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历史反思的错位：转嫁给人伦关系的制度问题
王小帅的新片《地久天长》是一部试图书写中国人与时代的主题宏大的作品，这点从电影的海报也可以窥见一些眉目。电影讲述时代和家庭的关系，目前的官方海报正是一个标准的上世纪末的中国三口之家的合影：父母簇拥着儿子，儿子被高高架在父母头顶之上。这个三角形结构也预示着电影的走向，一旦当至于绝对位置的儿子缺失之后，这个家庭结构也随之倒塌。
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充满纠葛：刘耀军和妻子王丽华与邻居沈英明李海燕不但是工厂同事也是生活上的挚友，他们一同经历过知青的上山下乡，并一同生下了儿子刘星和沈浩。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两家的关系没有改变，时代却悄然发生着变化。丽华的肚子里有了二胎，却让成为副主任的海燕为了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劝说并强制打了胎；丽华因此成了计划生育的先进，而在后来的下岗风潮中，因为是先进早一步下岗。反观海燕一家，英明下海做生意，慢慢发家致富……事情的转变发生在刘星的突然死亡上，两个孩子一起去水库玩耍，回来的却只有沈浩一人。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耀军一家，他们无法面对这份伤痛，更无法面对昔日的朋友，他们选择了背井离乡，从内蒙古逃离到福建。
从这些剧情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得出王小帅导演此次的企图心，《地久天长》不论从体量还是格局都较为宏大，时间跨度更是涵盖了中国变化最巨大的数十年。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能想到的社会变革之于人的改变，那些时代金曲和人的青春一同消逝的感伤，这种题材大约是属于王小帅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据说，这部电影是他继“三线三部曲”之后的“家园三部曲”的第一部。
1.
电影对中国时代变迁的捕捉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地久天长》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讲述了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失去独子的悲剧，以及主人公朋友的悲欢离合。电影不惜生活空间上大做文章，那些属于时代记忆的工厂、筒子楼、单位医院都成为电影的叙事符号，而不厌其烦出现的做饭、吃饭、刷牙、洗脚则是点缀在这些符号中生活场景。
电影在近可能的给予观众当代中国的奇观元素，当年是工厂礼堂里黑压压的千人一面，现在是空荡荡的筒子楼里霓虹闪烁的“按摩”广告牌，据说在柏林电影节上映的版本还有对城市中高大的毛泽东塑像。这些全都构成了一种中国元素的强烈存在感，主人公置身在这些元素之中，他们的面目被这些表意强烈的背景模糊掉了。电影的画面有时候更像是一幅幅摆拍的观念摄影作品，试图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活史。
电影几乎涵盖了我们所能想象的关于上世纪末的标志性时代风潮，电影的人物的作用似乎就是展现这些时代烙印而存在。电影在主线之外植入的那些关于返城知青““83年严打”、下岗、下海、迁徙以及对南方和国外的想象等等的故事和人物像是走马灯似的流转，导演没有对任何一个事件进行深挖，他只是展现这些历史景观，把一个在任何时代都成立的丧子之痛赋予中国特色。
诚然，有人评价《地久天长》几乎是一部绝无仅有的近乎直接的表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弊端的院线电影，电影的言犹未尽有着种种原因。但是，这显然造成了“计划生育”成为了这个电影最大的标签化符号，尤其是在所谓“开放二胎“的今天，我们在一部电影里追溯这段历史，本可以进行更多的言说，也可以把时代中被剥夺的人表现得更加立体，但是显然，电影的创作者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让主人公遭遇更多的事件而不是体现更丰富的含义。
王小帅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以真实的“失独”故事为参考时说道：“我故意不去寻找一个特别的案例，因为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文章，每个家庭遭遇到这种不幸时，精神层面的状态其实都差不多。尽管他们是不同的个体，但是受到打击之后的精神创伤都差不多。”
事实上，这种大而化之的“差不多”正是《地久天长》的问题，电影太想建造一个华丽的历史景观，让我们仅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刻板印象去想象耀军丽云们的遭遇，却缺乏对每一个个体经验的尊重。
