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握尘土 | 王恺：离开的，留下的: 舅舅家（上）
我大姨在北京读大学后回磐石过暑假，最中间的是她，旁边的是她的女同学，后面是我姥爷的朋友，在磐石的日本大夫，最小的是我母亲，戴着新的毛线帽，大概比较扎，一直在挠头。旁边穿着学生装的，是我早逝的三舅舅，这张照片应该是伪满洲国时代的照相馆留影，感觉非常遥远。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5年11月号
离开的，留下的:舅舅家（上）（选读）
王恺
1
尽管有无数俗语和乡谣在讨论舅舅与外甥的关系，但肯定是农业社会的遗存，大家族聚落而居，父系家族与母系家族的地理空间相距不远，形成微妙的合作而又竞争的关系。下一代不断在上一代的帮助下寻找着平衡（宫斗剧将这一点具像化，并且发扬光大了许多），直到青年男性自己逐渐成为家长，再寻找某种新的权威感的建立。这是一种男权社会的被摆上台面的辅助关系。
只在我母亲的叙述中认识我的舅舅，他们是虚线的、浮面的，是片段的生活里的影子，简直像水波纹，流动中就逝去了，甚至连肖像都不构成。幼年的生活中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位舅舅，尽管我母亲有五个兄长，但他们不是实体，不活动在我的生命里。在我母亲的年轻时代，整个国家遭受着各种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城市人。那个年代的组织分配是铁的定律，家人的离散，似乎也并不是多么离奇的事情。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离开北京，到了湖北安陆的“五七干校”“锻炼”之后，她就和她的兄弟们都丧失了联系，加上“干校”结束后，她没有返回北京，大家都变成了遥远的存在——最多也就是纸上的存在。
我的舅舅们，既没有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依靠，也没有任何榜样的力量传来。似乎他们都生活得还不错，尤其是某位舅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青岛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某位舅舅曾经是彭德怀的秘书，经历了被打倒被平反被重新发掘后成了八九十年代的电视剧编剧，短暂地有了点微名；还有传说中“不学无术”的小舅舅继承了我姥爷的医术，在北京成了名针灸大夫，据说风流倜傥，和某个“共和国明星”的女儿一直有着纠缠复杂的恋爱关系。但他们依然属于传说——在现实中，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职工组团旅行刚刚兴起，我妈生活的小城市宜昌因为有三峡大坝的关系，也被列为旅游目的地，我的二舅因此有机会千里迢迢从东北小城磐石到湖北宜昌旅行。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葛洲坝开始兴建，这个城市就期待自己可以扬名天下。葛洲坝和市民阶层的联系非常微弱，我们从小就能吃到因为大江截流而不能洄游到上游的中华鲟鱼，在附近的菜市场上，有几块钱一斤的大块的鲟鱼肉贩卖，肉质粗糙，暗红色。那时候无知，不知道葛洲坝是这种野生大鱼的末日。
生存在野外的中华鲟鱼大概有几百斤重，它的习惯是不远万里从长江下游一直洄游到上游的重庆。葛洲坝建成后，长江被中断切开，大量的巨型鲟鱼徘徊在长江中游，正是我们这个小城的渔夫让它们丧了命，杀害了不少这种甚至比人类历史更长的时间长河的大鱼。被鱼叉叉中的巨大鲟鱼必须被切开在菜市场出售，鲜红鲜红的大块裸露，丧失了形体的鱼就毫无让人同情的意思。煮熟的鱼肉如同牛肉般塞牙，我们说，不好吃，不像鱼肉。毫无羞耻感，也毫无为天下担忧的心思。
葛洲坝的修建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生活的区域逐渐形成了一套奇特的方言，混合了河南话和湖北话，外加一些奇怪的西南地区的发音，总而言之特别转腔转调，让本地人的耳膜非常不舒服。除此而外，我想不出葛洲坝对于宜昌人还有什么意义。可是人生的大事没有这么简单，正是因为葛洲坝和接下来三峡大坝的修建，让宜昌成了一个旅游城市，也让我妈和我的二舅有了相见的理由。这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分别后的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
