和虽然一出生就没有父亲，但是有整个家族作为依托，他不必忍受因父亲过世而带来的贫困与饥饿。重视血脉延续和家族传承的中国人，对于失怙的孩子的照顾，有其悠远的传统，而家族的力量和重要性，在这种时候便显现出来。
但这是和平年间的家族，到了元末明初，大儒宋濂笔下“三贞母”的时代，在家族连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孤儿寡母的悲惨就显现出来了。这也是后话。
总之，三位少年渐渐长大，相继考取功名，相继离家赴任。
吴驲：南宋嘉泰壬戌（1202）进士，历官昭州、腾州太守，武经大夫。
包湉：南宋嘉定丙子（1216）举，江南漕举类试科，官永州州学教授。
吴泰和：南宋嘉定癸未（1223）进士，历知扬州牧，宰相贾似道曾师事之。
《永乐大典》中“吴驲特转武经郎制”的记载
吴驲的故事，在《时间的记忆·库村口述历史》中多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想要补充的是，吴驲是“三友”中官做得最大的，而且他先后任昭州、腾州知府，都是掌实权的地方官。“甲戌（1214），侍郎徐谊备边九江，公上《防御事宜大略》：‘以兴国为江右捍蔽，富池为兴国控扼；富池失守，则兴国危；兴国危，则旁郡皆危。’又献甲式。至昭州，上三事。改腾州，陈《安边四要》，皆称旨。”
吴驲50岁时，南宋嘉定九年（1216），朝廷召他担任昭州知府，他带着俩儿子，估计还有家眷，从库村出发，一路舟车，前后花了三个多月（107天）时间才到昭州。沿途勤写日记，详细记载所经之地的名胜，以及都谁招待了他，等等，根本就是游山玩水嘛，这是不是跟他少年时期在库村爱“玩”的天性有关？
有意思的是，和前辈吴梓一样，晚年吴驲也告老还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库村，在库村度过了闲适的余生。某日乘竹舆经过松下，“月透东山”，心有所悟，数月后安然离世。
古人，如库村肇基者吴驲的先祖吴畦公，又如吴梓，以及这位吴驲，是库村吴氏一脉中，对神秘事物保持着好奇和强烈的探索精神的人物，这或许和人类对于“我从何而来，去往何处”的迷惑和追问有关。
也和他们在与自然环境的相处中，冥冥中与宇宙有着神秘的感应有关。据说吴驲某年途经瑞安五十四都苔湖屿后（今文成境内）的时候正值雪天，一片皑皑，只有眼所望的“南冈之麓”了无积雪，他便将之选作自己的坟址，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代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尸骨葬于彼处。
或许，吴畦、吴梓和吴驲，兼为神秘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吴驲去世时为宋淳祐九年（1249），时年81虚岁。长寿，按民间，是白喜事。他的坟保存至今。
库村一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
包湉的人生脉络，因库村包氏宗谱只记载他科举出仕的相关信息，而无从追索，包湉的后人，宗谱也只简单记叙其名其姓，及至包湉第六代孙包玉松迁往青田潘岭，意味着现今库村并无包湉后裔。
库村吴氏宗谱对吴泰和的人生轨迹有过简单的描述，并收有关于他母亲王氏夫人的事迹，提到王氏夫人19岁时嫁入吴家，几年后吴子友病逝，她安心事舅姑（即公婆），并督促吴泰和读书，以补其父吴子友“负大才不遇早逝”的遗憾（吴子友生前曾漕举类试），而果然吴泰和长大后成才出仕。父亲吴子友虽然早逝，但因为儿子的功绩，而被朝廷追封为朝列大夫，王氏则被封为安人。
吴氏宗谱收录的《泰和公墓志》一文，提及吴泰和中嘉定癸未进士之后，“授宗正寺丞”，并“为诸王教授，时贾似道从之学”，后在淮西扬州路任官，彼时李全兵乱，并于1230年攻打扬州，吴泰和还曾经参与朝廷的平定工作。
晚年吴泰和因为丁忧回到库村，在库村期间，著有《掬泉集》。
宝祐戊午年（1258），贾似道知枢密院事，邀请吴泰和出仕，吴泰和“以老成受诏入朝，贾君曰吴先生免拜，待以师礼”。
两年后，吴泰和致仕返乡途中，病逝于金华驿馆，因彼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先他去世，他的妻子赵氏按照他的遗愿，立堂侄之子，即吴子良季子的儿子为后，延续他的血脉。
此后经过数百年的时光，吴氏一脉延续至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吴松弟教授便是他的后裔。