我们怎么理解那个时代，往往是通过时代里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情境，这个电影的最大问题在于，只有一个个的冲突矛盾，但往往浅尝辄止。以丽云的朋友美玉为例，她的男友在“严打”因跳黑灯舞被捕入狱，美玉南下广东海南，这两个人物的作用似乎仅仅为了丰富时代背景，成为这个宏大叙事里必要的背景资料而已。
电影中所有人物的情感和性格都像是浇筑好的模型，只要款摆出一个固定的姿态即可。他们只需要做出善良隐忍的姿态，等待命运对自己的审判，他们的确成为了时代变迁中的不如意者和受害者定格下了一副面孔，只是这幅面孔的麻木和呆板让人生疑。
冲突满满的桥段取代了本来留给观众的思考空间，其中的逻辑漏洞全部用温情填补，电影在人伦悲剧和制度悲剧的交织下把我们导向了和解和原谅，这是对历史中每一段真实遭遇的遮蔽和消费。这部电影的人物几乎都没能拥有一个完整的性格，尽管是一部长达三小时的电影，人物的性格依然稀薄，都是单一向度的。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似乎没有带给电影主人公任何改变，他们只是增加了人生的经历，衰老了面庞，改变了环境，这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地久天长》里的丽华就是典型的此类人物，这个人物的性格几乎是被泯灭的，我们几乎看不到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有任何的哪怕是形式上的反抗。电影中的丽华几乎没有太多表情，她的存在基本上是作为丈夫的附庸。丽华对待自己身上的不公从没有任何反抗，她似乎是在丈夫的怂恿下才二次怀孕，又是在海燕的强拉下进行了流产，她默默流泪接受了下岗，也默默流泪承受了丧子之痛。这样一个饱受伤害的女性缺乏一点对命运的行动力，这不是用这个角色的文化程度不高，缺少自觉性就可以解释的，事实上，即使要不要腹中的孩子，或是面对丈夫和他人的情感，她的态度都是模糊不清的，丽云的行事作风似乎已经出离了我们对一般普通女性的理解，她在电影中仅仅完成了一个我们对贤妻良母的想象。
对人物性格塑造的模糊化处理似乎一直是王小帅电影的一个特点。坦率地说，这部电影的主要人物谈不上有什么复杂的性格和转变。他们更多的只是在承受命运的安排，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当然，这似乎正是导演的立意所在，他表现的正是被侮辱和损害的大多数，过去有评论说这样的设置是符合现实逻辑的，这似乎是说当环境的压迫过于严酷，活下来的就只能是这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能为力就是麻木不仁，如果认为民众只能如此，无法无力无能对自己的生活表现一点意见，这似乎有意无视历史真实的个体经验，也无视人性的基本法则，其实是一种创作者的傲慢。
2.
电影一方面揭示某种社会制度结构性的不公正，一方面又将不公转嫁在亲人朋友间的相互关系上。电影看似平淡，但故事冲突的高度戏剧化增加了电影人物遭遇的偶然性，隔离了观众对电影中人感同身受的理解。刘家和沈家的多重纠缠让本可以更有启发性和代表性的时代故事变成了洒狗血一般的个人恩怨。
《地久天长》是通过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巧合推进故事的，从电影的开头两个孩子同年同月同日生开始，这种强行设置的巧合就无处不在。沈刘两家的关系异常要好，危机也在蕴含其中。电影把一个大时代的故事聚焦在两家人的相互亏欠之上，大大削弱了电影的力量。
海燕为了保住主任的位置劝说丽华打胎固然是人性的恶，但是给予她行动正义性的却是更高层面的权力和一种全民的意识形态。参与丽华打胎的不仅海燕一人，强行拉她其医院的同事和医生也参与其中，他们都成为制度恶的一部分。但是电影没就此展开讨论，最终以海燕的忏悔做了这一事件的收尾，这个收尾的落脚点还是在于人的善良之上，似乎有了这样的善良，历史的恶就可以化解，个体的遭遇就可以被原谅。
刘耀军和沈家小妹茉莉的感情线是全片一个无法回避的败笔，这条副线的设置让耀军这个主要人物因为苦难而塑造起的道德优势轰然倒塌。茉莉在工厂实习期间暗恋自己的师傅刘耀军，后来她考上了大学，依然保留了这份情愫。电影并非一开始就讲出这个故事，而是通过多年后茉莉寻找到刘耀军并和他有了一夜情之后展开的。这感情没有得到很好的铺垫，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心态让耀军背叛一直恩爱的妻子，电影没能给出一个令我们信服的理由。
仅仅一夜，茉莉就意外怀孕，虽然即将出国留学，她却执意把孩子生下来。在她的逻辑里这是哥嫂对耀军一家伤害的补偿，自己生的孩子也可以弥补丽华的丧子之痛和不能生育之苦。刘耀军当然拒绝了茉莉的疯狂的想法，电影里的台词是这样的，耀军表示自己是想要孩子，但是想要的仅仅是自己和妻子的孩子。只这一句话，打消了茉莉生下孩子的念头，但是也消弥了耀军这个人物身上的受害者光环。
这次，男主人公面临伦理的困境是要不要接受自己的婚外私生子。当然，他的最终选择看上去是坚守了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为了相守的妻子放弃了这个腹中的孩子，看似保持了道德的高尚，其实是对另一个女性的施害。至此，电影的核心价值观依然保持家庭伦理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家庭伦理其实又毁于男主人公之手。