我那时已经在外地上大学，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妈拿照片给我看，有她和二舅的合影，这也是我知道的我妈和兄弟们之间少有的亲密接触。照片里的二舅并不显得如何苍老，尽管他比我母亲年长将近二十岁。我只是看到他稀疏的头顶，对我妈说，我不会也秃顶吧？这个基因属于母系家族的遗传，尤其会传给外甥。
我妈对我的担忧没有回应，大概觉得我无情。那阵子，她沉浸于和这些多年不联系的兄长们的通信，叙述他们分开后的情况，以及近况。那是个清闲的、散淡的年代，人们来不及地在信件中叙述一切。智能手机尚未出现，人们喜欢长篇大套地在一叠叠信纸上抒发情怀，是个温婉的习俗，可惜这个习俗一去不复返了。
我就从那些信纸上约略知道了我二舅的大概情况。他在东北吉林省的小县城磐石教了一辈子书，在我妈年幼时，他就已经是县城里若干小学的联合总校长了。他是本地最早在北京毕业的大学生，加上我姥爷有声望，二舅不仅仅分管一个小学，据我妈说，最多时是磐石八所联合小学的校长。我妈经常在台下仰望着台上的老师，最后站起来的往往是她的二哥，本校校长。她年纪很小就进学校，四岁左右，二舅大概也是极为年轻的校长。有一次她撒尿在裤子里，大哭着不肯回家，老师告诉了二舅，二舅背着哭闹的小妹回家，成为家里人常说的笑话。
但随着土地改革、东北解放等一系列社会巨大变动，他越来越普通，越来越平凡，藏身于众人之间。校长的头衔早已经灰飞烟灭，我的二舅成了一个最普通的县城老师。尽管当地教育局也承认他教书不错，让他在高中辅导毕业班，但也就是个返聘的中学语文教师，一个头发稀疏、神色紧张的老头，并没有多么德高望重的样子——传说中的县城名教师都是神态安详、志得意满。
他和我妈的往来信件絮絮叨叨，涉及的都是家事：他如何被返聘，他如何再找了一个老伴儿被儿子们反对（事实上我妈因为和她去世的二嫂关系很好，也暗自反对），他所居住的小县城磐石如何变化巨大。但这些都很空泛，属于他们兄妹的“私聊”，也不激发旁人的兴趣。
我居然完全没有想过我这个舅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在县城度过了一生，为什么我姥爷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北京谋生的时候，仅仅把二舅一家遗留在了东北小县城。
在亲戚家翻来的姥爷不戴帽子的照片，非常有绅士的派头，是我想象中的民国人物，这种形象，随着他日后着装的改变，彻底不存在了。
以姥爷那么要强的性格，那么高傲的人，那么勇于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掌控者的习性，他把二舅一家留在东北县城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丝内疚？是不是有一点不甘心？完全没有想过这里的前因后果，没有深究，只是设想我的姥爷大概知道在北京谋生不易，他实在没有能力拖家带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户籍控制的情况下，把我二舅一家一起弄到北京——属于生活的无奈。
然而，这只是表象。我姥爷姥姥，以及他们别的儿女们，与我二舅的关系并不和睦，其中隐藏着家庭的秘密——是的，又一个家庭秘密。
离开与留下自有其根由，需要耐心打捞。秘密是经不起盘问的，松散的石头堵住了大门，但日积月累的时间冲刷之下，只要轻轻地触动，就能把石头垒砌的破门戳开，带来真实的空气。真实的空气吹进来时，一切变得无比新鲜，二舅的脸突然生动起来。
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在很长时间里，我只看到过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戴着日式的学生帽，也穿着学生制服。那是伪满洲国时代的留影，大概率是某个正式场合，可他还是不太正式，十八九岁的他，抱着胳膊，尖脸，顽皮地笑，旁边是一堆穿旗袍的女人们。也许是个有点隆重的聚会，否则不会拍照，别的人都正式，只有二舅是自得的。
一个志得意满的小学校长。无数磐石人的毕业证书上有着他的签名，王阁俊。最近回东北磐石县的老家，本地的历史素材搜集者还给我看一份有我二舅签名的小学毕业证书，证书的左下角，写着“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磐石县烟囱山镇完全小学校，校长，王阁俊”，墨迹不深，有点像图章印上去的结果，但又毫无疑问是他自己写上去的。规矩的字体，说不出怎地带了点匠气，也对，一天要填写那么多的毕业证书，不会太潇洒如意。
这张证书颁发于公历一九四九年，东北已解放两年了，我三十岁的二舅还在当着小学校长，未来如何尚未可知，但毫无疑问，时代的巨流几经冲刷到了门外，更大的变动即将到来。而此时，二舅与姥爷家的关系已经很紧张，这个紧张，来自于一九四七年东北的土地改革，我二舅的一次冲动型的“献宝”，让姥爷受了委屈，差点送了性命。
