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天涯童踪（7）：在白人社区，与黑人家庭为邻
编者按：一个四海为家的童年是怎样的体验？来自广州的郭伽5岁跟随父母移居瑞士，然后定居美国。12岁前，他曾在三个大洲六座不同城市生活，学习三种语言，上过七所学校。如今，郭伽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认知科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他讲述斯坦福大学博士生活的《“研”磨记》（The Ph.D. Grind）一书曾引起了国内外博士生的广泛共鸣。而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天涯童踪：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On the Move: An Immigrant Child’s Global Journey）中，他则讲述了自己作为移民孩子的漂泊经历，并以童真视角观察了美国教育、种族、阶层等社会议题。
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郭伽的父母郭南、周敏将此书译成中文，“镜相”栏目经其授权转载译文。译文首发于公众号“启蒙大侠”，版权归作者所有，文字及图片未经原作者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文｜郭伽（Philip Guo）
翻译｜郭南、周敏
编辑｜薛雍乐
他们一家四口十分热情好客，对我感到新鲜好奇，总有问不完的问题，他们十分友善，彬彬有礼，很乐意帮助我们，还经常邀请我上他们家去玩。他们家的摆设是很典型的美国家庭的摆设：客厅里摆着古色古香的家具，墙上挂着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油画，橱柜里摆着讲究的瓷器餐具，桌上和房间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家庭照片。家里还有辆电动的粉红色的芭比娃娃车，可以在屋里开来开去。后院有烧烤炉，休闲桌椅，还有一张摇摆绳床。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任天堂（Nintendo）游戏机。
相比起来，我们家就显得寒酸多了。家里只有两张床，一张沙发，一张饭桌和几张旧凳子，全都是妈妈从旧货店买来的二手家具。外加一台小电视，就这么多了。我们的邻居很关心我们，对我们母子总是有求必应，我们搬到巴市的头半年能顺利地过渡，得益于他们的热心帮助。时至今日，我们离开路州也有十多个年头了，我们仍与他们保持着联系，每年的圣诞节都互相寄送圣诞卡和问候信。
不过，下面要讲的是我们另外一个邻居的故事。
1
半年以后，爸爸也到了巴市，我父母存够了买房子的首付，在离我们这栋租来的房子不远的街区买下一栋房子，实现了美国梦的第一步，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们的新邻居是一对黑人夫妇，泰勒先生和太太，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德，比我大两岁，女孩叫安，比我小两岁。从我们搬到新家，直到我们搬离巴市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跟他们和睦相处，不但成为和谐的邻居，而且成了知心的朋友。
虽然我们很感激从前的邻居对我们的友善和帮助，我却隐约感觉到泰勒夫妇跟从前的邻居有些不一样。我们从前的邻居处处表现出典型的美国南方人的热情好客，不时请我们到家里喝喝茶，吃吃小点心。泰勒夫妇却很实在，接人待物的方式跟从前的邻居不同，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热情和友善。
泰勒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他不时帮我们修理房子，有时我父母不在家，他会照看我。泰勒太太很年青，是州政府的高级职员，她跟我妈妈一样，全职工作。她不像许多南部的白人家庭主妇，整天在家里忙活。
每当泰勒一家人全家出外度假，泰勒先生就会把钥匙交给我，让我负责照看他们的房子，给他们喂金鱼，遛狗，收邮件，拿报纸等等，责任相当的重大。那时我老觉得是我在帮他们的忙，也十分乐意的为他们做点事。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的另一番用心，其实他们是想给我一些机会，通过做这些具体的事情，培养我的责任心。还有，他们从没把我当成小孩，对我像对大人一样，十分信任和放心。
与泰勒一家为邻，应该说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有关融入美国社会的实际知识，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美国。假如我们是与一家白人为邻，也许会体验到南部独特的生活方式，但也许我们不会有这种近距离的亲密无间的体验，我们在路州的四年也许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收获。
应该说，我们从前的白人邻居对我们也同样地十分友好，但我总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他们对我们像对客人一样的客气，我们之间的交往总缺少某种亲密之感，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距离感。我猜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我们有所顾忌，生怕不小心会说错话，做错事。因此跟我们这些新移民打交道，总是小心翼翼。我们和他们之间好像总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双方都不知道如何跨过。还有一些红脖子的老美非常无知，总担心外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就业饭碗。
而我们和泰勒一家就完全没有这种隐形的种族和文化隔阂。可能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两家在这个小区里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家庭——他们是唯一的非洲裔黑人家庭，而我们是唯一的亚裔黄种人家庭。尽管我们的肤色和文化背景不同，一条“少数民族”家庭的纽带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跟泰勒一家讨论种族或文化差异等敏感的问题，我们可以毫无忌讳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无需担心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他们对我们故事听得津津有味，也真诚地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故事。