吴松弟先生是一位成就非凡的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以宋代和近代为主）、中国人口史和移民史（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东南沿海区域史。曾历任《历史地理研究》主编、《辞海》（第七版）分科主编、《温州通史》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承继吴泰和血脉的吴润孙，如前文所写，是吴子良的后裔，而吴子良的父亲，正是当年吴泰和出生之后，因父丧被“以己子抚之”的国安公。
这是一个感人的关于家族凝聚力以及家族传承的故事。
吴泰和在金华驿站去世之后，归葬故里岩下，他的坟保存至今。
库村古村落一隅
吴子良/桂芳堂/北宋皇陵/族人扶柩
“三友”之外，库村另有一位杰出人物，即吴子良。
从辈分而言，吴子良比吴驲、吴泰和这两位堂兄弟长一辈，是他们的叔叔辈。不过不是亲叔叔，而是堂叔叔，吴子良的祖父吴嘉猷和吴泰和的曾祖吴嘉善是亲兄弟，他们都是进士吴亨的后代。
吴子良和吴驲的血缘关系则要更往上推两辈，都是进士吴梓的后代。
而吴子良年纪比吴驲还小。吴驲生于南宋乾道丁亥年（1167），吴子良生于南宋绍熙辛亥年（1191）。
因为吴子良这一脉的祖先是吴梓的小儿子伯琬，吴子良的祖父又是家族中的小儿子，几代下来，叔叔辈比侄子辈年纪小是很正常的了。
但辈分仍在。吴氏宗谱保存了吴子良写的数篇诗，可见吴子良也是喜欢写文章的人。其中一首特别注明《和侄驲咏双星石原韵》：
夜来留憩南园石，忽见双星天上同。
疑是届临牛女夕，善观仿佛李台翁。
欢生佳客诗怀壮，醉饮高堂酒不空。
忆昔丰城埋玉剑，光芒遥射斗牛中。
吴子良于南宋绍定己丑（1229）中进士，曾经在丁忧期间回到库村。彼时辛丑年（1241），吴子良50周岁。正是那段时间，吴子良在库村创办“桂芳堂”，用以教导族中子弟读书，并赋诗一首：
前面青山后面塘，于中潇洒作书堂。
儿曹从此通今古，仿佛燕山窦十郎。
并仿“窦十郎”（即窦燕山，原名窦禹钧，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家住燕山一带，人称窦燕山。窦燕山生五子，皆聪颖早慧，文行并优，有功名，时人赞为“窦氏五龙”）写下“道学、孝友、睦族、修身、齐家”五条相关格言：
道学
示尔弟子职，温恭毋自虚。少则安洒扫，长大务诗书。玉琢方成器，
不琢无用玙。人学始知道，不学如豚鱼。朝益而暮习，
期效古人儒。吾观先进辈，必学登云衢。
孝友
示尔奉亲长，
孝敬与随隅。昏定而晨省，上堂问起居。有命须疾走，
有肩须并舆。出外事必告，入内面必舒。分形本同气，
亲友两相须。尝闻祖遗言，掩户曾自搥。
睦族
示尔诸子辈，
以义敦乡闾。德业须相劝，守望须防虞。庆吊礼往来，
贫乏通有无。冠昏丧祭事，皆以礼为拘。强勿凌乎弱，
贤勿欺乎愚。愚者义当教，
强者义当锄。
修身
示尔年少子，
当慎亲遗躯。勿斗其血气，
勿贪其醁醑。贪醑身必殒，
斗气法必诛。若要身家安，
国课岁早输。尔曹依我训，
必造礼义区。尔等不依者，
马牛而襟裾。
齐家
示尔居家理，
勤俭两字珠。男勤治稼穑，
女勤事机杼。勤织有余布，
勤耕粟有余。若能勤与俭，
凶岁不贷予。懒惰不勤俭，
仓库必空虚。我今垂格言，
贤者宜鉴诸。
丁忧结束，吴子良离开库村，回到自己的原职任所。
淳祐九年（1249）（同年，吴驲去世），一道圣旨，召吴子良去修皇陵。
此皇陵为北宋皇陵，位于郑州市，始建于乾德元年（963），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共有300余座陵墓，占地面积约156平方千米，涵盖了北宋除徽钦二宗之外的其余七帝，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墓，统称“七帝八陵”。此外还有皇后陵、皇室宗亲墓、名将勋臣墓。
寇准、包拯等大臣的陵墓也在其中。
1234年，在南宋和蒙古大军的攻击下，金国灭亡，南宋终于可以派遣谒陵使前往金国曾经的占领地参拜北宋的陵寝（曾经被金国立为傀儡皇帝的张邦昌向金国提出不破坏陵寝的要求，100多年间，陵寝的确未遭破坏）。据说谒陵使回朝后，将绘有历代陵寝简状的《八陵图》献给皇帝理宗阅览，理宗热泪盈眶，伤感叹息。
理宗（1205—1264）为南宋第五代皇帝，他被立为帝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此不赘述，他在大臣史弥远的支持下登上帝位，而于1234年终于“亲眼”看到自己的世家仇敌金国灭亡，也终于有机会派谒陵使亲往拜谒自己被“冷落”了100多年的先祖，在“热泪盈眶，伤感叹息”之后，自然要派大臣去修陵墓，以告慰先祖了。
修陵墓的时间不长，应该在当年就完成了，因为次年正月，吴子良就被皇帝表彰，并将吴子良从左计议大夫升职为奉议大夫。吴子良的父亲吴国安也因此被朝廷赐为奉顺大夫。