2
姥爷本是磐石本地名医。本县有四大名医，但是按照我母亲的说法，姥爷是架子最大的一个，甚至号称“王大架子”，但不是对一般平民，而是对有钱人。有钱人也要来排队看病，轻易不上门，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多年后去北京谋生。成为名医后，某司令部的后勤部主任的勤务兵上门请他，也被他拒绝，让人家来排队。按照一般的社会心理，这种人不会招致普通老百姓的仇恨。
而且按照东北地区的土改政策规定，姥爷的定位最多也就是个小业主，但因为二舅急于追求进步，某天向当时的工作队揭发，说姥爷家的院子里，还埋着一大缸金银首饰，导致姥爷被抓走交代，也导致了二舅和全家人的关系恶化。
我妈那年还只有十岁，工作队来家里挖财宝那天，是她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门被哐哐几脚踢开，我姥姥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也是处于惊恐之中，让她快从后院跑出去。东北的大雪天，院墙外的雪堆几乎与高墙齐平，我妈赶紧连滚带爬上了树，从院墙翻过去，跌倒在雪堆里，爬起来接着跑。虽然年纪小，什么事情都半懂不懂，但大概也知道自己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雪地里只有一串脚印。
如果有长镜头跟着摄影，大概也会是经典，像特吕弗的《四百击》的结尾，往海边狂热奔跑的孩子，最后定格。只是这次我妈是主角，雪地上的奔跑，没有目的地。
姥姥说，今天千万别回家。我妈在雪地游荡了一天，先从她们家所在的北门，去了同学家位于西门脚下的家“避难”。上个月去磐石，我跟着本地的一位历史研究者，从磐石县城的北门走到西门，只不过一公里的距离。这是个小城市，当然城墙和两个城门都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了名称。
现在的西门外倒是热闹的，有个长蛇般蜿蜒的自由集市，摆满了附近山沟来的野生瓜果，我一个都不认识。拇指大的野生猕猴桃，秀挺的鲜榛蘑，包裹着浅粉色叶片的洋菇娘，还有硕大的新鲜人参，摆放在森绿的蕨类植物里，衬托得华贵起来，其实也就几块钱一整根。整个市场繁华富丽如一张精心织就的锦缎，全是我没有见过的新鲜东西。东北的县城市集是富足的，这里的小贩们都快乐地嘲笑我，一看就是外地来的“且”，因为我什么都不认识，问东问西，本地话，管客人叫“且”。他们一点不知道我和这里的关系，我觉得类似故地重游，并不是完全的客人，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条道路，七十多年前，曾经奔跑过我的妈妈，一个伤心的十岁女孩。
我妈日常喜欢说句俗语，“杀鸡问且”，意思是说某人做人做得虚假，杀不杀鸡应该是主人的事情，可是还要问客人，“要不要宰只鸡给你吃”，显得虚情假意。因为她说得多了，所以“且”这个字，让我印象深刻。现在不仅我是“且”，我妈如果回到这个她生长的地方，估计也是“且”。间隔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几千里的土地，哪里还能找到一点故乡的感觉，我们都是没有故乡的异乡人。
我妈还清楚地记得，她去投奔的同学叫王丽娟，家里是做小买卖的，房子不大，两间通着，索性连厨房都在后院。同学叫我妈的名字说，王玉珍，我们玩小瓷人吧。我妈和她过家家，小瓷人是朝鲜做的，当时磐石多的是日货和朝鲜货，小小的，粗笨的，画着眉毛眼睛，是民间的小孩玩具。王丽娟拿出来，这几个归你，这几个归我，两个人在炕上玩着，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王丽娟说，你接着玩啊，我吃饭去了。下炕去了隔壁屋子，家里大人也没有招呼我妈一起吃饭的意思，大概也觉得就是小孩子，不用客套，加上家里也确实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饭菜。
我妈一个人在她们家的小屋子玩着，静悄悄地，不敢出去，不敢出声。
东北冬天，天黑得早。最近去磐石，是盛夏，走到哪里都是静悄悄的白云，厚厚地堆积着，被蓝天衬托得越发白。这里人似乎对天象也不关心，八月的巧云和冬夜的黑云，也就都是云，但我妈那天对冬日黑云的恐惧，应伴随了她的一辈子。满天的黑云，雪要下不下的，外面白雪化开了一些，越发显得马路上脏。家家户户都是木条子的院落，木条子的黑门，被白雪衬托得颜色深重。整个世界除了白，就是黑，是照片里北方的冬天。