回想起来，我更加感到他们的真诚和善良。而我们跟从前的白人邻居讨论种族和政治等敏感问题时，就会下意识地要比较小心，有所保留，也许我们之间的确缺少某些共同的生活基础。当然，不管白人黑人，大多数邻居对我们都亲善友好。只可惜，除了泰勒一家，许多邻居的名字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自从我们离开了路州以后，就再也没机会回去看望过这些可爱的邻居们了。
泰勒一家从没有把我们当作外国人来看待，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相处和生活。不过，在学校里我就不得不小心一些。我妈那时老提醒我，要我在同学面前尽量少提我从前的事。当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小心翼翼，不让我告诉同学我在中国和瑞士的经历。
后来我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她是怕别人会有偏见，认为我是外国人，会欺负我，更何况我本来就长得不像其他的小白孩。但如果我少说话，不去提及过去那些独处空屋的事，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自然就会相安无事。我就可以跟其他同学无拘无束地大谈任天堂游戏，快活地在一起玩耍。这样大家也就不会把我看成是异类的新移民。
2
最糟糕的事也不过是个别调皮小白孩的恶作剧：如偶然用双手把眼睛往两边拉开再向上提，扮作小眯眯眼或小吊眼的样子来嘲笑亚裔小孩。还有就是对着亚裔同学不时嗷嗷地怪叫几声，模仿功夫片中李小龙的功夫比划几下。再就是故意歪曲模仿中国人的口音，唱些怪怪的英语顺口溜，如“中国佬，像奶酪”，我到现在还挺纳闷的，中国人怎么会像块奶酪？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时，有些小白孩会突然插在你的后面，大叫一声：“中国式排队”，然后其他小孩一起起哄。这“中国式排队”说法可真是无解的，我到现在还闹不明白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跟排队沾什么边。总之这个说法肯定是带贬义，用来嘲弄东方人的。
不过，这些小孩只是调皮捣蛋而已，没什么恶意，跟种族歧视沾不上边。孩子就是孩子，喜欢小恶作剧。我从来没感到要制止他们，一是没这个必要，二来我也不想把关系搞僵，跟大伙不合群。说真的，我们大家还是很合得来的，我很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友情，要小心翼翼的维持这种和谐的关系。
其实，我们小天才班的白人同学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我另眼相看，对班里的几个黑人同学，他们也一视同仁。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与黑人相处，却显得要更加小心谨慎一些，注意不要不留神说出一些冒犯黑人的话。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要接受历史教育，学习美国历史中的黑奴制度，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以及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平权运动等等。所以谁也不敢轻易地拿黑人开玩笑。
奇怪的是，美国人很少提到欧洲人对亚洲国家殖民主义政策和侵略的历史，也很少提到美国早期白人移民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残酷镇压和剥削的历史，更少提及1882年美国国会针对中国移民所通过并实施的联邦《排华法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把日裔美国人赶进集中营圈禁起来等等对亚裔不公的残酷历史。由于无知，白人小孩对亚裔孩子也就没多少禁忌，可以随意做小眯眯眼和小吊眼，弄点怪声怪气来开玩笑，而从不觉得这样做会冒犯亚裔同学。
我觉得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和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宣扬种族主义或提倡种族隔离已经比较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下意识的隐形而含蓄的玩笑和动作，这些下意识的言行举止仍会在无意识地流露出来。
打个比方，如果两个种族在世界上某个地方长期冲突打仗，我很怀疑任何一个种族的父母会教他们的孩子要无条件地爱护对方种族的孩子。即使大人可能不会公开教育他们的孩子去憎恨对方，甚至会教他们的孩子要学会容忍和大度，但他们十分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把对另一方的敌对和憎恨，通过日常的言谈语吐和举止行为无意中传给了下一代。
这种影响往往是很微妙的，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轻蔑的手势就足以表现这种负面的情感，而小孩子们却很容易能体察到大人种种不经意的信息，不知不觉地中了种族偏见的毒而不自知。
事实上，很多白人都会说他们有不少黑人朋友，跟黑人有很多的交往，但他们很少邀请黑人朋友上门与自己的家人共聚晚餐，也很少去黑人朋友家串门。与泰勒一家为邻，使我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社会知识，因而对美国南部的微妙的种族问题比较敏感。
我跟班上的同学讲我上邻居家串门，从来不必刻意地解释邻居是黑人还是白人，我觉得说明去黑人朋友家玩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就像我从来不用说明我去白人同学家玩一样。强调有黑人朋友或跟黑人朋友交往本身就已经不是平等待人而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了。
我从跟各种各样朋友的交往中学会了如何平等待人，而不仅仅是从学校或电视的说教中理解种族歧视如何违背社会道德。我觉得铲除种族偏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跟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人去打交道、交朋友，把他们当作实实在在的有不同个性的个人，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他们归为白人、黑人或拉美人等等的族群，然后以族群的刻板形象判断个人。