可惜吴子良受封不久，就于当年，淳祐十年（1250）去世，终年61虚岁。修皇陵后不到一年即去世，是不是因为吴子良一个长久生活在南方地带之人，乍到北方，水土不服？又野外作业，虽不必亲自动手，却又要为朝廷节省开支，又要时时防备蒙古军进犯（彼时南宋的仇敌金国虽亡，但蒙古军时不时与南宋军交战），所以督修皇陵期间，想必吴子良的心境不是那么安适的。
而且毕竟是年过六十的人了。
吴子良的死讯传到理宗耳里，理宗因之辍朝，又下相关圣旨，关照吴子良的灵柩顺利回到故里。
可见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圣旨以及库村吴氏老谱（《库村吴氏宗谱》被毁于“文革”，20世纪80年代修谱时，谱头部分参考别地吴氏宗谱，或许因此“漏录”了部分内容）未记录当年扶吴子良柩归故里的吴氏族人的名字，白牛坑库村宗谱则有相关记录：“钧任公于淳祐十年入京赴考，时子良公奉旨修理王坟，旋上加进为奉议大夫，乃卒于官。得钧公（即钧任公）考满，授都监。时诣礼部奏，赐敕扶柩还乡，乃谓义人也。”
库村古村落一隅
婚姻的社会价值/大地间自由行走
可以说宋朝，是库村吴氏家族女性最荣光的时期，从北宋到南宋，众多嫁入吴家的媳妇，或因儿子，或因丈夫在朝廷任职而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
这些媳妇当中，一些平平静静地在夫家相夫教子，度过自己的一生；一些则有机会跟随做官的丈夫，一起到达赴任之地。
这些走出大山的女子，从此积累了相当的阅历，她们的视野相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其他女性，要宽广些，她们的见识也相对要高一些。这些女性中包含从罗阳望族董家嫁到吴家，做了吴驲妻子的董氏。
董氏因为其夫吴驲在官场上出色的能力，而被朝廷连续授予儒、安、宜、恭，最后进封夫人，她所生两个女儿分别嫁入好人家，其中小女儿嫁到泰顺泗溪林家，成为进士林梦禾的妻子。
纵观吴氏家谱，里头列出吴家女儿出嫁情况的相当少，吴氏家谱特意记录吴驲女儿的出嫁情况，因为彼时林家在泰顺是一等一的望族。
望族之间彼此联姻，对于重视婚姻的“社会价值”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需要“用心”的事情，吴驲娶妻董氏，林梦禾娶妻吴氏。就是典型的例子。
林鹗在其《分疆录》“冠婚”一章中，写道:“婚旧必择门第，近俗有合庚甲（旧俗订婚时男女双方交换的写有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的帖子）者，且多慕势力，媒说合既诺”。文章最后提到新媳妇“七日入厨房操作，平日妇女不见客，虽至戚非长辈不见面”。点出了为人媳妇的“不自由”。
不知彼时库村年轻女性，那些待嫁的未离开家乡，未成为别人家媳妇的年轻女子是不是有自由，比如有机会和兄弟们一起去书院读书，对此，包吴两氏家谱都没有记载相关信息。而按彼时制度，女子没有“工作”机会，所以家族中也不会鼓励女子读书吧，或许有那么几个女孩子，天生对读书感兴趣，而偷着学识字，偷着看书的？或者不用偷着看，可以大方地看？
而且闲暇时还可以跟兄弟们一起出去郊游？所以当年的三友洞，不仅有年轻男子，还有年轻女子？那时候，乡野地区，就算是当地望族，对男女之间的交往应该不是那么严格？对年轻女子的束缚也不会那么多？
我们希望这些疑问，或者说这些“遐想”都有其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或许，彼时的现实并非如此。林鹗先生末了补充的一句：“惟山野农家则不避”。
已经清楚说明，吴家、董家、林家，彼时这些望族家庭的女子，有门第的荣耀，而少了山野农家女子与人接触的自由，以及在大自然间自由行走的快乐。
另外，彼时，裹脚之风已经盛行。
备受我国文人推崇的、襟怀坦荡的大文豪苏轼先生曾写过一首词：
《菩萨蛮》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这首《菩萨蛮》被称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苏轼先生是北宋人士，宋室南渡，裹脚之风也随着刮到了南方，从宫廷到城市到乡村，但彼时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并且宋代缠足，把脚裹得纤直但不弓弯，不像后世，越来越“变态”。
我国女子裹脚、欧洲女子束腰、非洲女子割礼……都是男权社会病态审美或展示其男权野蛮专制的极端表现。
关于裹脚，后文再叙。
本文完，待续...*上文内容源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女性的身影·历史长河中的库村》（2025年版）
原标题：《04 女性的身影 · 历史长河中的库村 / 历朝史略 · 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