但那些照片里，家家户户都有窗户露出黄色的温暖的灯光，光线代表着温度，代表着可以让自己的身躯彻底放松的家，可我妈不敢回家。下午四点钟，天即将黑透了，王丽娟的妈妈开始赶客，问她，王玉珍啊，你还不回家吃饭？我们家要吃晚饭啦。那时候同学都说，王丽娟的妈妈厉害，和新来的区长马达的关系不一般。我妈还依稀记得，她是个特别爱干净的女人。我妈再糊涂，也知道这是该走的时候了。她磨磨蹭蹭往外走，脸冻得僵硬。我那从小就被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母亲，从十岁这一天开始，初次接触到人世间的残酷。
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二舅的“献宝”，我姥姥私自埋在自家院子里的一盒子金银首饰当天被挖走，并非传说中的一大缸，当然也不少，我妈多年之后还记得里面金镯子的数量，十八个。在工作队眼里，这是极度不诚实的表现，而且引发了对我姥爷家庭的进一步怀疑。也对，标准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结论是，这家人并不老实，肯定还有别的隐藏。
姥姥私自埋珠宝的同伙，除了我二舅，还有四舅，三个人一起，偷偷摸摸干下的事情，显然是我姥爷不知道的若干残余首饰，属于“妇人之见”的驱动。“妇人”与“孺子”的鬼祟行径，并没有提前告诉我姥爷——姥爷比别人更知道新时代的来临，已经上交了不少财产。
也就是这个没告诉，引发了家里的弥天大祸。
我四舅那时候已在北京的中学读书，正好回家休寒假，人小鬼大的他已经是家里的主心骨，要不然我姥姥不会拉着他干这件事。就在工作队来的前夜，四舅和我姥姥说，妈，我夜里去院子里，看到后院埋的东西在放光，还是红色的。我姥姥吓得赶紧捂他的嘴，别胡说。
没有想到，第二天，那盒子财宝就被起出来了。“起”，东北话的挖，非常形象。东北的冬天，土地都冻住了，要挖开冻土取出下面的金子，是有多不容易。工作队把整个院子开了膛，满院子的黑土地，是泞泥的废墟，我妈回家的夜晚，正好碰到这个场景。这里不愧是跳大神的土地，“放红光”这个蕴含着神秘的意象，我妈讲了很多年。我只知道《聊斋志异》里的书生获得了“鳖宝”，才能看清地下埋葬着的宝物发出的微光，总不至于我四舅天赋异禀到这个地步——这是一个谁都不了解的世界。
新世界来了。以我姥爷的认识和判断，家里有多少产业，早就交代清楚了。姥爷并非不明事理的人，加上他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就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在一九四七年“土改”初期，姥爷已经把家里的账本交了出去，属于表现很好的“开明绅士”。我妈记得，几个剪了短头发、穿着苏式大袄的女干部来我们家，说，您是开明士绅，肯定支持我们工作。我妈看着女干部们的短发，印象至深。那个时代，普通女人还流行盘发髻，我姥姥、我妈的二嫂（也就是我二舅的老婆），都是标准的旧式妇女打扮。
医生的身份也受人尊重。“土改”初期，姥爷一家并没有受什么罪，虽然姥爷也经常被叫去参加各种活动，但至少没有挨打。二舅的这一表现，反而让工作队觉得家里藏了“变天账”，还有许多说不出的财产瞒着。姥爷被抓去，直到打断了腿，最后回家，人被扔在爬犁上，雪地上马拉着车被送回来的。我姥姥也被抓去交代，吊在房梁上，手指头受了严重的伤，差点落下终生的残疾，后来发现是真没有可交代之物，姥姥和姥爷才被放回家。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就留下床被子——我二舅与家里人关系的崩裂，不是没有理由的，只有我妈妈年幼无知，觉得她的二哥并没有犯下什么弥天大错。
我姥姥也不恨她的二儿子，觉得“金鳌”（二舅的小名）是为家里好。我四舅，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王阁森，从小就天资不错，这时候十四五岁，已经能够在家里说话了，算“话事人”，带头指责我二舅，说他是个混蛋。家里人分成了两个派别，我姥爷、四舅、五舅属于一派，基本上不再和我二舅说话。那个年代，什么不幸都需要家庭自我消化，并不能归结为巨变的时代，尤其那是个充满正义的时代，二舅的“家庭罪人”的名声，就被落实了。
翻开磐石县一九八八年编辑出版的《磐石党史资料》，第一篇写磐石解放，里面提到的“土改”段落，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来我姥爷家抓人挖地的，并不是县政府的人，而是附近郊区的贫农工作队——“‘土改’运动虽然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由于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有些地方在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较普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侵犯了工商业，有些地方的农民直接进城没收地主在城内经营的工商企业，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