实际上，而在剧情的设定上，这似乎完成了沈家对刘家亏欠的一点补偿，为日后两家人和解埋下了伏笔。然而，且不谈这样的补偿心理是否合理，不论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偿还兄嫂道德亏欠的茉莉，还是以道德为名拒绝负责的耀军，都没能成为在生活逻辑和道德伦理上立得住的人物。
事实上，用一个孩子去替代失去的孩子并非不是耀军和丽华的选择，只是在这样一部以世俗伦理为故事核心的电影中，耀军夫妇的行为均需要辅助一种道德的力量。一个养子的出现很好地从叙事层面满足这一点。
这对夫妇搬到福建之后收养了一个和刘星颇为相似养子，并让他“扮演”成为星星，用以弥补这对夫妇的情感缺失。可惜的是这个孩子的表现并不如意，他的叛逆让养父母心痛，理由是“无论如何这个孩子不是真的星星”。这个假“刘星”一次次的出走触碰了耀军夫妇的底线，最终他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证离开了养父母。尽管电影着力想把这个部分塑造成耀军夫妇的人生的又一个打击，但是实际上，观众并不难发现这中间施加在养子身上的不公和暴力。
丈夫的出轨和养子的出走加剧了丽华的绝望，她留下遗书，自杀未遂。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所承受的痛苦在电影里表现得非常隐忍，但是显然，同样是受害者的丈夫对丽华的伤害是她选择走场绝路的一个推动力。至此，这对夫妇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但是我们也分不清楚这些苦难的来源。电影越是往后发展，我们越是觉得人物陷入的是命运的巧合和伦理的困境编织的无尽的深渊里。
电影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极端的道德困境下的选择，这固然考验人性的力量，但是削弱了对时代大环境的批判。究竟是制度造成了电影中人的悲剧，还是命运，这在这部电影这里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议题，也让电影里对时代环境书写的意味变得更加暧昧不清。
3.
尽管是一部艺术电影，这部电影同时可以看作是一部家庭伦理剧，其中充斥着戏剧化的苦难和悲情，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冲突和解让电影拥有了多处泪点，但是苦难所堆砌出依旧是苦难，这些来源不同的苦难最终都会被情感的力量消化，这也许是它被批评为更像是一部国产家庭电视剧的原因。
整个影片看下来，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看似用家庭史去书写历史的电影的内在伦理其实构建在男性家长制的家庭范式之中，电影围绕着丧子的矛盾推进，在后代的繁衍和归来中获得和解，甚至可以说本质上体现着一种对传宗接代的宗族社会的价值观。
电影并未把矛盾的核心放在任何制度的不幸上，事实上，打胎事件之后两家的关系依然很紧密，下岗造成的经济差异也没能阻隔两家人的来往。真正的悲剧来自于刘星的意外去世，比起一种普遍性的悲剧，这是一个个体生命遭遇的偶然意外。但是这件事才是耀军夫妇此后生命急转直下的转折点。在这里，耀军夫妇的悲剧被简化为孩子意外死了，却无法通过再生一个来弥补，因此自绝于时代。
电影不断使用闪回和倒叙，将不同时间段人的处境进行演绎，从而形成并置对比的效果，更用这样的方式层层揭开电影结局处布置的“悬念”。而这个悬念就是沈家小儿子最后的忏悔，时隔多年，他终于说出真是自己当年逼着耀军儿子刘星下水，推了他一把才酿成悲剧的隐秘。而再一次的闪回则显示正是在耀军的要求下，两家大人选择了沉默，怕给沈家儿子带来伤害，不再质问刘星之死的真相。
而这样的结局，其实并不出乎意料，可是究竟谁应该为这样的悲剧负责，就真的那么不可以质问吗?电影也并非没有给出答案，电影的结尾是两个家庭因为海燕的早逝重新聚在一起，临终前，海燕对丽华进行了忏悔，弥留时她说：“咱们有钱了，可以生了。”
这句话作为全片的一个高潮，看似感人，其实根本是讽刺。横亘在耀军和丽华的人生中的障碍似乎被简单地化解为生二胎的问题上。何况，当年丽华没有生出肚子里的孩子并不简单用经济条件来解释。这里海燕的忏悔始终是不彻底和错位的，她作为一个具体的施暴者在电影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也获得了朋友的原谅。厚重的历史的最终被这样一句话轻易打发，却把更为本质的问题掩盖了。
在电影现有的格局之下，我们隐隐约约看见《地久天长》对历史的态度，这种态度被人伦悲喜剧包裹着，软化着，最后侵蚀掉。对应每一个时代造成的伤害，电影在每一处设计上都选择了团圆的结局。沈刘两家重修旧好；曾因严打入狱的好友家庭美满；茉莉在国外也成立家庭生了孩子……
刘家在养子归家这个富有象征性的行为中得到生活下去的愿望；沈家这边，儿子生下了新的继承人，“一个带把儿”的。在刘星的坟边，耀军丽云为下一代的出现由衷地高兴，远处荒草萋萋，这里面有种电影没有涉及的残酷。所有的电影人物最终都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圆满，而那些不可挽回的缺失是否可以当前人情的美满来弥补，这是电影没有给我们解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