对于我来说，我始终觉得我不是跟一家黑人为邻，我是跟泰勒一家为邻。黑和白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邻居的属性，唯一重要的是他们是很好的邻居和朋友。
我们家和泰勒家相连，后院的两块草地之间虽然有一道低矮的铁丝网作为分界，但那两家相通的那扇小门从不上锁，总是敞开着，两家人随意走动，经常串门。我父母还把家里的一条备用钥匙放在泰勒那里。就算我独处空屋，父母也不那么担心，因为他们知道泰勒先生就在隔壁，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泰勒先生一定会出手相助。他们对泰勒家人对我的关照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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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们的房子位于很好的社区和学区，房子使用面积很大，有200平米，两厅四房。后院很宽敞，有三株百年老树，一个篮球场。我们的房子也保养得很好，干干净净，没有怪味，没有裂缝。我们开的价位也十分合理，不高不低，在两个月之内把房子卖掉，一般不成问题。
难怪爸爸信心十足，要亲自上阵，自己来卖房子。于是，他在前院的草坪上插了一块“房屋自售”的牌子，算好了房子出售的价钱并打印好有关房子的具体信息，就自己做起房地产经纪人了。真是个新移民实用主义的典范。
果然，一开始就有不少人来看房子，有好几家人很快就表示有兴趣，有的还来过两三次。我父母都很兴奋，以为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看房子的人源源不断，但正式还价的人却一个都没有。渐渐地，我父母有些困惑，也有些疲倦了。他们搞不懂为什么许多人兴致勃勃而来，随后就打退堂鼓了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他们从一个看房子的人身上，才终于找到答案，恍然大悟。那人是个机械工人，来过两次看我们的房子，每次他都兴致勃勃，看得很仔细，问了许多问题，并表示很有兴趣要买。他每次来都是接近中午时分，小孩子上学，大人上班，街区邻里基本没有人走动。他对我们家的里里外外的环境，前院后院和面积大小都很满意，价钱也觉得合理。他对妈妈说，还得再来一次，下次来的时候会带上仪器和工具，检查一下我们的空调机和房子电器设施，如果没大问题就会正式还价。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几天后，他果然如约来了。这次他是下午放工以后来的。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和小泰勒们在后院玩，泰勒先生在一旁给儿子修自行车。看房子的人一到后院查看空调机时，妈妈就注意到他的目光往泰勒一家扫了一眼，然后很快就收拾起工具，一言不发地离开后院。
道别时，他仍然像前两次的那样有礼貌地道谢，但对房子的兴趣和热情以及肯定的态度却完全消失了，既没有说再来，也没有说要还价。他后来再也没来过了。
这位买主对我们的房子和环境都十分满意，我们的空调机电器设施也是好端端的。据妈妈的猜测，他的态度大拐弯的原因，很可能是发现了我们的邻居是黑人。这件事使父母联想起当初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也有人曾经友好地提醒过我父母，要我们当心，如果与黑人为邻，日后可能会在卖房子时遇到麻烦。父母那时刚刚进入美国社会，还没意识到种族问题与房地产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种族主义的不良效应，因而也就不以为然了。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种族偏见的影响。
其实前面有几家对房子兴趣浓厚但最后突然改变主意的买主，很可能是因为黑人邻居的缘故。我父母从那位蓝领机械工人见到泰勒家人的反应中，总算搞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多年以前，白人大多聚居在城里，随着黑人的移入，白人逐渐迁移到近郊。在社会学上，这种现象叫“白人逃离”。白人不但不喜欢与黑人为邻，他们连与黑人住在同一个社区也感到不舒服，生怕黑人的移入会致使他们的房产贬值。不幸的是，现实也基本如此。
两个月多过去了，妈妈很快就要到纽约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父母不得不面对现实，把房子交给房地产经纪人来代卖。那位经纪一来，首先建议我们在两家的后院之间筑起一栋两米高的木围墙。他的解释是买家通常喜欢安静，保持隐私，不喜欢跟邻居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其实他在暗示，买家通常不喜欢与黑人为邻。有了高墙，人家就不容易发现邻居是白还是黑，而我们的房子在白人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快地卖出房子，价钱还可能会高些。
虽然建起封闭的高墙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我父母觉得这个建议不仅荒唐，而且带着浓厚的种族偏见色彩，所以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倒不是他们不想要卖高一些价钱，而是他们很痛心地感觉到这种隐形的种族偏见对人格的侮辱和对人性的践踏。人世间，钱的价值是有限的，感情和人性不是钱能衡量出其真正价值的。他们不愿意为了钱就断送了跟泰勒一家的真挚的感情。
我因此很为父母感到自豪，他们的道德情操和纯朴情感，战胜了功利的利己主义。如果有人因为不愿意与泰勒家人为邻，那是他们损失，这是一家多么好的人家啊！我父母很坚定地保留原状，宁愿再等，宁愿降价，也不砌高墙。于是，看房子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人来人往，始终无人愿买。
又过了两个月。老天不负有心人，最终，一位新来任职的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教授买下了我们的房子。我想，他们应该会对房子和邻居都很满意的。
本文选自On the Move: An Immigrant Child’s Global Journey，Philip Jia Guo著，Whittier Publications, Inc.于200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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