听到这家有遗留的财宝，那不就抓走？姥爷算是个“小业主”，实在不算“恶霸地主”，属于被殃及的池鱼。事实上，他更多的财产在各地的房子上，包括在北京买的几套宅子。他的每个子女名下，都有若干财产，不一定在东北。母亲成年后，翻看家里旧箱子里的遗存，翻到一张邀请函，请“王玉珍股东”出席某鞋厂的开业典礼，函件上有年月日，那一年，作为股东的她才两岁。边看边骇笑起来，纸上的财富，终究变成了废纸，烟云过眼。
姥爷强烈要求每个子女都上大学，提前给每个人准备了学费，七个子女名下，都有工厂或商店的股份。他是个计划深远的筹划者，只是最终成了泡影。
作为从河北玉田闯关东的那一代人，他一直有个在关里老家买房子置地的梦。在北京他给自己和子女置办了两个四合院，也是因祸得福，解放前，就都被我在北京读大学的大姨给变卖了，姥爷后来还气急败坏去找大姨索取过。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大姨和她的革命伴侣在北京办了《鲁迅晚报》，一家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报纸，自然开销巨大，把姥爷的两处房子卖了也不足为奇。甚至《党史》里都记载了创办于一九四五年的《鲁迅晚报》，当然，没有记载这背后的出资人，是个东北县城的老中医——盘根错节的世界，没人知道里面复杂的关系，也无人想知道。
除了想弄清这个消散的家族往事的我。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二舅在这个家里做不了人。本来就被家里当作“纨绔子弟”，多年以来，他在外面做校长，但工资没有一分钱拿回家。我二舅妈和我姥姥抱怨：妈，金鳌的钱，就没见过一分。姥姥劝她：家里也不需要他这个钱，你爸挣钱养家足够了。
他似乎成了家里的某种门面，校长是个体面职业，优游自在的县城公子哥。
那时候的二舅，在我妈妈的印象里，是个穿着长衫天天请同事喝酒吃饭的人，那是一种“习俗人生”，小城的上等餐厅，就那么几间，他们每天醺醺然地出入。这次去磐石，发现小城生活确实有某种清闲富贵之气，东北地区普遍的富足，加上漫长的冬天需要打发，倒是有了种“做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的无所事事的气氛，很多酒宴从上午就开始了。我已经算是能寻觅“安乐窝”的那种人，还是被东北人民早上就开始喝酒的快乐生涯吓了一跳。
县城不大，有几条街基本就是餐厅云集，各种拌菜，特别适合喝酒，叫不出名目的朝鲜族做的咸菜，家家都有几十种，自取模式；现烙的各种饼，猪肉酸菜馅饼、羊肉白菜馅饼、韭菜盒子、葱花饼、小油饼，滋滋地冒油；猪肉的十多种料理，最典型的就是锅包肉和溜肉段；大锅的炖菜咕嘟着气泡……东北的小城真富庶真殷实啊，是那种扎扎实实的食物，都在散发着一种年节的幻象。整个县城的餐馆上午十点多就挤满了人，吃着，喝着，也就是平常夏日的一个早晨。画着眉毛穿着长裙的大姐，大概几个人刚刚跳完广场舞，急急地来吃午饭；从乡下进城办事的农民，开着便宜的三轮车，上面堆满了山货；当然还有无所事事的中年人，像办事员，拿着两杯蜜雪冰城进门，喝完放下，开了瓶白酒，还不到中午十二点。
四舅五舅还是顽皮的小学生，他们跟着我下班的二舅和他的同事们，唱他们俩的儿歌，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不是说他头大，是“冤大头”的大头。
二舅笑着，也不理自己的弟弟们。伪满洲国时期，二舅做了本地小学的校长，民国到了，他还是，东北解放，他依然是，似乎这个校长的身份，就跟定他了。
现在又加上“糊涂东西”的名声。“献宝”行为也并没有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他只是一个不诚实的小业主家的后代，校长的帽子，应该是逐渐远离了，开始了他在东北老家忧患而漫长的普通老师的一生。二舅的孩子，我的表兄王少刚和我说，我爸真正长大，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了，那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家庭有责任，真正变成一个负责任的人。
……
原标题：《一握尘土 | 王恺：离开的，留下的: 舅舅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